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三年
美國商業資產階級與中國官僚資產階級之間存在的對立統一的關係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壹年
從視頻裏得到的所謂中特百年黨慶的印象很不是滋味兒。
因為該集團早就正式成為了革命共產黨的對立面，對勞動群眾來說，根本就是國內的階級敵人。他們的不滿以至憤恨之情雖然還沒有溢於言表，還在內心深處長期積壓着，但是他們的鬱悶之情正在發酵是可以理解的。
以指鹿為馬而臭名昭着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叛復盜集團，年年黨慶而被革命群眾責難年年，這就是為什麼該集團視革命為洪水猛獸，大範圍、大規模、大撒幣之下鎮壓革命及其群眾的原因。這群現代修正主義黑幫搞起來的組織競然成為世界人民恥笑、怒罵不已的、憤恨到了極點的反革命的所謂特色共產黨即假共產黨或稱希特勒式專政的假共產黨。
在國外，特別是在霸權資產階級獨裁統治下的所謂民主（形式的、虛偽的、遮羞布式的民主）國家裏，統治階級對特色黨通過政變篡黨奪權、非法上臺的歷史避而不談，其目的無非是要刻意將民主左派和特色黨反對繼續革命的當今等量齊觀、同質化、同類化，從而將特色黨非法統治予以合法化並給以名義上的支持。這樣壹來，統治階級就可以欺騙世界勞動人民說：“民主左派好不到哪裏去，他們如果執政就會與當今的共產黨壹個德行，所以不要支持民主左派，他們跟當前這個反人民的、反革命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腐敗無能的黨是繼承與師徒關係，是壹丘之貉。”這些跟特色黨眉來眼去、合夥剝削和壓榨世界勞動人民的資本霸權主義者階級不愧是政治流氓。這些傢伙知道：他們和叛復盜集團是同壹個資本霸權主義的“命運共同體”，他們共同的階級敵人不是別人，是世界最廣大的革命群眾。
讀者群眾或許要問：既然美、特資本霸權主義榮辱與共，其命運是壹致的，他們往來儘管不是水乳交融的，但是畢竟有着妳中有我、我中有妳的合作雙贏的關係，怎麼有目光如豆的人在特色黨不倫不類的所謂百年黨慶上喊叫“外來勢力欺負我們的要頭破血流”呢？這是因為壹切事物都存在着自始至終的矛盾，對立甚至對抗。事物內部風平浪靜、和諧無間的觀點是形而上學的，因此是錯誤的。就美特關係來說，分贓不均是經常發生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據特色黨國社科院的壹份報道說，（處於特色黨剝削和壓迫之下的）勞動群眾平均儘管有百分之六十的勞動時間是在為美國資本霸權主義“做貢獻”（實際上是在被剝削），但是由於美霸在知識產權產品投入方面占絕對優勢，因此特色黨資本霸權主義受益良多，與美霸四六分成是占盡了便宜的。美霸等西方資本世界於是大興問罪之師，他們要二八分成，於是出現以美霸為首的西方資產階級對中特官買資產階級進行了打壓、恫嚇及欺負的行動與言辭。以五百個特色資本大家族為代表的官買資產階級怎會將到口的上好大肥肉憑空只手送人呢？於是壹場因為討價還價不順遂導致的美、特“戰爭”就這樣沸沸揚揚地開始了。
事實上，美霸和特霸開“戰”都是對各自的獨裁統治有利的。把各自的內部矛盾引導至對外矛盾軌道上就會緩解資無兩大敵對階級之間的鬥爭強度，藉以消解階級鬥爭日益嚴重的總體趨勢。此外還能夠壯大各自的軍工資本家階級的荷包，獲得他們的大力支持以及回報，真是何樂而不為啊？然則，災難深重的平頭百姓們可就當上了未來的炮灰並成為了資本家階級積累資本永世不得翻身的僱傭奴隸，世世代代做資本家階級的牛馬，真是三生（生存、生活、生計，與佛教指前生、今生、來生有別）“有幸”啊。於是野蠻的種族主義、反動的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偽愛國主義就這樣登堂入室了。什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解放所有被剝削、被壓迫人民和民族——這種書呆子氣的理想與道統統統被當做是痴人說夢而已。特色黨因此樂的可以，於是大肆宣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剝削階級思想和元首至上、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國民黨的言論。他們這種反動實質說明，苦口婆心、想方設法改正其錯誤是不可能的。歷史告訴我們後人：“凡是反動的東西，妳不打，他就不倒。這正如地上的灰塵。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毛澤東：《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壹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當年的國民黨是這樣，更早的西漢末年的王莽篡漢改稱新朝的歷史也是這樣。
美特這兩個資本霸權主義上演的這齣“頭破血流”的“戰爭”雙簧其實並不難理解，問題在於了解它們之間的市場關係是什麼。說的直白些，它們是主奴之間的關係，但這還不夠深切，它們應當被理解為出賣靈魂與肉體的性服務者與大嫖客之間的關係。鄧江胡習四修不惜將壹個好端端的、被世界人民所尊重的、前途無限的革命社會主義祖國改頭換面成為壹個腐敗透頂、濃妝艷抹、搔首弄姿的後進資產階級妓女的國度，他們低聲下氣地與所謂國際接軌，實際上在招徠世界上最大的嫖客——美國資本霸權主義前去享受物美價廉的服務，從中合夥壓榨勞動階級的血汗與青春，併合夥進行鎮壓人民群眾日益激烈的反抗。
年輕人對政治而言是如同白紙壹般的，是沒有自己積極的思維能力的，他們的判斷力與總結能力尤其缺乏。特色黨這個有着妓女特色的黑幫組織於是充分利用了壹連幾代年輕人的這種天然缺陷，盡其可能地灌輸支持特色黨及其叛復盜集團的政治“資本”，意圖從此江山永固，使五百個官買資本大家族能夠成為萬世流芳、令人艷羨的、悶聲不響發大財的“先進妓女資本入黨工作者”。
但是，這不過是暫時的、虛幻的、甚至危險的騙局。只要政治經濟社會領域出現壹連串的、不間斷的危機，那時，年輕過的幾代人就必然會快速地覺悟：原來特色黨對他們在意識形態領域甜言蜜語竟然是反動的投資，因此是不懷好意的，是不利於他們切身和長遠利益的欺騙行為，那時年輕人的思想意識形態與政治上的覺悟程度就不是今日的年輕人所能理解得了的。革命群眾被反動派歪曲了的集體記憶的回復就是革命群眾運動的火把，也是照亮哪怕最落後群眾的明燈。當前已經廣泛興起的內卷、躺平運動僅僅是群眾反對特色黨運動的前兆，而不會僅止於此。
這場不倫不類的“百”年黨慶在不是滋味的無奈下就這樣無聲無息地過去了，但是資本主義危機正在促進革命形勢高漲，“壞事正在變成好事”，無奈的感覺是暫時的，落後正在朝着先進的方向轉化，大亂的世界局勢正在通過革命鬥爭朝着大治的方向邁進！
特色黨在生存危機的迫切壓力下，不得不打破壹般自由資產階級在商言商、在政言政的老式規矩，壹舉推出：在商言政、在政言商的新式的，不，新時代的規則，而且還要求不得異議“中央”，更不必說妄議了。
有人以為這是所謂內鬥使然，生死存亡在此壹舉。其實，在下的看法與之剛好相反，這種新時代規則不但不說明內鬥，它反而是在特色黨裏面處於內部矛盾中的各個派別之間抱團取暖或說得到共識的產物。
它們原本設想的是：在美特這兩個世界最大的資本霸權主義專政下，妳中有我、我中有妳式的合作共贏模式將使得兩國的資產階級如魚得水般地大發利市、資本積累越滾越大而且各自的專政政權因此越來越鞏固，但是兩國霸權資本竟然因為習近平和特朗普、拜登所各自代表的幾百、幾千、幾萬個資產階級大家族的資本積累和擴張的利益以及彼此對價廉物美的中國製造產品帶來的利潤分贓不均（四六分成和二八分成之間的爭執）而分裂和對立起來，以至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遭受到空前嚴重的、世界規模的戰爭威脅，連壹時之間的妥協似乎也沒有可行性可言了。
在這樣壹個所謂地緣政治的前景下，“忍壹時風平浪靜，退壹步海闊天空”的老套是沒有說服力的。
美霸和特霸之間雖然被雙方資產階級之間對立面普遍存在下的統壹所約束，但是他們的大資產階級及與之相聯繫的資本霸權的分配與運用是不同的。美霸受制於華爾街寡頭的鐵腕金融資本的控制，特霸受制於以所謂國有企業為主的資本；其實，所謂國有不過是個好聽的謊言，國有企業無不是特色黨國五百個霸權資本大家族的囊中物。
如同華爾街頭的非生產性資本嚴厲控制並吸吮着美霸甚至全世界的唯壹能夠創造剩餘價值——即利潤、租賃、稅收等的這塊生產性私營資本禁臠，特色黨國的國有“企業”（資本的婉稱）也嚴厲控制並吸吮着十幾億勞動者用血汗與四十五年之久的多代青春為代價創造出來的幾百甚至幾千萬億人民幣的資本禁臠，但是為特色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剝削和壓迫勞動群眾的中介就是與國有企業（包含金融單位在內）密不可分的（即國營與私營資本是通過官買資產階級的各種金庫、有價證券、債券等等，互通的）私營企業及其業主。
美霸知道要得到特霸:美霸=2:8利潤分成那樣的超高額利潤，就必須強迫特霸應允美霸資本進入特色黨國國內，特別是美霸的金融資本必須優先進占“自由市場”（即國企壟斷地位被外資強制打破的婉稱）。但是特霸沒有忘記五大紅利（原始積累紅利、人口紅利加上其他三個由美霸新自由主義帶給的紅利）曾經壹度大力協助其經濟發展的歷史，因此躍躍欲試。最終由於美霸要求的二八分成實在太過苛刻，於是斷然拒絕了美霸的討價。特別是當特色黨自忖如今翅膀硬了，飛行也快了，沒有外資和國際接軌與彎道超車反而能夠獨吞禁臠，為何不自行發展資本主義的知識產權方面的產品（簡稱為科技創新），與之壹爭短長，說不定能夠鹿死己手，何樂而不為呢？再加上這樣壹來還能夠得到壹個難得的副產品——在無知無識的反動民族主義和偽愛國主義因彼此對立以至對抗煽動起來的敵我意識高漲之下，反革命政權將為之穩定下來，這可是幾十萬億元的維穩經費買不到的、依靠政治投機和欺騙得來的果實啊！
壹場資本混戰於是展開——以美霸為首的西方老牌資本主義為壹方，特色黨資本霸權這個新興資本主義為另壹方，在資本危機無限垂危之際的泥坑裏，妳來我往，互不相讓，眼看就要進入最後階段——妳死我活、不死也傷的鬥爭或說同歸於盡的危險階段。
但是手無寸鐵的、為資本拼搏賣命壹連幾代人而落得個壹貧如洗的世界勞動人民在此混戰中，該當何罪呢？難道資本混戰要遷怒到勞動人民的頭上，讓他們當資本混戰的炮灰嗎？
西方勞動人民幾百年來早已經看清楚帝霸修反罪大惡極，因此必須被推翻。他們拒絕當炮灰的反戰潮流與反對資本霸權主義獨裁統治的新仇舊恨隨着資本混戰而加劇；他們的鬥爭經驗豐富，必將趁機起義，把作為最後壹個私有制的資本主義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倒是特色黨國的勞動人民有可能在這場混戰中迷失掉方向，因為藉助指鹿為馬起家的特色黨騙術多變而且詭計多端，勞動人民往往不是這個假共產黨反革命偽政權與民為敵政策和法西斯式專政的對手，易於被它的甜言蜜語所欺騙，以至成為了特色黨國反動民族主義和偽愛國主義的俘虜。
資本混戰就是這樣壹個製造革命形勢高潮的客觀條件，它壹旦與勞動群眾的革命主觀願望和條件相結合，革命的勝利就不可避免了。讓反動民族主義及偽愛國主義在革命面前發抖吧，我們失去的只不過是資本霸權主義的鎖鏈，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工人階級談促使中國工人階級赴美工作的原因
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二年
首先，妳在問題中所說的“待遇”，我理解主要指貨幣收入或工資率。其它方面的勞動者“待遇”，比如勞動時間、勞動強度、勞動安全保障條件等，也是重要的。這裏為了便於討論，暫且忽略。
接下來，先來探討壹下不同國家同壹行業勞動者的工資率不同，會不會主要是由於勞動生產率的差異造成的。關於不同國家，雖然妳在問題中沒有明說，但我理解，妳主要是想問，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處於不同結構性層次的國家（比如分別處於核心、半外圍、外圍的國家）相互之間的工資率差異。因為處於同壹結構性層次的不同國家勞動者相互之間工資率的差異相對較小。
為了討論，首先需要定義壹下勞動生產率。原則上，勞動生產率既可以指某壹行業的勞動者平均每單位勞動時間創造的淨產值（當用貨幣來計算的時候，即從總產值中扣除全部物質消耗成本以後剩餘的部分），也可以指某壹行業的勞動者平均每單位勞動時間生產的淨產品（當用實物來計算的時候，這裏的淨產品即與前述淨產值相對應的實物產量部分）。按照貨幣計算的勞動生產率與按照實物計算的勞動生產率既有壹定的聯繫，又有很大的差別，如果不註意區分，在討論國際比較時，往往會造成很大的混淆。
這裏說的淨產值也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工資、利潤和稅收的來源。淨產值大致相當於（但不完全等於）增加值（增加值相當於淨產值加國定資本折舊），而增加值是資本主義國民經濟核算中用來計算國內生產總值的基礎。
在實際的數據分析中，要找到各行各業淨產品的數據往往十分困難，所以在許多情況下，不得不用平均每名工人在壹定時間內生產的總產品來作為實物勞動生產率的近似指標。
搞清了上述勞動生產率的幾種不同概念和定義以後，下面我們就可以來探討怎樣比較處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不同結構性層次的不同國家的勞動生產率。下面主要以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比較為例，但相同邏輯也適用於其它的核心國家與半外圍國家之間、其它的半外圍國家與外圍國家之間或核心國家與外圍國家之間的比較。
顯然，當我們比較核心國家與外圍國家（或半外圍國家）同壹行業按照貨幣計算的勞動生產率的時候（經過匯率換算以後），核心國家勞動者按照貨幣計算的勞動生產率必然大大高於外圍國家（或半外圍國家）勞動者按照貨幣計算的勞動生產率。因為既然我們已知，核心國家按照貨幣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外圍國家（或半外圍國家）按照貨幣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許多倍，那麼在統計上，核心國家全部行業或者絕大多數行業按照貨幣計算的勞動生產率勢必是外圍國家（或半外圍國家）按照貨幣計算的勞動生產率的許多倍。問題是，這種按照貨幣計算的勞動生產率的差距是怎麼形成的，是主要由核心國家、外圍國家（或半外圍國家）同壹行業實物勞動生產率的差距決定的？還是主要由核心國家、外圍國家（或半外圍國家）相互之間的不平等交換（即核心國家以某些行業或某些產品的壹單位勞動來交換外圍國家或半外圍國家另外壹些行業或另外壹些產品的許多單位勞動）決定的？
在歷史上，當核心國家率先實行工業化而外圍國家尚未發生工業化、半外圍國家工業化剛剛起步的時候，核心國家確實在若干工業部門擁有實物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巨大優勢。比如在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的機器棉紡織工業相對於印度、中國的傳統手工棉紡織業就有巨大優勢。但是，如果我們扣除掉機器棉紡織工業巨大的物質消耗，那麼，倘若比較的是按照平均每名勞動者所生產的淨產品而不是平均每名勞動者所生產的總產品計算的勞動生產率，英國機器工業的優勢未必像許多歷史資料上所渲染的那麼大。
事實上，在工業革命的前五、六十年，英國本地的棉紡織業還是競爭不過印度的棉紡織業，以至於英國要對從印度進口的棉紡織品徵收很高的關稅；英國殖民者從印度掠奪的棉紡織品也不是主要用於在英國銷售，而是用於到非洲去與部落酋長交換奴隸。即使在鴉片戰爭之後，雖然中國的土法紡紗業在進口洋紗面前很快潰敗，但是與中國農村半自給自足經濟相結合的手工織布業仍然保持了強大的生命力。在整個的十九世紀，手工織布始終占據着差不多全部的中國棉布市場。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前，手工織布仍然占據着中國棉布市場的五分之二。由此可見，以往自由派所宣揚的關於資本主義“技術進步”的神話嚴重誇大了資本主義機器工業相對於外圍國家傳統製造業在生產率方面的優勢。
那麼，在經過二十世紀晚期、本世紀初最新壹輪的資本主義“全球化”以後，許多核心國家已經“去工業化”，大量工業部門或工業部門中的生產性環節已經轉移到外圍、半外圍國家。這種情況下，在外圍、半外圍國家生產某壹種工業產品的工廠很可能與原來在或者仍然在核心國家生產同壹種工業產品的工廠使用同樣的設備、同樣的技術乃至同樣或近似的管理方式，從而兩者之間在實物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差距基本消失或者大大縮小。比如，蘋果手機的代工廠，無論是設在中國、越南、印度還是美國，肯定是使用大致相同的設備和技術。臺積電的芯片工廠，只要是生產同壹類型芯片的，無論是搬到美國，還是搬到中國，肯定還是用同壹套光刻機和其它設備、同壹批管理人員。
以傳統製造業部門鋼鐵工業為例。2019年，根據壹份材料，美國鋼鐵工業就業人數約83000人，當年美國粗鋼產量8800萬噸，平均每名就業人員產鋼約1060噸。同年，據2020年《中國統計年鑑》，中國規模以上鋼鐵工業（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企業平均用工人數225萬人、粗鋼產量9.96億噸，平均每名用工人員產鋼約440噸。所以平均每名美國鋼鐵工人的鋼產量大約是平均每名中國鋼鐵工人鋼產量的2.4倍。這是壹個粗略的比較，沒有考慮鋼鐵工業的其它產品（比如生鐵、鋼材），沒有考慮兩國鋼鐵工業物質消耗水平的差別（比如，如果美國鋼鐵工業的自動化水平更好，單位產品的物質消耗可能也更高），也沒有考慮兩國勞動者年勞動時間的差別（中國工人的年勞動小時數更高）。但是，根據這個粗略指標，我們可以說，美國鋼鐵工業的實物勞動生產率大致是中國鋼鐵工業實物勞動生產率的兩至三倍（由於定義的差別，廣義的美國鋼鐵行業就業人數可能多達28萬至38萬人，如果按美國鋼鐵行業廣義就業人數來計算，中國鋼鐵工業的實物勞動生產率甚至超過美國）。
那麼，兩國鋼鐵工業就業人員的工資水平差距是怎樣的呢？2019年，美國鋼鐵行業就業人員的年平均工資約63300美元，中國鋼鐵行業就業人員的年平均工資折算為美元後約12400美元（兩者均不包括雇主繳納的社會保險和其它福利）。所以，美國鋼鐵工業工人的年平均工資大約是中國鋼鐵工人年平均工資的5倍；如果考慮到中國鋼鐵工人的年勞動時間更長，那麼，美國鋼鐵工業工人的小時平均工資大約是中國鋼鐵工人小時平均工資的7-8倍。可見，兩國鋼鐵工人在工資方面的差距倍數大大超過實物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差距倍數。
然而，鋼鐵工業僅是整個經濟中的壹個特殊部門。美國大約五分之四的就業人員在各種服務業就業，中國現在也有大約壹半的就業人員在服務業就業。在這方面不大容易找到統計上的實物勞動生產率比較。但是，我們僅從生活經驗中觀察壹下。在中、美兩國都有生活經驗的朋友可以評估壹下，比如類似於零售業（比如超市）、快餐業、理髮業、修理業、快遞服務業等，如果按每名就業人員在單位時間內所服務的顧客人數來計算，中國在這些行業中的“實物勞動生產率”很可能顯着高於美國。在另外壹些服務業中，比如教育業（如果按每名教師每年“生產”多少學生來計算）、醫療衛生業（如果按每名醫生每年“服務”多少患者來算），中國按量計算的“實物勞動生產率”肯定會大大超過美國，但如何對這些行業的“服務質量”做調整，是個問題。概括來說，在占整個國民經濟壹半至五分之四的服務業中，中國就業人員的實物勞動生產率很可能不低於美國，甚至超過美國。
現在，美國唯壹壹個平均實物勞動生產率顯着大大超過中國的主要經濟部門就是農業部門。但是農業部門僅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也只有7%（雖然農業就業人數仍然全部就業人數約四分之壹）。
如上所述，在現代國民經濟的絕大多數行業，中國勞動者的實物勞動生產率很可能並不低於美國勞動者的實物勞動生產率；在壹些相對可比的工業部門，中國勞動者的實物勞動生產率即使低於美國勞動者的實物勞動生產率，但其差距也顯着小於兩國勞動者在工資方面的差距。那麼，為什麼差不多在所有的行業，兩國勞動者相互之間的工資差距都高達幾倍甚至十幾倍呢？
如果按整個經濟來說，2019年，美國平均每名雇員的年平均工資約60200美元（不含雇主繳納社保及其它福利，後者約占總勞動報酬的五分之壹）。同年，據《中國統計年鑑》，中國待遇最好、企業行為最“規範”的的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約90500元（按當年平均匯率折合約13100美元）；反映中國大多數城鎮就業人員收入狀況的城鎮私營單位年平均工資約53600元（按當年平均匯率折合約7800美元）；該年農民工月平均收入不到4000元，按壹年中10個月有收入算，則年收入不到4萬元（約合5800美元）。所以，這壹年，美國工人的年平均工資分別是中國城鎮非私營單位職工、城鎮私營單位職工、農民工年平均工資的4.6倍、7.7倍和10.4倍。如果再考慮到中、美勞動者年勞動時間的差距，那麼兩國勞動者在工資方面的差距就更加懸殊了。
如果說，中、美兩國絕大多數行業勞動者相互之間的懸殊工資差距無法用他們在實物勞動生產率方面的差距來解釋，那麼，這種差距，能不能如某些堅持中帝論的“左派”網友所說，用美國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福利國家以及工人階級鬥爭力量更強來解釋呢？
至少在歷史上，美國工人階級確實曾經進行過相當規模的有組織階級鬥爭（雖然現在美國的工會已經嚴重衰落），美國也仍然保持着某種程度的資產階級民主和福利國家制度（雖然兩者都在退化中）。但是，常識告訴我們，無論壹個國家工人階級的鬥爭力量怎樣強，其最大極限也就是得到這個國家100%的國內生產總值（而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壹個國家工人階級鬥爭力量的強弱，可以影響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的總收入占國民收入的份額（即勞動收入份額），但顯然不能直接影響該國的經濟總量。壹個國家的經濟總量（國內生產總值規模）主要是由階級鬥爭以外的因素（如資源、技術、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來直接決定的，雖然階級鬥爭通過影響經濟制度、政治穩定性有可能對壹個國家的長期經濟發展發生或者正面或者負面的影響；而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工人階級鬥爭力量增強往往對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產生負面的影響。
近年來，美國的勞動收入份額大約是國內生產總值的60%，中國的勞動收入份額大約是國內生產總值的45%。美國的勞動收入份額確實高於中國的勞動收入份額，前者大約是後者的1.3倍。所以，中、美兩國工人階級鬥爭力量方面的差別至多只能解釋中、美兩國勞動者工資水平巨大差距的壹小部分。
既然這樣，什麼才是中、美兩國之間工資水平懸殊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呢？在經過了過去幾個世紀的資本主義全球擴張之後，現在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深度地捲入到資本主義全球經濟中，其結果就是導致幾乎所有的國家在國際貿易中不是專門出口某幾種產品（中小國家）就是專門出口某些類型的產品（大國）。中國是專門出口中低端製造業產品的半外圍國家，美國則是專門出口某些高技術製成品、知識產權以及大宗農產品的核心國家。中、美兩國在相互貿易中壹般不會相互進口和出口完全同類、性能和品牌相同的產品，雖然不排除個別的例外（這種現象的道理很簡單：如果中國從美國進口壹種產品，必然是因為該產品的性價比與中國國內市場上完全同類產品相比更加優越，那麼中國所生產的完全同類產品自然不會再出口到美國）。所以，壹般來說，中國出口的產品（包括所謂“服務”）與美國出口的產品（也包括所謂“服務”）或者分屬不同的行業，或者分屬同壹行業中不同的細分類別，或者分屬同壹細分類別中不同的價值鏈環節，從而它們的實物勞動生產率根本無法直接比較。
當不同的國家分別從事不同產品的生產，而這些產品又在國際市場上交換時，這些產品的交換比率既不由各自國家國內市場上的價值來決定，也不由並不存在的“國際價值”來決定（因為不存在國際間的勞動力自由流動，從而不存在形成“國際價值”的經濟機制），而只能由參加貿易的各國在世界體系中的相對地位來決定。具體來說，核心國家通過其以往長期的帝國主義侵略和剝削所形成的“壟斷優勢”（這種壟斷優勢既包括技術壟斷，也包括政治、軍事、金融等方面的帝國主義特權，而所謂“技術優勢”本質上也是在過去幾百年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形成的），得以用某些產品中所包含的較少勞動來交換外圍或半外圍國家另外壹些產品中所包含的許多單位勞動。
以中美貿易為例，據紅色中國網測算，壹單位美國勞動在國際貿易中大約可以交換5單位的中國勞動。於是，當我們比較美國和中國可貿易品（大致包括所有的工農業產品）按貨幣計算的勞動生產率時，美國可貿易品行業按貨幣計算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就是中國的5倍。但這種按貨幣計算的勞動生產率的差別，很大程度上與按實物計算的勞動生產率的差別無關，而主要是由中、美兩國之間不平等交換的規律所決定的。
這時，假設美國在可貿易品行業中的工人通過階級鬥爭使得其工資率達到這些行業平均勞動生產率的60%，而中國在可貿易品行業中的工人通過階級鬥爭只得到這些行業平均勞動生產率的45%。這樣，在可貿易品行業中，美國工人的平均工資大約就是中國工人平均工資的6-7倍。這與我們所觀察到的中、美兩國工人工資的差距大致相符。
那麼，非可貿易品行業（大致相當於服務業和建築業）中工人的工資又是怎樣決定的呢？在資本主義國內市場中，勞動力是在不同行業之間相互流動並競爭的。所以，在長期，在扣除教育、熟練程度等影響後，不同行業工人的平均工資會大致趨同。所以，在扣除教育、熟練程度等影響後，非可貿易品行業工人的平均貨幣工資會趨近於可貿易品行業工人的平均貨幣工資。當這種趨同大致完成後，在非可貿易品行業中，中、美兩國貨幣工資的差距也會是6-7倍。
不平等交換的實質是外圍、半外圍國家勞動人民所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的壹部分轉移到核心國家。那麼，在像美國這樣的核心國家，工人階級是否以及怎樣從不平等交換中受益呢？
假如壹個美國工人壹年勞動2000小時，這2000小時所生產的價值用勞動時間計量還是2000小時、而用貨幣計量是10萬美元。這位美國工人的年工資是6萬美元，那麼其年勞動力價值按勞動時間計算就是1200小時。
為簡便起見，假設這位美國工人不儲蓄。年收入6萬美元中大約4萬美元用來購買各種“服務”（其中大頭是房租或房貸、醫療、子女教育等），2萬美元用來購買實物商品。再假設用來購買實物商品的2萬美元中有1萬美元用來購買美國本地生產的商品，另外1萬美元用來購買進口商品。
這樣，這位美國工人壹年用5萬美元用來購買本國生產的商品或服務，如果按勞動時間計算，就相當於購買了1000小時的本國勞動（如上，2000小時所生產的價值按貨幣計算是10萬美元，則1000小時所生產的價值按貨幣計算相當於5萬美元）。
這位美國工人剩下的1萬美元將購買進口商品。假設這位美國工人節省過日子，因此將這1萬美元用來全部購買比較廉價的來自外圍、半外圍國家的進口商品，而1萬美元在國際市場上平均可以購買包含了1000小時的外圍或半外圍國家勞動的商品，比如來自中國的手機、來自孟加拉國的襯衫、來自中美洲的水果、來自南美洲的“社會責任”咖啡、來自東南亞的海鮮，等等）。
這樣，壹年下來，這位美國工人實際付出了2000小時的勞動；作為回報，得到了相當於可以購買1200小時本國勞動的貨幣憑證。用這些貨幣憑證，這位美國工人共購買了相當於1000小時本國勞動的本國商品和服務以及相當於1000小時外國勞動的外國商品。
在這個具體的例子中，美國工人得到的本國和外國總勞動顯然已經大大超過他本身的勞動力價值，而其得到的本國和外國勞動總量恰巧等於他所付出的年勞動總量。這並不等於說這位美國工人沒有被剝削，因為他所付出的勞動時間確實超過了他的勞動力價值，從而確實為美國資本家生產了剩餘價值，但是他也確實從國際不平等交換中受益。
當然，在這個例子中，美國工人得到的本國和外國總勞動恰好等於其所付出的年勞動時間，多少是壹種巧合（雖然上述的各項數字比例大致符合美國經濟有關指標的實際比例）。在現實生活中，不難想象美國工人得到的本國和外國總勞動少於或者多於其所付出的年勞動時間的情形。
轉載者的話
我認為中共沒有崩潰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西方資本支持中共，西方資本反習近平不反中共。
只有讓極端貪腐極端沒有安全感，極端唯恐天下不愚的精神剝削政黨統治中國，才會最大限度的壓迫中國社會的創造力，讓中國永遠無法在軟實力方面超越西方。
讓江曾派系取代習才是西方資本的目標，讓中國即服軟又失去創造力。親中共人士為了抹黑反中共人士長期宣稱西方資本反中共 ，事實上西方資本最支持中共，沒有西方資本輸血，中共無法存活。
中國原始積累是建立在剝削國內人民的基礎之上的，這種原始積累是西方資本要的，因為西方資本得到了好處。江曾時期雖然中國也隱晦的與西方競爭，但是給西方資本留下了服軟的好印象。
民主化雖然可以減少行政審批，但是卻為工會與工人運動提供了空間。如果中國成為民主國家，如果中共垮臺，受過馬克思主義教育的中國人會發展獨立工會。
西方資本才不要中國民主化，西方資本渴望一個對西方服軟的極權中國。江曾時代雖然也割韭菜，但是對外資非常好，西方資本懷念江曾時代。
中國創造的超額剩餘價值，從中國輸出到西方社會的由中國廉價勞動力生產的便宜產品，還有西方社會本身的新教倫理與獨立工會以及左派政黨還有民主政治，這些都是保障西方發達國家維持正常運轉的因素。
西方資本不支持中國民主化，西方資本支持分離主義與江曾派系，被西方資本奉為座上賓的反對派通常都是分離主義者與江曾支持者以及右派民運。
但是分離主義者與江曾支持者以及右派民運在中國沒有市場，因此他們既不能實現西方資本希望的解體中國的目標，又無法讓中國成為民主國家。
江曾時期雖然中國也隱晦的與西方競爭，但是給西方資本留下了服軟的好印象。江曾時代雖然也割韭菜，但是對外資非常好，西方資本懷念江曾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