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天才青年的悲劇

——青年史學家沈元的悲慘無助的命運

何與懷

沈元遺照

1970年4月18日，沈元在北京被槍決。文革中，慘遭殺害的思想者，有名的，無名的，不可計數。沈元，也許和那些被害的烈士如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王申酉……等人有所不同，但是他悲慘無助的命運，使人們格外沉痛。

一

1970年4月18日，沈元在北京被槍決。

在前一天，據當時在場者回憶說，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公審大會”。一聲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台前站了一排。雖然名曰“公審大會”，可是沒有公訴，當然更不准辯護，只有判決，而且幾乎都是“從嚴”判決死刑。二十來個，一個個一聽到宣判都癱倒在地。只有一個，被判了死刑依然站立，大會結束時，其他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也只有這個人是自己走出會場的。到了刑場上，這個人竟然又大喊一聲：“我還有重大問題要交待！”行刑人把他押了回去。但實際上這個人並沒有交待出什麼“重大問題”，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場……。

在這同時，北京市“公檢法”（公安、檢察院、法院簡稱，“文革”時合併為一，由軍隊管制）軍事管制委員會簽發了一份布告，行文如下：

現行反革命叛國犯沈元，男，三十二歲，浙江省人，偽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沈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大造反革命輿論，並企圖叛國投敵，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妝成黑人，闖入了外國駐華使館，散布大量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誣衊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化妝成黑人？闖入外國駐華使館？這種做法在那樣的年代裡實在太愚蠢，太戲劇化，太無成功可能，太讓人匪夷所思了。但這的確是真的，雖然傳出來的具體情節有出入。據一傳說所描寫，那一天，沈元買了盒油彩，塗抹在臉上身上假扮成黑人，企圖闖進一非洲國家駐中國大使館，申請政治避難，請求幫助離開中國。而經過郭羅基考證的說法是：沈元裝扮成黑人闖的是蘇聯駐中國大使館，而且闖了兩次。第一次是在1968年8月，夾帶着所謂的“機密文件”，但蘇聯人並不重視他，不予收留；第二次是在同年9月1日，沒有闖入便被抓了。門口的警衛將沈元一把拉住，他手上的油彩被抹去，發現是個假黑人，於是當場逮捕……

沈元註定要命喪黃泉。他剛好踫到1970年1月31日毛澤東批示“照辦”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打擊反革命活動的指示〉——碰到“嚴打”。所謂“嚴打”，即根據政治的需要不時以政治運動的方式特別“從快從嚴”懲辦某些特定的“罪犯”。這份編號為〈中發〔1970〕4號〉文件指示說：

蘇修正在加緊勾結美帝，陰謀對我發動侵略戰爭；國內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機蠢動，遙相呼應，這是當前階級鬥爭中值得注意的新動向。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圖仰賴帝、修、反的武力，復辟他們失去的天堂，加緊進行破壞活動。有的散布戰爭恐怖，造謠惑眾；有的盜竊國家機密，為敵效勞；有的趁機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聯，陰謀暴亂；有的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破壞社會主義經濟；有的破壞插隊、下放，這些人雖然是一小撮，但無惡不做，危害很大。

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先後於1970年1月9日、2月11日、3月24日三次發出“公布罪犯案情供討論”的相關《通知》。這是2月11日《通知》的首頁。

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中共中央這一年開展恐怖的“一打三反”運動。為了給運動樹立“樣板”，北京市當局從1月底至4月中旬共開了三次全市性有數萬至十萬人參加的公審公判大會，判刑和處決所謂“反革命”罪犯。為給公審公判作準備及造輿論，執行單位“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先後於1970年1月9日、2月11日、3月24日，三次發出“公布罪犯案情供討論”的相關《通知》，供“革命群眾討論”並提出“處刑意見”。所有那一年被處決者，都上過這種《通知》所附的名單。不過，沈元卻是先後兩次上了這種名單。第一次是1970年2月11日，第二次是一個多月之後的3月24日。不僅在北京市，也在全國範圍，沈元是唯一兩次上過這類名單的人。

沈元先後兩次上了《通知》，供“革命群眾討論”並提出“處刑意見”。所有1970年被處決者，都上過這種《通知》。

在這種恐怖的社會政治生態環境下，羸弱書生沈元被列入“無惡不做，危害很大”之徒，以“反革命罪”被判處死刑，從快從嚴死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

沈元被槍決的刑場。

二

沈元為保命兩次闖關，但也太無知了。他一介布衣，身處社會低層，所謂“夾帶機密材料”，不過是些紅衛兵小報，他兩手空空，沒有任何情報可出賣，一無所有，有何價值？豈能被收留？對方又何必為他承擔外交風波？而在沈元方面，要重判，至少要有出賣情報之類的證據，這是司法常識，可是這絲毫也沒有減輕他的罪過。這是“叛國投敵”，當然是“罪該萬死”。

為什麼沈元這樣顯露十足書呆氣的一介書生，竟然會破釜沉舟地選擇裝扮成黑人、逃入外國使館的這條不歸路呢？這應該是一個很淺白的問題，但我們還是要追問，而且要不斷追問！余杰評論這個幾乎四十年前的事件時，想到今天中國大陸許多人也饒有興趣的“行為藝術”，說，如果說這是一種“行為藝術”的話，它足以讓今天中國所有的行為藝術家們都瞠目結舌，甘拜下風。當然，這種性命攸關的事，絕不是藝術靈感衝動的結果！誰都可以想象得出，沈元在作出這一決定之前，其靈魂深處一定經歷了痛苦的掙扎！況且沈元是這麼一個人——從他一向的言行可知，他對中國的同胞、中國的土地、中國的文明和中國的歷史充滿深沉的愛，充滿單純的愛。

當時，沈元實在是被迫害得受不了，實在是走逃無路了。他剛結婚不久，小兩口日子剛剛開始。夫人是他的表妹，生得美麗，既純潔又賢慧，與他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他們寄居在親戚家，紅衛兵運動一來，他倆被掃地出門，逼得到處躲藏，工作單位也不接納，小兩口連棲身之地也找不到。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但姐姐早已自顧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個“反革命”呢？那種被親朋故舊拋棄的痛苦，那呼天天不靈、呼地地不應的絕望，是沒有經歷過“文革”恐怖的人所難以體會的。螻蟻尚且要惜生，又何況是一個有靈性的年青生命!只要有一點點出路，只要有一星星希望，沈元又何嘗愚蠢到要走上這一條幾乎註定的死路？！

他多麼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啊。即使已被押到刑場，要是別人早已絕望了，他還在運用不可思議的機智尋求死裡逃生的機會——他腦海里一定閃過歷史上各朝各代各種“刀下留人！”的故事，爭取多活一天、一小時，哪怕一分鐘，等待有人喊出這麼一句。非常不幸，沈元現在是異想天開。但他最後的求生努力，簡直驚天地，泣鬼神！

三

讓我們從沈元曾經有過的興奮的時刻說起。

1955年，年方十七的沈元考入了北京大學歷史系，在全國這麼多的考生中脫穎而出，這可是了不起的事情。沈元當時在北大歷史系的同班同學郭羅基回憶說，沈元是一個才華出眾的學生。或者說，他是天才加上勤奮。在北大學習期間，如他在給老師的信中所言：他幾無片刻休息。大批的參考書要看，要做摘錄。每次課一完就跑到圖書館去，每餐之後也儘速趕去等館門之開，否則搶不到座位。“一進圖書館，好像老牛到了水草地”，他這個比喻形象生動地再現了他當年學習生活的情景。沈元對同學們說：“我們就是未來的范文瀾、郭沫若、翦伯贊。”他以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自許，真可謂意氣風發，志趣高遠。（見郭羅基，〈一個人才，生逢毀滅人才的時代——哀沈元〉，網上文章）

就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勤勤奮奮當一名自許甚高的學子時，書生氣的沈元竟因一個不幸的舉動，觸犯天條，遭受滅頂之災——他出於好奇心，也因為並具的聰慧和幼稚所累，竟翻譯並議論了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郭羅基回憶，沈元發現這份報告包含許多重大問題和看法，其中最深刻的有兩點引起他深深思索，並和同學討論。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泄露後曾被西方廣泛報道。

一是斯大林為什麼能夠握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幹了壞事為什麼能夠長期隱瞞？赫魯曉夫僅歸結為個人崇拜，而沈元卻直言——“根本上還是制度問題”。

二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中揭露的事實，為何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樣的歷史還是信史嗎？沈元提出：中國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卻為什麼不能寫信史？學習和研究史學的人對於如何書寫歷史，當然是特別在意的。沈元提出的問題引起熱烈的討論，大家不能不聯想到自己的使命：自己將來做一個什麼樣的歷史學家？誰來繼承太史公的傳統？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北京大學按百分比劃右派時，潛心做學問、深鑽故紙堆的沈元，因為平時不積極向黨組織靠攏，並與某些激進黨員進行辯論，被打為“右派”。上級更認為“他早就是右派”，認定他和同學貼歷史系宿舍外的鳴放標語以及牆報《准風月談》是向党進攻，甚至追溯到他翻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和私下的評論，指控他“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年代”，如此更進一步——將其定性為“極右”。

這一年，沈元十九歲，正是意氣風發的年紀。翌年，沈元被開除學籍，遣送農村勞動改造三年。這是他極其短暫的一生的轉折點。

四

1961年，沈元“摘帽”（摘去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之後，回到北京。幸好當時沈元有高級知識分子的姑母姑父特別疼他，允許他住到他們在北京東城的家裡。也是沈元特別與眾不同之處——他閉門讀書，兩耳不聞窗外事，潛心研究歷史，居然做出人們意想不到的成績。

1962年，沈元經姑父母推薦給他們的熟人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劉導生。劉主管近代史所，他知道當時歷史學家黎澍意欲物色一位助手，便把沈元推薦到黎澍的門下。據說，劉導生問黎澍：“你不是要人嗎？右派要不要？”劉把沈元寫的九篇文章交給他。黎澍看罷，大喜過望，自言自語：“這就是我要找的助手。”那時沈元是沒有單位的社會青年。黎澍向公安局要來了他的檔案。他說：“不就是右派嗎？已經摘了帽子，有什麼了不得的？”便決定錄用沈元為實習研究員。（見郭羅基，〈哀沈元〉）

劉導生和黎澍都是愛惜人才的有膽識的領導。但沈元被破格調入社科部近代史研究所，最主要的還因為那時正值三年困難的調整時期，毛澤東的極左做法多少受到非議，一時比較收斂，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相對寬鬆了一些。不然，按共產黨的人事常規，一個被開除的右派學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調進最高的研究機構的。

黎澍當時兼北京學術刊物《歷史研究》雜誌主編，他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挑出〈論漢史游的《急就篇》〉，發表在《歷史研究》1962年第3期上。這是一篇對漢代兒童啟蒙讀物《急就篇》進行社會文化研究的學術論文。內行人評說，這篇文章展現了作者對史學、文字學和音韻學的深厚功底和新穎的視角，這在當時全國言必稱階級鬥爭的普遍論調中是一縷春風，使人耳目一新；該文從經濟生活來分析社會思想，也頗具歷史唯物主義的特色。無論從國學或馬克思主義史學來考察都是一篇佳作。中國大陸史學界一時引起了轟動。郭沫若讚嘆說：“這篇文章寫得好。”甚至說：“這樣的文章我也寫不出。”范文瀾說：“至少比我寫得好。”復旦大學的周予同一說起沈元就眉飛色舞，興奮不已。

沈元的〈論漢史游的《急就篇》〉，發表在《歷史研究》1962年第3期上。

沈元來所不久，1963年第1期《歷史研究》又發表他全文五萬多字的長篇文章〈洪秀全與太平天國革命〉。同年2月12日，《人民日報》用一整版刊載他的〈論洪秀全〉一文（即是前文的一萬字的壓縮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人民日報》從未以這樣大的版面刊載學術文章，沈元得此優遇，博得滿堂喝彩。沈元的文章還不單受到學術界重視，也得到了北京市委書記鄧拓的賞識。於是在學術界又一次引起了轟動。一時間從北到南的學者，人人爭說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說。一時間，走沈元的路似乎得到了上面的肯定，沈元的命運似乎有了轉機。

五

可是，當時知情人知道，所謂“轉機”背後有殺機。沈元顯示了才華，實現了自己的抱負，初試鋒芒，既令中國史學界的權威人物刮目相看，但他也招來了忌恨。

這個“沈元道路”的說法來自北京大學。很快，研究機關和高等院校都在談論右派明星，一時之間成了“沈元事件”。北大歷史系有人進而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報刊這樣發表他的文章，是公然宣揚“白專”道路（即不是毛澤東提倡的“又紅又專”），對抗黨的教育方針。在歷史研究所內，反對之聲更不絕於耳。和沈元同一輩的人，到所里來了幾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卻出幾篇文章，而且屢有轟動效應，一些不學無術但“根正苗紅”之輩於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不是針對學術研究，而是從政治上提出問題，而這是最要命的。不過，這“沈元道路”的說法一傳開，反響強烈。周予同在課堂上聲稱他“舉雙手贊成沈元道路”。黎澍說:“近代史研究要有十個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觀。”但是，由於有濁流翻滾，有關領導還是不得不建議沈元不用本名而用筆名發表文章。後來沈元發表文章就不能用真名了，用了“張玉樓”（取自黎澍室中的對聯）、“高自強”、“曾武秀”等等的化名。

沈元用化名有這麼一個故事。他以“張玉樓”化名寫了一篇〈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和歷史研究〉，先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了。《歷史研究》副主編丁守和把它和近代史所所長劉大年寫的〈關於近代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一起送《人民日報》。《人民日報》不知“張玉樓”是何許人，採用了沈元的文章而沒有採用劉大年的文章。沈元把所長比下去了，很讓丁守和等一些愛才的人暗自高興，可是，有些人得知沈元還用筆名發文後，仍然不依不饒，又再次告狀，甚至聯名告到毛澤東那裡，指責黎澍等人“吹捧右派”，“重用右派”（脫帽右派還是右派）。有一天，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打電話給黎澍，說：“有人給毛主席寄來了油印材料，揭發‘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裡，毛見了不知會怎麼批。你趕快來一趟！”（見郭羅基，〈哀沈元〉）中宣部還派人來調查，並發下指示“要注意影響”，再也不讓沈元發表文章。

1966年“文革”爆發，沈元當即被列入要打倒的“歷史學界十大權威”之一。他這個“權威”是其中最為年輕的了，當時才二十八歲，同一名單中的歷史學家們都是他的老師輩。此後兩年時間裡，沈元被連續批鬥陪斗，慘遭各種侮辱，喪失了全部人格尊嚴,在走投無路之下，發生了前文所說的事件。

六

沈元根本不是犯了什麼滔天大罪。被捕之後，夫人仍抱着企望。她對一起挖防空洞（當時全民挖洞，落實毛澤東關於“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勞動的老大媽說：“我決心再等他個七年八年，總會出來團聚的。”沒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開群眾宣判大會，在大會上沈元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並被宣布以叛國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在萬眾口號齊呼之下，沈元這位夫人也是表妹當場暈了過去。

文革結束以後，到了1981年，終於有了一張帶有尾巴的平反通知書。此時此刻，沈元堅強的母親在兒子死後第一次放聲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紙，不要紙啊！我送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聰明絕頂、才華橫溢的兒子，為什麼現在還給我一張紙？我要人啊！我要人啊！……”撕心裂肺，聞者無不動容。可是，母親再也要不來兒子了——兒子被另一位抽象的“母親”殺死了。這就是專政獨裁制度的罪過！

中國之大，何以容不得一個沈元？！關於沈元之死，可說的還可以很多很多。沈元這個上海人，一個戴着一副近視眼鏡、瘦弱高挑、麵皮白淨的書生，出身書香門第，舉止斯文，靦腆少語，循規蹈矩，從來沒有得罪任何人，也沒有傷害過任何人，一直只默默地做一份職上的工作。他即使在獄中，據昔日獄友們回憶，人緣也非常好。“自己病成那樣，還把有限的口糧分給別人吃。”“他很安詳，有修養有學問，很受尊敬。”但是這麼一個沈元，早在“文革”之前，已為許多人所嫉妒所追堵所不容。他與那些人無冤無仇，他們何以這樣咄咄逼人？

正如郭羅基〈哀沈元〉一文的標題所示，沈元是“一個人才，生逢毀滅人才的時代”。許多年之後，郭羅基拜訪過黎澍和丁守和。談起沈元之死，黎澍概括出兩個原因：“第一，死於眾人的共妒。第二，死於本人的無知和大家的無知。”丁守和則深為內疚地感到是他們“害死”了沈元！他說：“黎澍和我愛才，千方百計發表他的文章，結果幫了倒忙。”“一次一次地發表他的文章，引起群妒，把他逼上死路。早知道這樣，當年不發表他的文章就好了。”郭羅基認為，“共妒”或“群妒”這一概念非常深刻。妒忌本是個體人的劣點，但眾人對有才華的人產生共妒，則是社會的病態，病態社會的病因是不合理的制度（見郭羅基，〈哀沈元〉）。

在狼煙四起、遍地烽火的“文化大革命”年代，沈元更是可憐巴巴地孤立無助，一步步被逼上絕路。沈元被捕後，他的案例交給科學院各研究所的同事討論。所有經歷“文革”的人都知道，叫群眾討論案件，討論如何判處“反革命分子”，其目的本來就不是要大家發表意見，正是為了嚇得大家不敢發表意見，起震懾作用。也有人發表意見，那一定是昧着良心說對某人判得太輕，決不會說判得太重。當時認識或不認識沈元的人，沒有一個敢於站出來幫他說一句話，哪怕說一句死刑緩辦的也沒有。也許有人還覺得沈元就是可笑之至，甚至是“罪有應得”。

這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傷痛、悲哀和恥辱。

劉再復在〈面對高潔的亡靈〉一文中，痛切地解剖自己的靈魂：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記得沈元的名字，記得這一個年青傑出學者被活埋、被毀滅的悲劇故事。……在想起他的悲劇時，我首先想到在過去那些荒誕歲月里，自己也曾發過瘋，也振振有詞地批判過“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也唯恐落後地和“沈元之流”劃清界線甚至加入聲討他們的行列。我真的感到自己參與創造一個錯誤的時代，真的感到自己也是謀殺沈元的共謀。

人們明白了，暴政可以是雙重的，不僅有獨裁政權的暴力專政，為獨裁政權所愚昧的民眾也可推波助瀾施加多數暴政。人性的卑鄙，制度的罪惡，沈元案件提供了一個令人萬分悲憤的標本。

沈元在北大歷史系的同班同學郭羅基2012年到悉尼探親時，本文作者曾與他聚會，並贈送《北望長天》一書。

（本文原為筆者長文〈他們讓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祭“文革”中慘遭殺害的思想者〉的一部分，初稿於2006年5月文革發動四十周年之際，曾收進拙著《北望長天》（台北，秀威，2008年11月）一書中，現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