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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自由主義的復活
送交者: 臥梅 2006年05月07日10:13:30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冷戰自由主義的復活

彼得•貝納特 PETER BEINART(臥梅 譯)

(原作發表於《紐約時報》2006年4月30日出版的雜誌。本文是貝納特新作《好的戰鬥:為何自由主義—只有自由主義—才能贏得反恐戰爭並使美國再次偉大》的節選)


今年秋天,美國選民將在911之後第三度在民主與共和兩黨之間進行選擇。他們知道,兩黨中只有一個會將國家安全作為中心議題。在2002年,民主黨候選人企圖改變競選的中心議題,代之以社會保障及醫療衛生。到了2004年,約翰-凱利用傳記替代意識形態的辯論,大吹特吹他在越南的服役經歷,幾乎完全忘了自己在外交政策上的大量不良記錄。在今年的參眾兩院競選中,民主黨看來準備重彈麥克爾•杜卡基斯的老調:稱職能力。他們並不想告訴美國民眾他們的具體規劃,而只是保證說民主黨會比喬治-布什幹得更好。

民主黨其實既不缺乏天才的外交實幹家,也不缺乏富有意義的外交政策方案。他們的問題,是對911之後的世界講不出一個連貫協調的故事。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還未找回他們那珍貴的過去。這種故事可不是精英集團能夠製造的。它與其說是人為發明的,還不如說是歷史繼承來的。在醫治好他們的意識形態健忘症之前,民主黨是不可能在意識形態上擺脫他們的弱點的。

先讓我們來看看布什總統的故事:美國在史詩性的反抗邪惡的戰鬥中代表了善良,而自由主義者卻企圖損害這樣的道義顯著性(moral clarity),限制美國的力量,使我們對自己的信心逐漸衰竭。但是,一個富有遠見的總統是不會被束縛的,他要施展美國的全部力量,直到壓迫的圍牆轟然倒塌,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得到解放。

聽起來怎麼那麼熟呢?可不是麼。這其實也是羅納德•里根的故事。事實上,右翼人士在911之後的世界觀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基於如下的宏大比擬的:布什就是里根,托尼•布萊爾就是瑪格利特•撒切爾,“邪惡軸心”就是“邪惡帝國”,好鬥的法國就是好鬥的法國。那篇由《標準周刊》編輯威廉•克利斯托(William Kristol)與卡內基基金會的羅伯特•卡甘(Robert Kagan)合著,在90年代最有影響的保守主義外交政策論文的題目就是:“邁向新里根主義外交政策”。911之後,絕大多數保守派人士把布什看作里根主義者。布什發自內心的對原教旨保守主義的執著,使他們對他喜歡不已,這種喜愛在2004年的大選中一直持久不衰,直到近來才有所消退。箇中原因自然是因為這種原教旨保守主義正在現實世界中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挫折。

自由主義者沒有自己的原教旨,因為他們沒有里根。越戰後,他們只出了兩位總統:吉米•卡特和比爾•克林頓。卡特的外交政策被廣泛認為是個失敗。克林頓的外交政策倒是未被廣泛認為是個失敗,不過這要歸功於在他趕上了好時候。在他當政的年代,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國內政治的附屬品。如果你要自由派人士就卡特主義外交政策說兩句,他們往往嚇得不敢開口。如果你要他們講講克林頓主義的外交政策,他們很可能給你個白眼。

其實,在越戰以及伴隨而來的失望和混亂之前,自由主義者是擁有他們自己有板有眼的故事的。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和50年代,諸如萊茵霍爾德•牛伯那樣的知識分子和諸如喬治•凱南這樣的決策者們也能和他們的保守主義對手一樣,可以就美國的冷戰政策講述一個系統連貫的故事,只是版本不同而已。這個故事是這樣的:冷戰既是為民主而戰,也是為經濟繁榮而戰。民主的勝利依賴於經濟繁榮的持續。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對美國自身有着不同的描述。他們認為,美國可能的確在向邪惡開戰,但這並不能保證我們永遠代表善良。看來荒謬的是,正是因為承認這一點才有可能使國家更加強大,更加偉大。必須認識到,我們同樣可能被權力所腐蝕,所以我們要尋求約束,這種約束是帝國所不願意的。必須認識到,民主是我們所追求的,而不是我們所代表的。要推進民主,不僅需要我們向別人勸說和呼籲,更需要我們向自己的邪惡開戰。讓美國例外論者感到驚訝的是,承認我們與普通人一樣會犯錯,我們反而會感動世界。

理解了自由主義者的這個故事,對今天到處流傳的保守主義的故事也就不難理解了。布什的外交政策往往源於新保守主義。其實,現在的新保守主義者就是以前的自由主義者和激進主義者,他們在60年代才開始向右轉。不過,布什從里根那裡所繼承的世界觀事實上可以追溯到前一個年代,那時現代保守主義運動本身才剛誕生。20世紀50年代中期,威廉•伯克萊(William F. Buckley)的新雜誌《國家評論》創立了美國右翼沿用至今的意識形態理論。從那時起,保守主義外交政策就一直受到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的纏繞:美國人一定能夠明辨善惡嗎?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保守主義者一而再地認為,道德相對主義使美國變得軟弱。在1950年代,他們看到美國的敵人在前進:中國,半個歐洲,再加半個朝鮮,剛剛陷入共產主義者手中。他們認為,罪魁禍首就是自由主義:新政及其集體主義原則模糊了蘇維埃共產主義與美國自由的界限;現代文化損害了老的信念,特別是對上帝的信仰。結果是,美國人缺乏其狂熱的極權主義對手所擁有的信心,自我懷疑導致虛弱。維特克•錢伯斯,這位由共產主義者轉變而來的保守主義者,在他1952年的轉變自述《見證》中說:美國人在“像共產主義者對人類的信仰一樣堅定地信仰上帝及其眷愛的自由”之前,只能從失敗走向失敗。他的《見證》對早期冷戰右翼人士的影響是巨大的。而《國家評論》圈內人士中最有影響力的外交思想家詹姆斯•伯南(James Burnham)則補充說,西方正在失去“生存的意志”。

越戰以後,保守主義者覺得美國人的自我懷疑病變本加厲了。許多美國右翼人士對法國人弗朗西斯•里佛爾(Jean-François Revel)的書《民主是如何凋亡的》表示喝彩。該書寫道:“民主制度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因為有別的力量想要摧毀它而譴責自己的文明。”正是在這樣黑暗、沮喪的氛圍下,羅納德•里根昂然出場,說出了保守主義者們期待了三個十年的黃鐘大呂:“自我懷疑的年代結束了。”里根在準備他當政期間可能最著名的1983年的演說時,招錢伯斯來向右派的老禍首—道德相對主義—開炮。在演說中,里根把蘇聯稱作“邪惡帝國”。他告誡聽眾,不要“給(善惡)雙方各打五十大板,……逃避對與錯、善與惡之間的鬥爭。”

當蘇聯帝國崩潰時,上述演講成了保守派的經典。他們認為,正是里根的政策,尤其是其中體現的道德顯著性,造就了吞沒蘇聯的這輪大潮。就這樣,這個老故事傳到了新一代保守主義者的嘴裡,成為他們在911後的世界裡的指南。

自由主義者的故事同樣可以追溯到冷戰年代的早期。如果說冷戰保守主義是肇始於《國家評論》的創刊的話,那麼冷戰自由主義則發端於稍微更早的1947年。這一年,牛伯和埃利諾•羅斯福、休伯特•漢佛萊(Hubert Humphrey)以及汽車工會的主席沃爾特•盧瑟(Walter Reuther)一起,創建了《美國民主行動》協會(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簡稱A.D.A)。A.D.A誕生的時候,美國左派的內戰正方興未艾:一方是諸如休伯特那樣的反共派,另一方是亨利•華萊斯以及那些把共產主義看作是盟友甚於敵人的自由主義者。但到了1949年,華萊士被打敗,從此A.D.A日益滑向右派。

自由主義者的故事起源於對美國的另一種擔憂。如果說冷戰保守主義者擔心的是美國不再看到自己的美德,那麼冷戰自由主義者擔心的是美國只看到自己的美德。《美國民主行動》的最重要的知識分子,是那位高個子的德裔美國人,神學家萊茵霍爾德•牛伯,他相當於保守派的詹姆斯•伯南。儘管牛伯是一位堅定的反共人士,但他擔心美國在進行這一鬥爭的過程中,可能會對自己的不公正視而不見。“我們必須採取--而且是堅持不懈地採取--在道德上有危險的行動來維持我們的文明,”他寫道。“我們必須施展我們的力量。但是,我們既不應該認為一個國家在自己的行動中能做到完全無私,也不應該對特別的利益與熱情掉以輕心,因為那些利益和熱情會損害我們為之奮鬥的正義。要知道,正是因為我們在為正義而戰,我們施展我們力量的行為才具有合法性。”牛伯認為,美國人千萬別去效仿他們的敵人的絕對自信心,千萬不要以為,一個曾經支持過麥卡錫主義和種族隔離的國家會在道德上是純潔的。相反,他們應該培養足夠的自我懷疑精神,以保證他們不會像共產主義者那樣,將理想主義畸形發展到癲狂。他說,謙遜並不是“懷疑一切的人的美德;它是那些知道自己的信念並不絕對正確的人的美德。”

曾經是杜魯門總統早期對蘇政策的策劃者的喬治•凱南,把牛伯稱為“我們大家的父親”。在冷戰的最初年月里,牛伯對道德不可靠性的強調是美國在行使自己的力量時非凡的自我克制力的基礎。二戰結束時,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占到全世界的一半。而且,當時的西歐國家在軍事和經濟上都向美國俯首稱臣。然而,杜魯門政府還是將美國自覺地約束在諸如北約那樣的架構中,並給其中的弱小國家賦予了對美國行為施加影響的能力。杜魯門昭告世人說:“我們必須認識到,無論我們如何強大,我們都沒有為所欲為的權力。”對此,歷史學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寫道:“美國並不缺乏強迫其盟友俯首稱臣的能力。令人驚訝的,是這樣的事幾乎從未發生,是美國在勸說—更多時候甚至是遵從—其北約夥伴時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凱南確信,美國在冷戰中的巨大優勢在於,蘇聯這個帝國是建立在對其盟友脅迫的基礎上的。以此相反,如果美國能夠抵禦成為帝國的誘惑,在尊重外國主權的基礎上建立聯盟,這樣的聯盟就會長久。當杜魯門政府在1947年宣布馬歇爾計劃以重建戰後的西歐時,杜魯門拒絕了那些想利用援助來改造歐洲經濟使其成為美國翻版的企圖。誠然,他的政府協助了眾多社會黨,因為他認為,即使它們常常在意識形態上會與自己相左,但它們仍然可以成為抵抗蘇聯的本地(而非外加)壁壘。杜魯門的國務院一位官員對此有精闢的解釋:美國應該祈望歐洲盟國“足夠強大到能向蘇聯和美國都說不,如果我們的行為需要他們說不的話。”

對於保守主義者來說,對不完全遵從美國的原則和意願的別國政府加以縱容,正是美國人對自己的事業缺乏百分之百的信念的又一個標誌。在凱南認為蘇聯帝國是脆弱的同時,伯南卻在羨慕其鐵板一塊的團結,並敦促美國建立自己的等價體。他說:“現實是,共產主義世界帝國的唯一替代是美國帝國。這個帝國,儘管可能不具有實際意義上的正式邊界,將能夠決定性地控制世界。”

對道德顯著性的不同看法不僅導致了左右兩派對美國自我克制的上述不同評價,它們也使雙方在如何更好地在國內和國際上捍衛民主的觀點大相徑庭。馬歇爾計劃的前提是,歐洲民主制度的生存依賴於這個制度創造經濟繁榮的能力。在發表於1949年的著名冷戰自由主義宣言《致命中心》中,亞瑟•斯萊辛格將共產主義比喻成試圖闖入屋裡的入侵者。美國的武力可以阻止入侵者敲開大門。但是,如果屋裡的人太絕望的話,他們可能把門從裡面反鎖了。

在保守主義者看來,如此談論共產主義的根本起源等於在將邪惡理性化,似乎覺得美國的真實死敵不是共產主義本身,而是產生共產主義的土壤。“不能因為有些窮人、文盲已經‘投奔’了共產主義,就斷言是貧窮才驅使他們這麼做,”這是第一位贏得共和黨總統競選提名的《國家評論》式的保守主義者巴黎•格德瓦特(Barry Goldwater)的告誡。

在國內政策方面,雙方的爭論也同樣激烈。對自由主義者來說,新政緩和了資本主義的不穩定性和貧富差異,因而使美國人在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對民主制度正在失去信心的時候,繼續保持了對民主的信心。牛伯認為,美國正在進行的事業,是“使我們的政治和經濟生活更值得我們信賴,從而使我們更加無敵於天下。”但對保守主義在而言,自由主義者在國內推進平等的舉措無益於在冷戰中增強美國的力量,反而有損於我們的鬥爭所依賴的意識形態上的顯著性。在右翼人士的眼裡,富蘭克林•羅斯福早就帶着美國在危險的道路上走得太遠了。這條危險的道路就是奧地利流亡經濟學家哈耶克所稱的那條著名的“通向奴役之路”。對美國來說,它模仿共產主義越多,就越難認清其邪惡。伯南寫道:“自由主義者不能連續不斷堅定有力地擊向共產主義,因為他們覺得如果這樣做的話,可能會使自己也受到某種損傷。”

在911事件使外交政策重新成為美國政治的中心之後的這些年裡,上述關於冷戰的爭論以另一種面目展現在世人面前,關鍵的不同之處是,只有一方知道自己的來龍去脈。其實,早在911襲擊之前,許多保守主義者已經在擔心美國正在再次自斷經脈。他們認為,在一個一強獨大的世界裡,美國在制定外交政策時不再需要考慮別人的意願。在保守主義者的眼裡,克林頓政府通過國際架構和國際條約對美國國家權力的約束,就好像綁住格列佛的手腳讓他和小人國的人一起做遊戲。自然地,保守主義者再次把這種自我投降歸因於美國對自身缺乏信心。威廉•班尼特(William Bennett)在其《我們為何而戰:道德顯著性與反恐戰爭》一書中寫道:“判斷缺乏主義(nonjudgmentalism)的宗教滲進了我們的文化,鼓勵我們自毀我們的道德體系。”

布什總統在入主白宮的最初8個月裡,就已經咄咄逼人地重申美國的行動自由,廢除了至少6個國際協定或機構。911之後,布什進一步開始把美國獨自行動的自由看作不僅是捍衛美國利益的手段,也是解放美國的美德以便重新改造世界的途徑。2002年,保守派的專欄作者查爾斯•克勞薩默(Charles Krauthammer)注意到,“人們現在正從‘帝國’一詞的暗室里(意即帝國一詞原來是貶義詞—譯者注)走出來。”有關帝國的討論頗具唯心主義色彩。對支持者來說,“帝國”一詞前面往往少不了形容詞“仁慈的”或“慷慨的”。換言之,他們認為美國在擺脫外在約束的同時,會為整個地球的做好事,而不會被自己無限權力的誘惑所腐蝕。

現實是另一種情形。在全球變暖問題上,擺脫了國際約束的美國的作為是不負責任的;在我們反恐監獄裡,我們的行為是不人道的。從美國入侵伊拉克的那一刻起,布什政府對自己的仁慈所抱的自鳴得意,遮住了自己的雙眼,對殖民法則的危險一無所知。與馬歇爾計劃的制定者因為擔心招致民族主義的憤恨而竭力避免改造歐洲經濟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伊拉克臨時權力機構的首腦保羅•布雷末單方面地廢除了伊拉克對進口物資所徵收的關稅。布雷末可能以為他是在代表伊拉克這麼做的,儘管他並未得到伊拉克人民的同意。其實,他這麼做完全是因為他缺乏自知之明和謙遜,否則的話,他自然會曉得他並不代表伊拉克人民。對此,臨時權力機構的一位善於思考的官員說道:“美國政治領導人該用謙遜的冷水淋淋醒自己的頭:我們常常不知道什麼東西對別人最好,即使我們真心認為那些東西是他們的利益所在。以我在伊拉克的那些日子的經歷來看,我們所作出的決定往往是出於自己利益的考慮。”牛伯不能比他說得再好了。

不過,即使保守主義者的實際作為是不成功的,但他們起碼是基於深厚的歷史根源在講述一個一以貫之的政治故事,一個關於怎樣確保美國的安全、怎樣使其偉大的故事。與此相反的是,自由主義者所能提供的只是從精英集團和凌亂的政策提案中選出來的一些空洞的形容詞。在約翰•凱利於2004年接受總統提名的大會上所作的演說里,凱利的嘴裡17次蹦出了花樣不一的“堅強”一詞。在2006年的競選活動中,參議院民主黨已經發表了一個關於國家安全的計劃,題目就叫“嚴厲而巧妙”。該計劃呼籲在國內安全、能源獨立性和特種部隊等方面增加開支。不過,這類花樣繁多、華而不實的方案並不是建立在美國現在面對的現實世界基礎上的,它們也缺乏美國力量之源的支撐。

事實上,現實情況使自由主義者那被遺忘的故事變得更富有說服力。冷戰後美國與其他任何國家在軍事力量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差距,並非如保守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使國際機構成為多餘,而是相反,國際機構的作用更加重要。那些目睹了蕭條和戰爭渡過重洋危及美國的前冷戰時期的自由主義者認為,美國不可能單獨地保持繁榮,維持安全。在全球化的今天,這一點更加明顯。日益增強的全球融合使美國更容易受到發生在其它國家的病疫的損害。與以前相比,美國的安全需要對其它國家的內部事務在經濟、政治甚至軍事上進行更多的干預。例如,阻止禽流感在中國農村的傳播;阻止腐敗,以免觸發泰國銀行的倒閉;阻止聖戰恐怖分子在巴基斯坦策劃陰謀。

不過,如果美國自己來進行這些干預的話,必然會觸發牛伯和凱南所擔憂的民族主義反衝擊。正如普林斯頓大學的約翰•伊肯伯利(John Ikenberry)所說的那樣,一強獨大的世界就像一個只有一名警察而所有房子又都沒安鎖的小城。在這樣的世界裡,美國面臨的挑戰,不在於向世人證明它能施展不受約束的力量,而在於證明它不會成為一個掠奪者。

在克林頓第二任期的末期,托尼•布萊爾和克林頓曾經對此達成過共識。在科索沃,北約對米洛舍維奇發動了戰爭,使米洛舍維奇的國內恐怖不至於蔓延到鄰國。當北約的炸彈落下時,布萊爾將這一干預與亞洲金融危機時世界為穩定東亞經濟、阻止危機蔓延所作的努力相提並論。他宣告說:“我們正在見證國際社會新準則的誕生。”換言之,美國和英國越是需要對別國的內部事務進行積極干預,它們就越需要從強有力的國際機構獲得合法性授權。

後來,因為克林頓身陷性醜聞的困擾,布萊爾的宏圖中途夭折。儘管如此,這段歷史仍能為自由主義者提供了知識基礎。近年來,有新的證據表明,全球變暖和潛在的流行病疫的處理都需要世界各國在環境和公共衛生領域加強協調。911本身就證明,遙遠的國度可能孵育出對美國進行突然襲擊的狂熱分子。不幸的是,自由主義者本身常常對布萊爾的宏圖視而不見。在受到伊拉克戰爭的打擊之後,許多人更對干預別國持懷疑態度。根據最近一個蓋洛普民意測驗,認為美國在國際上應該別多管閒事的人,民主黨的比例是共和黨的兩倍。而2005年由世紀基金會和美國進步中心進行的一份民意測驗發現,自稱是自由主義者的人對推進民主的興趣要遠遠低於保守主義者。事實上,在參議院民主黨最近發表的宣言中,幾乎未提到要把民主作為外界政策的目標。

另一方面,布什的下述主張也不是錯的:美國的安全依賴於其它國家尤其是伊斯蘭國家的治理方式。從長遠來看,負責任的政府有助於根除滋生恐怖分子的土壤。布什—以及比他早的伯南—的錯誤之處,在於認為美國可以單方面地頒布道德標準,而自己卻無須遵守。在布什總統看來,自由只是單向的對話。美國號召別的國家擁抱自由,並提供援助。但當對方反過來提出更高的標準要我們修正我們的行為時,我們卻拋出了約翰•博爾頓。(美國外交官博爾頓索以口無遮攔、言辭強硬著稱--譯者注)對世界上的其它國家,自由會侵蝕它們的主權。但對美國,主權壓倒一切。

根據民意調查,大多數穆斯林並不認為民主是一種異端觀念。事實上,他們渴望獲得民主。他們只是不相信民主會是美國的真正目標。他們有這樣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覺得美國並沒有遵守自己鼓吹的原則。約旦記者拉米•侯理(Rami Khouri)寫道:“喬治•布什宣稱美國的一項使命是在世界上推進民主……每個世人都在看着美國,並問道,你們這麼做的道德、法律和政治權力是從哪裡來的?這種權力只能來自某些參考點,某些合法參考點,如條約、國際法、國際公約、聯合國、安理會決議、聯大決議,某些具有可信度的機構。”

侯理所說的其實是一種交互關係,這也是國際法和國際機構所隱含的。毫無疑問,這類機構必須承認強權的現實,就像北約、聯合國以及其它國際實體在二戰結束後創立時所做的那樣。通過溫和地重新分配權力,這些機構可以建立起並非偽善的合法準則。再強大的國家,為了實施更高的善行,有時候也必須修正自己的行為。在自由主義者的故事裡,美國在海外進行有效干預的能力依賴於勸說的能力,而非僅僅是強迫的能力。勸說的能力則依賴於接受勸說的意願。而接受勸說的意願,則最終取決於美國願意承認自己也會出錯的意願。

如果說自由主義者已經丟掉了在國外推進民主的信念的話,他們其實也丟掉了對民主與經濟繁榮密切相關的信念。從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新政,到馬歇爾計劃(以及杜魯門將援助擴展到第三世界的努力),再到約翰•肯尼迪的旨在拉丁美洲促進土地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進步聯盟,自由主義者一再強調,為了推進民主,美國必須同時促進經濟發展。這正是自由主義區分於保守主義的顯著傳統特點。然而在今天,發生了歷史性的位置倒換。民意測驗表明,自由主義者已不再比保守主義者更傾向於援助它國了。這種立場倒換,加上認為美國人民願意援助別國的意願在伊拉克戰爭中已經消耗殆盡的感覺,使民主黨在有關經濟援助的話題上幾乎噤若寒蟬。

這樣的結果是極其可悲的,因為穆斯林世界的主導聲音—例如起草聯合國《阿拉伯人類發展報告》的學者們—親自將政治自由和經濟發展間的古老聯繫突出了出來。近年來,從北非到南亞的眾多國家政府因為人口爆炸、經濟停滯而無力提供良好的學校、免費醫療診所,甚至淨水。隨着一些國家走向失敗,伊斯蘭組織--包括一些暴力和神權組織—填補了權力真空。吟遊詩人學院(Bard College)的奧馬爾•恩卡納辛(Omar Encarnación)認為,中東經歷了一場“廣義的‘伊斯蘭化’和激進化運動。這一運動源於民間社會組織中那些苛刻教條甚至常常是偏狹的特性。現在,這些組織正履行着以往由政府當局所行使的職能。”

誠然,聖戰者往往是中產階級。這是因為,恐怖組織和其它雇主一樣,只接受那些最優秀的申請者。華盛頓大學的莫斯科特(Ethan Bueno de Mesquita)在對恐怖分子和潛在的恐怖分子仔細研究後發現,“低技能、低文化的人最有可能自願加入恐怖組織。不過,恐怖組織會對志願者進行篩選,”只錄取其中的最優秀者。

但是,如果沒有同情的人群,這些邪惡精英要開展活動就會困難得多。和游擊隊一樣,聖戰者需要他們的同情者對他們加以鼓勵,提供法理依據,甚至提供保護。當恐怖分子得不到群眾支持時—想想奧克拉荷馬爆炸的案犯麥克維—他們就無法生存長久。不過,如果他們能生存長久的話,他們就可以威脅整個世界。

要在伊斯蘭世界裡培育經濟繁榮,就必須大大降低中東婦女的文盲率(它是東亞的兩倍),促進經濟改革,以便使世界上57個伊斯蘭國家中有更多的國家能夠在全球經濟中參與競爭。目前,所有這57個伊斯蘭國家收到的外國援助只比瑞典稍多。這意味着美國及其它富裕國家應該和伊斯蘭國家一道,作出更多的援助。

不過,儘管美國可以提出伊斯蘭版的馬歇爾計劃,但不能支配它。要使這一計劃獲得成功,計劃特點必須由該地區自行確定。那樣一來,這些特點會不同於美國的優先利益,就像當年的馬歇爾計劃本身。例如,改革的努力最有可能將那些擁護民主反對暴力聖戰者的伊斯蘭主義者包括近來,不然的話,他們會至少會像當年的社會主義者那樣抨擊美國。對那些社會主義者,美國在二戰後照樣給與援助。

不可否認,期望今天的華盛頓保持謙遜是多麼的不容易。尤其不容易的,是希望它謙遜到足以放下架子,不再發號施令,而是追求地方合法性;或者雄心勃勃到足以慷慨地在財政上支持這一計劃。不過,正像保守主義者比自由主義者更能理解的那樣,寶貴過去的價值就在於:它使你在此刻免受智力的束縛。就在1947年,當時的國防部長詹姆斯•佛萊斯托(James Forrestal)宣告說:“此時此刻,我們將軍費開支控制在比維護國家安全所必需的下限還要低的水平。這樣一來,我們可以增加幫助歐洲恢復的開支。”今天的自由主義者對這一精神有點陌生,但對自由主義的傳統而言,則是再熟悉不過的了。這是今天的自由主義者必須恢復的精神,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講述自己版本的911後的故事。

需要指出的是,對外的慷慨同時需要對內的慷慨。在冷戰的初期,美國在幫助西歐重建的同時,它其實也是在締造一個為美國人民提供巨大機會的經濟秩序。從1947年到1973年,美國的家庭收入大致翻番。尤為重要的是,窮人和工薪階層的家庭收入的增長速度要快於富裕家庭。

1970年代之後,藍領家庭的收入陷於停滯。它們沒有下降的唯一原因在於,大量的婦女加入了勞動大軍。與1969年相比,今天雙親家庭平均每年要多工作12周以上。由於面臨激烈競爭,雇主們削減了醫療福利,取消了固定福利的養老金。在聯邦政府方面,它不僅沒有挺身而出彌補空隙,反而同樣選擇了退卻。其結果是,失業保險和食品券正變得越來越摳門,而稅收增長出奇的緩慢。

這樣的情形似乎與外交政策毫不相干。但在以前冷戰時代的自由主義者看來,普通美國人的安全對美國在國際上的安全是至關重要的。“每一項大膽深刻,旨在解決我們自身社會內部問題,旨在增進我們自己的人民的自信、紀律、道德和社會精神的措施,”凱南寫道,“都是我們對莫斯科的外交勝利,抵得上一千個外交聯合公報。”

如果一個政府在其人民處於經濟困難時不管不顧而讓他們自己面對困難,那麼以後政府在要求他們支持旨在幫助地球上其它角落的人民的政策時,就會遇到巨大的難題。這也是今年早些時候廣大民眾對杜拜港一事表示不滿的深層原因。一些民眾感到,政府對外國人利益的關心要遠甚於對他們的利益的關心。因此,他們的孤立主義、民族主義痙攣就發作了。

911之後,人們常常批評布什總統沒有要求美國人做出奉獻。但是,政府不能僅僅告訴美國人說我們的利益是一致的,它需要向人民加以證明。遺憾的是,近幾十年來,美國政府的所做正好相反。後果之一,就是抱犬儒主義心態人數的增加,對政治的參與熱情下降。這使政府更容易地侵蝕個人權力,集中財富。而這又更加損害了人們對政府的信心,使政府更難號召人民參與行動,由此形成惡性循壞。

在美國,就像在伊斯蘭世界一樣,為民主而進行的鬥爭有賴於經濟的發展。對當代人的耳朵來說,“為美國民主而戰”這個詞組聽起來有點怪怪的。在小布什的華盛頓,這樣的戰鬥是為了更弱小的國家。但在自由主義的傳統里,這個詞組聽起來一點都不怪。差不多60年前,《美國民主行動》誕生了。用它的第一任全國理事長的話來說,《美國民主行動》的誕生,是為了開展“兩條戰線的鬥爭:國內民主和國際民主,”因為兩者在根本上是不可分割的。這在今天仍然如此。美國並不是愚昧世界的當然榜樣。不是別的,恰恰是為國內民主而進行的鬥爭,為反抗我們社會自身邪惡而作的鬥爭,才為別的國家的人民在反抗他們的邪惡的鬥爭中提供了照亮前進方向的燈塔。“問題的實質在於,”凱南莊嚴宣告,“在我們每一個人的某個地方,某個及其偏僻隱蔽的角落,隱藏着或多或少的極權主義成分。”只要美國人記住,他們並不比任何其他人天生地優越,美國就能夠成為地球上最偉大的國家。


(全文完。2006年5月7日初稿、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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