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早期組織，在建黨偉業中起着發起組的作用。上海早期組織創辦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黨刊《共產黨》月刊，擔負着宣傳馬克思主義建黨知識，統一建黨思想的重要任務，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作出了不可磨滅的特殊貢獻。

　　1920年8月，在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的幫助下，陳獨秀與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等在上海漁陽里2號發起成立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它作為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積極推動北京、長沙、武漢、濟南、廣州等地的共產主義者建立共產黨早期組織。如何將分散在各地的早期組織從思想上、組織上統一起來，進而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無產階級政黨，成為擺在上海早期組織面前的重要問題。

　　在各地絕大多數早期黨組織成員對建黨常識都缺乏了解的情況下，需要用馬克思主義建黨理論，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的建黨經驗，為他們指明方向，使分散在各地的早期成員由思想上的統一進而達成組織上的統一，但通過什麼途徑實現這一目的？陳獨秀從列寧創辦政治報刊指導建黨的實踐中獲得啟示。1900年底，列寧通過創辦《星火報》把俄國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團結起來，形成了一個擁護列寧路線的“星火派”，使俄國各地的馬克思主義團體組成了統一的布爾什維克黨。　　

　　辦報刊一直是陳獨秀用以推動革命的重要抓手，他決定創辦一個宣傳建黨的刊物。當時，上海早期組織已把《新青年》改為自己的公開宣傳刊物，為什麼還要再辦一個刊物呢？因《新青年》的辦刊宗旨是宣傳新文化，仍需保持“百家爭鳴”的風格，發表各種政治傾向的文章，同時它是公開刊物，受到當局制約，通過它全面宣傳建黨言論是做不到的。所以需要創辦一個秘密的、政治性更強的刊物，這樣，作為中國共產黨建黨號筒的《共產黨》月刊應運而生。

　　上海早期組織成員李達有紮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又參與了《新青年》的編輯，陳獨秀就委託他擔任《共產黨》月刊的主編。編輯部開始設在上海漁陽里2號，後又遷至上海輔德里 625號李達夫婦住所（黨的二大會址）的一個亭子間裡。

　　上海黨的早期組織在通知北京等地共產主義者創建早期組織後，作為建黨指導刊物的《共產黨》月刊於1920年11月7日，也就是俄國十月革命三周年紀念日這天問世。創刊號特地發表《俄國共產政府成立三周年紀念》一文，指出1917年11月7日是為20世紀世界革命“開一個先例的那一天”，“就是資本主義滅亡，社會主義實現那一天”，月刊吹響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號筒。

　　“號筒”的背後是何人發聲？編撰人員多為上海黨的早期組織成員，如陳獨秀、李達、李漢俊、施存統、楊明齋、袁振英、沈澤民、沈雁冰（茅盾）等，陳獨秀親自為月刊撰寫“短言”（相當於社評），重點闡明中國共產黨的基本主張。此外，旅日早期組織成員周佛海，國際青年團東方支部書記谷林，工人運動領袖李震瀛，傾向共產主義的攝影記者李少穆等，也是月刊的積極撰稿人。

　　在北洋軍閥的統治下，出版《共產黨》月刊這樣的刊物，隨時都有被查抄的危險。為了保護作者的安全，月刊的作（譯）者不具名或以筆名示人。如陳獨秀筆名為“TS”，李達為“胡炎”“江春”，李漢俊為“汗”“均”，施存統為“C.T.”，袁振英為“震寰”“震瀛”“震雷”，楊明齋為“A.T.”“AL”，沈澤民為“朗生”，沈雁冰為“P生”，周佛海為“無懈”，李震瀛為“石逸”，谷林為“格林”，李少穆為“李穆”，等等。沈雁冰在回憶為月刊譯文時說：“通過這些翻譯活動，我算是初步懂得了共產主義是什麼，共產黨的綱領和內部組織是怎樣的。”

　　在那風雨如晦的歲月，辦刊的條件是艱苦的，環境是惡劣的。首先遇到的是經費困難問題。月刊是秘密刊物，採取隨《新青年》一起附贈等方式分發給各地共產主義者，辦刊經費則主要靠共產國際資助。在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回國、陳獨秀赴穗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後，辦刊經費幾近枯竭，因此月刊在出第二號後被迫暫時停刊。

　　李達當時的生活來源主要靠稿費維持，為了讓刊物能繼續出刊，他利用在商務印書館當編輯的沈雁冰的關係，把稿子賣給商務印書館，所得的稿酬充作辦刊經費。為縮減開支，李達甚至一人承擔了從寫稿、編輯到校對、發行的全部工作。

　　在他們的不懈努力下，《共產黨》月刊第三號開始編輯，可在即將付印前，法國巡捕房密探突然檢查，導致這期首篇文章失去了原文。現在留下的那一期有一頁開了“天窗”，赫然印着“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沒收去了”一行醒目大字，以示抗爭，這也是中共報刊以“開天窗”形式揭露和抗議當局壓制言論之始。

　　干擾破壞沒有嚇倒李達他們，《共產黨》月刊在停刊3個月後，於1921年4月出版第三號，革命的號筒再度吹響。

　　《共產黨》月刊總共出刊6期，每期約50個頁碼，刊物期發行量最高時達到5000多份。

　　1847 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正式把接受科學社會主義指導的無產階級政黨稱為“共產黨”。隨着《共產黨宣言》的不斷傳播，“共產黨”一詞在世界範圍內風靡開來。

　　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是在俄共（布）的影響下，以及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幫助下開始創建的。它創辦的第一個黨刊旗幟鮮明地以“共產黨”命名，在中國大地上第一次打出了“共產黨”的旗幟，透徹地闡明共產黨的基本政治主張，喊出了“共產黨萬歲”“社會主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的口號，為在中國建立共產黨大造輿論。

　　月刊用大量篇幅着重介紹了共產黨的基本理論、列寧的建黨學說、第三國際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圍繞着“為什麼建黨”“建黨是否具備條件”“黨的性質綱領是什麼”等基本問題開展宣傳，幫助各地共產主義者明確建黨的基本遵循。

　　在闡釋為什麼建黨時，月刊載文在客觀分析中國社會現實的基礎上，論證了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建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現實的迫切需要。當時，陳獨秀主持起草了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宣言》，《宣言》的核心思想體現在月刊第一號首篇刊發的《短言》裡，指出中國勞動者無論在國外還是本土，都是資本家的奴隸，“要想把我們的同胞從奴隸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產勞動者全體結合起來，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國外國一切資本階級，跟着俄國的共產黨一同試驗新的生產方法不可”，“用勞動專政的制度，擁護勞動者的政權，建設勞動者的國家以至於無國家”，“一切生產工具都歸生產勞動者所有，一切權都歸勞動者執掌，這是我們的信條”。

　　月刊第五號的《短言》指出，君主專制已被掃除，西方代議制不適合中國的政治現實，真正有誠意、有能力解決中國政治問題與實現中國政治統一的，只有中國共產黨。李達在《社會革命底商榷》一文則明確指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破產了”，人們的希望成了一場空，自然，“改造中國”的大使命就落到了“我們共產黨”肩上，開展大規模的、不妥協的階級鬥爭、工人運動、群眾運動，以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

　　在闡釋建黨是否具備現實條件，月刊從階級的、經濟的、智識的諸方面論證共產主義也適用於中國，同時指出由於中國經濟落後，資本主義不發達，在中國運用共產主義原則是一個特別艱難的任務。月刊還用布爾什維克黨在經濟落後的俄國取得十月革命成功的經驗，啟發中國共產主義者要堅定信心，提醒他們“不必專受理論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實行上去做”，“不獨是言論家，並且是實行家”，“言論和實行並進”，鼓勵共產主義者積極投身偉大的革命實踐。

　　月刊指明了投入革命實踐的路徑：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必須到工人群眾中去，與工人群眾相結合。認為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學生“容易發生覺悟，容易感受社會主義”，但他們本身“沒有什麼力量”，他們加入無產階級隊伍中以後，“就很有力量了”。強調“無產階級，是實行社會主義的最有力的分子，沒有他們，社會主義就不能實行的”。“無產階級分子當中，有力量做社會革命的，就是工場勞動者”，但中國的無產階級還“不懂社會主義”，“大半都是無自覺，無訓練，無組織的人”。因此，“要想使他們有自覺，有訓練，有組織，就非我們投身工場”，宣傳發動工人群眾，使之覺悟，“要完成無產階級底解放，要完成全人類底解放，要完成社會革命，必須無產階級都起來做一個革命者。”

　　關於黨的性質和綱領，月刊的相關文章呈現了共產黨的基本性質和基本綱領的雛形。指出共產黨“是有階級覺悟的勞工們中間的急進分子組織的”，“共產黨就是革命軍的總司令部”，“它可以引導勞工階級的革命達到勝利”，“我們要結合無產階級底全體，用勞動革命的手段，來奪取政權，以為改造底第一步”。“共產黨絕對不自私”，為勞工階級的解放進行鬥爭，不怕放逐，不怕下獄，不怕犧牲。

　　月刊傳播了列寧關於黨應該制訂共產主義綱領的思想，並全文發表了《美國共產黨黨綱》。結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對中國共產黨綱領進行了探討，鮮明地指出“共產黨底目的，乃在於實現共產主義”。第五號的《短言》更是響亮地提出：“我們共產黨在中國有二大使命：一是經濟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經濟使命就是把生產和交通工具收歸社會公有，大力發展生產力；政治使命就是把政權奪到無產階級手裡，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最後消滅階級。

　　尤其值得大書的是，月刊譯載的文章為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提供了文本參照。《綱領》共15條約700字，確定了黨的名稱、奮鬥目標、基本政策，提出了發展黨員、建立中央和地方機構等組織制度，兼有黨綱和黨章的性質，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正式文獻。而《綱領》的起草基本上以《共產黨》月刊第二號譯載的《美國共產黨黨綱》為藍本的。一大通過的《決議》也參考了刊登在《共產黨》月刊第二號上的《美國共產黨宣言》的相關內容。

　　《共產黨》月刊出刊後，分別郵寄給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給各地開展建黨活動提供直接指導，以推動在中國建立一個全國性布爾什維克式政黨。

　　在建黨的醞釀階段，針對各地黨的早期組織成員普遍缺乏建黨經驗的實際情況，月刊的第一、二、三號，分別發表了陳獨秀、李達、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等撰寫的探討黨的基本理論的文章，論證只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才能夠救中國，主張勞動階級聯合起來，在中國建立布爾什維克式的共產黨，以革命手段奪取政權為改造社會的根本手段。

　　同時刊登了《共產黨同他的組織》《共產黨未來的責任》《俄國共產黨的歷史》《美國共產黨黨綱》等文章，對俄共（布）和英、美等國的共產黨作了全面介紹，探討黨的綱領、策略、組織形式等一系列問題；重點介紹了俄國實業界、職工聯合會、合作社、鄉村及軍隊的共產黨基層支部的情況，轉錄了共產黨支部組織大綱，為中國建黨提供了借鑑。通過學習這些文獻，中國共產主義者對共產黨組織形態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切實按照俄共（布）黨的榜樣經驗積極建黨。

　　1921年5、6月份，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先後到達上海，與李達、李漢俊取得聯繫。經過商談，並徵得陳獨秀、李大釗的同意，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

　　為了配合籌備黨的一大，加強建黨宣傳力度，《共產黨》月刊在5月、6月相繼推出了第四、五號。此時月刊改為半公開性的刊物，從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九卷一號起，連續刊登《共產黨月刊社啟》和該刊目錄，並說明該刊在“廣州雙門底共和書局”設立“代售所”，“外埠寄郵票十分即可奉上”，但編輯部和印發地仍然是秘密的。

　　這一階段，月刊在內容上作了調整，由原來主要介紹外國經驗，轉為主要論述國內革命問題，在《奪取政權》《我們要怎樣干社會革命》《勞農制度研究》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中，提出了共產黨的使命和社會革命的目的。第四號的文章《告勞兵農》，號召勞兵農起來革命，對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和動力等基本問題作了初步的探討。在《無政府主義之解剖》《我們為什麼主張共產主義》等文章中着重批判了盛行一時的無政府主義，為建立純潔統一的中國共產黨掃清了思想障礙。

　　1921年出版的《共產黨》月刊第六號，該期雖標明是1921年 7月7日出版，但從它刊登文章所涉及內容來看，實際出刊日期最早也是11月。因為該期刊登了黨的一大決定成立的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宣言》，報導勞動組合書記部創辦的《勞動周刊》已出刊四期等消息。

　　這一期用較大的篇幅，發文分析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狀況。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中國的資本主義又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無產階級“所受的壓迫和掠奪，也就跟着增加起來了”，自五四運動以來，他們已開始覺悟，上海工界罷工迭發，長辛店、唐山、廣州等地的工人亦是如此。

　　月刊載文指出，工會有兩個作用：“一種是謀勞動者生活底向上，與資本階級作鬥爭；一種是訓練勞動者，預備將來管理生產事業。”呼籲工人脫離幫會，不分行業，不分地方，不分男女，只“為階級的結合”組織工會。它要共產黨人幫助工人建立團結全體工人的革命工會，並讚揚上海早期組織幫助建立的上海機器工會和印刷工會“辦得有精神有色彩”，肯定北京早期組織幫助建立的長辛店工會“不愧乎北方勞動界的一顆明星”。它報道了各地工人成立工會和展開罷工鬥爭的消息，肯定了工人的鬥爭精神，告誡工人群眾不要以罷工鬥爭取得增加工資的勝利為滿足，而應該“努力向前，謀根本解決”，“演出驚天動地的打倒資本主義制度的事業來”。

　　《共產黨》月刊從創刊到停刊，前後僅一年時間，但它成為當時各地共產主義者學習黨的知識的基本教材，使他們對共產黨的綱領、性質、特點、組織原則、組織機構等問題有了進一步的了解，為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在思想上、組織上完全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起了很好的宣傳和組織作用。

　　因此，它甫一出版，就受到共產主義者和傾向革命的群眾的歡迎，在廣大革命者中廣為流傳。李大釗領導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一則《通告》中向會員和進步學生推薦《共產黨》月刊，該會就留存有該刊供會員閱讀。北京黨的早期組織成員在自己學習同時，把月刊作為在長辛店創辦的勞動補習學校的教材，讓工人一起學習，通俗講解“工人為什麼要有政黨”。毛澤東在收到《共產黨》月刊後，對月刊上的文章十分喜愛，一面組織長沙黨組織成員學習，一面秘密散發給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他的朋友張文亮曾在 1920 年12 月 27 日寫下日記：“澤東送來《共產黨》九本。”毛澤東還把《共產黨》月刊刊載的《俄國共產黨的歷史》《列寧的歷史》《勞農制度研究》等文章推薦給湖南《大公報》發表，他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還把月刊中的文章《告中國的農民》選編在國文教材中，在湖南青年中產生了廣泛影響。毛澤東給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信中談到建黨問題時，盛讚月刊“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中指出：“黨的出版物，除《新青年》外還有《共產黨》，銷數很廣，宣傳亦很有力量。”上海早期組織更是帶頭學習運用月刊，直到黨的一大以後上海支部成員在每周一次的學習會上還閱讀此刊，並由李達和楊明齋兩人講解馬克思主義。

　　《共產黨》月刊在完成建黨的光榮歷史任務後就停刊了。關於停刊的直接原因，馬林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這樣說：“我們試着讓《新青年》與《共產黨》月刊合併為一個刊物。在我離開以前，《共產黨》已停止出版。我同黨的領導機構就出版一種政治周報問題商量了數次，可是這一計劃直到今年（1922年）四月尚未實行。”

　　1922年，中共中央曾考慮恢復《共產黨》月刊，並改為半月刊。是年6月30日，陳獨秀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寫道：“發行《共產黨》半月刊，專討論世界的及本國的政治經濟問題。”但這一計劃並未付諸實施，代之為人們耳熟能詳的《嚮導》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