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中國的制度，近80年前的兩次著名對話至今耐人尋味。

第一次是1945年7月，黃炎培、章伯鈞、傅斯年等國民參政員受中共之邀參觀延安期間，7月4日在窯洞裡上演的那場著名的“窯洞對”。

黃炎培設問：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親眼所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屈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得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

毛澤東對之：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第二次並不太為人們所知，那是1945年9月毛澤東受蔣介石之邀赴重慶談判期間，路透社記者甘貝爾以書面形式向毛澤東提問，內容涉及日本投降後國共雙方在政治、軍事方面的主要分歧。

其中的第十問是：中共如何闡述“自由民主中國”的概念及界限？

毛澤東答之：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以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一時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到了延安。

只是，近80年過去了，愈來愈多的人強烈地感到：中國依舊沒能跳出這“周期律”，反倒顯現出低水平的輪迴。

為什麼？

這是一個始終困擾着國人的大問題。

作家吳思將其根本原因歸結於：小農經濟的基礎無法改變，故而不能形成衝出農業文明的力量，所以既不能解決人口與資源關係的長期性問題，也不能形成構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會力量，從而解決統治集團墮落的周期性問題。

對此，存疑者問：美國曾經也是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國家，緣何卻沒有墜入如中國那樣的“周期律”呢？

問得好！

有人回答，是制度使然。因為他們有一個“近乎完美”的、建立於程序公正基礎上的制度。

的確，早在235年前的1787年，由美國國父們所搭建的制度框架運行至今，已經被證明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它造就了美國的強大。

然而，倘若我們繼續追問：國父們是根據什麼建立了這樣的制度？他們的智慧又從何而來？

這裡試着做一延伸探討。

竊以為，美國與中國存在的根本不同，最主要有二：一是新教信仰；二是地緣歷史。

具體說就是：1）由基督信仰、新教倫理引導下的資本主義發展和曾經的主流文化；2）由歐洲海洋文化所造就的地理歷史淵源。

美國的制度架構，與其建國之前及之初所具有的信仰與文明基礎大有關係。

談到信仰，成長於中國大陸的兩代人，包括如我等這樣的50後、60後，都經歷過一次盲目的信仰。說它“盲目”，是因為信仰並非源自個體的深思熟慮，更談不上對所信之物的起碼了解。請問：當我們從小就立志要做“共產主義接班人”時，有誰真正讀過馬恩著作？又有誰知道法國大革命、歐洲“烏托邦”以及社會、經濟、哲學論戰的由來？

那時，我們聽到的是對未來的最美好許諾，我們相信“聖主明君”，期盼着盡善盡美的社會制度：我們的政府無所不能，我們享有全世界最充分的福利，我們生活在一個令所有人羨慕的平等社會。當“偉大領袖”發起每個人靈魂深處的革命、藉以徹底改造人的思想和人性時，我們真誠地相信、擁護和配合，虔誠地每天進行着“鬥私批修”，“狠斗自己靈魂深處的‘私字’一閃念”……

記得“文革”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毛主席語錄”，據說是毛老人家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中的一段話，他把馬克思主義簡單歸納成了一句話：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簡單嗎？就這麼簡單！

彼時，語錄歌不脛而走，響徹神州大地，相信那一代人會唱這首語錄歌不在少數。

可是現如今呢？造反？你造個反試試？

隨着時代的演進與個人的成長，也隨着閱讀日趨廣泛深入，還有“改開”後走出國門時的瞬間開朗，你終於痛苦地發現：曾經以為無比正確的歷史和引為自豪的教育，幾乎全被史實與真相徹底顛覆，那些“與生俱來”的信仰其實只是灌輸的結果，完全不得要領；那些所謂的“聖人”、“偉光正”與“完美”的英雄，更是壓根就不存在……

當年的“烏托邦”理想國的衝動，其實一直深埋於古往今來的人性之中，它或許會永遠伴隨着人類社會。只是，古今中外的所有實踐，全部都以失敗告終！

從此，對原有“信仰”的篤信一點點褪去，最終蕩然無存，而“信仰”的根基更是在剎那間轟然塌陷！

從未有過的沮喪！從未經歷過的巨大挫折！那大病初癒的後遺症至今仍駐留在身體的每個細胞內，一時間難以退去。

失敗的信仰所帶來的嚴重後果首先就是——逆反。一種被強迫、被欺騙後的強烈逆反！就像是小時候在幼兒園的一次痛苦經歷：

記得在3歲上小小班時，一次，幼兒園的阿姨給我餵飯，是紅燒肉。我已經飽得吃不下去了，懇求阿姨說“不想吃了”。但阿姨說：“不許剩！浪費就是犯罪！”於是不斷地餵下去，結果最後忍不住嘔吐，將之前所有吃進去的東西盡數吐出……從此再也見不得豬肉，一見到就會條件反射般地想吐。

這當然不是紅燒肉的錯，更不意味着真信仰荒謬。

儘管許多人出於不了解或曲解，對基督信仰頗有微詞甚至強烈排斥，但一個必須承認的事實是：它曾經是美國主流文化的根基，美國當年的制度框架完全是基於《聖經》的原則，而那些美國的“國父”們，正是在上帝的庇護下汲取智慧，完成了當時讓人難以置信的制度性創建！這一切都是基於：

上帝創造的人，生而平等；

在造物主眼中，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有用的；

人，擁有自由的天性；

又因為人皆有罪，人性趨惡，所以必須對掌握權力的政府保持充分的警惕，必須對掌握權力的人加以制衡，以防止他們作惡；

而尊敬父母、要有愛心、不可說謊、不可偷盜、不可姦淫、不可謀殺與不可貪戀別人的東西等普世價值，更是直接來源於聖經十誡。

……

說到正義和道德的相對性，那只是指來自人的正義和道德。而出自上帝的公義與審判，則是絕對的。

正是因為信仰，人們才有底線，才會心存敬畏，小心翼翼，所謂“人在做，天在看”，見到弱者才會心存憐憫，幹壞事時才會內心恐懼，沒有平安……

豈不見《聖經—羅馬書》12:19說：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着：“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說到地緣歷史特徵，中國與美國更有着諸多差異。

美國的文化脫胎於歐洲，從根本上說是公元16世紀“宗教改革”與“大航海時代”的延續。倘若進一步溯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古希臘時代的雅典。說美國僅有200多年的歷史是一種淺薄的認識。

有史學家認為，擁有自由城邦和繁榮商業的雅典最終戰勝了代表農業文明的斯巴達，這並非偶然。因為文明不是由人類自身所設計出來的，比如“理想國”等。歷史已經證明：文明的火種源於自由的思想市場，良善的法律出自社會習俗和人與人之間利益的衝突，而人類的思辨更依賴於個體的交流、合作與競爭。

當然這其中也包含着醜陋的一面，那就是“重商主義”背景下的海外擴張、殖民與掠奪！

相反，封閉保守的重農抑商，事實上抑制了文明的發展。

只可惜，人的誤區正在於：將有限與無限、相對與絕對、真相與真理、人與上帝混為一談。

於是便有了“人定勝天”！

大躍進中那首膾炙人口的詩歌時這樣說的：

天上沒有玉皇

地上沒有龍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龍王

喝令三山五嶺開道

我來了！

何等豪邁，又何等荒唐。

話音未落，便迎來了席捲全國的三年大饑荒！

一旦人把自己當成上帝，一切就都起了變化，變得面目全非。

正因如此，中國與美國的共同點便被巨大的差異所遮蓋，其本質是信仰與價值觀的對立。

也正因為存在上述如此之大的差異，美國才沒有跳入制度“周期律”的限制，而中國卻始終受困於那該死的“周期律”！

當然不僅僅是中國深陷其中，當今的世界也在同時挑戰着美國的底線與傳統。

隨着信仰逐漸從美國的主流文化中淡出，愈演愈烈的各種思潮令否定一切的極端自由主義甚囂塵上。而在文化多元的背景下，不同族群、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移民與難民的大量湧入，更是考驗着美國立國時賴以支撐的傳統基石。

試想如果換在今天，以當今美國的現狀，當年那些美國“國父們”縱使有“三頭六臂”，恐怕也創建不出那個相對完美的制度框架來。

這就是拋棄信仰、極端否定傳統、任由多元文化野蠻生長的必然結果。

多元，不能沒有基礎，否則美國就不再是美國。

只有在提倡文化多元，但又不失其信仰基礎和價值觀底線的情形下，社會的凝聚力才會重新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