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瞻

大俄羅斯主義衍生出了泛斯拉夫主義和親斯拉夫主義。

泛斯拉夫主義強調斯拉夫民族的特殊與傑出，召喚所有斯拉夫民族在東正教旗幟下聯合、團結、強大，不但要反抗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等異族的壓迫，而且要徹底擺脫對歐洲精神的依附、不懈對抗西方自由主義和天主教。而拯救、解放、統一、治理、教化、指引、振興斯拉夫民族者只能是俄羅斯，後者就是親斯拉夫主義。親斯拉夫主義相信，與歐洲之間持續的政治—文化鬥爭將使斯拉夫世界與歐洲分割開來並緊密地團結在俄羅斯周圍，俄國追求的目標就是使所有斯拉夫國家遠離西方的影響和控制、直至通過與西方文明的抗爭來強化泛斯拉夫的團結和俄國的大一統地位。

二十世紀初誕生的“歐亞主義”（Eurasianism）則把上述思想系統、升華和現代化，形成了一種完整的地緣政治思想和文化哲學理論。“歐亞主義”主張，俄羅斯文明既不屬於歐洲、也不屬於亞洲，東歐、西西伯利亞、突厥斯坦等歐亞間的中間地帶構成了獨立的俄羅斯世界及其文明——“歐亞文明體”和“第三種文明”。 “歐亞主義”反對和抵抗西方普世主義、個人主義、理性主義，批判西方的多黨民主制度、自由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精神，堅守俄羅斯文化的固有道德和精神價值，支持專制政治和中央集權，弘揚民族傳統、集體主義、國家主義、東正教文化核心，倡導東方對西方制度和文化上的先進與優越。“歐亞主義”不但要為俄羅斯擘劃出不同於西方的精神文明和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而且要用“俄羅斯模式”給全人類指明方向：“在正在到來的歷史時刻，俄羅斯的使命是要把自己的新想法告訴世界。……俄羅斯將要賦予在精神上實現重大發現的使命，而世界精神生活的中心將轉移到俄羅斯”。

前面說到，在大俄羅斯主義的指引下，俄羅斯民族同仇敵愾、眾志成城、齊心戮力、上下一致，把自強精神、救世主義最終異化為主動向外擴張與征服的思想和行動，一種世界性徵服思想體系逐漸生成和完備，而它本身也成為了一個中國俄粉心中“戰鬥的民族”。歷代沙皇和俄羅斯戰略家們都不遺餘力、精心規劃着對外干預、擴張、征服、稱霸和統治的宏圖大略。對內治理不甚了了、無所作為，特別喜歡參與國際事務和對外活動，對領土和世界霸權的野心異乎尋常，對地緣政治與世界戰略的布局深謀遠慮、高瞻遠矚，這一切已經成為了俄羅斯政治、歷史的傳統和文化，也使它從一個小小附庸的莫斯科公國在東歐和中亞那片遍地生番、蠻邦林立、強人出沒、唯暴是依、誰都說不清楚大大小小草頭王們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崛起與絕滅歷史的叢林地帶中脫穎而出，一步步成為橫跨歐、亞、北美的地球上最大超級國家。帝國的成功，反過來又使俄羅斯對自己幅員和實力感到無比驕傲和自豪，強化了民族優越感，激勵了更大的擴張野心。

我在《美國和加拿大有分成兩個國家的必要嗎》一文里寫到：“在一代代沙皇深謀遠慮、處心積慮的宏圖大略下，俄羅斯從一個荒蠻之域的蕞爾小邦、彈丸之地僅僅用了幾百年時間，就成為橫跨歐、亞、北美的人類最大帝國，舉世罕有匹敵者：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大帝，給沙皇家提鞋都不配”，這話是不錯的。扯遠一點，比俄羅斯歷史、實力長的和曾經強的不可以道里計的中國眾多朝代的聖王們，內政搞的不比俄羅斯強多少，而外務則是盲人瞎馬、一竅不通。政治制度和國民性相同的兩個國家，對外部世界和“周邊工作”的眼光與把握差距如此之大、判若雲泥，分析起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一、中國從賢到不肖、從上智到下愚，統統沒有宗教的天命意識、普世觀念和救世精神，欠缺救贖世界、拯苦紓難、推廣信仰和擴張影響的原動力；二、從周天子開始，中國就只有“天下”概念而不知國家和世界的範疇，從而也完全沒有國家戰略和世界格局；三、中國對外部世界無知、對周邊環境缺乏了解，更不懂得地緣政治為何物，也不存在國家安全觀念和安全戰略思想；四、中國周圍都是蠻夷、部落、番邦、土司，不像歐洲列國林立、

強鄰環繞，缺少勾畫大國世界戰略的經驗也沒有動機、需求和機會；五、中國的國家軍事力量從未達到過對外部世界的壓倒性優勢，也無法產生征服和擴張的衝動、渴求和願望；六、華夷之防、非我族類使中國對周邊產生安全威脅的勢力、民族和國家，一向採取抵禦、征剿、驅逐、恐懾的對策，鮮有征服、占領和納入版圖的的構想；七、中國帝王骨子裡追求儒家宣揚的聖主、明王、仁君，講求道德、秩序、內在的完美，重文輕武、忌諱刀兵，缺乏開疆和拓土、征服與霸權的榮譽感和成就感。由此，比俄羅斯歷史久遠幾千年的中國走的是截然相反的道路，始終一盤散沙，國力一步步衰微，精神一點點萎靡，版圖一塊塊縮小，直至分崩離析，讓人鯨吞蠶食、任意宰割。

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大俄羅斯主義表現不盡相同，但是“帝國轉移”、“民族救世”、泛斯拉夫和親斯拉夫、歐亞主義、俄羅斯道路和俄羅斯精神的普世使命等等，始終深深融入俄羅斯政治文化的血脈之中。 莫斯科王國、“第三羅馬”、俄羅斯帝國、蘇聯社會主義陣營一脈相承——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和斯大林統治期間，流亡歐洲的歐亞主義社群甚至大肆為蘇聯辯護、譴責反布爾什維克的行為——。俄羅斯帝國的繼承人蘇聯，把世界革命、國際主義、第三國際、解放全人類和全球霸權相結合，跨越式的拓展和提升了歷代沙皇的霸業，使其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造就了人類有史以來幾乎首屈一指的超級帝國。和俄羅斯及其繼承者比起來，名煊一時、所向披靡的法蘭西、德意志甚至日不落帝國都不過是曇花一現、瞬間即逝的煙花和流星。在蘇聯土崩瓦解、俄羅斯急速衰落、葉利欽向西方投名遇到挫折後，同樣的思想立即毫無懸念的死灰復燃，這就是“新歐亞主義”，代表人物是號稱“普京國師”的亞歷山大·杜金。杜金把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保守主義、第三條道路、地緣政治、對蘇聯的懷念和法西斯主義等等一起引入歐亞主義，重新對它進行了詮釋，成為歐洲新右派的一支。“新歐亞主義”宣揚：俄羅斯民族是“最優秀的歐亞民族”，有占領整個大陸、建立歐亞帝國並成為文明核心的使命，要把所有俄羅斯帝國和前蘇聯的疆域以及一些東歐國家和中國的領土併入俄羅斯，形成與歐美“海洋文明”抗衡的“大陸文明”；為實現此目標，俄羅斯必須建立極權主義的國家，他甚至認為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和德國納粹主義都“不夠法西斯”。“新歐亞主義”反對西方霸權和“全球化”，視美英大西洋主義為主要威脅，特別強調要建立“戰略緩衝區”，等等等等。“新歐亞主義”對二十一世紀俄羅斯民族主義的重塑、發展道路的選擇和國家規劃的制定，對當代俄羅斯和普京的世界觀念和世界戰略，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影響。

那麼反過來，另一邊的歐美，又是如何看待、理解和對待俄羅斯的呢？

歐洲為代表的西方文明是以古希臘、羅馬、拉丁、基督—天主教和新教傳統為核心一脈相承、源遠流長、綿延不絕的，歐洲國家之間雖然勾心鬥角，也曾戰爭頻仍，但公認有一個相互認同的共同文明。俄羅斯的東正教傳統來自拜占庭，而斯拉夫文化則長時間受蒙古——具體說是13-15世紀的金帳汗國——統治的影響和塑造，基本是在歐洲文化圈和文明中心的邊緣甚至之外；什麼臆想的“第三羅馬”在歐洲人眼裡，始終是帝國門外的野蠻人，過去和現在都是這樣。

幾十年前，亨廷頓在它轟動一時的《文明的衝突》一書裡明確把俄羅斯列為西方文明之外的“獨立文明”。俄羅斯自詡“歐亞文明體”、“第三種文明”，說好聽點它“有自己深厚的文明路徑和集體心理結構”，直接說就是它既和歐洲雲泥之別、也沒有東方儒家文明的博大和深厚，說白了就是“韃靼”荒蠻地帶中未開化完全的叢林和草原文明。

因此，對大俄羅斯主義及其“民族救世主義”等等，歐洲不僅不買賬，而且嗤之以鼻。和俄羅斯的自我觀照正相反，在歐洲的認知里，俄羅斯原始、落後、野蠻、粗糙、荒蕪、無秩序，既缺乏獨創的精神文明和思想，也沒有先進的物質文明和制度，即使想跟在歐洲後面模仿，也是東施效顰、邯鄲學步。俄羅斯哲學貧乏、神秘、晦澀、玄虛、充滿宗教色彩，執着和糾結於靈魂、救贖、“罪與罰”、悲劇意識、存在的意義——用今天普京的話是：“俄羅斯人更多地思考永恆，更多地思考道德、倫理和價值觀”——；就連他們引以為傲的文學、音樂、繪畫也讓歐洲人感到低沉、壓抑、慘痛、濃重，渲染和沉浸於“苦難的美”，全然不像歐洲或者充滿理性主義、實證和分析的力量，或者激昂、豪邁、青春、自信、張揚、個性勃發，或者洋溢着人道主義精神和本能、自然的人性。

歐美看不起俄羅斯政治制度的野蠻和落後，自己早已進入了自由、民主、開放、法治、憲政，俄羅斯主義還堅持宣稱：只能承認一個政權和一個宗教，即沙皇專制和東正教；國家思想一元化和民族一致性是俄羅斯的根本所在和重要特徵；“俄羅斯人需要的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和一種強大的俄羅斯國家思想，一個健康國家和社會不允許有超過一個以上的信仰”。專制是俄羅斯公開宣布的基本國策，1883年沙俄教育大臣烏瓦洛夫致尼古拉一世的奏摺說：“專制、正教和民族的原則，確立了大俄羅斯主義的基本內容。專制是俄羅斯完整、鞏固、強大和尊嚴的基礎，沒有它，俄國就不能存在”。在實踐中，沙皇政權不但迫害本國的一切異己力量、鎮壓本國的所有抗爭行為，而且到處干預別國的民主民族革命，成為臭名昭著的“歐洲憲兵”——想當年，中學世界近代史課本里給我們記憶最深的就是據說沙皇常說的一句話：“將軍們，騎上戰馬、跨上戰刀，歐洲發生革命了！”——。二十世紀延續了七十年的蘇聯共產主義極權制度更是把暴政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極致，它殘酷壓迫自己的人民，剝奪了他們一絲一毫的權利和自由，它血腥鎮壓其它國家和民族的反抗和自由運動，製造了一場又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災難：階級消滅、民族滅絕、大屠殺、大清洗、集中營、古拉格群島……在歐美和全人類心裡刻下了不可磨滅的仇恨。蘇聯覆亡後，俄羅斯有過極其短暫的自由，很快就惡習不改、故態復萌、復辟倒退，普京又一如既往的回歸了專制、獨裁和恐怖統治。俄國如此污跡斑斑的歷史、如此無藥可救的劣根、如此醜陋可恥的信譽，讓歐美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望、鄙夷、敵視和不信任。

國家制度的專制，必然伴隨着政治和社會的保守。俄羅斯在歷史上最顯著的一個特點就是保守，這也是它被歐美詬病的另一重大原因。從近代開始，主導歐美政治和社會的潮流就是進步、激進和左翼，從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狂飆激進運動、法國大革命、社會主義思想、工人階級運動、民主人權、個性解放、個人自由，到今天的“政治正確”、批判性種族理論、進步主義、多元文化主義、DEI、LGBTQIA+，等等等等一脈相承；而俄羅斯則從始至今在每一個時代、每一個階段都對上述一切予以了最堅決、最激烈、最頑固的抵禦、對抗和壓制，在歐美看來一貫的落後和反動：沙皇時期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後，才勉勉強強進行了半截子的農奴制改革；蘇聯號稱左派，其實只是以工人、農民名義實行的一黨專政和少數人對國家的壟斷，而在政治和社會的各方面都極端的保守與封閉；到了今天，普京同樣秉持東正教的保守傳統、倫理道德和集體主義、國家至上、威權專制，對盛行的“政治正確”公開反對和抵抗，正式立法禁止同性婚姻和LGBT，完全和歐美進步主義背道而馳，也讓歐美左派特別是知識分子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俄羅斯的歷史，基本上就是侵略——勝利——消化——再侵略，或者侵略——失敗——休養生息——再侵略的過程。長期以來向四面八方的無止境擴張，不僅引發周邊國家的惶恐不安，也導致了整個歐洲對俄羅斯的強烈反感和敵視。歐洲各國深感俄國侵略成性、威脅巨大，因此經常聯合對其反對、遏制和孤立。結果就是，俄羅斯越擴張，奪得的資源越豐富、領土越廣大，敵人也越多，它的不安全感也越加深刻，“大國的戰略焦慮”也越發劇烈。而西方的戒備、敵意、對抗，又進一步激活和強化了俄羅斯民族固有的受虐基因，於是更緊張、更對峙、更激化，循環往復、永無止盡。有必要補充的是：歐洲各國一方面對俄羅斯的狼子野心提心弔膽，另一方面在無奈中又時常引狼入室，藉助它的力量和干預歐洲的野心來實現自己的目的，比如18世紀克里米亞戰爭、針對拿破崙的反法同盟、一戰等等；第二，俄羅斯雖然無役不與、好戰樂禍，最後也能實現目標，但表現的總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事倍功半、遲緩低效，而這也無意中加深了歐洲對它的輕蔑與歧視。

到了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末，和西方若即若離、時合時分、又打又拉的沙俄終於變成了與西方分道揚鑣、互為寇讎、勢同水火的蘇聯。對西方來說，蘇聯既是要徹底埋葬自己、消滅資本主義、實現全人類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領袖，也是企圖稱霸歐洲、凌霸全球的沙俄的繼承者——新沙皇。七十多年蘇聯共產主義政權對自由世界的恐嚇、威脅、滲透、顛覆與攻擊，特別是戰後四十幾年裡蘇聯對東歐和世界各個國家與民族的控制、侵略、壓迫造成的冷戰恐怖和陰影，不光拜登這一代，就連之後的幾代西方人也很難全部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