作者 中國勞工通訊 寫於 二零二三年

職業病和過勞——貽害無窮的勞工問題

正如在事故中吹噓英勇救援的過程、將事件定性為“個案”等手段可以轉移社會對普遍性勞動安全問題的注意力。數據也可以成為粉飾勞工問題的工具，不得不談的例子是中國在職業病上的統計數據。

官方統計數據表面上顯示出中國在預防職業病方面成績斐然。在2019年的7.75億總勞動人口中，全國共報告各類職業病新病例19428例——這相當於每100名勞動人口中，僅有0.002人染上職業病。相比之下，美國勞工統計局同年的記錄顯示，私營企業共發生超過280萬例非致命性工傷和疾病，相當於每100名全職員工中就有2.8例。我們該如何解釋中美懸殊的數據差異呢？

造成這種差異的最重要原因是，在中國工人的疾病要被正式認定為職業病，過程極其困難，而認定的比例也非常低。首先，工人必須證明自己與特定的雇主有或曾經有正式的僱傭關係，並且感染的疾病與當時工作場所的工作條件直接相關。此外，診斷必須在政府開辦的職業病診斷中心進行。截至2019年，全國只有550間這樣的診斷機構——平均每1400萬工人才有一間。一般來說，診斷機構應與工作場所在相近位置。但這也意味着，如果雇主在當地有一定勢力，可能會迫使診斷機構做出不利於工人的虛假診斷。

渴望呼吸的塵肺病人

塵肺病是中國最嚴重和最常見的職業性呼吸病，是由在勞動中長期吸入生產性粉塵引起的慢性呼吸系統疾病，粉塵長期阻塞肺部並引起炎症和肺組織瀰漫性纖維化。

在2019年國家報告的19428例各類職業病新病例中，職業性塵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統疾病就占約82%，達到15947例。這種疾病最常見於採礦、採石、建築和人工寶石加工行業，工人經常在充滿粉塵的環境中工作，防護裝備很少。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中，塵肺病病例占職業病總數的的比例一直保持在80%至90%左右。

塵肺患者早期會出現類似流感的症狀，包括咳嗽、呼吸困難。隨着疾病逐漸發展到中期、甚至晚期，患者會全身乏力，最終永久失去工作能力。據估計，中國至少有600萬塵肺病工人，這個數字是政府統計數據的十倍。絕大多數情況下，只有在媒體出面揭露或相關維權活動迫使下，工人們才能從地方政府那裡獲得象徵性的補償款或慈善救濟。

湖南耒陽建築農民工深圳維權事件，是塵肺病工人爭取官方承認及賠償的最廣為人知的例子。這些風鑽工在深圳各個建築工地上辛苦工作數十年，為這座城市的摩天大樓和地鐵系統打下了地基。

事件中的工人領袖之一徐志輝曾跟中國勞工通訊負責人韓東方談話，描述了他們每日難堪的工作條件。徐志輝表示：“修建幾十層的高樓，必須向下一直挖到基岩層，鎬頭做不到這件事，我們做的事情就是鑽炮眼，然後裝上炸藥爆破。”爆破完成後，工人們還要用鑽機將大塊岩石鑿碎。

徐志輝描述的這些工作，一般都是在40-50米深的地下進行，爆破井像一個不通風的洞穴，被高壓鑽頭揚起的粉塵會在他們的頭頂翻滾，粉塵很快就會積聚起厚厚的一層，“根本看不到旁邊的人”。

工人們很少能得到安全保護裝備。有時在工地上，他們會分到一個新口罩，但只是做做樣子，沒什麼實際作用，因為老闆和包工頭“只在舊口罩用爛的時候才會給你發一個新口罩”。他和工友們使用的高壓鑽頭本身配備有水管，打鑽時在炮眼底同時送水，將鑿岩粉塵潤濕後化作細泥漿從工地排出。但由於工人們頻繁轉換工地，包工頭認為重複安裝水管浪費時間，決定取消濕鑽法，也不再使用水管。

這些工人從未接受過安全培訓，沒有意識到不當處理粉塵及不穿戴適當防護裝備的危險性。畢竟他們年輕之餘，也迫切需要這份工作來養家糊口，害怕與雇主產生矛盾。徐志輝說：“我們年輕、身體好，不介意吸點灰塵，實際上如果你挑三揀四，老闆會直接開除你。”

到2000年代末，徐志輝和耒陽工友們發現，他們中有數百人患上了塵肺病，一起去深圳打工的老鄉中，15人已經因此死亡。2009年5月，第一批近180名工人回到深圳向原雇主追討醫療和賠償。到達後不久，工人們就到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院尋求正式診斷結果，但由於過去沒有簽訂工作合同作為確鑿證據，醫院始終拒絕確認他們的疾病與工作有關。工人們覺得自己已經別無選擇，只能採取集體行動以爭取權利，2009年6月15日，他們在深圳市政府外舉行示威。

最終，深圳市政府同意與工人進行對話，為工人們提供按日計的體檢津貼，甚至派醫務人員到湖南為無法前往深圳的工人進行身體檢查。然而兩周的時間裡，政府工作人員只肯確認其中17名工人曾在深圳有過勞務關係。為了儘快平息事端，7月29日，政府安排向無法確認職業病補償資格的工人一次性支付人均3萬元的“慈善補助”。

工人們對這種用金錢收買話語權的安排並不滿意，在市政府大樓前舉行了另一場抗議活動。抗議後不久，幾名工人病情加重，其中一名工人徐澤志更因病去世。徐澤志去世前曾經和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作人員見過面。我們親眼目睹了這種疾病對生命的摧殘程度：

他看到我來了，盡力站起來，喉嚨微微動了動，卻說不出話。他已經瘦成皮包骨頭，一陣風就可以把他吹走。

我記得，在那個炎熱的夏日，我緊緊地握着他的手。他不同於其他試圖插話的工人——從頭到尾，他什麼都沒說。不是他不想出聲，張嘴說話已經是他身體不能承受的艱難動作。

2009年8月，由於訴求仍未得到嚴肅回應，工人們決定對深圳市羅湖區衛生局提起行政訴訟。他們指控衛生局行政不作為，未能履行法律義務，執行有關工人健康的法律法規。

八月的這一訴訟成為維權之戰的轉折點。作為回應，深圳市政府修改了補償方案：一次性賠付工人們共約1400萬元人民幣。對於無法確認僱傭關係的工人，一期塵肺病患者賠償7萬元；二期患者10萬元；三期患者13萬元。28名已確認僱傭關係工人的賠償金額為上述工人的兩倍。

但故事到這裡還遠遠沒有結束。拿到賠償三年後，中央電視台《新聞1+1》攝製組到湖南耒陽老家走訪了這群工人，發現大部分人在還清債務後還需持續治療塵肺病，賠償金所剩無幾。記者採訪了一名終日靠氧氣機度日的農民工，他的妻子身患疾病，不能外出打工，而子女都還未成年。這名工人這樣描述他們正面臨的生活困境：

賠償款我都花的都差不多了，現在都不知道該怎麼辦。現在我反正是沒有什麼心願，反正我們是活一天算一天。. . . 藥費，我們這是做了一個估算，最低的統計，大概用最便宜的藥，最少每個月要花100塊錢，而住院的費用，如果你由塵肺病引發了併發症，那麼可能每個月還要再交出一千多塊錢。但是如果說你採用了在塵肺病的治療當中最有效、最好的洗肺的方法，那麼一次還要花一萬。剛才我們所看到的一次性的賠償到底夠不夠用？顯而易見，是不夠用的。

自2009年起陸續來到深圳打工的約十年時間裡，湖南耒陽已經有40多名工人死於塵肺病，包括維權領袖徐志輝。2018年1月，大約200名耒陽農民工及家屬再次來到深圳上訪，要求政府以更長期的方式解決他們的困難。在深圳一群公民記者和勞工維權人士的幫助下，他們進行了長達一年的抗爭，在這期間他們持續遭受當局的騷擾和恫嚇，最終市政府做出讓步並承諾提供長期經濟補償方案，包括支付農民工們後續的醫療費用、提供微薄的月收入補貼。

然而，在這次抗爭成功後不久，幫助塵肺病工人維權的勞工資訊自媒體《新生代》的三名工作人員，柯成兵、危志立和楊鄭君就被警方抓捕，並被單獨關押了幾個月。2013年，三人共同創立了獨立的在線新聞平台《新生代》，使命是“促進經濟民主，維護勞工價值和建立公正的社會”。

對於所有涉事工人及家屬來說，職業病索償都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雖然最終事情算是得以解決，但能像耒陽工人這樣幸運的職業病患者非常少，更嚴重、更系統性的職業病問題在社會中普遍存在，且難以解決。此外，工人們還一直面臨着當局的騷擾和壓迫，這無疑令勞工維權雪上加霜，也無助於解決問題。

如果說現時中國工人的塵肺病患病情況略有減少，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那些更加宏觀的經濟變化。如今，中國許多引發塵肺病的高粉塵行業已經倒閉，而部分從事這些行業的企業，也亡羊補牢般採用了一些抑制粉塵排放的廉價保護裝置措施來保障工人安全。

有建築工人2021年4月接受中國勞工通訊採訪時表示，過去十年建築工地揚塵控制措施有所改進，例如有裝置自動監測空氣中PM2.5的濃度。但這些措施的出發點，更多是為了控制城市的污染水平，而不是保障工人的安全。國內主要城市的粉塵控制措施較為嚴格，小城市及農村地區的標準仍然非常寬鬆。

與此同時，還有數百萬倖存的塵肺病患者及家屬在等待政府對病情做工傷認定期望獲得合理的賠償。大多數情況下，需要為工人提供財政支援的是他們貧困農村家鄉的地方政府，而不是他們所工作的城市。但是這些農村政府通常位於經濟欠發達地區，財力有限，很難提供救濟。

對於政府，更嚴峻的問題是職業病索賠以及隨之而來的維權行動，這會帶來高昂的財政和政治成本，地方政府和工人之間像是一直在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地方官員擔心來自上級的壓力，通常更關心如何維護社會穩定，而不是為工人提供真正的幫助。正如報告第七章中工人張江棟的案例，他的孩子在返回湖北時，被當地的“特別工作組”攔截，當局部署了大量的安保人員來監視工人和維權人士，以確保公眾對此事不知情、工人不給社會添亂。而這些成本為什麼不可以用來進行早期的協商和賠償呢？更何況職業病造成的貧困也同樣影響中共的扶貧大計。長遠來看，政府不可能永遠像鴕鳥一樣自欺欺人的把頭埋起來，因為官方不僅是要應對塵肺病，還包括政府《職業病分類和目錄》上的一系列其他疾病的維權。

對於積重難返的塵肺病問題，我們認為首先，政府必須對塵肺病問題進行全國普查，以評估受影響者的數量和具體需求；第二，必須調整法律認定，無論僱傭關係是否存在，都要將所有塵肺病患者定性為職業病患者，從而在法律層面消除補償不均的理賠障礙。因為事實是，除了工作之外沒有其他方式可以感染塵肺病；第三，政府必須建立由中央管理的國家損害賠償保險基金制度，為患者支付所有必要的醫療費用及基本生活費用；最後，政府必須採取一系列措施來預防塵肺病，包括對高粉塵行業徵稅、為農民工提供更好的工作環境，也需要讓工會和工人更多地參與其中，定期監測工作條件以確保合規性。

歸根結底，提出這些措施是希望中央政府敢於承擔責任，而不是不顧後果、利潤至上，以犧牲工人安全為代價來鼓勵經濟增長。

被有毒物質包圍的工作場所

工業設施及工廠的工人面臨的另一種常見危險，是接觸有毒氣體或有毒化學品。一個備受關注的案例發生於2010年，在蘇州一家生產iPhone和其他科技產品的工廠，數十名工人因長期以正己烷代替酒精清潔屏幕，導致神經性中毒。中毒後工人出現頭暈、頭痛、體虛和四肢疼痛情況，至少有62名工人需要就醫。有幾名工人受到更嚴重的影響，不得不住院數月。

對於維修和維護工人來說，化學品暴露也一直是工作中面臨的風險。工人們通常要在下水道般狹窄、通風不良的空間中工作，而這些地方積聚着許多有毒氣體。中國勞工通訊的安全事故地圖上記錄了許多這樣的案例。例如，2016年4月，廣東省惠州市一家公司承包了污水池抽淤作業後，派遣了一個三人團隊前往施工。團隊在地下遇到有毒氣體侵襲，1名工人在污水池底部暈倒，2名工人先後下井施救時不幸遇難，造成3人死亡事故。最初的媒體報道稱，當地官員對此案給予“高度重視”、“事故原因正在進一步調查中”，但再沒有跟進任何後續情況或出台任何相關安全措施。2019年4月，河南省洛陽市幾乎發生了一起完全相同的事故，3名工人到深約5米的下水道里疏通下水道，沼氣中毒昏迷後被困井下。

在這兩起煤氣中毒事件中，工人們顯然沒有意識到他們正面臨的風險，也缺乏所需的防護設備。而且，儘管與塵肺病等症狀形成所需的數年時間相比，中毒的反應更為直接，但將症狀與工作場所聯繫起來整理出證據，並申請工傷認定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明顯，前線工人需要就安全問題進行溝通培訓，而為了防止同類悲劇重複發生，中國勞工通訊建議通過企業或行業工會的形式對工人進行培訓，這是一個在現行體制下可行且容易操作的解決方案。

“狼性文化”中筋疲力盡的社畜

隨着中國經濟從傳統的製造業向服務業轉型，新興的數字經濟逐漸占據主導地位，隨之而來的是，其從業者面臨的職業健康與安全威脅形態的改變。“過勞”便是今年經常被提及的詞彙，因為因過度疲勞所引發的身心健康問題在中國已經屢見不鮮。

1990年代開始，隨着中國製造業蓬勃發展，供不應求的出口訂單讓工廠工人不得不超時加班滿足需求，導致疲憊和身體重複性勞損，自然也就更容易發生工傷事故。近年來的加班問題則集中在了快速增長的服務業和科技行業中，也就是“996文化”。這種由科技巨頭倡導的犧牲文化給從業者帶來巨大的壓力。

2020年年底，西貝餐飲創始人、董事長賈國龍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715工作制”等內容，稱員工應該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5小時。這番言論讓許多國民感到憤怒，一位網民在社交媒體上回應指，賈國龍這樣的老闆試圖“利用法律漏洞壓迫弱者”；還有人哀嘆“貪婪資本家”的回歸。

國內職場如今面臨着日益嚴重的工作疲勞問題。招聘網站智聯招聘2018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約85%的白領不得不超時工作，逾45%的白領表示每周加班時間超過10小時，而法律規定每月的加班時間不超過36小時。工人為工作付出的健康成本越來越大，在中國，每年有約54萬人心臟性猝死，專家認為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當下年輕人工作壓力較大。隨着工作壓力的增加，年輕勞工死於心臟病的頻率也越來越高。

中國有關“過勞死”的統計數據很少，而且通常不完整，但近年來有一些估算數據表明，我國每年“過勞死”的人數約60萬人。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術研究論文提及，因過度工作而死亡的醫生人數顯著增加，尤其以心臟病發作和腦出血為多。

儘管民間的批評聲一波接一波，但廣大勞工在現實中仍然疲憊不堪，不可避免地要長期過勞工作。2021年的政協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李國華罕有地點名批評“996”工作文化，他指出當前我國996問題出於“企業失控、監管失序、工會失靈”的狀態，呼籲重視對“996”、大小周問題的監管。李國華發言之後，“對996工作制進行監管”馬上成為網絡熱門話題，衝上微博熱搜榜首。

令人震驚的事件還在不斷發生，讓全社會再次將目光聚焦在致命的過勞問題。2020年12月29日，賈國龍微博中“我們是‘715、白加黑、夜總會’（即每周7天，每天工作15小時，白天加晚上，夜裡還總開會）”的說法言猶在耳，同日凌晨1點半左右，在中國電商巨頭拼多多工作的一名張姓女員工，在與同事下班回家的路上突然腹痛暈倒，被緊急送往附近的醫院搶救，6小時後不治身亡，年僅22歲。——國內科技行業競爭激烈，勞工過度承受的壓力最終會轉化為對生命的威脅。

一些人發起了“996.ICU”運動，這個名字內既包含臭名昭著的“996文化”，也包含“重症監護室”的英文縮寫ICU——過度勞累的程序員生病後會住進ICU搶救，已經成為業內共識。該運動呼籲發起“996公司黑名單”，號召大家提交證據，列出那些強迫加班或有虐待性工作文化的公司；此外，還建議將“反996許可證”兼容進各個開源項目的授權協議，違反勞動法的公司將不得使用許可證下的軟件或代碼。

這場運動吸引了國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然而它對科技公司加班文化的改變仍然有限，高層們似乎對員工過勞工作的健康擔憂不屑一顧。就在這些公司因“996.ICU”運動而備受批評之際，阿里巴巴創始人馬雲在一次內部交流中稱，“今天中國BAT（百度、阿里、騰訊）這些公司能夠996，我認為是我們這些人修來的福報”，“我請問大家，你不付出超越別人的努力和時間，你怎麼能夠實現你想要的成功？”

雖然拿着相對體面的薪金，但是中國年輕的科技工作者卻並沒有獲得體面的生活，並不得不在過勞的陰影下提心弔膽，不定期的裁員也令他們難以有長期而穩定的生活計劃。雖然那些“創業神話”早已被赤裸裸的現實戳破，但他們往往仍要在“狼性文化”的公司裡面忍氣吞聲。當然，資本並非剝奪中國工人正常休息權利的唯一驅動，中共的“勞模文化”同樣“有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