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瞻

要理解大俄羅斯主義以及當今的俄羅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以道德力量繼承了俄羅斯文學的偉大傳統” 、被譽為“上一代最後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和“偉大人道主義者”的索爾仁尼琴具有典型和重要的意義。

索爾仁尼琴痛恨蘇聯政權和共產主義極權暴政，英勇無畏、不屈不撓的用盡大半生對其罪行進行揭露、控訴、抗爭。但是在1975年被蘇聯驅逐出境、定居美國後，18年裡他拒絕學習英語，儘可能保持俄式生活方式，對美國社會更是不聞不問。他在各種場合發表演講，毫不留情地批評西方社會的人類中心主義、實利主義、自由主義和道德墮落，引起了巨大爭論。索爾仁尼琴堅信和維護斯拉夫文化優越論，憂慮現代西方文明侵蝕俄羅斯傳統文化、導致腐朽墮落。他不僅否定十月革命，同樣否定二月革命、拒絕西式民主，認為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都是破壞俄羅斯民族根基的外來文化，只有在東正教指引下的沙皇俄國是最好的制度，而專制、村社、地方自治、農業社會才是未來俄羅斯的光明前景。索爾仁尼琴推崇舊東正教宣揚的個體服從於國家的教義塑造了愛國、團結、穩定、和諧的文化元素，構成了俄羅斯民族特性。他批判彼得大帝的擁抱歐洲，高度評價米哈伊爾時代的體制和縉紳會議：“這整個俄羅斯國家體制絕對不是在西方影響下建立起來的，也沒有模仿任何人”。

索爾仁尼琴基於保守主義的立場反對市場經濟和私有制，認為其違背了俄羅斯傳統文化中農村公社的集體主義。他拒絕現代科技，反對經濟不斷增長，主張以農業和手工業為基礎，依靠東正教，回歸傳統農業社會、恢復古老的俄羅斯生活方式。

作為一個自始至終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者，雖然索爾仁尼琴被蘇聯政權視為死敵，但他仍舊強烈批評西方對俄羅斯的妖魔化和蔑視：“在美國社會中，有着只談論俄羅斯民族壞話的悠久傳統”，並反對一切形式的“恐俄症”。索爾仁尼琴還曾經有一個論點，即：西方不該把俄羅斯民族主義和東方正教看成是對自己的威脅，而應視其為反抗蘇聯的盟友——如果把“蘇聯”替換成“世界左翼運動”的話，這一點倒是川普理論的先知。

在今天最為炙熱、舉世滔滔的烏克蘭問題上，他也早有鮮明的論見。索爾仁尼琴肯定1932年至1933年的烏克蘭大饑荒是人間災難，但否認它是一場種族滅絕，認為這個說法是烏克蘭反俄主義者的宣傳戰。在蘇聯崩潰後，他是主張直接兼併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哈薩克的先驅之一。他明確斷言：“將烏克蘭視為一個從大約九世紀起就存在並擁有其自身非俄羅斯語言的民族，所有這樣的說辭都是近來發明的謊言”，認為烏克蘭東部領土“歷史上從未屬於過烏克蘭”。索爾仁尼琴不承認哈薩克斯坦是一個獨立國家，認為其大部分領土在歷史上都屬於俄羅斯。索爾仁尼琴呼籲無視西方的抗議和壓力，把對車臣的戰爭進行到底；他堅決主張“俄羅斯的兄弟塞爾維亞”不放棄科索沃，強烈譴責北約的干涉。索爾仁尼琴因為歷史恩怨對波蘭不加掩飾的仇視，讚賞俄羅斯以往侵略和瓜分波蘭；他秉持反猶主義立場，也一再警告來自中國的威脅。索爾仁尼琴強力主張恢復俄羅斯帝國時代的版圖，甚至確信蘇聯解體、“大俄羅斯主義”破滅不過是“西方陰謀”和本國領導人向西方尤其是美國“下跪”的結果。索爾仁尼琴嚴厲批評拯救了他的戈爾巴喬夫“缺乏經驗、推行的政治路線驚人的幼稚和不負責任”、使他再生的葉利欽“對俄羅斯人民同樣不負責任，急切草率的推行私有化，造成少數人對社會財富的公開掠奪；還為了換取地方政權對聯邦中央的支持，默許、鼓勵分離主義勢力抬頭，事實上瓦解了俄羅斯”。80大壽當天，索爾仁尼琴拒絕總統葉利欽頒給他象徵俄羅斯最高榮譽的“聖安德烈勳章，說：“目睹俄羅斯從歐洲強權巔峰墮落到當前如此悲慘的地步，我無法接受任何榮譽”，很明顯他是遷怒於葉利欽“出賣和毀滅了俄羅斯的大國地位”。

在當年共產主義陣營和自由民主世界勢不兩立、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冷戰時期，所有的國家、組織、勢力和個人，都被裹挾和壓迫着加入了非此即彼的陣營、站到了非左即右的隊列、選擇了非黑即白的一邊，不允許有其他態度出現，任何另類和獨立的聲音都銷聲匿跡、偃旗息鼓。所以，索爾仁尼琴的思想和行為顯得那麼驚世駭俗、特立獨行、獨樹一幟、不同凡響，與時勢格格不入、令世界困惑不解：西方原本視其為與蘇聯暴政對抗的偉大作家和英雄，但意想不到，他在被自由世界拯救和收容後卻大肆抨擊所有西方的民主派、自由主義者、私人企業家、個人消費者，使世人深深感到 “其立場讓左右兩派都無法與之相處”，是一個“難以理解和面對的人”。1970年代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甚至警告總統福特不要接見流亡的索爾仁尼琴，為此還在備忘錄上寫到：“索爾仁尼琴是個著名作家，但他的政治主張是一件令追隨他的異見者都覺得尷尬難堪的事。接見他不僅會得罪蘇聯，還會因其政治主張在美國和各盟國中引起論戰” 。

但是，在兩極格局早成過去、多極世界久就形成的二十一世紀，索爾仁尼琴的言行“而今已覺不新鮮”，無非是或鹹魚翻身、或死灰復燃、或涅槃重生、或崛起坐大的形形色色中的一極，就如同趁着冷戰後的混亂與鬆弛突圍而出、現已勢不可擋的伊斯蘭洪流一樣——難怪俄羅斯保守派雜誌《明天》形象的將他比喻為“俄國的霍梅尼”。

理解了索爾仁尼琴，就理解了普京和今天的俄羅斯。雖然索爾仁尼琴從未談起過自己和“新歐亞主義”有何關係，但杜金顯然只是拾其牙慧的小字輩。如果杜金稱得上“國師”，那索爾仁尼琴就是普京的祖師爺了。現實中，索爾仁尼琴和發誓要用二十年實現“俄羅斯民族偉大復興”的普京惺惺相惜、彼此推崇。普京對索爾仁尼琴批評西方式自由民主、堅持俄羅斯文化自立於西方、強調東正教傳統、大俄羅斯國土和俄羅斯祖國三位一體等觀點極為讚賞，曾經與之促膝交流“俄羅斯國家未來”、“俄國世界地位”和“國家的地位和權力”等等。索爾仁尼琴一再指責葉利欽治下的俄羅斯腐敗貪污、物慾橫流，同時鮮有民主、缺乏自由，但是，他卻不但為同樣腐敗貪污、物慾橫流的普京統治竭力辯護，甚至駁斥對普京專制、反民主、選舉舞弊、壓制言論自由、殘酷鎮壓反對派的指責是“西方刻意的抹黑和污衊”。如此雙重標準、如此罔顧事實、如此自毀清譽，正是因為他和普京在奉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上徹底志同道合、在崇尚俄羅斯傳統和文化保守主義上完全氣味相投。索爾仁尼琴極力頌揚普京的政策“提出了正確的目標：強大的俄羅斯、統一的俄羅斯，一切為了俄羅斯的復興”。索爾仁尼琴對葉利欽一身傲骨，但在普京面前卑躬屈膝、奴顏媚骨：在普京前往他莫斯科郊外的家中拜訪時，坐在輪椅上的索爾仁尼琴萬分激動，為自己坐着迎接道歉，並受寵若驚地說：“您日理萬機，我簡直不敢想象您怎麼能脫身來到我這兒”。

就像索爾仁尼琴典型、濃縮、以微見著的詮釋了大俄羅斯主義和當今俄羅斯一樣，蘇聯瓦解後的歷史進程和歲月演變，也生動、形象的重複和再現了俄羅斯和西方千年恩怨的脈絡：俄羅斯幾次企圖和努力向西歐靠攏甚至融入西方，但它的過去無法讓西方根本信任、它的觀念不能被西方徹底接納，在對方的遲疑、猶豫、搖擺中，“文明孤獨感”和“受害者自尊心”讓俄羅斯既順理成章又沒有他途的重回大俄羅斯主義，再次選擇與西方對峙、抗拒；於是雙方“舊恨燒不盡，新仇吹又生”，彼此的積怨愈增愈多、終難化解。

文章開始提到的塔克·卡爾森訪談里，就蘇聯解體後西方對俄羅斯的投懷送抱、甚至幾次請求加入北約的無視與拒絕——關於加入北約的意願，我相信不要說葉利欽、就是普京在當時也是真誠的：俄羅斯既然不再有和美國爭霸的意願，也就自認為和西方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加入北約會省去很多麻煩，至少西方不會老和自己作對、疑神疑鬼、橫挑鼻子豎挑眼了；既然已經是屋裡人，當俄國還想、還要保持一定的影響力、控制力和地區霸權的時候，西方總得給留點面子和好處吧？——，塔克問道：“您認為何以西方當時會如此排斥您？這種敵意從何而來？為什麼沒有改善關係？從您的角度來看，其動機是什麼？”普京先是表達了自己的抱怨和不解：“前俄羅斯領導層認為，蘇聯已經不復存在，不再有任何意識形態性質的分界線；俄羅斯自願且主動地甚至促成了蘇聯的解體，並認為這會被所謂的——現在用引號——‘文明的西方’理解為合作和結盟的提議，這就是俄羅斯對美國和整個所謂的集體西方的期望”、“我們一直忍耐着，一直勸說，說：不要這樣，我們現在是你們自己人了，就像我們所說的那樣，我們是資產階級、我們有市場經濟、我們沒有共產黨掌權，讓我們來談判吧”，繼而又給出了自己的答案：“部分原因是，在與蘇聯鬥爭期間，創建了許多各種各樣的中心和蘇聯問題專家，他們除了這些什麼都不會。他們似乎說服了政治領導層：必須繼續打擊俄羅斯，試圖進一步瓦解俄羅斯，在這個領土上建立幾個准國家實體，並在分裂的情況下將它們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利用它們的綜合潛力為未來與中國的鬥爭做準備。這是一個錯誤，部分原因在於那些致力於對抗蘇聯的人的過剩潛力”。

普京的這個結論，用簡單的一個詞就是中共總是掛在嘴邊指責別人、事實上自己根深蒂固的“冷戰思維”。但普京只說對了一半，而且刻意渲染了這一半：實事是，西方對俄羅斯的戒備、警惕、拒絕和敵意，不僅出於對蘇聯共產主義制度及其冷戰期間滔天罪惡的仇恨與記憶以至潛意識裡把今日俄羅斯當成了蘇聯的化身，也源自蘇聯之前俄羅斯帝國罪惡昭著的歷史與西方眼裡、心中的原罪——大俄羅斯主義意識形態和理論框架，即便那時還是葉利欽執政、還沒有對烏克蘭的入侵、普京的專制和獨裁還未昭彰，即便俄羅斯國家和社會篤信東正教和有神論、實行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有多黨和民主的形式。近二十年來，普京遠超沙俄、直追蘇聯的專制、獨裁、酷刑、迫害，特別是三年前對烏克蘭的野蠻侵略，不容置疑的坐實了西方的經驗和教訓、鐵證如山的印證了歐美的預斷與先見。對今日的西方來說，俄羅斯不再是蘇聯的叛徒，而是它的繼承者，是俄羅斯帝國老沙皇和蘇聯新沙皇的雙料繼承者——新新沙皇。當然，這裡還沒有說下面要講到的歐美左派們“政治正確”的執念。

對非我族類斯拉夫人的排斥也好，對沙皇侵略成性、野蠻劣行的記憶也好，對蘇聯意識形態的銘志不忘也好，對俄羅斯稱霸野心和征服歷史的偏見也好，對歐洲傳統均勢理論的執念也好，對普京說的 “一個擁有自己觀點的大國”無法忍受也好，“政治正確”的作祟也好，總之，整個歐洲對俄羅斯的戒備、恐懼和仇視刻骨銘心、耿耿於懷。而今俄烏戰火一起，意念中有朝一日的假想敵成了現實里迫在眉睫的現行犯。歐洲人如此，一奶同胞的美國又怎麼能例外呢？不忘初心仍舊把俄羅斯當作冤家對頭的共和黨大有人在，更不要說那些對普京咬牙切齒、恨入骨髓的民主黨了。

直到此時此刻，儘管西方早已經了解、熟悉了世界的多極、文化的多元、文明的衝突，卻始終未能就“該怎樣對待這些非我同類”得出和形成一致、清晰、明智、理性的結論、態度和政策，對伊斯蘭是這樣，對中國是這樣，對俄羅斯更是這樣。

歐美激進勢力譴責俄羅斯專制及其對其他專制政權的支持，聲討俄羅斯缺乏自由、沒有人權，鄙夷俄羅斯的野蠻、落後和不文明，絕不容忍和接受俄羅斯保守的價值觀和政策。因此，不但從理念到實踐上無法原諒和接納它，還必須時時刻刻反對它、聲援和支持它的敵人，這才是“政治正確”。

與此同時，歐美進步主義者對政治制度極其落後、社會政策極度反動、道德觀念極其野蠻、法制戒律極度殘忍、自由人權蕩然無存、反文明反人類反現代、公開宣示要消滅西方文明和猶太民族的伊斯蘭極端勢力不僅從無一句批評，而且大度優容、解衣推食、開門揖盜、毫不設防，這也是“政治正確”。德意志選擇黨的政綱因為被指有拒絕和排斥伊斯蘭的成分，幾乎成了國家和憲法的敵人。

還是與此同時，幾十年裡，歐美左派幾乎成了中共的第五縱隊。除了直接在其執政的城市裡縱容粉紅們對中共公開歌頌和效忠、在國會中千方百計阻攔各種制華法案的通過、在輿論和媒體上主動充當中共大外宣、在任職中親近和曖昧中共間諜、在各項行業各個機構各種領域內與中共勾連、對中共放水、為中共添薪，還以環境、氣候、減排為名，自廢武功，把自己獨一無二、絕貫全球的強大製造業徹底拋棄，雙手奉送給中共，憑空讓中共壟斷了世界製造業，完全扼住了歐美和全人類的命脈。習近平洋洋自得了十幾年的“東升西降”一點沒說錯，但“東升” 絕非共產黨領導的英明偉大和“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中國方案”的優越有效，而是西方左派們幾十年來暗地或公開、合法或非法的助力和推動了中國的崛起；“西降”也不是中共對敵鬥爭手段的高明和功勞，完全是歐美白左們無止無休、昏天黑地、不厭其煩折騰和糟蹋自己的結果。 一句話，“東升西降”不是在兩種制度、兩條道路的競爭和博弈中中共贏得了第一、不是“東風壓倒了西風”，而是西方白左們自毀長城、揮刀自宮、把勝利拱手讓給了敵人。對待中國和對待俄羅斯如此反差巨大、對照鮮明的兩種態度和雙重標準，以至百思不解的塔克.卡爾森像向普京尋找答案：“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也許西方害怕一個強大的俄羅斯，但西方並不害怕一個強大的中國？”然而，這也就是長達幾十年裡美國白左們的“政治正確”。

對於自由派如此的自我矛盾、彼此對立、前後不一、無法自恰，多年來歐美保守派們則表現的羞羞答答、模稜兩可、進退失據、一籌莫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