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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沙塵背後的生態危機
送交者: 佚名 2006年06月01日16:24:26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6月17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乾旱日”。而在兩個月前的4月17日,北京出現了建國以來最為嚴重的降塵天氣,30萬噸沙塵一夜之間如黃雨般灑向這個被稱為國際化大都市的千年古都,即使對沙塵暴見怪不怪的北京市民也着實下了一跳,而正處旅遊高峰期的來京遊客則是真正欣賞到了早有耳聞的“沙塵春景”,駐華使館的外交官和旅居北京的“老外”們也找到了多年以後“北京記憶”的談資。

無獨有偶,或許是老天有意要點化國人,當天也正好是全國第六次環保大會開幕的日期。在漫天浮塵中走來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以沉重而嚴肅的口吻說:“同志們,我們不能閉門開會。會場外,北京正出現嚴重的降塵天氣。這雖然有氣候的因素,但也反映出環境問題的嚴重性。”

問題是,作為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首都”甚至已經被提到“首都學”的高度上,其對生態的重視不可謂不重,對環保的投入不可謂不多,但為何一邊是工作報告和宣傳報道中環境質量越來越好,而另一邊又在現實中飽受環境惡劣之苦呢?這場沙塵的背後究竟隱藏着怎樣的生態危機?

“忽然一夜春風來,皇城降下黃袍怪。”4月17日,或許註定要在《北京市志》上留下一頁。這一頁已經被人們以各種形式記錄下來。網民雪心在他的博客里,以《何日告別沙塵》為題記載說,“天當正午,天空卻是昏黃暗淡。海棠已過盛時,新葉簇簇地擁出,卻失去了原本新鮮的嫩綠。樓下停放的汽車,各個覆蓋着厚厚的黃土,突然變得模樣難辨。黃塵遮天蔽日,天地間瀰漫着灰塵的味道。一位母親帶着孩子,用紗巾遮住口鼻,急急地奔進樓道。空氣重度污染,人們受到警告,不敢在室外活動,家家關窗閉戶”。

“在北京呆了這麼多年,遇到過很多沙塵天氣,但是今年這一次確實很不一樣。”4月17日早晨,家住北京西客站的王紅旗老人,按往常的習慣早早地起床到戶外活動,沒想到一出門就看到,地上、車上厚厚的一層塵土,就像下了一場小雪似的,“只不過雪是白的,而塵土是黃的”。

他有意識地找到蓮花池公園內的一處開闊平台,這裡地面的磚很平整,落滿了沙塵的地面上還沒有腳印,王紅旗用捲尺量出1平方米的範圍,然後小心翼翼地把塵土聚攏起來,再用薄金屬片將塵土鏟入小塑料袋裡。裝着土的塑料袋在附近藥店的天平上顯示為21克。除去小塑料袋的自重1克,1平方米的空間降塵量為20克。由此推算,一平方公里降塵重量是20噸,北京共16800平方公里,北京一夜降塵33.6萬噸。而這個數據恰好與北京氣象部門公布的“總量超過30萬噸”的數據基本接近。

此前,北京市民心中記憶最深刻的一次沙塵暴是在2002年3月20日,當天的總降塵量也才3萬噸。據有關資料記載,這是北京一個世紀以來在一天之內降塵最多的一次,可謂百年不遇。“感覺就像是天空剛剛下過土,那兩天我將自己MSN的簽名都改成‘北京下土了’”。在北京一家媒體工作的徐英,很難忘記這場沙塵給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

當天,儘管北京全市出動300多輛道路清掃和沖刷車輛,東城區環衛工人李阿姨還是覺得從來沒有這麼累過,“不用力掃不動,一用力沙塵又揚起來了”。頑皮的路人在那些落滿黃沙的汽車上留下“下土了”“該洗車了”等字樣。鼓樓舊大街一家小洗車行的張老闆,一點都沒有因為業務多了而高興,“那麼厚的土,洗一輛車,差不多剛夠本錢,又不好提價”。

“漫天遍野的沙塵,看什麼都是一片模糊,感覺很緊迫壓抑。”平時總是樂呵呵的格力空調北京區域銷售經理丁先生,提起那兩天的心情,到現在還感到抑鬱。當天也忙壞了北京同仁醫院的眼科醫生,來的都是捂着眼睛求醫的病人,他們需要專業的大夫除去眼睛中的沙塵。當天晚上,中央電視台着名氣象主持人宋英傑也在《新聞會客廳》裡訴說着自己的鬱悶:他是過敏性鼻炎,很嚴重,只要是風裡夾帶着一點沙子,就馬上呈痛哭流涕狀。

據北京環保局公布的數據顯示,“空氣中的總懸浮顆粒物濃度為每立方米350微克,部分時段曾達到每立方米1000微克,空氣質量屬最嚴重的五級重度污染”。國家林業局防沙治沙辦公室主任劉拓坦承,作為治沙防沙的負責人,4月17日早晨出門的那一刻,他的心情很不好,同時有很大的壓力。4月20日下午,外交部專門為此舉行了新聞吹風會,介紹中國近期的治沙防沙工作。《日本產經新聞》記者忍不住追問:“中國空氣污染特別厲害的時候對周邊國家有沒有影響?”

到《小康》截稿時,這場罕見的沙塵已過去了一個月,沙塵在這座城市的表面似乎也被清掃得乾乾淨淨,但是,厚厚的記憶卻無法褪去,仍然沉重地留在親歷者內心深處。對於此次沙塵的起因,公開的外因說法是來自蒙古邊境的風暴。甚至也有人引經據典地認為,北京風沙自古有之,乃自然現象,不足為怪。但問題是,來自外境的西北風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而在國家層面以保護北京環境為目的的連年投入也在不斷地增多,為何至今沙塵還反覆加重呢?

相關統計數據表明,北京上空的飄塵污染40〜60%來自北京工地,而在一般風沙天氣中,北京當地的沙物質更是占到80%,是北京風沙的主要沙塵源。顯然,此次沙塵雖然起自北京以外的地方,但北京並不完全無辜。國家衛星氣象中心專家鄭新江表示,2000年曾監測到北京地區產生的沙塵曾影響到河北等地。

北京的春天風乾物燥,各類建設工程都趕在這個時候“大干快上”。北京朝陽區環保局統計,僅朝陽區今年春天就有在建工地1046個。當土堆不完全覆蓋,大量建築垃圾和水泥等建築材料露天堆放,裸露地面未採取防塵措施時,極易形成揚塵污染。4月19日,北京市環保監察隊檢查了49個工地,有10個工地不同程度存在不同類型的揚塵問題。同時北京市園林局透露,北京市還有未綠化的潛在沙化土地10萬畝,占全市總面積的0.4%左右。專家認為,如果城市綠化好、建築沙土覆蓋得也好,沒有本地沙塵及其它大氣污染物與外來沙塵疊加,至少可以減弱沙塵濃度。

事實上,目前北京大氣環境狀況並不樂觀。《北京市“十一五”期間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規劃》提到:北京大氣環境主要污染物中,可吸入顆粒物污染形勢嚴峻,2005年年均濃度超過國家標準42%,在年空氣質量三級以上天數中作為首要污染物的天數比例高達98%。可吸入顆粒物已成為環境空氣質量持續改善的瓶頸。此外,北京市全年耗煤量高達2900萬噸以上,工業燃煤二氧化硫、煙塵排放量占到排放總量的60%和40%左右;由於機動車保有量增長迅速,老舊車淘汰緩慢,機動車排氣污染對大氣污染的貢獻率呈上升趨勢。
6月17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乾旱日”。而在兩個月前的4月17日,北京出現了建國以來最為嚴重的降塵天氣,30萬噸沙塵一夜之間如黃雨般灑向這個被稱為國際化大都市的千年古都,即使對沙塵暴見怪不怪的北京市民也着實下了一跳,而正處旅遊高峰期的來京遊客則是真正欣賞到了早有耳聞的“沙塵春景”,駐華使館的外交官和旅居北京的“老外”們也找到了多年以後“北京記憶”的談資。

無獨有偶,或許是老天有意要點化國人,當天也正好是全國第六次環保大會開幕的日期。在漫天浮塵中走來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以沉重而嚴肅的口吻說:“同志們,我們不能閉門開會。會場外,北京正出現嚴重的降塵天氣。這雖然有氣候的因素,但也反映出環境問題的嚴重性。”

問題是,作為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首都”甚至已經被提到“首都學”的高度上,其對生態的重視不可謂不重,對環保的投入不可謂不多,但為何一邊是工作報告和宣傳報道中環境質量越來越好,而另一邊又在現實中飽受環境惡劣之苦呢?這場沙塵的背後究竟隱藏着怎樣的生態危機?

“忽然一夜春風來,皇城降下黃袍怪。”4月17日,或許註定要在《北京市志》上留下一頁。這一頁已經被人們以各種形式記錄下來。網民雪心在他的博客里,以《何日告別沙塵》為題記載說,“天當正午,天空卻是昏黃暗淡。海棠已過盛時,新葉簇簇地擁出,卻失去了原本新鮮的嫩綠。樓下停放的汽車,各個覆蓋着厚厚的黃土,突然變得模樣難辨。黃塵遮天蔽日,天地間瀰漫着灰塵的味道。一位母親帶着孩子,用紗巾遮住口鼻,急急地奔進樓道。空氣重度污染,人們受到警告,不敢在室外活動,家家關窗閉戶”。

“在北京呆了這麼多年,遇到過很多沙塵天氣,但是今年這一次確實很不一樣。”4月17日早晨,家住北京西客站的王紅旗老人,按往常的習慣早早地起床到戶外活動,沒想到一出門就看到,地上、車上厚厚的一層塵土,就像下了一場小雪似的,“只不過雪是白的,而塵土是黃的”。

他有意識地找到蓮花池公園內的一處開闊平台,這裡地面的磚很平整,落滿了沙塵的地面上還沒有腳印,王紅旗用捲尺量出1平方米的範圍,然後小心翼翼地把塵土聚攏起來,再用薄金屬片將塵土鏟入小塑料袋裡。裝着土的塑料袋在附近藥店的天平上顯示為21克。除去小塑料袋的自重1克,1平方米的空間降塵量為20克。由此推算,一平方公里降塵重量是20噸,北京共16800平方公里,北京一夜降塵33.6萬噸。而這個數據恰好與北京氣象部門公布的“總量超過30萬噸”的數據基本接近。

此前,北京市民心中記憶最深刻的一次沙塵暴是在2002年3月20日,當天的總降塵量也才3萬噸。據有關資料記載,這是北京一個世紀以來在一天之內降塵最多的一次,可謂百年不遇。“感覺就像是天空剛剛下過土,那兩天我將自己MSN的簽名都改成‘北京下土了’”。在北京一家媒體工作的徐英,很難忘記這場沙塵給自己留下的深刻印象。

當天,儘管北京全市出動300多輛道路清掃和沖刷車輛,東城區環衛工人李阿姨還是覺得從來沒有這麼累過,“不用力掃不動,一用力沙塵又揚起來了”。頑皮的路人在那些落滿黃沙的汽車上留下“下土了”“該洗車了”等字樣。鼓樓舊大街一家小洗車行的張老闆,一點都沒有因為業務多了而高興,“那麼厚的土,洗一輛車,差不多剛夠本錢,又不好提價”。

“漫天遍野的沙塵,看什麼都是一片模糊,感覺很緊迫壓抑。”平時總是樂呵呵的格力空調北京區域銷售經理丁先生,提起那兩天的心情,到現在還感到抑鬱。當天也忙壞了北京同仁醫院的眼科醫生,來的都是捂着眼睛求醫的病人,他們需要專業的大夫除去眼睛中的沙塵。當天晚上,中央電視台着名氣象主持人宋英傑也在《新聞會客廳》裡訴說着自己的鬱悶:他是過敏性鼻炎,很嚴重,只要是風裡夾帶着一點沙子,就馬上呈痛哭流涕狀。

據北京環保局公布的數據顯示,“空氣中的總懸浮顆粒物濃度為每立方米350微克,部分時段曾達到每立方米1000微克,空氣質量屬最嚴重的五級重度污染”。國家林業局防沙治沙辦公室主任劉拓坦承,作為治沙防沙的負責人,4月17日早晨出門的那一刻,他的心情很不好,同時有很大的壓力。4月20日下午,外交部專門為此舉行了新聞吹風會,介紹中國近期的治沙防沙工作。《日本產經新聞》記者忍不住追問:“中國空氣污染特別厲害的時候對周邊國家有沒有影響?”

到《小康》截稿時,這場罕見的沙塵已過去了一個月,沙塵在這座城市的表面似乎也被清掃得乾乾淨淨,但是,厚厚的記憶卻無法褪去,仍然沉重地留在親歷者內心深處。對於此次沙塵的起因,公開的外因說法是來自蒙古邊境的風暴。甚至也有人引經據典地認為,北京風沙自古有之,乃自然現象,不足為怪。但問題是,來自外境的西北風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而在國家層面以保護北京環境為目的的連年投入也在不斷地增多,為何至今沙塵還反覆加重呢?

相關統計數據表明,北京上空的飄塵污染40〜60%來自北京工地,而在一般風沙天氣中,北京當地的沙物質更是占到80%,是北京風沙的主要沙塵源。顯然,此次沙塵雖然起自北京以外的地方,但北京並不完全無辜。國家衛星氣象中心專家鄭新江表示,2000年曾監測到北京地區產生的沙塵曾影響到河北等地。

北京的春天風乾物燥,各類建設工程都趕在這個時候“大干快上”。北京朝陽區環保局統計,僅朝陽區今年春天就有在建工地1046個。當土堆不完全覆蓋,大量建築垃圾和水泥等建築材料露天堆放,裸露地面未採取防塵措施時,極易形成揚塵污染。4月19日,北京市環保監察隊檢查了49個工地,有10個工地不同程度存在不同類型的揚塵問題。同時北京市園林局透露,北京市還有未綠化的潛在沙化土地10萬畝,占全市總面積的0.4%左右。專家認為,如果城市綠化好、建築沙土覆蓋得也好,沒有本地沙塵及其它大氣污染物與外來沙塵疊加,至少可以減弱沙塵濃度。

事實上,目前北京大氣環境狀況並不樂觀。《北京市“十一五”期間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規劃》提到:北京大氣環境主要污染物中,可吸入顆粒物污染形勢嚴峻,2005年年均濃度超過國家標準42%,在年空氣質量三級以上天數中作為首要污染物的天數比例高達98%。可吸入顆粒物已成為環境空氣質量持續改善的瓶頸。此外,北京市全年耗煤量高達2900萬噸以上,工業燃煤二氧化硫、煙塵排放量占到排放總量的60%和40%左右;由於機動車保有量增長迅速,老舊車淘汰緩慢,機動車排氣污染對大氣污染的貢獻率呈上升趨勢。
民勤是我國四大沙塵暴發源地之首,一旦民勤縣這道屏障被沙漠吞噬,整個河西走廊將會被攔腰截斷,甘肅乃至內地的很多地區將面臨着沙漠的直接威脅。而生態惡化的並不止於民勤。甘肅省鳴沙山月牙泉,曾被認為是敦煌的眼睛,但現在水域面積已由1960年代20多畝銳減到現在的8畝多一點,水深也由過去的10多米下降到現在的2米過一點。據《小康》了解,即使這麼一點的水也已經不是原來的水,而是為了旅遊人工輸補的水。原先生長在月牙泉邊茂盛的紅柳、沙棗樹已枯死消亡。

“列車行駛在赤地千里的荒原,每見到一小叢灌木,都令人感到欣喜異常。然而,就在這珍貴的綠色周圍,往往卻有幾隻山羊在貪婪啃食,就連那蓋不住馬蹄的半枯野草,也常被農婦們當作炊柴連根刨去。”這是中國知名環保志願者盧彤景在環保走訪活動中最常見的“風景”。出生在內蒙古的盧彤景,對於西北環境的惡化有太多切身的感受。海拉爾到滿洲裡間忽然橫生出了新的沙漠帶,把鐵路都掩埋了;呼倫貝爾草原,1960年代,草可以長到一、兩米,“風吹草低見牛羊”,現在,草只有3厘米左右,嚴重老化、退化,只能稱之為呼倫貝爾沙地了;阿拉善地區,因為缺少水源和草,以耐飢耐渴着稱的駱駝已經從1980年代的25萬匹銳減到現在的8萬匹左右⋯⋯

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氣候影響評估室副主任高歌在接受《小康》採訪時表示,沙塵暴的危害極大,沙塵氣候極易導致交通延誤或惡性事故;沙塵還會影響小麥等農作物的生長;同時沙塵天氣嚴重影響社會生產生活。據悉,2000年3月27日,沙塵暴襲擊北京城時,正在安翔里小區一座兩層樓樓頂施工的7名工人被大風颳下,兩人當場死亡。應該說,沒有人對沙塵暴的危害表示異議,但對沙塵暴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卻有很大的爭議。

我國有120萬平方公里的原生沙漠和戈壁。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評估室主任張強認為:原生沙漠在人類出現前就存在於自然界,它的形成完全是自然環境的作用。人類治理原生沙漠是不可能和不現實的,而只要原生沙漠的存在,沙塵暴的出現就不可能避免。面向大眾傳播的天氣預報將這種觀點簡潔成“沙塵暴是一種自然現象,就像颱風一樣,是人類無法控制的。”

中國科學院博士生導師陳廣庭反對“天災”觀。他認為,一個國家的森林覆蓋率,如果達到國土面積的30%左右,而且分布均勻,便能基本上消除水、旱、風沙災害的發生。於德源在他的《北京風沙史料》中介紹,北京最早出現沙塵天氣的記載是在公元500年,當時的記載說“幽州風暴,殺一百六十一人。”而遼金時期,北京地區有關風沙的記載開始多了起來,作為金中都的北京城,有關“風霾”“雨土”的記載尤其多。最嚴重的出現在公元1367年,作為元中都的北京竟出現飛沙走石的沙塵暴天氣長達44天。

於德源認為,這和金、元建都時,在北京及河北地區大批砍伐森林不無關係,當時河北及密雲附近的森林被砍伐殆盡。“從歷史上來看,基本上還是人為因素加劇了自然災害。”1996年開始,盧彤景一直奔走在河北、山西、陝西、內蒙、甘肅、新疆等地,關注着這些地方的自然生態環境。他在不斷的走訪中發現,除自然氣候原因外,北京沙塵與周邊地區草原植被破壞嚴重密切相關。

他說,草原植被的破壞與超載放牧以及濫墾有關。從一個企業的廣告語“鄂而多斯,溫暖全世界”,就可以想象它需要養多少絨羊。同時北京的餐飲業從1990年代初只有東來順等20多家有涮羊肉,但是現在街頭巷尾遍地是“小肥羊”“小尾羊”,以及各種各樣的“羊羯子”,大大小小的超市還出售羊肉片,而它們都來自草原地區;除了文革時期軍墾農場、生產建設兵團在草原上開墾耕地外,現在草原地區還有一些人在開荒種植高粱、玉米、大豆,嚴重超載和濫墾後的草原漸漸退化,土地沙化,荒漠擴大。

中華環保基金會理事長曲格平認為,中國的沙塵暴是自然災害和人為因素相結合的結果,如果有比較好的草地樹林,就不會出現這樣嚴重的沙塵暴。而4月北京的沙塵暴起因很大程度是人為因素──人為破壞植被:在乾旱半乾旱的土地上砍樹,過度的開墾擴大耕地和放牧,以及不當的水利工程。

據他解釋,這種惡化有歷史的原因,但“不適當的發展政策和人為活動還是占了主要方面。改革開放後,超載放牧,片面追求經濟發展”。西北當年以糧為綱,把草原開墾成耕地,不到三五年,這些耕地大都變成了沙漠。而荒漠地區的濫墾,更導致了環境惡化。“一些不適當的水利工程加重了這種惡化”。他舉例說,內蒙古黑河流域居延海(分東居延海,西居延海)地區,原來有很大一片綠地,幾乎是北國江南,也是北京很好的屏障。

但黑河上游的甘肅建了很大的一個水庫攔腰截住黑河。水庫建成後,水流斷絕,居延海大批的胡揚林死亡,草原急劇退化,沙漠嚴重擴張,當地百姓生活都發生了問題。塔爾木河是新疆的主要河流,河流建大壩後,下面有300多公里河道乾涸,兩崖綠樹枯死,流域附近富庶的地方變成了荒漠。“這兩個地方,當年朱基總理在任的時候都曾要求扒開水庫放水,但河流附近的生態要再恢復很難。”曲格平對此痛心疾首。

對於北京的沙塵災害,沒有投入、沒有治理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首都綠化委員會提供的資料顯示,從2000年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在北京實施到2003年底四年間,北京市共投資約6.2億元,退耕還林35萬畝、荒山荒地造林30萬畝、人工造林11. 9萬畝、封山育林119.6萬畝、飛播造林19.6萬畝、水源和節水工程2550處、小流域綜合治理337.5平方公里、爆破造林6萬畝、農田林網15萬畝、人工種草13萬畝、生態移民2480人。…

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涉及北京、天津、內蒙古、河北、山西5省(區、市),75個縣(區),包括北京平谷、密雲等6個山區縣。在實施的最初五年中,國家實際投資共87億元,林、農、水三家的比例是4:3:3。除了以北京為中心及其周邊地區的治理外,20餘年的時間裡,政府投入了上千億資金用於植樹,植出了曾被譽為中國的“綠色長城”的“三北防護林”,僅2000年到2005年6年間,中央財政累計投入生態建設資金232億多元治理沙患。

但北京的沙塵災害在2003年到2005年三年的平息之後,2006年再次捲土重來,而其他地區的沙塵天氣也隨之上升(詳見《2000〜2006年北京及其周邊地區沙塵天氣統計表》),這就不能不從治沙取得良好效果的迷夢中醒來,對治沙工程進行反省。

北京及周邊地區種樹對於改善北京自身環境有益,但對外來沙塵卻是無能為力的。“很多人對沙塵治理的認識有誤區,以為城市只要綠化好就能防住沙塵暴,其實,沙塵在數千米高做運動,而城市樹木只有幾十米高,想單靠城市綠化來擋住沙子是杯水車薪,源頭不治,京津地區種樹也無濟於事。”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張小曳副院長說。

京津地區沙塵來源沒能得到應有的重視和治理。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所研究員韓同林表示,根據實地考察和監測顯示,現在公布的北京沙塵暴的來源是內蒙古乾涸的湖泊。據中國科學院海洋所學者宋懷龍介紹,60平方公里的安固里諾爾湖離北京只有200公里,每年最少有20萬噸鹽鹼土粉塵向東南方向飄移,京津地區首當其衝。整個西部存在大量的鹹水湖,其中大部分已經成了乾涸鹽湖,全部干湖盆面積大約在10萬平方公里,每年被大風捲起的鹽鹼土粉塵高達1億噸。但是有關部門在這些湖泊治理的科研項目上“投入幾乎為零”。

目前中國主要以植樹來防沙,而它是否有效,專家們認為值得商榷。中國科學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的研究資料表明,中國90%的沙漠化地區年降雨量在400毫米以下,除局部水分條件較好的地方外,都達不到‘植樹造林’所需的條件”。即使樹可以活,還有樹種選擇等方法問題。中國科學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員蔣高明曾指出,“三北防護林”,現在已經是坍塌的“綠色長城”。在發生蟲害時,一倒一大片,僅小小的天牛蟲就將寧夏20年的建設成果──幾十億株楊樹毀於一旦。

“系統結構的複雜化與系統的穩定性是一致的。一張30條腿的桌子,失去27條腿還具有桌子功能,而一張3條腿的桌子,只要失去一條腿就失去了桌子功能。生態恢復過程應該是生態功能的複雜化過程,而不是單一種樹。”讓蔣高明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很多地方政府將完成植樹當作任務,有些地方將樹種在容易“出效果”的位置,比如馬路邊,有的地方甚至在草原上植樹。“沒有將治理經費與治理效果掛鈎,哪裡退化得嚴重,哪裡得到的國家治理費用就多,這樣就變相鼓勵了生態破壞。如果政策上對保護好的地方予以大量經費支持,對保護差的地方官員實行懲罰,當地政府才會動腦筋花好國家的錢。”

“首都學本質上是更完備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目前改革發展的時期更是如此。”北京旅遊集團首席研究員李庚這樣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說,北京環境問題的區域化全球化治理,綠色奧運的開展、綠色都城的建設,也許標誌着北京真正開始覺悟。每個城市都是區域環境、國家環境、地球環境的組成部分。內蒙古的一群羊,破壞了一片草,便可能引出一片沙地,被風吹起的沙塵也許就落在北京。改善北京環境,就要用系統的環境政策,改善區域環境、國家環境,積極參與到全球性的環境保護活動中去。

“科學發展觀已經開始產生影響。內蒙古等地開始實行‘以草定蓄’政策,將草原承包給牧民。這是個很好的政策。原來草地是公地,都不知道愛惜。現在牧民開始自己將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結合,實行圈養,同時不再無限制增加數量。以前牧民自己種糧食,現在盲目開墾的也少了。”曲格平談及此事顯得很興奮。

“我去看的時候,發現內蒙古一些地方的草地恢復得相當好,一些地方甚至50%都得到了恢復。現在內蒙古草原家庭承包占了很大的比例,但是還沒有完全推行。如果這項政策完全落實,草原就有可能好轉。但是缺水問題還是比較嚴重,區和區、村和村之間常常爭水。區域治水,常常把小的河流截斷了,還需要區域統籌。”

據中國防沙辦透露,目前在治理沙塵暴方面,中國與國際社會的合作進展順利,並且和韓國、日本、德國等都有相關合作項目。專家認為,氣候變暖、乾旱與沙塵的形成有很大關係,中國還可以進一步參與到反溫室效應等全球性的環保活動中去。

1930年代,在美國西南部大平原地區也發生過嚴重的沙塵暴──地表的土壤被吹開和颳走,其中的腐殖質、粘土和泥沙被帶出了很遠,有時連東海岸的天空都被遮得暗淡下來,甚至直達華盛頓和紐約。1934年5月曾出現着名的“黑風暴”,狂風卷着黃塵,橫掃了美國2/3的土地,颳走3億多噸土壤,造成水井、溪流乾涸,許多人因此背井離鄉,這段時期被稱為美國歷史上令人談沙色變的“骯髒的三十年代”。

“這場嚴重的沙塵暴與土地的濫墾有關。後來美國政府推行了退耕還林政策,使土地擺脫了不斷沙化的惡性循環,同時減少了沙塵暴發生的次數。”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研究員任國玉認為,這些做法中國可以借鑑。事實上,在科爾沁沙地,實行禁牧後,第二年沙丘上就長出草來。草地恢復後,河湖等其它自然生態也有希望逐步得到恢復。

曲格平認為,南水北調後,應藉機把北京乾涸的河流以及地下水進行充分的補給,以此恢復北京的自然生態環境。目前,北京綠化率已達40%,在全國各省市中位居前列,但北京郊外還有很多荒山禿嶺,植樹還是大有可為的。如果北京的綠化率能達到60%,環境可以比現在更好一些,有可能恢復北京曾有的“蹊徑狹隘,林木茂密”綠城風貌。

也有專家認為,南水北調是非可持續的,北京水生態的恢復還需要從節約用水等角度來考慮。在對待降水資源不能充分利用的問題上,在城市建設方面,可以在某些地區改變下墊面狀況,少用、不用柏油路,作為專門的降水下滲區,用以及時補充北京的地下水;在節水方面,對需水量大的工業,可以改變目前的生產方式,大力推廣中水的使用;在水源區附近植樹造林,這樣不但可以涵養水源,而且可以減少水源區的土壤侵蝕,使泥沙不至於堆積過多造成對下游水庫的威脅和對水質的污染;在個人方面,需要宣傳對生活中洗衣、洗菜水反覆利用,甚至可以自己建立簡單的儲水設備(例如在平房的房頂設置存水裝置),在降水量大的季節儘量利用自然降水。

任國玉認為,解決北京環境問題的困惑,最根本之處在於北京既是全國政治、文化、軍事和經濟管理中心,又是北方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同時還有全國交通、金融、信息、教育、科研等中心職能。而這些中心功能,自然會吸引無數人到北京,這是無法阻擋的必然。以中國之大,由一城而兼數中心之職,對北京來說,有限的資源和脆弱的生態系統不堪重負。他介紹說,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城市定位就是非常明確的一個政治中心,不再搞其它功能中心,哈佛大學並不在華盛頓,而美國的經濟中心在紐約。北京已經明確自己的城市功能定位“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但亦莊開發區,總部基地等仍在大興土木中。

有關研究報告表明,北京市可支撐的人口容量最大值是1277.77萬人,但在2005年年底時,北京人口已經達到1578萬,遠遠超過了容量的最大值。北京的環境治理,需要減少城市在全國的功能定位,同時嚴格執行。也有專家建議,可以將北京的部分城市功能,由市區轉移至北京郊區縣,每個縣確立一個中心功能,使城市由以市區為中心“攤大餅”式的發展模式,轉為“組團式”發展模式,以此減輕城市中心區的環境壓力。

更有專家提出設立“副都”的構想,主要也是分擔目前城市中心區過於龐雜的部分功能,在中心區和周圍地區的分中心區之間起橋梁作用。地點可在北京近郊的順義、昌平一線,或河北的涿州、廊坊等地。不然的話,當北京生態環境的壓力最終難以維持的時候,或許不得不採取有人提出的“遷都”這個下下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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