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三差五，人們就會被鋪天蓋地的“新聞”熱點所攪擾。說攪擾是因為，無形中你就會被裹挾進一種倍受挫敗的情緒之中，難以自拔。你既沒有能力判斷“新聞”的真假，也在“一個比一個更荒謬”的現象面前自愧見識太過短淺。

這不，美國狀訴福克斯新聞誹謗，中國長峰醫院大火等，又來了。進本其後的，是一個個的靈魂拷問與終極拷問。再後來呢？一切都會歸於沉寂。不在沉默中爆發，而在沉默中消亡。

不久，人們又會迎來下一次的“攪擾”，其奇葩程度依然是創紀錄的，讓你更加大跌眼鏡……

所謂新聞，其實就是通過不同的媒體向受眾提供有關當前事件的信息。新聞業是一種職業。既是職業，自然就有職業道德，糾其新聞業的職業道德，自以為其核心就是公正，是廣采眾家之言，而且絕不允許帶入個人傾向與偏見，至少主觀上應該杜絕。

據說news一詞，是取北（North）、東（East）、西（West）、南（South）四個詞的首字母組合而成，代表着四方所起之事，想來倒也貼切。

當今美國新聞媒體的普遍墮落有目共睹，其突出的標誌就是：本應秉承公正客觀的新聞報道正在淪為黨派間相互傾軋、明爭暗鬥的工具。

不是嗎？近年來圍繞美國總統大選，媒體的僭越愈演愈烈，比如，它們儼然以權威者自居，可以提前向公眾宣布大選中誰贏了，而且即使錯了也從不道歉。選舉中，媒體本應儘可能多地提供有關候選人的真相，充分滿足公眾的知情權，以利於選民做出準確的判斷，可事實上，媒體根本沒能盡到這一義務。

他們可以視事實而不見，卻熱衷於捕風捉影，甚至不惜製造假消息。

新聞，一旦把黨派自己的敘事方式強加於某事，就已經從根本上偏離了新聞的“初心”。

當然，這裡所說的，與“大一統”下媒體“姓D”的宣傳，以及“萬眾一聲”、“千報一面”的做派，可謂風馬牛不相及。那是另一個平行世界，只關心“如何講好X國的故事”，同時證明“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那只是權力的傳聲筒，根本就不是新聞。

坦率說，新聞不可能消除政治傾向，因為任何人都不免存在傾向性與偏見。記載，在19世紀商業報紙出現之前，具有黨派傾向性的新聞比比皆是，非常普遍。

那麼，在不同黨派信息彼此膠着、互相競爭的社會環境下，公眾意見能達成一致嗎？

從過往的事實看，能！

這，得益於當時相對簡單的社會結構以及豐富的社會交往，不同的觀點以面對面的方式（注意：不是在網上或隱形或虛幻）碰撞交鋒，所謂真理越辯越明。

辯，是指辯論，而非當下社交媒體上的那種爭吵、謾罵和人身攻擊。

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建國之初的新聞業具備民主模式，那是美國立國的基礎之一。

但即便是當時，這一寬鬆自由的言論環境也並非與生俱來，它是通過不懈的鬥爭換來的！

這裡想回顧的是290年前的“曾格案”，那時還沒有美國。該案是北美殖民地時期有關新聞出版自由及法律的著名案例，甚至有人將其譽為美國新聞自由的奠基。

更不能忽略的是，正因為當年的自由政治言論環境和反對《印花稅法案》的抗爭，才導致了獨立戰爭和美國國家的建立。

那是290年前的1733年，距美國獨立戰爭爆發僅剩42年。

法庭上的曾格（John Peter Zenger，1697—1746）

曾格，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德國人，出生於巴伐利亞，13歲跟隨父母移民到紐約，那時的紐約還是英國管轄下的北美殖民地。當時的殖民地總督承諾，為所有來自巴伐利亞的德意志人的子女提供學徒機會，就這樣，曾格成為紐約第一位印刷商布雷德福的學徒，一干就是8年。

1725年，曾格脫離了老東家出來單幹，成立了自己的商業印刷廠，靠印刷宗教小冊子為生。

當時，北美的本土派勢力日漸強盛，他們要求對殖民地的事務享有更多的主導權。當時本地唯一的一份報紙是由殖民當局控制的、布雷德福的《紐約公報》（New York Gazette），所以本土派勢力亟需擁有自己的一份報紙來為其發聲。他們找到了曾格，雙方一拍即合。1733年11月5日，曾格的《紐約新聞周報》（New York Weekly Journal）出版，成為第一家民間新聞機構。

該報一經問世，便以針砭時局、風格犀利著稱，其矛頭更是直指新任的殖民地總督科斯比（Sir William Cosby）。科斯比被激怒了，在指控曾格“誹謗政府、惡毒攻擊、造謠中傷、惡毒謾罵以及試圖煽動反政府情緒”的同時，命其一手提拔起來的首席法官德蘭西對曾格提起訴訟。

科斯比何許人也？

史學家在描繪他時所使用的幾乎都是負面詞彙，諸如惡毒、貪婪、嫉妒、脾氣暴躁、愚蠢、沒文化、高傲等等。任上，他更是侵占稅收、將沒收財產用作私用、篡改記錄，可謂劣跡斑斑。

曾格案的直接起因是：科斯比要求他的前任、備受人們尊敬的71歲議員達姆，將擔任總督期間賺取薪水的一半分給他，遭到達姆的拒絕。於是，科斯比於1732年8月對達姆提起訴訟，要求分得達姆薪水的一半。科斯比知道，如果此案交由陪審團裁決，他將毫無勝算，所以他指定最高法院在沒有陪審團的情況下聽取他的訴訟。

1733年4月，最高法院的三名成員為組建新法院投票，結果以2:1通過了科斯比的建議。得逞後的科斯比還不依不饒，立即致信給唯一投了反對票的首席大法官莫里斯，要求他解釋自己的投票。

解釋？好吧！只是莫里斯沒有在私下，而是通過曾格印刷的小冊子，向公眾公開了自己的解釋。

科斯比盛怒之下罷免了莫里斯的首席大法官職務，繼而任命了自己的堅定支持者德蘭西接替。而無辜的曾格則深陷到這場政治角逐之中。

科斯比解僱莫里斯的作法，以及一系列揭露其管理劣跡的小冊子從曾格的印刷廠不斷流出，加劇了殖民地反政府的力量。達姆和他的兩位律師亞歷山大、史密斯，還有莫里斯，成為新的民眾黨的領袖。

而當時說服曾格辦一份報紙的，正是律師亞歷山大。

起初，科斯比試圖關閉《周報》。1734年1月，首席大法官德蘭西要求大陪審團根據誹謗的法律提起訴訟，被陪審團拒絕。10月，德蘭西再次嘗試，被陪審團再次拒絕。

隨後，科斯比命令焚毀已發行了四期的《周報》，將地點選擇在市中心的柱子附近，以圖“殺一儆百”。然而奇怪的是，一夜之間所有被扣押的《周報》都不見了，市政官員和市民也沒有在規定時間到場，連“監斬官”都失蹤了。

1734年11月17日星期天下午，曾格以“煽顛罪”被捕，在紐約舊市政廳被關押了8個月。

不錯，290年前就有了“煽顛罪”！

那麼《周報》呢？它並未受到影響，除了只在11月18日缺了一期之外，曾格的妻子安娜接手繼續出版，其中還刊登了曾格為上周缺刊的道歉：“在主日17日，我被逮捕並關押，這是由省督和其他議員簽發的逮捕令。之後，我被限制不能使用筆墨紙張，也不能與人會面交談……”

曾格被捕，亞歷山大和史密斯豈能旁觀，兩位律師立即站出來為其辯護，但亞歷山大卻被首席大法官德蘭西以藐視法庭的藉口吊銷了律師執照。

大陪審團的遴選於 1735年7月29日開始，科斯比試圖通過其手下哈里森法官提供潛在的陪審員名單，以影響判決。但這種偏離正常程序的行為連被他視為自己人的哈里森都無法接受。這次科斯比沒有得逞，12名真正的陪審員出爐。

審判於1735年8月4日在紐約市政廳的主樓層開庭。總檢察長布拉德利宣讀了控狀，稱曾格是一個富於煽動性的人物，是頻繁出版並發布虛假新聞和煽動性誹謗的印刷商，他惡意設計陷害、誹謗和詆毀總督科斯比及其部長們。布拉德利表示，誹謗一直被視為會在人民之間製造分歧、引起不和，甚至導致流血衝突的行為。

此時的法庭，觀眾爆滿，人們對被告心存同情，期待公正。然而亞歷山大的缺席令曾格的處境非常危險。當時先由法庭指定的律師錢伯斯為曾格辯護，他的辯護僅僅基於這樣的前提：報紙的編輯政策不應該由印刷工人負責。

此刻，法庭的後排站起來一位老人，身着華麗，頭戴假髮。他走上前來，莊重地告訴法庭，他將主動為曾格辯護。

他，就是60歲的費城著名律師漢密爾頓。法庭內外人滿為患，除了關注曾格的命運外，也是想要一睹年逾花甲的漢密爾頓的風采。

從那一刻起，一篇堪稱精彩的辯詞註定會被載入史冊。

漢密爾頓（Andrew Hamilton，1676 –1741）

8月5日，當漢密爾頓完成了法庭的最後陳述後，全場聽眾起立歡呼，大陪審團退庭。僅過了10分鐘，陪審團做出無罪裁決，曾格獲得自由。

這是一場劃時代的勝利！

在這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案例中，為曾格辯護的漢密爾頓和史密斯試圖確立這樣的先例：即使言辭誹謗，只要證明它是真實的，就不構成誹謗，從而肯定了新聞自由。

而之前的司法解釋，按慣例，只要發表有損於當局的言論，就構成誹謗，至於言論內容真實與否無關緊要，法庭甚至把“越是事實，越是誹謗”作為通則。

漢密爾頓精彩的法庭陳述，針對的正是這一不合理慣例。

讓我們重溫一下他精彩辯詞的片段吧，因為它好像就是針對着當今的我們所言：

“當壓迫普遍存在時，感謝上帝，我們的憲法已經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如果不能通過我們的謹慎和決心來糾正這些錯誤，我們怎能最大限度地防止一位總督對其管轄之人的不公正。因為大多數人——我指的是自由人——對普遍的公正都有這樣的感覺：當他們得知最高統治者濫用了賦予他的權力、並試圖將這種權力用在無辜者身上時，人們普遍都會干預，都會盡其所能阻止其同胞受到傷害。”

“我希望永遠能看到這種情況：當自由人的代表們通過公正的陳述，抗議行政長官濫用權力傷害同胞時，他們將大聲地公開宣稱：他們沒有任何法律義務去支持一個企圖摧毀他們的家園、剝奪他們應有權利的總督。”

“我懇請大家考慮：如果每個受苦的人都保持沉默，人民所擁有的強大權利又有什麼用？難道一個人因為向他的鄰居訴說了自己的苦難，就應被指控為誹謗者嗎？”

“也許有人會反問：‘難道你們沒有立法機構嗎？你們為什麼不去眾議院投訴？’是的，我們有眾議院。但那又能怎樣？如果眾議院的大多數人都得到了總督的提攜，而且可以在連續兩個七年的時間裡保持同樣的人，那麼我請問，一個誠實的人向這樣的眾議院投訴總督，你能期望他得到什麼幫助呢？答案不言自明！”

“抱怨，是人的一種權利，是所有自由人都享有的權利。當他們受到傷害時，他們有權公開反對濫用權力，並且用最強烈的措辭向其他的人發出警示。針對當局的狡猾和公開的暴力維穩，人們會勇敢地表達自由，會不惜一切代價去維護它！因為自由是上天賜予我們最偉大的福祉之一。”

“單純的權力並不能讓一個人受愛戴。那些在成為總督之前既不善良也不明智的人，在升官之後往往會變得更壞。因為那些沒有智慧和品德的人只能通過法律來約束，他們離法律越遠，就越邪惡、越殘忍。當這樣一個總督出現時，他治下的人民是不幸的。但最終他會發現，人民既不愛戴他，也不支持他。”

“據總檢察長稱，政府是神聖的，理應受到支持和尊重。因為正是政府，保護了我們的人身和財產，防止了叛亂、謀殺、搶劫、暴亂以及所有導致國家崩潰和個人破產的禍害。如果那些掌權者，尤其是最高統治者的一舉一動都要被私人指責，政府就無法維持。這是一種不能容忍的放肆。這會使統治者變得不堪一擊，他們的權威將不受重視，最終將無法執行法律。

我要說，這些的確是掌權者和擁戴者所堅持的一般性觀點。但我希望同時考慮到，濫用權力往往才是這些禍害的根本原因。正是這些“大人物”的不公正與壓迫，才使他們在人民中受到輕視！任何對歷史或法律稍有了解的人都不可能不知道，被掌權者用來實施專制統治、摧毀自由的華麗藉口，正是這些！”

“我不得不說，幾乎任何一篇文章，只要有一點點傾向，都可以被解釋為誹謗。藉助一種稱為‘暗示’的藝術術語，根據司法部長的定義，幾乎所有的文字都可以被解釋為誹謗，無論這些文字是針對一個公眾人物還是一個私人，是死人還是活人，是好還是壞，是真還是假，一律是誹謗。因為在司法部長看來，當一個人聽到一篇文章被朗讀出來、重複出來或是嘲笑出來後，這些行為都視為是可以懲罰的。

如果按照檢察官先生所提出的廣泛且無限制的理由來理解誹謗的話，那麼據我所知，幾乎沒有一篇可以不被視為誹謗，幾乎沒有人能夠避免被稱為誹謗者。因為連溫和的摩西都誹謗了該隱，請問，又有誰沒有誹謗過魔鬼呢？”

“權力可以比作一條大河。當它被限制在應有的界限內時，它既美麗又有用。但當它泛濫時，會變得無比猛烈，難以抵擋，它會衝垮一切，帶來毀滅與荒蕪。如果這就是權力的本性，那麼讓我們盡我們的職責去珍視自由，盡我們最大的努力去支持自由，因為這是對不受約束的權力的唯一堡壘！我們看到，在我們所經歷的所有時代中，我們犧牲了有史以來最好的人。他們灑下的熱血，只是為了滿足權力的野性、欲望以及無限的野心！”

庭審到最後，漢密爾頓陳辭：

“總之，此刻擺在法院和陪審團諸位先生面前的，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私事。它不是你們正在處理的、僅僅事關一個窮印刷商或是紐約一地的事。不，絕不是！它最後可能會影響英國政府統治下生活在美洲大陸的每一個自由人。它是一個最崇高的事業，它是一個自由的事業。我深信無疑，你們今天正直的行為，不僅會使你們贏得同胞的愛戴和信任，而且每一位熱愛自由、反對奴役的人都會祝福和敬仰你們，因為你們今天所奠定的寶貴基礎是：挫敗暴政的企圖，以一個公正無私的裁決為我們自己、我們的子孫後代以及我們左鄰右舍贏得享有自然與國家賦予的權利，並以言說和書寫的真理，贏得了揭露和反對專制霸權的自由。”

如此振聾發聵的雄辯，出自288年前，能想象嗎？

更關鍵的是，法庭可以允許這樣的聲音，而且最終案子取得了完勝！

……

當然，權力並不是那麼容易屈服的。政府堅持的“越是事實，越是誹謗”，其背後的邏輯是：公眾對於執掌權力的人進行譴責或批評，會激起社會不安，進而破壞安定團結。

曾格雖然贏了，但只是贏在了民意上。至於政府，一個案子是不可能根本改變他們的任性的。之後又經歷了很長時間，相應的法律才落地。

即使如此，面對當年的這些公眾、知識分子、商人、律師、陪審團、法官甚至包括殖民地當局，有誰敢說今天的我們已經全面超越了他們？

當年那些載入史冊的新聞工作者，他們目標崇高而堅定，那就是：為了公眾真正享有準確、清晰、獨立、具有批判性、啟迪心智的政治新聞報道。

看看現在我們周圍的新聞從業者和新聞，那是怎樣的墮落！

我們的新聞報道，乃至我們的歷史，究竟是前進了？還是倒退了？

惶然。

這真是個to be, or not to be的大問題。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曾格生活在今天，他定會悵然若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