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三年




研究自由不存，學術未來安在？




近年以來，中國的歷史研究陷入了一種極其荒誕的境地，蘇聯史等“敏感”領域日趨凋敝，而“權威學者”們則越來越熱衷於一些諸如“中國五千年前就開始講大一統了”的奇談怪論。




在專制國家更深入學術領域的背景下，歷史研究領域的亂象，就是中共現實政治的反映。




密密的紅線




在大陸，重大選題備案制是橫在學者面前的攔路虎。根據這一制度，“涉及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選題必須經過批准才能出版發行；於是，民族宗教、黨史國史等眾多包含了“不穩定因素”的研究就成為了被重點關照的對象。這種“關照”不只是備案審核的程序問題，而是意味着一部學術着作的命運，甚至一個學科的方向何在、存續與否都需要由國家機器決定。就這樣，學術界布滿了各式各樣的禁區，不單單是“思想傾向不好”的學術着作，就連“政治方向正確”、但不幸言及敏感內容（例如文革）的着作都大抵不能免於在審核中被斃掉的命運。




以蘇聯史為例，在近年蘇聯東歐問題被納入需要備案審核的“重大選題”名單之後，蘇聯史着作的出版就陷入了審核周期漫長、審核結果不確定的境地——這對於學科發展的打擊造成了巨大打擊，也成了當前蘇聯史研究進入寒冬的一大因素。




但如此加強控制並不是所謂的“共產暴政”；恰恰相反，這是資產階級專制在學術領域的表現形式。通過設立學術禁區、扭曲歷史事實、限制研究方向，中共領導下的研究把中國描述成了一個幾千年來以民為本、天下一家的地方，進而通過宣稱中國共產黨是天命與正統所歸、“合法”繼承了中國歷史的一切遺產，最終把歷史變成了為資本主義專制賦予合法性的准生證。




在“政治”（即維護當局威望及統治）先於學術的背景之下，學術研究的目的就變成了為習近平的“重要論述”背書；於是，歷史學界的“最新成果”紛紛變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的論據。以民族問題為例，只要一個研究涉及到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關係，那麼其結論必然是“XXX成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發展的一部分”——於是非但五胡亂華、遼宋金元長期對抗成為了民族融合、共同發展的一部分，就連清朝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也成為了中國邁向所謂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重要一步！這樣的研究被嚴格框定在習近平言論的範疇之內，是不可能實現任何學術突破的。




中國的學術研究除了作為習近平的論據之外，同樣難逃為新冷戰服務的命運。雖然中共表面上宣稱要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但在論述所謂文化基因的時候，御用學者卻又強調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以民為本的、崇尚和平的，所以中國的民族性、中國的道路是比殘暴的西方文明更優越的。但這正是“認為本國優越性使它能擔任別國不能擔任的角色”的民族救世主義，這群學者的論調也正是他們所批判的“文明衝突論、文明優越論”——就這樣，學術領域的鉗制反而意外生動地體現了新冷戰雙方根本就是一丘之貉（都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




緊隨“總書記重要講話”




在國家機器的打壓之下，學術自由與出版自由早已煙消雲散了，殘留的緊隨“總書記重要講話”之後的研究也根本不可能做到以史為鑑，只能成為資產階級煽動民族主義的工具。而為了實現學術自由，社會主義者主張在學術界，無論是在讀者、學者的討論還是着作的出版中，都需要以民主為原則；國家為學術研究提供的應該是大力的支持，民主的資源分配，而不是肆意的干涉與利用。這種學術民主無法在資本主義下實現——沒有社會主義和工人階級民主控制，也就沒有學術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