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陶業 寫於 二零二三年

文化是在歷史長河中逐步形成的具有鮮明的民族或群體特點的社會產品，它展示這個社會群體獨特的信仰、價值、倫理、道德、行為規範和習俗等等。文化與文明不同，文明是趨同的，落後的文明總是要向着先進的文明發展；而文化則標誌着一個社會群體的獨特身份，它在社會群體內部創造、共享和傳承，相對獨立，有邊界。與不同群體交流時，不求同，但存異。當其符合社會群體的良知時，即當其符合人道主義、人本主義和人性需求時，此文化與彼文化之間難分優劣。


文明與文化都直接影響着人類的生活方式，只是切入的角度不同。文明提高人類生活的水平，使其更為方便和舒適，比如蒸汽機的運用（工業文明），電子設備的運用（電子文明），信息技術的運用（信息文明），都在改變着人類的生活方式；而文化則提高人類生活的內涵和品質，使其更為豐富和充實，比如藝術、音樂、文學、宗教、食品和服飾的發展，更符合人道主義，更符合人性的需求。

如今充斥和瀰漫於中國社會的文化是什麼文化呢？眾所周知那是中國特色的中共黨文化，簡稱黨文化。黨文化是極權文化的中國版本，是極權主義文化在中國的具體體現。黨文化吞噬中國文化，黨文化以外來文化的身份驅逐了中國的本土文化和傳統文化。

黨文化是一種文化嗎? 不是, 黨文化是一種反文化。如果非要說黨文化是一種文化，那麼，它是劣質文化，是反文化的文化。黨文化反人類、反人道、反人文、反人性。

極權文化是伴隨着極權主義而誕生的文化產品，比如納粹文化，通過生命殺戮製造恐懼；比如蘇維埃文化，通過思想殺戮來消滅異己。極權文化是政治鬥爭的工具，是為鞏固極權統治而滋生出來的文化。

黨文化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逐步建立起一個極權社會的過程中所發展起來並付諸實踐的文化。黨文化作為極權文化的當代形式它有三個源頭，一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撰寫的《共產黨宣言》所奠定的暴力文化，階級文化和共產文化，那時的黨文化尚停留在文字階段，具有理論指導和思想指導作用；二是由列寧斯大林在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過程中所展示出來的蘇維埃文化，它是暴力文化，專制文化，共產文化和階級滅絕文化的實施階段，具有示範和鼓勵作用；三是希特勒在屠殺猶太人的血腥暴行中建立起來的納粹文化，它與列寧斯大林建立的蘇維埃文化合流，滋潤和灌溉了中國共產黨尤其是在二戰中和戰後發展起來的中共黨文化，它把黨文化引向更為暴虐的階段。

中共黨文化並沒有停留在馬克斯和恩格斯關於消滅私有制的口頭革命階段，也沒有停留在列寧斯大林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和階級清洗的實驗和實施階段，而是將極權文化向着縱深推動和發展了，以腦控和人格殺戮取代階級清洗，以極權體製取代無產階級專制。黨文化對極權文化的貢獻是前所未有的，它極大地豐富了極權文化的內涵和規模，使極權文化從生澀走向成熟。中共黨文化的核心價值圍繞着黨的權力、黨的地位、黨的利益、黨的意識形態和黨性展開。而“黨”的概念又不時被“領袖”所偷換，最終集黨的權力於領袖一身，以極權體制徹底拋棄和取代中共建黨初期所崇拜的民主集中制。

且看中共黨文化對極權文化究竟有哪些貢獻：

黨文化對極權文化的主要貢獻是腦控文化，這不僅僅是一項單純的洗腦工程，而是對人的思想和行為模式進行直接而全面控制的工程，從而為極權主義統治提供一個嶄新的思路和工具。腦控是一個系統工程，通過實施弱腦、貧腦、洗腦、植腦、封腦、愚腦和控腦等一系列手段，一步步地實現對人腦的最終控制。只有對全體人民實行徹底腦控之後，極權主義才可能進行思想操縱、信仰操縱、價值操縱、認知操縱、話語操縱、審美操縱和教育操縱。具有獨立思想的民眾是極權的災難，從蘇聯和東歐極權體系瓦解的教訓中，中共終於認識到極權主義的生存法則就是必須對全體人民實行腦控，否則極權主義無法生存。全民腦控徹底關閉了通向真理和真相的大門，使人們生活在愚昧和混沌中。民眾與極權博弈的最高層次就是腦控與反腦控的鬥爭，操縱與反操縱的鬥爭。中共不僅對本國人民實行腦控，而且虎視眈眈地試圖對世界實行腦控，企圖引領世界思想潮流。

黨文化對極權文化的另一主要貢獻是人格殺戮，打造奴性人格。通常，人格殺戮是指個體與個體之間的人格博弈和名譽傷害，但極權社會的人格殺戮具有規模化政治迫害的特徵，它指向社會群體，比如國家公務員群體，公共知識分子群體，甚至全體公民。對公民的心裡人格、社會人格和政治人格實行普遍的摧毀，最終剝奪公民的自由和尊嚴。結果是國家公務員-國家的精英階層被奴化，公共知識分子-國家的精神棟梁被奴化，全體公民-國家的基石被奴化，民主價值的守護者被徹底清場。從被迫做奴隸，到自願做奴隸，再到淪為奴隸而不自知；從士可殺而不可辱，到士既可殺又可辱，將人格交給黨去任意蹂躪，由此大規模地完成了中國人之人格的徹底奴化，從而成就了極權社會的奴化統治。國人的人格解體，公民人格的缺失，自我意識的消沉，乃是當代中國面臨的最大的精神危機，也是建立公民社會和民主社會的最大障礙。

黨文化對極權文化的第三個貢獻是政權黑社會化。絕對權力絕對黑化，一個完全沒有制衡、完全沒有監督的絕對權力必然黑化：法制清零，人權清零，民主清零，自由清零，正義清零，人道清零。權力可以為所欲為，這就是權力黑化必然的國家狀態。“黨天下”是極權主義的典型標誌，而“習天下”是“黨天下”走向極致的產品。權力的來源、權力的構成、權力的運作全盤複製黑社會。權力黑化不僅發生在權力的底層，而且發生在權力的高層。全過程專制不僅發生在權力高層，同時也發生在權力的底層。政權從基層到中央全部黑社會化操作和專制化操作，國家暴力和鎮壓的能力呈現上升趨勢，權力操作的透明化和陽光化只能成為奢望。同時黑化的另一面是黑社會政府化。

黨文化對極權文化的第四個貢獻是極權主義美學。極權主義美學為極權主義作美學包裝，為美化極權服務。極權主義美學將審美法西斯化：張揚暴力美學、權力美學、控制美學。炫耀軍國主義，炫耀警察國家，炫耀對人的奴役，炫耀對它民族和國土的征服。權力的審美取向主導着全社會的審美格局：顛倒美與丑，顛倒真與假，顛倒善與惡的判斷。以丑為美，以假去真，以惡除善。極權主義美學將藝術行為政治化，迫使藝術作政治表述。法西斯審美反映在幾乎所有的音樂、美術、雕塑、文學、詩歌、和影視作品中，刻意構建崇高，宣泄狂熱，鼓動獻身，煽動仇恨。文學藝術為政治服務，從而改變着中國人的思考方式、價值取向、生活態度和欣賞趣味。一方面，極權主義主宰着美學的話語權，以征服和控制國民為美學出發點：另一方面，在極權主義的綁架下，芸芸眾生為了生存卻不得不發展出面具美學，媚俗美學和犬儒美學，以此豐富着極權主義美學的內涵，卻遠遠地偏離了人道主義。

黨文化對極權文化的第五個貢獻是黨治文化。黨治文化鼓吹以黨治國，而非以法治國。黨權高於政權，黨權高於法權。黨權橫行之處，無法權地位。威權體制下的人治文化，固然是獨裁，卻也容忍法律在形式上的存在。但極權社會，容不下法律，一切黨說了算，法說了不算，黨大於法，黨將意志強加於法，黨的意志貫穿於法的過程和判決。黨治否定憲政和藐視法治。以極權取代法制，以黨治取代法治，以權力取代法律，以潛規則取代契約。黨蔑視法律的權威和程序的公平正義。黨治剝奪了司法獨立，剝奪了法律的尊嚴。法治，顧名思義依法而治，以人權保障和自由保障為前提，以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為要義，從而促進社會管理機制的建立，以維護一個良好的社會生活方式和社會秩序。法治，還是黨治，是區分民主國家與極權國家的顯著標誌。那些享受着權力可以帶來的好處的人怎麼會主動接受法律對權力的監督呢？當然不會。監督和制衡權力的力量必然來自外在的政治反對力量，即反對黨，同時也來自獨立的司法體系，從而使黨治成為不可能。可悲的是反對黨在哪裡？司法獨立猴年馬月才能實現？把權力關進籠子裡難道只是戲談？

黨文化對極權文化的第六個貢獻是扼殺公民社會與公民文化。公民社會是憲政建設的基礎，也是民主社會的基礎，而健全的公民人格則是公民社會的基礎。公民社會界定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概念，並指定國家權力由公民賦予。公民文化的內涵是公民身份和公民權利、公民文化的外延是公民醒覺、公民自治和公民運動。極權社會摧殘憲政建設扼殺民主社會總是從扼殺公民人格和公民社會入手，殘酷地且無恥地剝奪公民權利、公民身份和公民地位。極權社會無公民。在一個威權社會，公民要爭取自己的權利，需要展現公民素質，和平、理性和非暴力抗爭，堅守公民不服從的理念，將公民運動向着民主運動推進。但是，丁家喜，許志永所堅持的公民運動被定為“顛覆國家政權罪”，白紙運動被鎮壓，舉白紙的姑娘被拘捕，從而引發人們反思，當公民尊嚴和權利被完全剝奪時，和平、理性、非暴力這些適用於威權社會的抗爭手段是否依然實用於極權社會？沒有公民身份該如何行使公民抗爭的手段？公民自治沒有生存空間又如何推動公民運動以形成公民社會？正因為公民運動與民主運動的天然聯繫，極權主義對公民運動必然會採取殘酷的鎮壓，力圖堵死走向憲政與民主的所有通道。當和平抗爭被一次次鎮壓，人們是否應該丟掉幻想？！

黨文化對極權文化的第七個貢獻是公有文化，其內涵是共同富裕，消滅私有制。表面上看，人們以為共同富裕是把財產從富人手裡轉移到窮人手裡，實質上共同富裕是把全體人民的財產轉移到國家權貴手裡。鼓吹消滅私有制，它不說“消滅”，那樣顯得太豺狼氣，而說得花俏一點叫“共有”，帶上了點現代氣息，這樣更具溫情。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什麼土地改革、人民公社、脫貧攻堅、國進民退、雄安新區，這一出出玩弄的都是共同富裕的把戲，背後被掩蓋的是血腥暴虐、餓殍遍野，荒唐謊言、滿目蕭瑟、爛尾工程等惡果。公有制導向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維護極權制度。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擁有私有財產，擁有追求幸福的權利是天賦人權。動用政府權力以暴力剝奪公民的私有財產是反人類的罪行。共同富裕的國際版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這裡都有個“共產”的那個“共”字。共同富裕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現代翻版，恢復供銷社和公共食堂是共產主義的現代翻版，而“人類命運共同體“則是馬克思”解放全人類“的現代翻版，都是共產黨稱霸世界野心的體現。

黨文化對極權文化的第八個貢獻是造神文化和頌聖文化。黨文化被當作一種宗教來推行，有黨規，有教義，有神壇。斯大林時期也有造神運動，強調國家意志和個人崇拜；但是中共的造神文化可謂登峰造極，它不局限於個人崇拜，而是推崇頌聖文化，乃至直接封神，總書記看一眼的杯子立即就能成為聖物。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在表達對習核心的忠誠時說：”在政治上堅決維護核心，思想上高度信賴核心，感情上衷心愛戴核心，組織上自覺服從核心，行動上始終緊跟核心”: 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在表達衷心時則說：這個核心是“時代呼喚，人民期盼，歷史選擇，是主心骨、頂梁柱、定盤星”，“是二十一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是旗幟、方向、信仰”，這些在毛澤東時代聽到過的肉麻詞彙又回來了，了無新意。2023年出籠的《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規劃綱要》明確指定“習思想”為唯一的指導思想，並將維護習近平的核心地位制度化。共產主義圖騰伴隨着謊言在中華大地大張旗鼓地瀰漫，黨權神權化，極力打造黨天下，打造習天下，造神、頌聖和諂媚文化三位一體。造神文化與消滅宗教是相輔相成的兩個運動。黨文化要造出一個自己的神來，必然就要消滅其他有神論的宗教，獨尊本教。宗教涉及對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和崇拜，同時也是人類現實生活中的道德準則和觀念；宗教既是一定社會群體的文化認同，也是個體遵循神示通過修身和禪定從而實現人生的終極追求。宗教的核心價值是向善，但黨文化通過反宗教反信仰從而引導人心向惡、向愚。當年義和團所干的焚燒教堂屠殺教士的勾當，今日的共產黨還在接着干。寺院成了黨史學習班，和尚尼姑都成了“習語錄”學習標兵。

黨文化對極權文化的第九個貢獻是滅絕民族文化和種族文化。說到種族滅絕，人們立即會聯想到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其實種族滅絕正在中國大地上發生。聯合國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二條規定：“滅絕種族係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滅某一民族、人種、種族或宗教團體”。中共對新疆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對西藏藏傳佛教的宗教滅絕，對內蒙古民族文字的文化滅絕行為，都不僅僅是文化絞殺，更是種族滅絕，實質是政治絞殺，強行剝奪少數民族的政治發言權，扼殺他們的身份認同和民族歸屬感，對少數民族強制實行同化。最近揭露出來中國政府將100萬圖伯特兒童強制隔離在寄宿學校進行系統性漢化教育。滅絕民族文字和民族文化都是種族滅絕的一部分。滅絕民族文化必將埋下民族仇恨的種子，更深深埋下國家分裂的危機。極權之下，只有一元黨文化，多民族文化不可能生存，跨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和理解更不可能，民族和諧也不可能。當務之急，是解救被中共關押在集中營的百萬維吾爾人。

黨文化對極權主義的第十個貢獻是腐敗文化。貪腐本是個體行為，專指個別貪官貪財，貪色，貪權的行為；但是中共硬是把腐敗培養成了一種官場文化，令腐敗制度化、腐敗群體化和腐敗規模化。黨文化將腐敗根植於中共體制，使腐敗成為全方位的制度性行為，不僅在經濟領域，在政治、司法、金融、地產、教育和文藝領域普遍存在腐敗，以權力竊取國家財產，以權力掠奪民脂民膏，以權力謀取私利。黨文化還將腐敗培養成一種官員的群體性行為：無官不貪，無官不腐，全黨皆貪，不貪不足以為官。縣城官員有縣城的貪法，省城官員有省城的貪法，中央的官員有中央的貪法，大貪、中貪、小貪，遍地皆是，一個個有恃無恐，膽大包天。黨文化刺激着腐敗膨脹並使其規模化，中共不敢公示財產, 因為貪污來的錢，都是天文數字，比如郭伯雄，徐才厚侵吞國家財產，接受巨額賄賂；比如賴小民貪污人民幣18億。腐敗的另一面是權色交易，淫亂文化是黨文化抹不去的一部分。中共淫亂文化始自延安。近日有報道總結出：生殖器等於升職器，一位女副書記一路升遷全憑配睡了多名高官，還貪污千萬元，被判10年，而睡了她的高官們卻安然無事。另有報道，法院官員們集體嫖娼，法律人目無法紀，中國的法律沒有尊嚴。腐敗腐蝕着整個國家機器。腐敗還表現在權力家族化，權力分配在家族內部進行，國企的職位，政府的官職往往被家族壟斷，甚至世襲，呈現出權力的近親繁殖。

黨文化對極權文化的第十一個貢獻是特權文化。共產黨的權力階層早已墮落成一個特權階層，享受着普通老百姓望塵莫及的種種特殊的待遇、權利和利益：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和文化的。他們之所以擁有優於他人的地位、財富、機會、資源和公共服務，正是他們利用手中竊取來的權力所自我賦予的，其實質是對普通民眾財產的掠奪和鯨吞。特權文化維護的是特權階層所有制，比如紅二代擁有國家企業和國家資產70%以上的話語權和支配權；比如官二代擁有比平民子弟更為優質的教育資源，比如高幹擁有高薪和豪華住宅，可進高幹病房，可有警務、醫務、廚子、司機等配置；這些都是憑藉權力掠奪來的。某個群體掌握了特權，意味着另一些群體被剝奪了權利，或遭到歧視和排斥。中國社會布滿了大大小小大的土皇帝，各自擁有着大大小小的特權，只要在它管轄的範圍內，他就可無法無天，橫行霸道。特權階層有權利無義務，老百姓有義務沒權利，不是老百姓沒有權利意識，而是權力剝奪了他們的權利。特權是一個社會不公和不平等的顯著標誌，是社會的毒瘤。同時特權也是統治者用來收買忠誠的一種手段。只要權力不被關進籠子裡，特權階層就會繼續存在。

黨文化對極權文化的第十二個貢獻是反智主義。反智主義的內涵有二：反對知識，並反對掌握知識的人，即知識分子。反智主義遠離人的正常思維，遠離常識，遠離邏輯判斷，遠離價值判斷，甚至遠離倫理。反智主義鄙視知識，反對科學，否定教育。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中國版最早的反智主義。共產黨繼承了這一傳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所展示的綱領、指導思想和口號都具有明顯的反智主義色彩。比如咒罵知識分子最無知最骯髒，必須接受無產階級對其進行改造；打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掌握知識越多越反動；學習雷鋒，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忽而退耕還林，忽而退林還耕；刪減中小學教材中的邏輯教育和倫理教育，等等。這些都是反科學，反理性，反知識的瞎折騰，阻礙科學發展和社會進步，摧殘創造力和想象力，摧毀教育，傳播騙局，導致中國知識分子價值體系的徹底崩潰，推動着極權主義殭屍化。

黨文化對極權文化的第十三個貢獻是文字獄。文字獄的實質是文化專制。不僅任何批評黨和政府的言論和文字將受到懲罰，任何可能影射或偏離黨的政策的言論和文字也都將被絕對禁止。不可妄議中央，這是“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之文字獄的現代版。文字獄造成全民噤聲，公民的自由表達權被剝奪，大膽敢言者被冠以“思想罪”，重者鋃鐺入獄，輕者開除公職，以剝奪其生存能力，迫使其就範，所謂“不臣服者不得食“。文字獄必然導向黨八股，官話、套話、媚話、不絕於耳。文字獄必然導致文化沙漠，文風、文筆、文體，語言粗俗，文字空洞，文過飾非；不是充滿虎狼氣，便是充滿粉脂氣，唯獨缺乏美感與正氣。文字獄徹底絞殺了中國人的人文理想：“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兼容並包，兼收並蓄”。沒有了人文理想，人退化為犬儒，退化為偽君子，退化為禽獸。

黨文化對極權文化的第十四個貢獻是謊言文化和造假文化。中國人生活在謊言中。納粹分子戈培爾是極權主義謊言文化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了一系列為鞏固極權統治的謊言理論。他說：“如果要撒謊，就要撒彌天大謊，謊撒的越大，越有可信的力量“，”混雜部分真相的說謊比直接說謊更有效“，他還說：“謊言重複一千遍，並不會成為真理；但如果謊言重複一千遍而又不許別人戳穿，許多人就會把它當作真理”。中共得此真傳，不僅全盤繼承了戈培爾的謊言理論，而且大大地發展了它，對於謊言“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要“入心入腦入魂”；戈培爾努力把謊言變為真理，中共努力用謊言塑造人，用謊言包裝社會，令全社會都侵淫在謊言中。黨文化對謊言理論的另一貢獻是將謊言物化，即將謊言文化物化為造假文化。黨以謊言愚弄群眾，不僅精神造假，而且物質造假；不僅文字造假，新聞造假，而且數據造假，科技造假，產品造假，工程造假，文藝造假，財務造假，歷史造假。一切皆可造假，一切皆可山寨。中國無真新聞，中國的新聞自由在全世界排名倒數第二，僅次於北朝鮮。《人民日報》是天下第一謊言機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儘是些撒謊不臉紅的無賴，讓他們說真話太難，說假話張口便來。中國無文藝，利用文藝造假更是中共一大發明，什麼戰狼劇、腦殘劇、雷人劇、抗日神劇，胡編亂造，低俗諂媚。中共的謊言文化和造假文化還蔓延到了海外，中共的外交成了謊言外交加戰狼外交，中國銷到海外的商品假冒偽劣，傷害外國消費者利益。

黨文化對極權文化的第十五個貢獻是播種仇恨文化。播種階級仇恨，民族仇恨，宗教仇恨，歷史仇恨和國際仇恨。播種仇恨是中共維護其統治的手段之一，製造人與人之間的仇恨，製造階級與階級之間的仇恨，製造民族與民族之間的仇恨，製造國與國之間的仇恨，如此便可以轉移人們對當權者的不滿。煽動窮人仇恨富人，煽動中國人仇恨西方人，煽動農村人仇恨城裡人，煽動無知者仇恨知識分子，煽動無能者嫉賢妒能，煽動子女揭發告密父母，煽動反日、反美、反歐情緒。中國人生活在仇恨中，不但仇恨別人，而且被別人仇恨。最近創新的農管文化（還有之前的城管文化），導致多起滅門案件，這是一種互害文化，製造人人自危人人相互仇恨的社會環境。中國人從小就被灌輸仇恨文化和仇恨教育，對社會冷漠，對弱者鄙視，不懂得尊重，不懂得寬容，不懂的愛，缺乏善良，缺乏惻隱之心。仇恨文化激發人性之惡，窒息民族的靈魂。黨文化擅長於歪曲歷史事件並利用其要求人們牢記國恨家仇和階級苦難，從而使整個國家浸淫在仇恨中。仇恨文化顯然是腐朽的反現代性的文化。

黨文化對極權文化的第十六個貢獻是把孩子們培養成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學校應該培養什麼樣的人，學生應該具有什麼樣的品質，這是教育的根本問題。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和價值追求應該是自由靈魂，獨立思考，社會擔當，文化教養，嚴以自律，正直勇敢，具有良知。但是黨文化教育之下的學生為強權政治和極權文化所綁架所奴役，難以抵禦權力和物慾的誘惑，他們一旦接近或進入權力中心地帶，便立即助紂為虐，同流合污。而那些無法接近權力中心地帶的人，唯一的選擇便是把自己培養成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為達此目標，乃至論文造假，文憑造假。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把個人利益置於社會利益之上，極端自私，只關心自己，不關心他人。沒有信仰，沒有擔當，沒有社會責任感，更沒有大關懷和大悲憫。他們通常都是一些實用主義者，相信實力；他們善於偽裝成體制的忠實擁護者，他們也善於表達忠誠。表面上他們只利己，不害人；但實際上他們投機取巧，唯利是圖，與權力勾結，難免不沉淪。告密文化中的告密者通常都是些低檔的利己主義者，體制需要這樣的人。其實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們自己也知道這是被時代洪流所裹挾之下的一種掙扎，擺脫不了命運的嘲弄，只能在精緻的利己中變得麻木不仁。他們始終不明白將他們逼良為娼的是那個體制。
……
黨文化對極權文化的貢獻還可以例舉很多，諸如諂媚文化，告密文化，愛國賊文化等等不一一贅述。總之，黨文化對極權文化的貢獻是全方位的，在幾乎所有的領域，都能看到黨文化的存在，而中國傳統文化則被徹底驅逐出局。

黨文化自我標榜有三個代表，其中之一便是代表“先進文化”，這句話有語病，因為文化沒有先進與落後之分，雖然文明有。文化有優質與劣質之分，黨文化是反文化，反人類、反人道、反人文、反人性，故屬於劣質文化。只有當文化符合社會族群的良知時才是優質的文化，黨文化顯然不是，因為它違背基本的社會良知。

黨不斷地提醒域內的人民要有文化自信，當然這是極不自信的表現。一種劣質文化怎麼可能自信？一種依靠謊言和恐懼維持的文化怎麼可能自信？

俄烏戰爭已經敲響了普京威權主義的喪鐘，那麼離極權主義的喪鐘還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