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劉瑜《觀念的水位》

劉瑜是清華大學副教授、中國政治學者。主要研究領域是國家政治轉型以及以及中國的變革。主要著作有《民主的細節》、《可能性的藝術：比較政治學30講》。《觀念的水位》是她的時政雜文集。王小波之後，中國鮮見好看的雜文。

民意和民主：在一個多元意見和選擇自由不可能的環境裡，民意只能被認作是偽民意。即使它是真民意，你也無從知道它是不是真民意。鑑定民意的真偽，標準不在於民眾選擇的那一刻是不是真誠，而在於他們在形成意見時討論是否自由、觀念可否多元、信息是否充分。沒有自由討論基礎的民意，就像一年四季只吹西北風的樹，長歪了毫不奇怪。信息不對稱不充分，這樣的調查能說明什麼？讓你選你愛吃豬肉還是愛吃恐龍肉，你怎麼選呢？民主是對民意的傾聽和代表，但如果民意不是自發自主形成的，而是被灌輸甚至操控出來的，民主又有何意義？

民主的質量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思想的自由，因為自由哺育觀念的多樣性。中國人的民主觀是“家長式”的，而不是“自由式”的。也就是說，在中國人看來，領導為老百姓着想，那就是民主了，民眾自己犯不着參與到政治決策過程當中去。後者才是“自由式”民主。民主制度是一個複雜的政治機體，除了公正選舉，還需要強大的公民社會、公正的司法機構、發達的政黨體系、尊重規則的法治文化、有效的水平制衡、一定的經濟基礎等等，只有這一系列的要素同時運轉，民主的齒輪才可能真正運轉。

愚蠢常常不是智力不及，而是選擇不去運用智力。也許因為利益，也許因為懦弱，也許因為“溫暖的合群”，或者乾脆因為懶惰，一些人選擇荒廢甚至屏蔽智力。一切洗腦的成功要旨，不過在於幫助人們逃避自由。當一個體系能夠用邏輯自洽的方式替你回答一切問題、並且保證這些答案的光榮偉大正確的時候，的確，為什麼還要去承受“肩負自由的疲憊”呢？人對自由的恐懼，大約就是社會主義的心理基礎。

一個人“看到”一個事物並不等於他能“看見”它，人們往往需要穿過重重固有的意識形態才能看見自己所看到的東西。 “視而不見”其實更合乎許多人認知的慣性。

西諺云：不要讓“最好”成為“更好”的敵人。意思是不要因為80分不是100分而否認從60分進步到80分的意義。不過中諺卻說：五十步怎麼可以笑百步？要我說，五十步怎麼不可以笑百步，九十九步都可以笑百步。人類文明的進步靠的就是點點滴滴的努力，大的進步值得大的肯定，小進步值得小的肯定。否認量變之間的差異就是否認進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從而為一切落後進行辯護。

不時爆發的反日反美憤怒之所以令人上癮，是因為憤怒是通向正義感的捷徑。正義感讓人產生存在感。而人是需要“存在感”的。憤怒有着選擇性，比如“捨近求遠的憤怒”——近在眼前的無數起“看守所神秘死亡”案無法激起其憤怒，但是遠在伊拉克的美軍監獄虐俘案卻令其勃然大怒；比如“避重就輕的憤怒”——一場饑荒中數千萬人的消失不能使某些人皺一下眉頭，但是一幅對某領導人的搞笑式漫畫卻使他們怒不可遏。集體憤怒是安全的，在貌似反叛精神中隱藏着諂媚情結以及羊群心態。

在應該學習他國長處的時候，訴諸“國情”，在為本國不足辯護的時候，卻訴諸“普世”，這是洗腦的制勝法寶。

一個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頭髮離開地面，一個國家也是。

威權式彈性：自由制度都是類似的，但是威權制度卻各有各的威權形式。有人用“威權式彈性”來解釋中國政治體制的生命力。中國今天的體制不再笨拙僵硬，而是相對敏捷靈活。它在四個方面區別於傳統的威權體制：有相對規範的權力交接制度；有以素質而不是派係為基礎的人才吸納機制；有組織上的專業化和層級化；能組織一定的精英甚至公眾政治參與。總之，它不再是卡扎菲或者金正日式體制。

中共試圖 “與時俱進”地調整政策以避免西方的選舉制度。但是有些政策領域似乎始終是學習能力的瓶頸，比如龐大的“三公消費”，比如屢禁不絕的腐敗，又比如官員財產公示制度，醫療資源的城鄉和官民倒掛問題等等。凡涉及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時，彈性似乎就失靈了——皮筋變成鋼筋，怎麼拽也拽不動了。這大約是因為“威權式彈性”總是局限於政策的創新，但悲劇的根源卻是在權力的結構。它的糾錯不是制度化的，極大程度上依靠領導人的智慧。比如蠢不可及的封城清零抗疫政策，要在延誤了一年之後，以犧牲大量生命的代價，潰壩般地結束。充分證明中國政治的威權式彈性已經失靈。

英國法治傳統的形成並非因為威權式彈性，某個國王的良心發現，或某貴族上書要求諮詢型法治，而是因為國王和議會的權力制衡。

我雖然敬重一切潔身自好的個體，但是對一切來自當權者的整風、反低俗文化、打黑運動都心存疑慮。要說服民眾放棄權利、財產、自由是很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讓民眾在打倒假醜惡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放棄其權利和自由，就容易得多。“殺貪官？好！”於是在迎接道德特洛伊木馬的過程中，不知不覺也迎接了“木馬”腹中的極權統治。用道德運動剝奪了人民的自由、人權，民主。

一個國家走向怎樣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悲劇其實也可以是財富，而拒絕挖掘這個財富則往往導致一個國家在歷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 “肅反”不反思，於是有“整風”。“整風”不反思，於是有“反右”。“反右”不反思，於是有“大躍進”。“大躍進”不反思，於是有“文革”。拒絕反思，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導致的往往是苦難的死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