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維舟 寫於 二零二三年

4月20日午後，三位來自天南海北不同地方的外地年輕人，在四川省什邡市天鵝林場深處服毒自殺。繼4月4日天門山跳崖事件之後，這是一個月內發生的第二次陌生人相約自殺事件。

和上一次有所不同的是，這次事發後，相關的信息極為匱乏：死者有沒有留下遺書、他們生前經歷了什麼、為何走上絕路，至少目前我們都一無所知。在輿論場上，這幾條年輕的生命沉默的最後吶喊，看來很快就會被淹沒。

最早披露此事的是“網傳” ，當地公安局的回應是“此事不方便透露”。昨天終於通報此事時，末尾也有一句警方提示：“為尊重逝者隱私，請勿傳播相關視頻、圖片等信息，避免對死者親屬造成二次傷害。”

這是國內應對“負面事件”時最常見的做法：不要去談論它，就讓它這麼過去，就像從沒發生過，尤其是不能讓消極情緒傳播開來，引發效仿，顛覆現有的日常秩序。此時，死者家屬的情緒就成了一個最方便的理由。

應該說，這種考慮也不是沒道理。1774年，歌德發表書信體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 》後，德國社會被這個年輕人在覺醒之後苦悶的反抗意志所感動，一時不少人自殺殉情。1903年，日本高中生藤村操在華嚴瀑布自殺，遺書中訴說對宇宙和人生意義“不可解”的痛苦，雖然警察砍伐了刻有其遺書的樹、停發印有其遺言的暢銷明信片，仍不能阻止許多人來此朝拜、效仿這一“哲學之自殺”，九年之內竟有多達200餘人來當地投潭自盡。

這次天鵝林場事件後，我第一反應也懷疑這是對天門山相約跳崖的模仿，但如果是，那行動也太快了，更可能的是：這次的三人原本就有相似的處境和意向，只是別人的舉動刺激了他們採取最後的行動。

如果是這樣，那順理成章的推論似乎是：新聞報道和公共討論可能加速了他們的自殺。這是一個讓新聞人深受困擾的兩難：報道，也許推波助瀾；壓着不報，又不符合新聞倫理，何況這種不讓報的社會更讓人壓抑。

避而不談就能讓事情變好嗎？我不這麼認為。公共討論是必不可少的，但相關的討論是否激發社會效仿，這是沒有人能控制的事態。新聞人沒辦法承擔無限責任，因為社會的反饋鏈條太長了，不可能預見並控制每一個環節，也就不可能為此負全責。

何況，你不報道、封鎖消息，難道社會就真沒渠道知道了？不會，只是媒體公信力漸漸喪失，人們轉而從小道消息來獲取謠言。嚴厲壓制的結果，就是使這種行為更進一步地下化，而相約自殺的真正原因更是得不到公開的討論，遑論解決了。

難就難在這裡：“公開討論或許引發效仿，但壓制又不能真正解決問題，那究竟應該怎麼辦？這就催生出這樣一種頗具中國特色的應對舉措：一邊管控公開談論，秘不示人，另一邊設法悄悄去解決問題。

每次發生這樣的悲劇後，都會有這樣一波應對，有些老師說，對學生的要求已經放寬到“不自殺就行”，不少學校加緊排查有抑鬱傾向的學生，強化心理干預，甚至要求學生簽署“不自殺承諾書”。

這麼做有效果嗎？有，一些學生因此而更抑鬱了。

有人吐槽，被這麼一通干預下來，自己好不容易控制住的抑鬱情緒又爆發了。簽什麼“不自殺承諾書”當然也毫無用處，只不過有了這樣一份承諾書，再出事就算是你“違約”了，至少學校可以撇清責任，然而正因此，學生們更意識到這種干預的本質不是在幫助自己，而是冷酷無情的免責，讓系統運行排除隱患，這讓看清楚這一點的人進一步喪失了希望 。

在我們社會，還有一種無處不在的聲音認為，為了阻止悲劇重演，有必要“宣揚正能量” ，讓年輕人免受消極影響。這次天鵝林場事件發生後的報道里，就有評論斷言：“肯定有什麼人蠱惑年輕人自殺。” 但底下就有人反問：“還需要蠱惑？”

這就是問題所在：那些相約赴死的年輕人既不是一時衝動，也未必是受他人蠱惑而過度悲觀，相反，這完全有可能是他們看清社會現實之後自主、自願之舉。

他們之所以能激發社會公眾的共鳴，原因也就在這裡，太多人雖然“強忍着絕望生活在這世上”，但都能理解生存絕望，在天鵝林場自殺事件的視頻報道底下，點讚最高的一條留言是： “人間不值得，別來了。”

也因此，將自殺者視為行為異常的邊緣人加以有針對性干預的做法無法成功，因為他們恰恰是正常人，不正常的是這個社會本身。這個社會不在乎個體的感受，只要求人服役，干好人口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的勞動，你要以任何理由逃避服役，就要錘你。

在網傳的一段微信對話里，一位老師告誡學生別想不開，誰也不許跳樓，“千萬別干傻事！凡是跳樓的，期末考試一律給0分！”

不管這是無意識的流露，還是殘酷的玩笑，乃至是杜撰的梗，它倒是道出了當下社會荒誕的真相：安排好的人生沒有退出機制，誰要退出就得受懲罰。從這一意義上說，自殺是工具人在覺醒之後最決絕的反抗。

這兩天，也有不少人提到史鐵生《我與地壇》裡的一段話：“你說，你看穿了死是一件無需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無論怎樣耽擱也不會錯過的事，便決定活下去試試。” 這當然不失為冷靜的“向死而生”，但其實並不能回應當下工具人的處境，甚至截然相反，因為在史鐵生這裡，“活着”才是對命運的反抗。

對卑微的個體來說，生死有着不同的意味。小說《微物之神》就刻畫了這樣一種小人物的生存：他安靜、懂事、不擾人，能融入任何所在之處的背景之中，以至於 “對於一個觀察者而言，他幾乎是不存在的” 。可想而知，也沒什麼人在意其生死，因為“在他生存的社會裡，一個人的死可能比他的生存更有利可圖，而這一點並不是他的錯”，對他來說，死亡是一件很平靜的事，因為那“不是死去，只是不再活着”。

在這兩次的相約赴死事件中，至少有一點似可確定：他們只能找到和自己相同處境的人一起行動，卻找不到能理解、支持幫助他們的人，這樣，他們的抱團取暖成了一種不斷自我否定的內循環過程。看似奇怪的是，這種絕望的內省能給人帶來難得的內心平靜，那是一種從未有過的解脫感：“沒救了，突然覺得，人不焦慮了”。

問題還不在於他們的處境有多糟，而是這強化了自己與外部世界的脫節。在這個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歸屬，是比生存條件的匱乏更加絕望的，此時，可能另一個世界還更顯得像是“歸宿”。就此而言，這個小團體其實是他們最後的歸屬，甚至比生命本身更重要。

我原本是希望他們哪怕在此世找不到歸屬，至少能在找到彼此後，從小團體的相互理解中開闢出新路，但看來這對他們來說太難了。自殺也需要行動力、執行力，一個人往往下不了決心，所以有人說，有的人之所以沒自殺，不是因為別的，是“懶”，把這事給拖下來了。然而，如果三四個人一起，就能更堅定地執行了下去，並且事先可以做好周密的安排。

在天門山事件中，四人在跳崖前還服毒了。一般媒體分析都認為這是為了“雙保險”，說明死志已決，但我猜想還有另一重考慮：避免萬一跳崖沒死，摔成了殘疾。最令人遺憾也最諷刺的地方就在這裡：這個有歸屬感的團體反倒是更堅定地去執行自殺，他們把自己僅存的氣力都放在了盡力去離開 。

這些看似是個案，但在我看來，每一個這樣的事件都折射出當下社會的精神危機：我們所生存在其中的社會高度世俗化，卻缺乏精神寄託，人們難以找到生活的意義感。之前談到這一問題，有留言說，心裡絕望的人，最好自殺前去教堂坐會兒，但底下就有人回覆：“沒有教堂”。

當然，沒有哪個社會能杜絕自殺現象，也不可能讓每個人都活得快樂，很多私密的內心黑暗，再能幹的公共機構也難以介入，但至少，當人們想要求助時，讓他們能有所選擇，而當他們願意講出來時，也有人能傾聽，得到響應、討論和正視。

這就是我想說的：要真正解決相約自殺的問題，他們就首先需要被看見，讓他們的處境進入公眾視野。真相可能令人不適，攪擾生者的日常生活，影響系統的順利運轉，然而，如果不能看到具體的人，反思隱藏的結構性問題就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