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讀者網（Creaders.net）網友高瞻來稿：

本文寫於2018年3月18日李敖辭世不久，特在李敖五周年祭日前重發，以再志追念。五年來，李敖未能“歸骨於崑崙之西”，而家國喪亂，至今只餘一片浩瀚、荒涼與死寂。在這浩瀚、荒涼與死寂之中，我回首五度經年，皆“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連當初行文，亦難改一字亦！

能寫出這樣的標題，在十三年前的我是不可想象的。那時的李敖於我，是讓萬古長夜變得有意義的聖雄，是“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的精神源泉，是尼采讓你瞧的那個光芒萬丈、無堅不摧的金銅仙人。這樣的半人半神，凡夫俗子即使想，也是沒有資格、沒有機會為他辯護和替他討還公道的。改變，來自十三年前那個秋天的“神州之旅”。

今天，本以為永恆存在的李敖走了。在他走後的一片悼念和追憶聲外，還有即使在那個改變之後我仍然無法想到的為數眾多的貶低和聲討。

我閱其犖犖大者，發現迫不及待地對李敖鞭屍戮骨也好、落井下石也好、污言穢語也好，大陸人竟然占了九成。按說從來牆內開花牆外香，李敖在台灣扒糞、刨墳掘墓、掀翻水肥車地罵人幾十年，儘管他聰明地讓自己不斷人財路，但那種不留分寸的從大頭罵到小頭、從宗室罵到外戚，必定會讓無數人視作奇恥大辱、沒齒不忘。然而，當李敖今天終於安靜緘默、再無反擊能力的時候，整個台灣卻沒有對他離去的幸災樂禍和出言不遜；不論朝野，聽到的都是暖語溫情。所有的刻毒、怨艾和暴戾全部來自他早已喪失原則地偏之袒之的大陸同胞。大陸人為台灣這樣亂出頭，真令人啼笑皆非。如此荒誕詭繆，不值得費力解讀，一個簡單卻不失切中要害的結論是：一切源於台灣文明、祥和、溫煦、人性、講信修睦、法治加禮儀的社會環境和大陸叢林三觀的區別。

我進一步抽絲髮微地發現，大陸人對李敖的怨毒、語言暴力和人身攻擊，大多數居然都是起因於他對大陸不加掩飾的一味讚美和對台灣沒完沒了、無止無休的矮化與責難。

作為一個內心至今依然對李敖充滿私心偏愛，卻又堅持真相、恪守公理的人，我是該喜還是該悲呢？我將怎樣為李敖辯護、怎樣又能算還他公道呢？

對我來說，即便拋開感情，僅從理性角度找出理據來也並不難。

至少有三點公道，是必須還給李敖的。

第一、那些津津樂道地用王朔與李敖對話的段子來挖苦李敖的人們，應該換個角度想一想：李敖究竟有什麼理由不敢批評大陸呢？他即使批評的狗血淋漓，大陸又能奈他何？是不是一個強者和勇士，不看他是否去觸動了一個對自己無能為力的政權，而看他是否敢於觸犯一個有能力對自己生殺予奪的政府。從這個角度看，李敖批不批評大陸，都不會掩蓋他頂天立地英雄的奪目光芒。

再想一想，李敖不批評大陸，怎麼就不可能是出自他的真誠信念呢？不錯，信念有是非、有善惡、有對錯，但在信念之上，還有更高的人格和道德。如果信念不是出於私利，不是出於投機，不是口是心非，不是羊頭狗肉，不是沽名釣譽，不是欺世自肥，不是如當今國民黨一眾權貴那樣用媚共來大發橫財，那麼即使堅持錯的信念也值得尊重、也無損一個人的人格和道德，即便他是敵人也仍然是一個值得尊敬的敵人。在四人幫當道、文革肆虐時對江青和張春橋恨的牙根痒痒的我生於宣統初年、一字不識的老奶奶，自從兩案審判之後，就對兩人佩服的再無一句不敬之語。

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可貴的是對他念茲在茲、生他養他的土地上的醜惡進行無畏、勇敢、無情、豪不妥協的批判，而不是對與他並不休戚相關的遠方壤域的指手畫腳、義憤填膺——如果顛倒過來，就是譁眾取寵、投機取巧和對自己使命的放棄；如果顛倒過來，大陸無數鞭撻起美國來氣壯山河的“專家”們，人人都有入圍諾貝爾和平獎的資格。

我不同意李敖晚年已成為一個變質的鬥士的說法：李敖不批評大 陸，李敖思想的左傾，從青年起就一以貫之，並非夕陽紅。當年他自由主義的鎧甲內，未必不抱着共產革命的禍心。幸運的是台灣當時的情勢和有胡適、雷震、殷海光這批人，加上金三胖爺爺的助力，讓他的反抗精神只能沿着做學問和自由主義的方向尋找出口。如果命運真的像他嚮往的那樣讓他早生三十年，他未必不會變成另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張國燾、康生。另一方面，儘量用好話奉迎大陸，竭力避免批評和話題的敏感，是台灣所有公眾人物的共性和共識，自馬英九起概莫能外，為什麼我們唯獨要苛責李敖呢？

即使退一步說，李敖在舉島滔滔都不喜歡大陸的情勢下，偏偏反島道而行之，非要和大眾對着幹，非要獨往獨來，非要雖千萬人吾往矣，這不過也只是他執拗好勝的個性和“為反對而反對”的知識分子本分使然，又有什麼大過呢？

我突然在想，怨怪李敖的那些人，究竟有多少不是懷着“自己縮頭，但惱怒別人不替自己伸頭”的心理呢？

第二，每個貶損李敖的人都會反覆提到，李敖無視國民黨的變化和台灣的進步，始終耿耿於懷個人曾經的際遇和恩怨，沒完沒了地清算和秋後算賬，太不與時俱進、太鼠肚雞腸和格局狹隘了。

不管我們今天如何認定蔣介石的價值、英明和豐功偉績，但在對待李敖一事上，他就是錯了，這連他的後代也心悅誠服。既然錯了，為什麼受害者就必須原諒才對呢？有人願意用真相換和解，有人牢記不忘全都不放過；有人發自內心團結一致向前看，有人挨個報復一個也不能少；有人相信被黨迫害就如同被父母錯怪，有人從此決絕苦戀去國離鄉再無歸路；這是選擇的不同，沒有高下之分。李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憑什麼就得寬容大度、既往不咎？其實，我們所有人，哪個會真的原諒和忘記一個人、一個組織對自己曾經的身心塗炭呢？真正經歷過刻骨折磨、傷害和痛苦的人是永遠不會忘記和原諒的。那些顧全大局、不計前嫌的人，或者是心懷叵測、“巧言令色、鮮以仁矣”，或者是鋼鐵製造的特殊材料——但卻沒有人味。

哥穆爾卡還是誰說過：我們這一代人是在布拉格之春和蘇軍入侵捷克的年代中成長起來的，那種記憶和烙印永生不會褪去。東歐人民對青春的記憶不會忘記、不會抹殺，李敖對青春的烙印就理所當然應該忘記和抹殺，這不是和當年中宣部指責“傷痕文學”一樣強人所難嗎？

金泳三當選總統後，韓國法院先後判決全斗煥、盧泰愚兩任前總統無期徒刑。不久，在金大中建議下金泳三特赦了二人。這種故意演給世人看的“捉放曹”，看似勞民傷財、多此一舉，實則意義非凡。沒有特赦，就沒有民族的和解和國家的進步，就仍舊是以暴易暴的惡性老路；不判死刑，就沒有正義的昭彰和公理的宣示，就不能懲戒罪惡、牢記歷史、醒示來人、警告後世蠢蠢欲動者。國民黨沒有歷經這樣一個過程已經是幸運了，李敖後來的糾纏不休，由此就有了法律最高審判和終審判決的價值與意義。

其實，指斥李敖為人刻薄的本身就是連樹不見林。對具體的人，包括哪些直接參與封殺、迫害和暴行的當事人，李敖早就一一原諒、加以和解了，從彭孟緝、許歷農到宋楚瑜，更別說那些等而下之的打手、鷹爪、捕快、衙役和獄吏了。雖然不見李敖談起過“平庸的惡”，但他對惡小人物的溫和和與人為善是非常顯著的。李敖到死也不放過的，是作為一個政黨的國民黨，是國民黨中一眾不肯徹底洗心革面的大員們。對一個政黨、一個政客永遠都不能相信、永遠都不能給好臉，永遠都要監督、鞭笞和呵斥，正是西方政治文化的基本信條。再其實，即便對國民黨的態度，李敖也早在內心裡完成了轉變：對他來說國民黨已經不再是禍國殃民的了。再再其實，仍然不依不饒、不屈不撓地認定國民黨依舊在禍國殃民的另有其人，就是那批高舉太陽花、衝擊立法院的新一代反叛青年們。

最後，我不認同說在國民黨質變、台灣完成民主進程之後，李敖就失去了目標和方向。如果這種說法成立，那世界上根本就不會有勃蘭特羅素和讓保羅薩特了。林語堂寫他初到法國，看見那些青春美麗的女大學生們的行為十分不，心想以中國人的目光，她們的國家那麼富足，她們的社會那麼公平，她們的生命那麼自由，她們的前程那麼光明，為什麼她們還要動不動就去上街、去抗議、去遊行、去示威呢？後來他終於明白了：因為她們不滿足，她們想要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女大學生都如此，更別說一個知識分子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最大價值，就在於不論身在何時都能有一雙火眼金睛去洞察身邊周圍的假惡丑，就在於他心中燃燒着對周遭萬象永不停歇、持續批判的激情。李敖對國民黨的窮追不捨，類似於魯迅的痛打落水狗；而孤獨和極端，是一切偉大先知的共性。

況且，李敖罵國民黨不爭氣，現在月刊越對，共產黨其實並不愛聽，所以，那些不滿李敖罵共產黨的，又有多少實際上是和共產黨站在了一個立場上。

當然，我不否認李敖的言行也確有授人以柄之處，一個顯著的例子是，他幾次引贊鄧小平嘲諷“傷痕文學”作者們的話：“哭哭啼啼，沒出息”；但他卻同樣、或者更有甚之地對自己過去的傷痛念念不忘、喋喋不休。但是，就連應該有“無產階級政治家偉大胸襟”的鄧小平本人，不也是一邊挖苦別人、要求別人“團結一致”，一邊縱容自己“忘記過去就等於背叛”、對所有文革中失身從賊的“三種人”揪住不妨、一遍又一遍的秋後算賬，一點也不“向前看”嗎？對鄧小平沒人批評，都在網開一面，卻獨獨不放過不是政治家也不需要優容體懷、天下歸心的李敖，這不是典型的專揀軟柿子捏的窩裡橫行為嗎？

第三，也是最後，那些無法原諒李敖沒有批評大陸的人們，永遠不要忘了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李敖從沒有在共產黨大陸生活的經歷，他沒有切膚之痛。這不是他的錯。

李敖一次次回憶起童年在北京街頭看到日本人騎着高頭大馬招搖而過的畫面，那副情景讓他刻骨銘心，也伴隨了他的一生。在他的意識里，一個政府，只要能保證國家不再受外國人欺負，其他一切都可以接受。我們的童年沒有李敖這種經歷，就如同他的童年裡沒有聽到過疾馳軍車的擴音器在北京街頭髮出的驅趕豬狗一般的刺耳呵斥聲。李敖的成年也沒有我們那種見識，就如同我們有幸沒有看到過李敖或許曾看到過的三十年代上海租界花園外“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標誌、卻不幸目睹了八十年代北戴河“外賓專用海灘”的政府管理人員一邊毆打誤入其中的遊人、一邊高喊“這裡不許中國人進”的景象。

李敖和我們是在兩個框架內思考，是在兩個時代裡掙扎，我們無法用同一個標準彼此要求。對我們來說，同胞前耀武揚威的可恥與罪惡，要遠大於異族間的飛揚跋扈。因此，我們的渴望與心酸，李敖難以體會和理解。我們絕不會錯，但錯也不是李敖的。在我們反感李敖指教我們的同時，也不該反過來過高要求對方。如果一味把過錯推給李敖，就等於替真正的罪人洗白。

十三年前那個濃重深秋的好幾天裡，每到晚上，我獨坐燈下，目光掃過網上鋪天蓋地的“神州之旅”，心思澎拜、心潮洶湧、心意難平。怎麼成了這樣？怎麼他成了這樣？我無法接受我看到的許多事，我無法接受李敖坐在一長列甲A奧迪里在北京大街上風馳電掣呼嘯而過卻坦然而受，我無法接受掛着警備牌子的開道車在北大校園裡橫衝直撞雞飛狗跳而他在其後甘之如飴，我無法接受北大辦公樓前潮水一般湧向李敖的大學生被保安和便衣毆打辱罵但他在咫尺之外視而不見，我無法接受天安門上驅趕媒體的團團西裝墨鏡，我無法接受紫禁城為他關閉清場，我無法接受曹景行在電視上狂呼：“李敖在北京的經歷告訴人們，在這個新媒體時代每一個人通過個人奮鬥加上營銷的方法，就都可以錦衣還鄉、光宗耀祖！”李敖是戰士、是烈士、是殉道者、是真正實踐了“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時髦不能動”的大丈夫，是古今第一完人。即便他成了伏爾泰，凱旋迴國時也只有人民配得上為他歡呼和加冕。這樣一個人，卻被市儈劉長樂生生毀壞成了一個“副國級”，這何等可恥！那樣的人在歷史長河中如過江之鯉、與泥沙俱下，而李敖，本應是彪炳萬古、獨邁千秋的。

正像錢鍾書說的，我們這一代普遍幼教不良，早年沒福氣讀安徒生和格林童話，是看着《水滸》、《隋唐》、《七俠五義》這種有害讀物長大的，所以都如列寧妻子說的“即便到了共產主義，兒童心裡也全有強盜情結”。因此1985年春天，當年北大一個乖乖虎加體制內好青年的我，在一篇《柏楊與李敖》的講座稿里偶然看到兩行字：“在台灣有一個比柏楊更勇敢的人，他叫李敖，自稱‘思想叢林裡的羅賓漢，文化沙場上的綠林豪傑’”。由此，我第一次知道了這個名字，而且真的就只有這兩句話，其他任何我都一無所知。可就是這兩句話，當時對我猶如長夜或晴空裡一個雷霆霹靂，用古漢語形容是醍醐灌頂、“說破英雄驚煞人”，用今天網絡語就是“瞬間跪了”。思想加土匪，文化加強盜，這、這、這，這他媽不是絕配嗎？世界上該有的不全有了嗎？一句話提醒夢中人，這不就是我二十年來要找的嗎？不就是我畢生想要的嗎？我還找什麼呀，就是他了，從今以後我就一生一世跟定他了。房龍寫一個人正坐在家裡寫作，聽見外面鑼鼓聲響，跑出去一看是拿破崙的隊伍經過；他看了一會，沒再回家就跟着隊伍走了。我無法不相信無影無形的精神和性靈中存在着感應、契合和碰撞。當然我們也會在心理上傾向直至屈服和依附一個人，比如一個聖人、一個智者、一個宗教家、一個性靈導師，甚至一個位高多金者；但那要一個相當長的感化、打動、誘導或征服的過程；而霎那間可以毫不猶疑地拋家舍業跟着對方上梁山的，只能是精神和性靈上的共鳴，就像幾萬光年距離的兩個量子對撞一樣。

從這次驚鴻一瞥直到真正看到李敖的文字，又過了一年半。那是兩本來路可疑、薄的可憐的小書，一本叫《萬歲萬歲萬萬歲》、一本叫《你的我的他媽的》，裡面各自收錄了不多的文章。我現在還能一字不錯地記得其中一本封底上印着的李敖語錄：“愛情不是永恆的，可是盲目的人卻拼命教它永恆；愛情不是專一的，可是盲目的人卻拼命教它專一；於是煩惱、煩惱、烏煙瘴氣的煩惱！”三十年後我依舊無法忘記我看到書名那兩個七字句時渾身觸電的感覺，那是我讀梁啓超——他的文字囉里囉唆——、龔自珍——他的文字嘔啞嘲哳——所從未感覺到的。在一瞬間我就理解、體會和感受出這十四個字裡面的豐富、鋒利、氣象萬千和味道無窮，我就確信五百年來白話文的前三名非李敖莫屬。從小學開始文章就被老師引作範文的我，一直不知道我的文鋒來自何處、我的文風去向哪裡；也就在這一瞬間，我看到了我的文曲星的前世與今生。

我對李敖的一顧傾城、再顧傾國始於他的勇敢、強悍、一往無前的戰鬥精神，不管他矛頭所向的目標是傳統、是權威、是權貴，還是暴政、獨裁。後來我越來越驚喜、越來越快樂地看到，他不但是個孤膽英雄，而且文章還寫得好，不但文章寫得好，而且口才還好，不但口才好，而且學問還好，不但學問好，而且還足智多謀、老奸巨猾，還特立獨行、獨往獨來，還狂妄自大、傲骨錚錚，還嬉笑怒罵、天真有趣，還兒女情長、泡妞純熟，還受過難、殉過道。他不是古今第一完人、聖人誰還是呢？李敖身上滿足了、具備了所有戲劇中需要的引人入勝的英雄元素，這樣的人，人生想不如戲都不行。魯迅也是個對抗強權的勇士，但他是單色調的、無趣的，他的人就像他的文一樣，在李敖身邊會頓時黯然失色、呆如木雞。我曾正兒八經地想過，如果我有男孩，在美國總統、比爾蓋茲和李敖之間選擇，我想他成為誰？我考都不用考慮，當然是李敖。

許多人惋惜和貶低李敖沒有在學術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沒有成為陳寅恪、錢穆——他們故意不提胡適。但是，他們不知道，李敖的個性，李敖的志職，李敖的抱負，李敖的入世與救世，根本就不能、也不是成為陳寅恪、錢穆。他雖然以學問立身和自豪，但學問更多是他戰鬥的武器，好比他讀書的方法是大卸八塊，以便分門別類將來用於做文的資料一樣。有可比性的，是傅斯年和胡適。李敖的影響和歷史價值要大於傅斯年，但無法比肩胡適，這是他生不逢時。胡適的環境和土壤比李敖好太多。胡適出道的年代，中國一片荒漠，現代思想、學術、方法一無所有，胡適有數不清的領域可以開創和啟蒙，可以做拓荒者和播種者，一首現在來看小學生水平的新詩都能創造一個時代。除此之外，胡適還有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社會，有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大學，有寬容大度的精神、言論、學術氛圍，有一個自知之明、有所不為的政府，有一個和他惺惺相惜的蔣介石。而李敖一開始就被視為一個叛徒，他有的只是壓制、封鎖、圍剿、囚禁；他的成功，完全是憑一己之力孤身奮鬥、野蠻生長的結果，完全是憑自己的頭腦、智慧、技巧、狡詐、謀略突破重圍、走到了今天這一步。要是胡適在他的處境，不會有他的成績；如果換了別人在他的條件，早就是死路一條，還罔談其他？除了生不逢時，他還生不逢地。從有形到無形，台灣只給了他這麼大空間。台灣小化了他，他拒絕離開台灣，更使這種小化翻了幾倍，使他作繭自縛，缺少世界課題、世界素材、世界格局、世界胸懷、世界抱負和世界使命。台灣的擁擠、世俗、煙火氣，又使他一邊極為珍惜時間，另一邊卻在無聊、瑣碎和沒有意義的事情上浪費了太多的生命。如果李敖生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有世界視野、導師和資料，有遠離塵囂的超然與寧靜，以他的努力和天賦，他一定會成為杜威、詹姆遜、羅素、哈耶克、薩特、吉登斯、德里達、福柯、哈貝馬斯式的世界級思想家和學者。可是換個角度，如果李敖命定是中國人，那他敗也台灣，成也台灣，如果他不幸生在此岸，早就灰飛煙滅了。也正是由於李敖不是一個完全與單純的學者和思想家，他才是多方面的、多稜角的，多維度的、多截面的，散發着令人眼花繚亂的光譜和色彩，他也才沒有被湮滅在上面一大堆枯燥恍惚的名單中。他的不甘寂寞、他的世俗樂趣、他的玩世外在、他的廣泛興趣、他的救世情懷、他的古道熱腸——有這一切，他才如此有魅力，他才如此吸引人，他才如此絢爛多姿，他才如此讓人目不暇接。古今中外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這樣豐富、完整。即使在今天，我依舊認為，在整個中國和大半個世界的近、現代歷史上，你找不出第二個這樣的人。即使後來我已經不再崇拜他，李敖也是終結我頭腦中崇拜這種情緒的那個人。

我想，李敖那種讓人過癮、讓人痛快淋漓的死纏爛打，那種強迫症，那種沒完沒了，那種痛打落水狗，那種以一人之力挑戰一國，那種打的一國沒有還手之力、恨不得置之死地卻又無可奈何的氣派，還有人能比肩嗎？

我曾經無數次想過，如果我去台灣，有機會見到李敖，我會向他提一個什麼樣的我最好奇、別人從沒有想到過、他也完全料不到的問題呢？我瞬間確定不疑的問題就是：李敖全部的人生歷程，最主動、最徹底、最輝煌、最經典、最教科書式的踐行、詮釋和彰顯了尼采的超人哲學，他應該是受到了尼采巨大而深刻的影響；但是，為什麼在他所有作品中，卻偏偏沒有提到過尼采呢？

1993年，是我作為敖迷的第二個高峰。那些寂寥閒愁、淡淡輕寒的午後，我側臥斗室，一篇篇讀着李敖的文章，思緒浩茫，神馳萬里，隨着李敖一起穿過幾十年寶島的歷史隧道。那時我暗下決心：我一定要寫一部有關李敖的書，一本將來會讓李敖說：“你比李敖還了解李敖”的書。但是從一開始我就知道，以我對李敖的鐘愛，這部書永遠不會讓自己滿意。既然無法做的完美，最後只能放棄。二十五年後的這篇文章，聊做我未達宏願的一個替代，些補我一生的一個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