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庆民 写于 二零二三年




关于所谓“教育/高考/公考促进阶层流动”




很多人批判如今中国教育，认为它并不能促进阶层流动，甚至加剧了阶层固化。




但其实，退一万步，即便教育可以实现“鲤鱼跃龙门”、“成为人上人”，又如何呢？所谓“流动”只是那一部分上位者，大多数平民并没有从中受益，是另一种“城头变换大王旗”。




这些年通过高考、考研、公务员考试而上位的平民子弟也不乏其人，但是并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只是精致利己、因私为恶。他们成功，对他人、国家、人民，没有带来相对旧势力更有益的东西




现在人们抱怨“寒门难出贵子”，可即便“寒门”出了“贵子”，甚至上了清华北大，有利的只是他自己和家人。他们及其圈子之外的、90%以上的平民大众，并不能沾一份光。即便“沾光”也意味着损人利己、以伤害其他没有关系门路者利益，而非普惠共赢。







这些“鲤鱼”跃入庙堂、成为达官显贵，并不会比传统旧贵族对老百姓更好、政策更亲民，甚至一部分更加无情、冷酷、暴发户姿态。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是一种零和博弈思维和结果。




良性的教育体制、晋升体制、激励机制，应该是在促进个人成长、阶层跃迁、生活改善同时，也能以各种方式普惠他人，让各方都从中有所获利。




而中国的体制，从古代科举到当今公考，以及其他提拔晋升，确实有流动跃迁，但有利的只是当事个人（有时还包括家庭），对社会、公众、没有跃迁者，又有什么好处？




当然了，不同的人分工不同、贡献不同，身份和所得有差别也是有合理性的。




但是呢，所得和贡献是匹配的吗？很多人无非是生的好、关系好、运气好，然后就金汤匙了，而不是自身真的有多少贡献（且不说那些还作恶的）。还有的人，在条件非常恶劣情况下做了许多事，代价巨大，但因为种种错缪因素，就不得志。




转载者的话




中国社会的社会竞争非常不公平，这种社会竞争的目标是争夺按权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机会，按权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会让少数人发财，运气好的人会赢得竞争，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就没有合理性，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就是必要的。




政府官员与资本家的高收入不是按劳分配的结果，接受政府官员与资本家的高收入就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无关。中国不是一个根据一个人提供社会必要劳动的能力与提供社会必要劳动的数量进行按劳分配的国家，中国属于标准的按权分配的国家，权力大的人可以发财，可以为权力拥有者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可以发财。




这种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力是先天基因与后天环境互相作用的结果，本质上是运气的产物，从冲突主义视角观察中国社会的社会分层会发觉中国社会存在严重的结构性不公平。




在中国，出身平庸，既无法运用诈力对付底层民众又无法为体制内官员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只能在底层挣扎，对付底层需要的诈力与取悦上层需要的情商需要依靠先天基因与后天环境互相作用才有机会产生，没有好运气的人在中国会生不如死，中国不是一个按劳分配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