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王希哲的 《十批判书》

老康

王希哲邀请刘国凯、吴振荣、郑义、徐水良、胡平、方圆、仲维光、老魏等人对他的全面批判文革的帖子《文化大革命十批判书》提出意见。等了两天却不见各位大腕有任何动静。为了不使王希哲先生陷入堂吉歌德之境地，本人不才，虽未受邀，却也想陪王先生过上几招，以解先生孤寂之苦。本想成文但苦于没有时间，只好逐段加批。不敬之处还请希哲先生海涵。

一、毛泽东批判

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是孙中山的学生。他们都是企图为百年来
灾难深重的中国寻找出一条救国救民之路，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先进人物。

老康批：一个开创共和的人物和一个复辟了帝制实现了野心的野心家怎么会是师承关系。抗战前分裂中国，抗战时勾结日伪，建政后全面倒向北方宿敌，藐视生命在和平时期导致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摧残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将其糟泊发挥到极致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独裁者在王希哲着眼中竟然是个先进人物！这是对我们民族的侮辱！按王希哲的标准希特勒也应算作“先进人物”。

十月革命后，孙中山、蒋介石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提出
和坚持中国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道路。毛泽东与五四后新
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则更向前激进左倾（三民主义已经是左倾），
心仪苏联，简单判定了辛亥革命和北洋议会的失败，认定了西方式
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西方式民主，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
救中国”。

老康批：毛出身低微，在社会变革时期天然倾向激进思潮不难理解。只有改朝换代才能使满脑子帝王思想的毛有实现其野心的可能。

毛泽东的一生，为“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模式探索，这
是理解毛泽东的钥匙。虽然，今天的实践已经证明，三民主义是中
国更为正确的发展道路，但我们不能简单以今天获得的认识去全盘
否定毛泽东，因为，“所有一切人类思想，都曾经标志着人类或一
部分人类所曾处过的阶段，都对人类进到目前状况作出过积极的贡
献。最有害的思想也推动过思想斗争，而没有思想斗争，分明就没
有进步。”（顾准）

老康批：16岁前毛在乡下读了6年私塾，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热衷于那些宣扬成王败寇的闲书野史。初到长沙时早已是满脑子帝王思想。毛一辈子就是在争老大 ，保老大中度过的。先是与陈独秀、王明等人争党内老大，后与蒋介石争中国老大，最后与斯大林、赫鲁晓夫等争共运的老大。毛争权向来是不择手段甚至可以超出人伦底线。这才是理解毛泽东的钥匙。毛对现代知识不感兴趣，一生钻在故纸堆中，且只对24史、资治通鉴中的那些权谋感兴趣。能推动思想斗争的有害思想起码也要在学术水平上有点档次才行，而“毛泽东思想”中没有任何在思想史上有价值的东西。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思想，是逆潮流而动的。王希哲1980年曾
指出，从国际范围观察，50年代末萌芽，贯彻于60年代中的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思想，旨在维护斯大林主义，捍卫斯大林主义。而世界
潮流的进步，禁锢东方人民的共产主义体系瓦解的开始，正肇端于
斯大林主义的动摇。捍卫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实际上是捍卫和加强
毛泽东对全党和全中国的个人极权（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
命》）。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思想和他为文
革所作的一切，都是应该否定的，批判的。
但毛泽东为捍卫斯大林主义的一切，仍然表现为一种对中国的
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他承认斯大林存在许多问题，认为这在西方
民主制度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但50年代的社会主义还在上升。那时
认识条件下的毛泽东，不可能彻底怀疑社会主义，去求助西方民主，
他只能致力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企图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
人民，寻找出一条“社会主义民主”的模式来，以超过马恩列斯对
共产主义的贡献，确立自己的“第三个里程碑”。

老康批：超越东欧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第三个里程碑”其目的都是为了争做世界共运老大。毛认为斯大林体制的弊端在西方民主体制下不可能发生，却又坚决拒绝借鉴。原因是学习西方只能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有好处，却无助于树立“第三个里程碑”。50年代东德人民就已开始向西德逃亡。50年代中叶爆发了匈牙利事件。美、苏的差距若不是明显拉大，赫鲁晓夫也不会搞“修正主义”。50年代社会主义还在上升的根据何在？

显然受托派的影响，毛泽东发现了共产党专政下的社会主义体
制，很容易官僚化。“官僚主义者阶级”与人民“是两个尖锐对立
的阶级”，“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体制内的基本的阶级矛盾和基本的阶级斗争。毛
泽东要给工人农民和下层“被压迫小人物”提供一个造反的合法根
据和空间。他要“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
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所谓的“社
会主义大民主”，也就是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认为，这就是他为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探索，作出的伟
大贡献。
但这个理论包含了一个不可克服的基本内在矛盾和冲突，就是，
“推翻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阶级政治斗争和革命，却又只能在“无
产阶级专政下”进行，也就是只能在共产党专政的统治体系内进行，
不得对共产党专政本身挑战。但任何有机的运动，一旦被它的发动
者发动起来，就获得了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轨道，它就必然要
与发动者原来的主观框框，不断发生严重的碰撞。
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悲剧，就发生在这个基本的内在矛盾冲
突之上。

老康批：57年反右本因党内斗争而起，却在广大群众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
揭发了党的黑暗面后，遭到了全面镇压。这是最大的官僚毛泽东代表整个官僚集团所做出的本能反应。官僚制度除与人民的矛盾之外，也与在其之上的无限皇权有着尖锐冲突。官僚制度毕竟还有“制度”，而毛要的是他个人的“无法无天”。当官僚们要用“制度”限制“陛下”时，就有了“文化大革命”。只有这样，他才能把全党和全国人民押在建立“第三个里程碑”的赌注上。对运动发动起来后有可能失控，毛有着清醒地认识。他是把军队紧紧抓住后，才发动炮打司令部的。文革中各种异端思潮的悲剧结局。就在于山大王出身的毛是用枪杆子给运动划定了框框，加了保险。

二、共产党官僚批判

这里所说的“共产党官僚”，指的是50－80年代那个中国的斯
大林式社会主义管理体制的人格化的阶层。我们这里以彭德怀、刘
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代表性的几个人物，来进行分析。

老康批：彭、刘、周、邓是人格化阶层，那毛代表的就是非人格化阶层，且始终居于领导地位。没有人格的人管理人的社会焉能不使社会陷于万劫不复之地！非人格化的阶层又怎么能够温情脉脉地关心“工人农民和下层被压迫小人物”并给他们提供一个“造反的合法地位和空间”。王先生创造政治词汇时能不能多动点脑子。

彭德怀，最能代表理想主义老共产党人的性格，他在庐山挑战
了毛泽东，为的是1958年“一大二公”大跃进以来，人民遭受的苦
难。他甘冒粉身碎骨也要上书言事。他是“海瑞”。他为人民“鼓
与呼”，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想到要创造一种民主的制度，由这种制
度保障人民自己的“鼓与呼”。

老康批：就不要难为50年前的彭德怀啦。你王希哲至今不是也没有发现一个能为人民“鼓与呼”的民主制度吗 ?你不是认为当今最好的美国式民主的司法仅仅是有钱人的司法，选举仅仅是有钱人的选举，（见王的“十批书”的第十批）舆论仅仅是有钱人的舆论吗？（此前王先生回我的帖子中说过这样的话）照王先生的概括，美国哪里是什么民主社会，根本就是少数有钱人专制的社会。等你完善了你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的蓝图后再来教训彭德怀吧。

刘少奇是典型机会主义官僚。他也曾发现甚至愿意纠正毛泽东
的某些错误。但一旦发现毛泽东坚持错误，则立即逢君之恶，甚或
发展毛泽东之恶，60年代他把极左阶级斗争推向极致，最后在文革
中葬送了自己。
周恩来也是机会主义官僚。与彭德怀一样，他关心中国民生疾
苦，忍辱负重，极力希望排除干扰，尽快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为此他获得了全国人民上下一致的敬重。但他不能也不敢
挑战毛泽东，他必须执行毛泽东。他也差点在文革中葬送了自己。

老康批：毛与刘和周的关系是典型的君臣关系。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
可一个暴君怎么会去探索“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

邓小平，则是从刘少奇、周恩来式机会主义官僚转化的“开明
官僚。”他1975年从周恩来手中全面接棒，即开始对国民经济“整
顿”，到他1978年再次复出后，提出而执行至今的“改革开放”，
看出，他始终把国家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放在第一位。

老康批：邓是把党的统治的稳定放在第一位的。邓上台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入侵越南，是为了立威？还是为发展经济？64开枪明知会遭西方国家制裁影响经济发展，但为了稳定专制统治还是开了杀戒。

可见共产党官僚阶层的特征是，始终抓紧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发
展，把它视为确立共产党对中国统治合法性的根本。不关心也想不
到要关心中国的民主化，不关心也想不到要关心怎样建立保障中国
人民的民主权利的模式，相反，他们大多反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
主义民主”模式的探索，一有机会，就毫不犹豫出手镇压人民各种
形式的造反，包括57年的“反右”，文革的“造反”，民主墙，直
到“六四”坦克的“平暴”。

老康批：官僚阶层反感的是毛泽东要剥夺他们在文革前还能享受的那一点点党内民主。而不是王希哲强加给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民主模式的探索”。

客观来说，不像今天，60年代的中国“官僚主义者阶级”，总
体上说，还没有发展到毛泽东夸张的“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
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程度。1957年后，“反对各级领导就是反
党，就是右派，就是社会主义敌人”的结果，虽然加剧了共产党城
乡基层各级官僚专横作风的形成，对立了党群关系，大饥荒后有限
经济产品在此专横作风下再分配的矛盾，更尖锐了党群这“两个阶
级”的对立，但中国人民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愤恨，还远远达
不到90年代后今天的普遍的水平。文革前夕，广大“解放前”的贫
苦农民还没有完全忘记共产党分配土地的好处；特别是大城市新兴
大工业厂矿的工人们，还多是刚刚进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受
益者，因此，他们还是共产党官僚阶级的基本支持者。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代表的共产党各
级官僚手里，紧紧掌握了可以最终注定他们胜利的两大基本优势：
⑴ 他们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组织者和代表者；
⑵ 中国大半工农群众还是社会主义的早期受益者，他们倾向保
党，站在共产党官僚一边。

老康批：专制政权建立的同时也就产生了与权利相关的特权阶层。此阶层与底层人民是天然对立的。在物质相对匮乏的情况下，特权阶层所占有和支配的社会资源在社会总资源中的比例不会比现在少，只是占有的形式有所不同。那时特权阶层的物质待遇是直接与权利挂钩的，而特权阶层在占据有利的社会地位上有着绝对的优势。那时一个无权无势的只能下乡支边的青年，和一个上名校分配到国家机关的权贵子弟之间的差别，不会比当今权贵暴发户与民工之间的差别少多少。50年代工人和农民确有受益的感觉，那是由于全面严格的舆论管制使人们只能进行纵向对比，而无法与生活在其他社会形态下的工农进行真实的横向对比。那时的工农即便是“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毛的凭空想象，其实连这也做不到，否则就不会饿死人了。）也会觉得比资本主义的“水深火热”好得多。东柏林的工人就是因为能做横向对比，所以纷纷投奔了西柏林，以至东德政府不得不建起柏林墙。而能与香港比较的广东边民也踊跃逃港。

三、共产党文革派批判

共产党文革派以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中央文
革小组为代表。他们也曾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紧跟毛主席的路线，
要把人民发动起来，提倡人民的历史主动性，去创造出一个新的实
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模式。他们也曾相信这个模式就是中国式的巴黎
公社。因此，他们是刘少奇共产党旧官僚精英们的反对派，是他们
的天敌。从站在毛泽东一边纠正刘少奇、邓小平们的“五十天白色
恐怖”，到批判“血统论”，批判资反线，要求把运动的重点指向
党内各级当权派（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除外），他们始终
支持了被“十七年”官僚主义阶级压迫的民众们的造反，成为了造
反派的后盾。

老康批：江青也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会在运动刚刚发动后，就迫不及待利用造反派为自己报年轻时风月场上的恩怨情仇？当然理想人人会有，毛进京后，江青的最大理想恐怕就是老毛在临幸张玉凤等众多“女友”之余，还能对已日渐色衰的她再施恩露。至于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如果也是理想主义者，那他们比起戈培尔可就差远了。戈氏不能容忍生活在没有希特勒的世界里，带着老婆孩子为“国家社会主义”理想殉了葬。张、姚可都忍受了铁窗的寂寞，苟活到了天年。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眼里无非是一群任其驱赶的羔羊。王希哲所谓的“文革派”无非是毛用来在文革期间驱赶羊群的牧羊犬罢了。

但是，“一月风暴”后的“中国式巴黎公社”，上海人民公社
被毛泽东以“党委往哪里摆？”的理由取消和“三结合革命委员会
的成立”，使他们率先明白了党的统治形式是不能突破的。毛泽东
的文化大革命首要目标与其是要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
不如说是党内翦除政敌的权力斗争。
随之而来的“二月逆流”，他们在中共军事官僚面前的挫败，
加速了他们向同样的机会主义官僚集团的演变，不过他们是上升的
“新贵”，他们的貌似极左的面具不能丢弃。从此，他们的鼓动和
支持造反派对共产党行政官僚和军事官僚的进攻，都渐渐地演变为
一个统治集团向另一个统治集团争权夺利和对民众力量的利用。一
旦斗争失利，他们随时会把冲在前面的造反派抛出去，作他们的替
罪羊。
既然闹事、夺权是共产党文革派的全部使命，中国的国民经济
建设完全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与共产党行政官僚的优势正好相反。

老康批：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初和最不成熟的形式。老毛既要树立自身的“第三座里程碑”自然不会拾人牙慧。其实政权机构无论叫什么，都是党的衙门。这些“文革派”的党棍们如果不明白这些党内的基本常识，也混不到老毛身边。怎么可能是在“一月风暴”后才明白“党的统治形式是不能突破的”？是他们幼稚还是希哲????？文革开始的原因和的目的就是“一个统治集团向另一个统治集团争权夺利”其方式是“对民众力量的利用”。而不是像王希哲认为的那样，是上海夺权后渐渐演变成的。“夺权”一词中的“夺”字，我以为非常不准确。在各地造反派夺权之前，各地各级党政机构基本已处于瘫痪状态。根本无需“夺”，只要“捡”起来就可以了，称其为“捡权”更为恰当。当然由谁来“捡”，还是老毛说了算。要说“夺”，不过是争夺老毛的宠信罢了。 抓经济建设之权是“文革派”梦寐以求的。怎么会不在“视野范围内”？他们倒“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夺抓经济的权利。是毛让他们这批“文革派”牧羊犬专门驱赶不能“生产”而整日“争斗”的种公羊。把看管能够“生产”的母羊的任务一直交给周老牧人。周老牧人病入膏肓后，曾短时间重新启用过小邓牧人，但小邓除去管好母羊外，又要插手公羊的事。结果被“文革派”牧羊犬一通狂咬，牧主老毛只得换人。

他们的劣势是：
⑴ 他们是中国经济建设的捣乱者和破坏者。中国国民经济的
一切衰落和倒退，按共产党行政官僚的指控，都要由他们承担全责。
⑵ 中国大半保守工农群众原来就不站在他们一边。随着他们
中国经济建设的捣乱者和破坏者形像的深入传播，他们更是失去了
中国绝大部分群众的支持。
⑶ 甚至，由于他们经常地把造反派抛出去作替罪羊，制造了
造反派的分裂，也越来越失去了造反派真心的支持。
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能得到毛泽东的直接支持。但正如他们经
常地把造反派抛出去作替罪羊一样，毛泽东一旦形势不利，不但常
常抑制他们，也常把他们的重要成员抛出去作替罪羊（王力，关锋，
戚本禹），这就更使他们处于劣势。
这些战略和战役上比右派官僚先天的劣势，也已经注定了他们
最后必然失败灭亡的命运。

老康批：荒谬！中国国民经济的衰落的根本原因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实话实说，文革派的重镇上海，在他们治理的那几年中，在中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比“官僚”治理时期还提高了不少。

但是，始终没有人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九大前后，中
共文革派的分化。陈伯达意识到了文革派中国经济建设破坏者形像
对他们的致命，开始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
没有的”“伯恩斯坦主义”划清界限，在他为林彪起草的九大报告
确定中心思想时主张“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
生产了。”报告的标题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奋斗》。这就把六年后，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报告中最获人心的口
号提了出来。
中共文革派的这一重大转折没有成功。陈伯达被批判为“唯生
产力论”，报告稿被毛泽东否定，及被张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
胜利》的“继续革命”报告稿代替。之后，陈伯达被归入林彪集团。
中共文革派最后逃生的机会，也就被自己彻底葬送了。

老康批：文革派并不是铁板一块。毛在他的警卫服务人员中都要制造矛盾以便利用。何况是领导文革的“文革小组”。张、姚、王、关、戚是破格提拔上来的，此前毛对他们了解并不多，因此毛不会很放心。陈伯达在党内的资历、与毛的私交是文革小组内其他人无法比拟的。把陈放在组长的位置上，明显是对少壮派的牵制，这是毛常用的权术小把戏。九大时，毛也并非绝对排斥经济建设，而是此时的林彪已不能令他安睡。抛出陈伯达是想让林彪就范。抓捕“四人帮”后，华国锋、李德生在政治上搞“两个凡是”，经济上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执行的是一条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结果照样被老邓整了下去。就算象王希哲假想的那样“文革派”向“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方向转折，并且获得了成功。他们又能搞出什么新花样？

明天一早还得找嚼谷，今晚就批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