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可能性的藝術：比較政治學30講》 

劉瑜是清華大學副教授、中國政治學者。研究領域是國家政治轉型以及中國政治。主要著作有《民主的細節》、《觀念的水位》。《可能性的藝術：比較政治學30講》是她的新著，通過世界多國的政治轉型之路的比較，讓讀者思考未來中國的轉型機會和道路。難的是把政治學寫得並不枯燥。

當政治非常糟糕的時候，比如一個極權政府掌控一切，它可以摧毀人們的生產積極性、自發的社會組織、家庭乃至人性，使人們的生活變成一場噩夢。但當政治非常好的時候，它也只是制定了一個相對公平的遊戲規則。好的政治只是美好生活的前一半，而後一半則取決於社會、市場、文化以及每個人的努力。

英國光榮革命成功地把權力關進籠子裡，帶來可信的承諾（credible commitment），讓民眾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財產安全感，產生了投資、生產、創新的動力，最終觸發了工業革命。而中國人的虛無主義精神傳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正是與皇權下缺乏產權保護的制度結構相關。

我們這個時代之所以非同尋常，沒有長時間的動盪。恰恰是因為我們所處的國際秩序非同尋常。歷史上的每一種國際秩序都對應着當時最強大國家的觀念與利益。我們的時代是“自由霸權”，就是“信奉自由主義的國家成為國際社會的霸權國家”。自由霸權意味着原本發源於西方國家的經濟自由、政治自由、社會自由不斷向外傳播，歐美內部的市場自由成為全球的市場自由，它內部的政治模式開始助推全球的政治轉型，它內部的社會觀念也向全球各個角落滲透。貿易全球化、西式民主的擴散、大國戰爭頻度的下降，都與這一國際格局緊密相關。

美英《大西洋憲章》所構想的國際秩序與傳統帝國非常不同。帝國風範是擴疆建邦、改裝易服。但是《大西洋憲章》約定，不尋求領土擴張，推動貿易自由、民族自決、人民主權。更重要的是，《大西洋憲章》不僅僅是幾句口號，而是一系列國際機構和規則的基礎。今天我們所熟知的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核不擴散協議，都可以追溯到《大西洋憲章》所描述的原則。

自由為什麼要以霸權做後盾？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失敗了，導致二戰的爆發；而《大西洋憲章》的原則，推動了至今長達70多年的相對和平。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直接原因就是一戰後，美國採取孤立主義的國際戰略，美國當時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成為全球性國家，導致“十四點原則”缺乏實力的支撐，成為空談；而二戰後，歐美世界以其實力來支撐《大西洋憲章》原則的落地。所以，光有美好願望是不夠的，自由要有牙齒才能不被吞噬。

西方國家發現，他們本來引以為豪的一些制度元素，比如自由金融、勞工保護、知識產權保護，在與中國競爭時，反而成了負擔。這種不公平是系統的：匯率自由 vs 調控匯率；土地私有 vs 土地國有，大興工業園；保護知識產權 vs 技術換市場；勞工保護 vs 血汗工廠；還有行業壟斷、金融國有、產業補貼、出口退稅、貸款優惠、環保政策。自由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的競爭，是不公平的競爭。川普反對的不是自由貿易，而是不公平的貿易。美國的有限政府能動用的政策工具很有限：它不能限定匯率、很難蓋工業園、很難指定產業補貼、稅收和工資方面的影響力也很有限。美國唯一的選擇是關稅戰。中國經濟的起飛，靠的是這種不公平的競爭。但是不公平的制度紅利已經擠壓殆盡，中國經濟增長不可持續。

今天以捍衛王權的名義打壓自由已經失去道德魅力，但是民主理念中所包含的平等激情、集體激情、動員激情卻能為碾壓自由提供道德合法性。一個運動型的政黨在一個魅力型領袖的領導下，通過民意贏得權力，再通過打壓自由來贏得更多選票，下次勝利後更加嚴厲地打壓政治自由，由此形成一輪又一輪的惡性循環。民主不但沒能約束權力的濫用，反而為濫用權力提供了合法性。

成功的“多元文化主義”需要所有文化群體同時恪守自由、寬容、民主的底線，而這是一個極高的底線。民眾的監督能力在身份認同下會大大下降，因為認同邏輯碾壓理性邏輯。理性邏輯是：這個政治家太腐敗了，我們一定要把他拉下馬。認同邏輯則是：雖然他不對，但他畢竟是我們的人，為我們說話，那無論如何得把他給留下。

當制度的發展超前於文化，文化必然會以暗度陳倉的方式去把規則悄悄地扭曲為潛規則。

雖然資本主義在財富方面製造不平等，但在消除傳統社會等級方面，它又恰恰是一種平等化的力量，因為它根據你為市場所提供的價值，而不是你的種姓、宗教來決定你的位置。

韓國民主化：從1960年的419運動，到1972年抗議獨裁的“維新憲法”，到1980年的5月抗爭，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爭，這是一個漫長的接力過程。而且，這個過程充滿艱難險阻，無數大學生被開除、被毆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僅1980—1987年，就有12萬多名大學生被開除學籍，到1986年還在押的3000多個政治犯中，85%是學生。為了進行勞工維權，數千名大學生假扮工人進入工廠，組織工會，一旦被發現被抓，新一波的大學生又跟上，這叫“排隊入獄”。韓國人的民主真的是他們用幾代人的血與淚爭取來的。

韓國電影《1987》裡面有一段對話，一個女孩勸戀人不要去參加遊行。她說，你以為你這樣做，世界就會改變嗎？別做白日夢了，醒醒吧。那個大學生說：“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為心太痛了。”心太痛了，一語道破了啟蒙觀念的真正起源。這種源於道德直覺的正義感有種令人敬畏的天真。

理性的無知是一種理性的選擇。特定情境下，人們可能會選擇對自己無法承受、無法改變、無法超越的東西保持無知，因為“知道”會喚醒良知，而恐懼讓你只能無所作為，與其讓你的無所作為拷問你的良知，不如什麼都不知道。

韋伯說，古代中國的官僚制，本質上是家產官僚制，不同於政治中立的現代官僚制。當一個官僚集團頭上頂着“一家之姓”的時候，它不能成為天下之公器。缺乏民意約束的巨型官僚體系未必是好事。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之頻繁、之浩大、之慘烈，在世界歷史上都非常罕見。動輒數百萬人口甚至上千萬人口滅絕，不得不說與官民力量極其不對稱所積累的社會矛盾緊密相關。

威權體制下雖然也有適應性學習，也不斷調整自己的政策，但是，它的糾錯不是制度化的，往往要靠某個領導人去世、某場政變、某次戰爭或者某個開明領導人的胸懷和智識，才能實現航向的轉變。中國的鳥籠太精緻了。哪裡有反抗的機會，哪裡才會有反抗。反抗並不與壓迫成正比，而是與反抗的政治機會成正比。有縫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長，鐵板之中無法成長出生命。中國的一切都大而漫長。帝制往回看，還能看到兩千二百多年前的秦。往前看，還是一眼看不到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