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秘的“财丁不能两旺”的社会学和生物学基础 |
| 送交者: 水寒 2006年07月10日10:31:19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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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光明网《光明观察》周刊 神秘的“财丁不能两旺”的社会学和生物学基础 作者： 水寒／中山水寒 familyyi@yahoo.com 《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任何事物都有内在的调控规律，人口也一样。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着人口的数量。 在中国夏商西周三朝，中国人口在1100万到1400万范围内摆动，春秋战国时期人口两千万，到清朝初期人口仍然是两千多万。就是说这四千多年间人口总量一直在1000万到6000万之间波动[1]。 全球人口增长只是近三百年的事情，比如中国人口在明朝时期曾经达到六千万，但是经过明末清初战争后，到康熙时期降低到两千万左右后，乾隆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到19世纪初已经达到四亿(占全球人口1/3以上)，这主要应归功于美洲高产作物玉米、土豆、番薯（红薯、白薯）、南瓜等在中国的推广移植。玉米早在明年嘉靖年间就传入广西等地，但是到清朝康熙中期才传入湖南、四川等地。而传入并不意味着推广普及，比如安徽《霍山县志》（乾隆41年，1776年）说：“四十年前，人们只在菜圃里偶然种一二株，给儿童吃，现在已经延山蔓谷，西南二百里内都靠它做全年的粮食了。”[2]。番薯是在1580年左右（明万历年间）传入我国。玉米、番薯虽然在明朝末年就已经传入中国，但中国当时瘟疫流行，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万历、崇祯时期华北数省因为鼠疫就死亡上千万人口。加上当时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战乱乱纷纷，不利于玉米、番薯等作物的推广普及。顺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次年，华北日趋风调雨顺，大范围的鼠疫流行也已熄灭。社会开始复苏，迎来了康乾盛世[3]。土豆也是在清朝初年传入中国。 番薯、马铃薯、玉米、南瓜的单位面积产量，比中国传统的谷子、高粱、小麦要高出许多倍，番薯“每亩可得数千斤，胜种五谷几倍”，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并且“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田勺皆可以长”，还可与其他作物（如小麦等）构成一年两季收获，从而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所以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粮食作物。如福建“地瓜一种，济通省民之半”。其他地方也有“红薯半年粮”的谚语流传。番薯、马铃薯的秧蔓又是极好的饲料。玉米以及土豆、红薯的淀粉的耐储存性，使得丰收年份的玉米和淀粉可以储存起来，可以补充歉收年头的粮食。而当时“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新的税收政策，放松了国家对人口束缚[4]。而欧洲还因为移民美洲并将粮食从美洲运往欧洲。根据马尔萨斯的估算，当时英国人口是以每25年左右增加一倍的速度在增加。乾隆皇帝看了1792年的人口统计册，说：“朕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余倍”；说明康熙初年人口最多三千万，中国人口在一百多年之内增加十几倍。 中国有些学者无视全球人口增加的原因，推测中国人口在宋朝就上亿，到明朝17世纪初就突破2亿大关，康熙时期还有一亿多人口，这样岂不说明1792中国人口有十几亿了？这些学者认为是康熙、乾隆时期对“丁”、“口”统计方法有差异，但文献显示清朝初年以及其前中国对于“丁”、“口”概念就已经很分明。即使当时有隐匿人口问题，难道乾隆皇帝连他爷爷时候的人口情况了解程度还不如现在的人口专家？洪亮吉在1793年写了《治平篇》描述当时人口增长情况：“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尽管不很准确），比马尔萨斯描述英国人口以每25年倍增的速度还要快。难道东西方的同时期的两位学者都是信口开河？1492年哥伦布才发现美洲，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计有玉米、番薯、豆薯、马铃薯、木薯、南瓜、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菜豆、利马豆、西洋苹果、菠萝、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陆地棉、烟草等近30种[5]。而在当时交通、信息、战乱等情况下，美洲作物陆续引入欧洲、从欧洲引入菲律宾、缅甸、越南等亚洲国家、再引入中国、试种推广，完成这个过程没有一两百年时间是不行的。因此中国人口在18世纪快速增长是可信的。现在中国能够承载13亿人口，是因为现代农业技术的进步（农田水利、作物品种、化肥、农药、杀虫剂等），比如现在90%以上的氮肥是由空气中的氮气合成的，而过去却主要来自人和畜的粪便等有机物的副产品[6]。在只有传统的水稻、高粱、小麦等主粮，肥料来源非常有限，而很多地方还没有开发的情况下，宋、明时期中国能够养活一两亿人口？ 在人口急剧增长的时期，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798年发表了他那令人沮丧的名作《人口原理》：人口呈几何增长，而食物供应呈算术增长，人口将不断增长，一直达到人类食物供应的极限为止，大多数人注定要在贫困中和在饥饿的边缘上生活。 世界人口自马尔萨斯人口悲观论出现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时期，人口悲观论就没有停止过，世界一直被耸人听闻的，周期性的预言－－人口灾难即将到来所困扰。恐怖和灾难往往是很好的娱乐题材，尤其是在和平年代。而美国可能是因为“文化上的怪癖”，对全球人口爆炸的预言格外着迷（大概象中国人着迷小品、相声一样）。1968年，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的新马尔萨斯宣言《人口爆炸》预测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会发生大饥荒[7]。 1972年全球思想库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里描述了像计算机的飞速发展模式一样的人口过快膨胀的恐怖预言；它预言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因为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并对第三世界进行了不合理贬斥。外界批评罗马俱乐部具有极端马尔萨斯主义和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是欧洲权力精英和美洲盎格鲁精英的联盟，该俱乐部发表警告的动机是其左倾政治日程，而非科学事实。有人甚至把该俱乐部与一些国际阴谋联系到一起，比如“新的世界秩序”。然而这些批评并不降低罗马俱乐部的影响力，《增长的极限》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卖出了三千万本，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一种思潮的误导远比武力效果大，要是一个民族的精英们老是随着国际思潮（即便这些思潮是善意的）人云亦云，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可以借鉴别人的“做”（比如现在各国鼓励生育），而不能闻“说”起舞。如果罗马俱乐部关于人口问题的预测也是阴谋的话（不会公然要求你干什么，但制造舆论，让你心甘情愿地干什么；然后再谴责你，你因为逆反心理而坚持不改），那么中国是其唯一（至少是最大）的受害者。 从1798的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到1968年的《人口爆炸》，到1972年的《增长的极限》，再到2000年Robert D. Kaplan 的《无政府状态的到来》（the coming anarchy），两百多年来马尔萨斯主义者做出了大量的末日审判式的预言，但所有已到期的从而可以用事实检验的预言全部破产了，无一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尔萨斯主义与邪教有某些共同点：世界末日、战争、灾难，说严重点，是反人类的，是杀人的工具。对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克思批判过；恩格斯批判过；孙中山批判过；毛泽东也批判过，看来伟人毕竟是伟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马尔萨斯主义者这些预言也只是象看恐怖小说一样（就像中国人看《聊斋》一样），既喜欢又害怕，但也只看看而已，最多做个噩梦，生育还是要鼓励；中国却已经急不可待地从小说走入现实—实行计划生育。在国际社会已经臭名昭著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至今仍是中国计划生育的理论“圣经”，从马寅初“新人口论”到宋健的“人口控制论”，无不受其影响。即使使得自己“断子绝孙”，也还心怀感激。马尔萨斯主义者步步进逼，1994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更是直指中国，多少影响着中国的人口政策的调整。 几十年过去了，悲观论者的预言并没有出现，而世界人口却已经由埃利希著文时的35亿左右跨过65亿大关，并且情况已发生根本变化。 人口灾难“狼来了”喊了上百年，狼真的来了，不过来的不是“大灰狼” （人口爆炸），而是“白眼狼”（人口减少）。 据联合国预测，到2100年，欧洲的人口将减少一半。在欧洲一些农业地区，由于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加上现有人口迁出，村落渐趋凋零，废弃的房屋周围长起了茂密的树林，狼和其它一些野生动物出没其间。 罗马俱乐部所在地意大利妇女的生育率在1995年时达到历史最低点，平均每人生1.19名小孩，此后就缓慢回升，但现在也还不到1.3。在今后40年，适龄工作者将下降40%。意大利政府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看来罗马俱乐部的意大利精英们希望人口减少的想法不过是叶公好龙。 日本2005年人口减少了约两万人，为二战后首次出现年度负增长，比预期提前2年。2005年12月16日日本政府公布的人口白皮书警告说，如果日本人口增长率继续低迷，到2100年日本人口大概只有现在的一半。 俄罗斯是世界上人口减少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俄罗斯人口1992年达到历史最高点，为1.48亿，然而1992年至今，俄人口死亡率比人口出生率高50%以上，在过去14年内，俄人口减少了近800万，预计到2050年俄人口将降低到0.8-1亿。普京总统称之为“国家危机”，人口危机已成为威胁俄罗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头号敌人，将来俄罗斯的国家基础都会受到动摇。到2025年，俄罗斯全国15至24岁年龄段的人口数将不会超过600万。这至少意味着作为军事强国的俄罗斯到那时将不复存在。就政治意义而言，俄罗斯人口的减少将使俄罗斯在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的国际组织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发生变化。为了缓解长期以来人口下降、经济衰退的不利局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决定修改法令，欢迎2500万流亡国外的俄罗斯人回到家乡。 中国社会学家潘光旦注意到中国古代风水学家观察到的这样一种现象：财丁不能两旺。放大了来看，在中国，总是生活水平较低的农村生育率高于生活水平较高的城市；在世界范围，也是富裕的发达国家生育率逐步下降，而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迅速。这导致了什么样的变迁呢？凡是人口迅速增长的国家或地区，如印度等，都呈现出上升的势头；而发达国家或地区，由于人力不足，不得不引进大量外部移民，这些来自生活水平较低国家的移民，慢慢地取代、占据了本土人原有的优势地位。 是什么原因导致“财丁不能两旺”？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着人口的数量，通过这一升一降的方式，来推动社会阶层的流动与文明的兴衰更替。 “财丁不能两旺”量化图 http://www.blogchina.com/new/upimage/200621313542716094.jpg
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猛兽、疾病等激烈手段。远古时代，寿命非常短（比如，生活在距今70万年至20万年之间的北京人掌握了火的使用，寿命大为延长，但是仍然有68.2%死于14岁前，超过50岁的不足4.5%），人类繁衍非常缓慢，在这个过程中无数民族相继灭绝（全世界各地都发现石器时代的远古人类，但是这些部落在艰难繁衍数百万年后都先后灭绝），整个人类也曾几度到了灭绝的边缘（现在全球所有男性Y染色体都来自5.9万年前一个非洲男性祖先，女性的线粒体DNA都来自14.3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女性祖先，就是说当时数万、甚至上百万的同期人口中都没有后代相传，要是没有这两个祖先，就不会有现在人类）。 母系氏族时期建立了族外婚制，避免近亲婚姻对人类体质的危害；父系制度的确立，完善了婚姻制度，并且激发了男性养育后代的动力（毕竟男性是物质再生产的主力，在“知母不知父”的母系社会男性缺乏养育后代的动力）。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在远古时代，生存的压力大，寿命短，难以产生文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富有所积累，开始出现人类文明。但即便到了农业文明时代，平均寿命也还不到二十岁，“人到七十古来稀”。一场瘟疫、战乱足以毁灭繁衍上千年的家族，比如“黑死病”曾经导致欧洲1/3到1/2的人口死亡。 近代人口的增加主要归功于人类成功地扼住上帝的“左手”。曾经肆虐一时的鼠疫、黑死病、天花、伤寒、痢疾、斑症伤寒等被有效控制，死亡率降低，寿命延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天花的消灭和青霉素的发明。天花是一种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困扰了人类上千年，死亡率一般可达25%，因其流行迅猛和极高的致死率而被称为“死神帮凶”，曾造成至少一亿人死亡，另外两亿人失明或留下痘皮后遗症——终生疤痕。1796年，英国医生Edward Jenner成功地进行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医学试验——天花接种。到1801年，接种牛痘的技术已经在欧洲许多国家推广开来，并在十九世纪中期传入我国。通过全人类长期持续的不懈努力，1979年10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肯尼亚郑重宣布，全世界已经消灭了天花[8]。十八世纪以前，人类的平均寿命不到20岁，牛痘的研制成功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发生了首次飞跃，提高到40岁。在1928年英国微生物学家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美国制药企业于1942年开始对青霉素进行大批量生产。以青霉素为代表的抗生素的问世挽救了无数被细菌感染的病患，人类平均寿命出现第二次飞跃，加上1970年代以来在心血管等疾病的防治上取得的进步，现在全世界人均预期寿命上升到67岁。外来因素引起的死亡率已经降低，现在寿命的延长更大程度取决于人的本身，如果癌症和心脑血管等决定寿命的关键疾病能被攻克，那么人类的平均寿命还能所有延长。但考虑到细胞分裂规律，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我们正在慢慢逼近人类的长寿极限。 现在通过“右手”调控人口： 1、养老逐步社会化：养育孩子是国家的财富，但却是个人的高消费，不是多子多福，而是多子少福。俗话说：“小子不吃十年闲饭”，以前孩子几岁就开始干活（砍柴、放牛、看鹅鸭、烧火做饭），养孩子是一种投资，越穷越生，越生越富；养老社会化后，养孩子单纯是为了精神寄托，就像养宠物一样，成本高，收益小，越养越穷。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既然养孩子没有个人利益，生育意愿当然低。儒家是强调“老吾老”，然后“以及人之老”、“人不独亲其亲”，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现在西方的福利制度几乎完全脱离“老吾老”这个前提直接要求“人不独亲其亲” ，养老完全社会化。养老社会化将个人利益与养育孩子的付出脱钩，而政府又不能将养育孩子也相应社会化（西方国家在养育孩子方面已经部分社会化，但程度不够）以实现 “不独子其子”，导致养小孩是国家的财富却是个人的高消费，造成了“不劳（养育孩子）而获（养老金）” 对养老金这个“大锅饭”的投机空间。很多人因此没有“幼吾幼”的动力，出现“无后”（丁克、少子女思想在流行），犯了儒家文明的禁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其说是中国生育文化的精粹，不如说是生物学界的普适规律），没有足够的“后”来保证国家社保制度，也没有足够的“后”使国家持续发展。由于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不和谐，必然导致今后“人不独亲其亲”的社会养老破产。北京青年报200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关于“打算要孩子的原因”问项，选择最高的是使人生更加完整，有40%；其次是非常喜欢孩子，22%；认为孩子可以促进夫妻感情的占16%；养老并不是要孩子的主要原因，只有6%；至于外人的压力似乎作用更小了，因为配偶施加的压力和来自社会的压力分别只有3%和5%。养老已经基本不影响生育意愿了。 2、养孩子成本增高，教育周期延长是其中一个原因。以前孩子几岁就开始干活，12、13岁就相当于半个劳动力了，现在到20岁左右才成为劳动力。西方养小孩已经部分社会化，比如加拿大有“牛奶金”，德国有高达每个月上百欧元的儿童抚养金，而美国等国家也有类似的税收抵免政策。但是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家庭花费在婴幼儿身上的开销仍然是巨大的支出，政府的福利援助只起一种辅助作用。 美国2003年农业部的研究表明，美国中等收入家庭（2003年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4.3318万美元）每年要花近1万美元抚养一个孩子，在孩子从出生到18岁成年以前，平均每个孩的花费约为16.5万美元；0-4随平均每周开销250美元[9]。英国2005年资料显示，一个从0-5岁之间幼儿大约需要9万美元（包括从怀孕开始的花费）。上述开销还不包括所谓的“隐性支出”，比如妈妈辞职造成的收入减少，换一辆大一点的车，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以及水电煤气等日常开销的增加等等。2005年日本人口问题白皮书列举了一组数据：夫妻年龄在30岁以上，孩子年龄在6岁以下的家庭中，有31%年收入低于400万日元（约合3.4万美元）；但养育一个1至3岁的儿童平均每年支出是50万日元（4300美元），4至6岁儿童每年的抚养费则达到65万日元（5600美元）。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徐安琪在上海市徐汇区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一个家庭将孩子抚养至16岁，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果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在成年的未婚子女中，有85％仍需要父母支出生活费，这样算到30岁，抚养子女的总成本达到49万元（以2003年的物价水平）；而1986年北京市0—16岁孩子的家庭养育成本仅为1.7万元，1995年厦门市0—16岁孩子则约12万元，这次调查结果以最直接的数据证明了中国家庭养孩子的成本越来越高。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也指出，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被排在第一位。 3、避孕率增加。《孟子》：食、色，性也。食，是个人的生存所必需的；人的寿命有限，需要通过生殖作用使得世代更替，两性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的大事。性行为是动物的本能，具有繁衍（工具）和享受（玩具）两重性，从造物主的安排来看，繁衍是第一位的，“玩”是为了增加繁衍的积极性、是一种奖赏（古代宗教将手淫视为邪恶，并割礼，就是要确保性行为的“工具”地位）。从十几岁开始有生殖能力的时候才有性欲；21岁左右是女性生殖能力最强的时候，也是一生最漂亮的时候（以吸引异性）；怀孕和脯乳期因为专注于繁衍后代，性欲降低 。古代每个妇女需要生育六七个孩子才能确保种族的延续，而当时平均寿命只有三十来岁，在十几年的生育时间内，扣去怀孕和脯乳期，女人享受性的欢悦的时间不长，而女性在繁衍中贡献大，造物主可能是作为补偿，增加女性在单次性行为中的享受（男人为女人服务，女人为男人也为自己生孩子）。但是在现代社会，由于存活率增高，维持世代更替只需要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而寿命在延长，在几十年的两性行为中，性行为的享受功能跃居第一（性行为的成本降低，利润增加）。尤其是现在社会福利制度下，繁衍后代已经与自己的利益脱钩，越来越多的人们贪图性行为的欢悦而不承担繁衍的责任。这些避孕的主观动力加上避孕的客观条件的改善，使得生育率下降。有些女性反感成为生育的“工具”，但却是不自觉地成为男人的“玩具”。造物主其实仍然在对于繁殖了后代的女性的进行补偿：生育年龄女性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远远低于男性，而绝经期后女性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与男性没有差异；脯乳减少乳腺癌的发病率，多次生育延迟绝经期；而对于滥交的女性，除了性病外，子宫癌的发病率也高。 4、结婚率降低、离婚率升高。家庭是利益共同体，生育时间是有限的，离婚率高一方面浪费生育时间，一方面使得女性不敢多生育孩子（会造成物质上的损失和工作技能上的损失）。中国2003年离婚率比1979年增加5倍，离婚水平已超过日本和韩国，与新加坡同属亚洲离婚率较高的国家。2002年北京市离结率高达50.90%，也就是说，这一年平均每天不到两对夫妻结婚就有一对夫妻离婚。 5、经济政策所致心理安逸感下降，物质水平在提高，但精神压力反而增加；女性受教育的总体水平提高和教育年限延长，导致女性育婴期缩短；同时，妇女就业率上升，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生活节奏快，没时间养育孩子，职业妇女一般不愿多生小孩受拖累；生孩子需要休产假，工作会交给他人管理，对今后自己的“回归”相当不利；孩子肯定会分散自己的精力和财力，影响升职。过去自然经济时代，虽然生活水平低，但是生活节凑慢，能够预测未来几十年的生活，物质上虽然贫穷，但心理上比较安逸；现在就像坐上快速行驶的列车，对这个车开往何处都没有底，个人只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链条，稍一疏忽就脱离社会的主链，人人自危。2005年上海劳动报一项在职场适龄白领女性中开展的万人调查显示，近一半的职业女性选择为了职业发展而暂缓生孩子，认同“现在就业压力重，生孩子时机尚不成熟”的比例将近50%。2006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央视《时空调查》合作，通过新浪网新闻频道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由于工作忙、压力大等原因，女性的婚育年龄被一再推迟。调查中，未生育者占73.3%，其中仅有3.4%的人打算在25岁之前要孩子，而计划在29-33岁期间怀孕的比例高达57.4%，此外还有21.5%的人打算“33岁之后再说”。看来职业女性不原意生育孩子，如其说是洒脱不如说是无奈。生孩子是女人的天性，即使在古代妇女被“压迫”的时代，生孩子的权利也还有。现在妇女被“解放”出来了，但却被“解放”进了一个无形的枷锁。难怪有人质疑：连个孩子也不敢生能叫妇女解放吗？ 6、生理的病态：不明原因的降低生育能力（下文将详述） 。 7、心理的病态：单身、丁克、同性恋等，婚龄、育龄延迟。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也就是男女都能适时缔结婚姻，内无大龄未嫁的怨女，外无大龄未婚的旷夫，老百姓都能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而现在怨女、旷夫比比皆是。比如日本25%的男人和16%的女人在近40岁的时候都还是单身[10]。日本1953年出生的女性中，到30岁时有18%没有孩子；1961年出生者，有30%没有孩子；1967年出生者，有40%没有孩子；1973年出生者，到30岁时候有51%没有生育[11]。日本厚生劳动省发表的调查显示，51.5%的30岁女性2004年时还未生儿育女，31岁女性的未生育比率是51%，32岁女性是49.8%，33岁女性是48.9%（这些人即使今后想要生孩子也有相当部分没有生育能力了）。而按照产科学和遗传学的说法，20岁出头是黄金生育年龄，生育质量和生育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高而下降，30岁以上的孕妇被称为“高龄产妇”，要是过了35岁，甚至会成为“高危孕妇”。中国上海、北京的政策生育率再1.0以上，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0.7左右，说明有30%左右女性没有生育。 8、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关系没有理顺，政府忽视人口再生产，只关注物质再生产，男女分工紊乱。《易经·家人卦》所说：“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亦即《礼记》所说：“男不主内，女不主外。”此乃分工合作之意，本来没有平等不平等的意思。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其实就体现了男女在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分工。远古时代的太极图体现阴阳、男女，其实也体现了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矛盾统一体的和谐。现代社会为了突出男女平等，无视男女生理、心理的差别和男女天然的分工，将妇女本来应该花在人口再生产的时间转移到物质再生产，妇女都在职业场所拼搏，增加就业压力，导致女人没家庭（很多连孩子都不要），婚姻不稳定，家庭在解体。破坏了儒家所强调的“男有分，女有归”男女分工。 9、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心理抚养能力下降。 10、电视、电脑等娱乐活动等导致婚内性生活减少，无性婚姻的兴起；而婚外性生活却泛滥。 可见这只“右手”可比“左手”复杂多了，既有制度因素，也有心理因素，还有生理因素。要遏制“右手”，还任重道远。 在“左手”时代，和平年间富人占有优势，但古代历史上毕竟动乱年间为多，在“左手”出手的时候，吃苦耐劳的穷人对瘟疫的抵抗力比富人高，并且逃避战乱的能力比富人强，并且富人容易被人嫉恨，容易被强盗劫杀（“财不露白”是古训），这些大概是“左手”时代的“财丁不能两旺”的原因。而在“右手”时代，由于上述10个方面的原因，“右手”对富裕国家、阶层的打击力度更大，也导致“财丁不能两旺”。在两个时代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富人虽然在物质的占有上处于优势，但却因为生育本领（生理的本领、心理的本领）的丧失而在繁衍中处于劣势。 这里单独重点谈谈生殖能力的下降：发达国家不孕不育症的发生率约为15％－20％，据世界卫生组织甚至认为有些地域发病率最高已达36%。中国主流学者认为中国不孕不育人群比例20年增10倍，已从上世纪70年代的1%-2%上升至现在的12.5%，并且还在快速上升；部分学者认为已经接近20% [12]。 以前主要是女性不孕，现在由于精子数量和质量显著下降，男性不育占更大比例。四川省成都市计划生育指导所，最近公布市内十四所大学大学生的精子测试报告，发现近四成人精子不合格，预计将来不育率可高达三分一，较医学文献公布的全国男性不育率高出一倍以上。专家担心大学生不育率大幅上升，将严重影响未来国家的人口质素。 与1940年相比，今天全世界男子的精子密度下降了一半，平均每年下降1%；几十年之后，人类甚至可能会出现“无精危机”。美国的一位化学教授甚至预言，到2040年，美国将有一半的男人没有生育能力。据日本庆应大学医学教授1998年做的一次医学普查，70年代日本男性的精子数为每毫升6500万，80年代为每毫升6300万，90年代精子数骤减到每毫升5700万。日本不孕不育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一些学者担心，日本未来是否会出现“无精危机”。除了精子数下降，活动精子的比例和正常形态精子的比例也逐年下降(分别为每年下降0.6%和0.5%)［13］。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钟南山院士悲观地推测50年后人的生育能力就丧失了。女性的生育能力也在降低，只是目前还没有男性生育能力下降的那么惊人。 有人说男人精子上亿，都浪费了，精子数量下降不可怕。但整个生育过程是：精卵结合－着床－怀胎－分娩。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精卵结合。那么精子的任务就是要从阴道进至宫颈口，通过宫腔进入输卵管，最终在输卵管与卵子结合，当出现分裂细胞的受精卵后，回到子宫里着床。这个过程要求精子的质量要高，否则很难完成这一艰难的长途跋涉，而且绝大多数精子又受到各种障碍、不利的环境以及吞噬细胞的作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一"强者生存，弱者灭亡"的筛选过程，对优生是极为有利的。使得只有那些最强壮的精子，才能"过五关、斩六将"而到达受精的终点，与卵子结合。由此可见精子肩负着如此重任，而行走的又是一条如此艰难的道路。当精子密度小于于2000万/毫升时就会不孕，现在不但数量降低，精子成活率、活动率、正常形态精子都在减低。 笔者近年参加多次与生殖有关的国际会议，对人类生殖问题有所了解。参观过美国一些生殖实验室，男性不育正在急速上升，目前只好借助实验采取精子再筛选，然后体外试管婴儿再移植到母体，花费为8000美元左右，但成功率只有40%。笔者亲眼看到一些病人几乎无精子，只好采取睾丸组织培养出几个精子细胞(就远没有自然选择那么有利优生了)，但受孕成功率只有30%左右(出生成功率更低)。当全社会有40%不育时，得花费多大社会成本(虽然到时候成本会有所下降)？ 生殖能力的下降原因很复杂，西方国家在1950年代不育不孕人群比例就已经达到中国现在的水平。更主要是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古代皇帝虽然有三宫六院，但生育能力不高，有的甚至需要过继兄弟的儿子才能延续皇权），工业化所引起的生活习惯的改变(比如电器辐射)、精神压力增加。性开放（娼妓和婚外情泛滥）所致生殖道感染也是重要原因。 人们想当然地将生殖力的下降归罪于环境污染，其实环境污染可能是其他一些疾病的元凶，但对生育能力下降来说最多只能算是帮凶。美国环境比中国要好多了，但不育比例更高，因此不能将生育能力的降低归因于人口增加所造成的环境恶化。 对于男性不育来说，最最重要原因是：阴囊温度的提高。正常情况下，阴囊温度低于体温2℃～3℃左右，这种温度差异乃是确保精子发生的重要条件之一（隐睾要是不及时通过手术将睾丸从体温的腹腔引入低温的阴囊，将终生不育）。阴囊皮肤对外界温度的高低很敏感，阴囊无皮下脂肪而有丰富的汗腺，有助于散热。温度过高，生精作用就会出现障碍，甚至完全停止，一些研究发现阴囊温度上升1摄氏度就足以抑制精子的产生，同时睾酮的分泌也将减少。如肥胖引起阴囊脂肪过多，静脉曲张使血流速度减慢而不能及时把热量带走，紧身不透风的内裤、牛仔裤影响空气流通并把睾丸紧紧压向会阴部等。而笔记本电脑、手机辐射等都可以升高阴囊温度，研究人员称，将笔记本电脑放在双腿上，在使用一小时后，阴囊的温度平均上升2.6℃-2.8℃。因此对于男性不育来说，阴囊温度的升高应该是最主要原因：以前饥寒交迫，衣不遮体，并且绝大多数人忙于农活（现在只需要10-20%左右农业人口），面向黄土背朝天，阴囊散热快，阴囊温度当然低，生育能力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丰衣足食，冬季室内温度也提高了，肥胖引起阴囊脂肪过多，有条件泡热水澡，阴囊温度提高。上帝将阴囊从体内拉出来；现在人们将阴囊放进去（衣服），阴囊温度（反映生活水平）可能是上帝暗设的调控人口的开关之一，这大概就是“财丁不可两旺”的生理学基础。人类精子数量下降的几十年恰恰是阴囊温度升高（生活水平提高所致）的几十年。人口学家所看不起的阴囊看来是很多人口问题的症结所在。今后为了提高生育率，可能对男性内裤得有卫生标准：必须有冷却功能。 生活水平提高也降低女性生殖能力，比如香港每年约有7万至11万女性因肥胖而患卵巢多囊症，导致不能生育。 40年前亚洲黄种人不孕不育发病率远远低于欧美白种人（可能是当时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生活水平都低），现在反而有后来居上的趋势。目前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澳门等东亚地区的生育率都远比欧美低，虽然主要原因是生育文化和民族心理，但生育能力的因素也不容忽视。比如不久前，日本和欧洲的科学家从欧洲和日本男子体内提取精液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日本男性的精子数倒数第一。如果日本男性的精子数以100来计算，芬兰男性则有147，苏格兰男性为128，法国男性为110［14］。笔者在北美有所感受，白人比亚洲人耐寒，白人办公室冬天空调温度开的比亚洲人低，春天亚洲人还需要穿两件衣服的时候，白人已经只穿短衣、短裤了，是不是这也是日本精子数目低的原因之一？ 人类文明的进步导致调控人口的手段由“左手”换成“右手”，应该算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普遍现象，这种现象是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 由于有“两手”的存在，在人类历史上鼓励生育是主流，限制生育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并且还是因为认识错误）。让人不生育容易，让人生育难；破坏房子容易，建设房子难。 上帝调控人口的手在各民族间是有选择的。数千年来印第安人在美洲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在15世纪印加文化已经达到了鼎盛，对当时的人口的总数，不同的学者估算结果不一，四、五百万可能是相对比较准确的数据［15］，要知道中国人口在清朝初年才两千多万。然而随着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绝大多数印第安人都在几十年间死去，到16世纪末，生存下来的人口估计刚刚超过100万。美国的印第安人在1920年降到了35万的低点，很多部落完全消失。夺取印第安人生命的最直接杀手并非欧洲人的枪炮，而是他们带来的疾病。当哥伦布抵达新大陆时，欧亚大陆已经与多种致命传染病斗争了数千年，人们产生了一些抵抗力，而且也找到了治疗的方法。但是，美洲印第安人几乎与这些疾病完全隔绝。西班牙人在征服美洲的时候将这些疾病传入新大陆。天花、霍乱、腮腺炎、麻疹、淋病和黄热病，这些早已被欧洲人适应的疾病对印第安人却是极具杀伤力，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几乎完全没有抵抗力。比如欧洲人当时的天花病死率只有10%，而印第安人则高达90%，天花成了欧洲人征服美洲的同盟军［16］。 同样，在英国人入侵澳大利亚的时候，天花等传染病也成了最得力的同盟军，1789年，与新近到达悉尼港口的英国定居者为邻的澳大利亚土著人当中，暴发了天花流行，并向内陆扩散。据英国人估计，当时这场天花杀死了50%的土著人。此次大流行可能是澳洲土著遇到过的最大一次“人口地震”［17］。 就是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改变了世界人口格局，一方面因为从美洲引入红薯、玉米、土豆、南瓜等高产作物，减弱“左手”在欧亚大陆的强度，使得欧亚人口激增；另一方面又将天花等烈性传染病传入美洲，增加“左手”在美洲的强度，而这种疾病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单向的，也就只是从欧洲到美洲，唯一一种可能从美洲传入欧洲的疾病是梅毒，而欧亚大陆人受到的影响也要小得多。“左手”引起印第安人大量死亡，短短几十年时间美洲大地就换了主人。 可见“左手”可以短时间就改变世界人口格局，而现在“右手”对世界人口格局的影响与当年的“左手”不相上下。如果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不能得到有效的逆转，欧洲和日本人口将在100年之内下降一半。而拉美裔和穆斯林人口比例将不断增加。各国对上帝之手躲避唯恐不及，而中国却主动送上门去。 人类起源非洲的同一祖先，民族的形成往往是从一元到多元，然后从多元再到一元。首先是人种的形成，其次是民族的分化，然后是民族的融合。最近数千年来民族的融合多于民族的分化。中华民族的形成也不例外，先是分布于黄河流域的多个部族互相融合形成了华夏族；之后华夏族又融入其他多种族群(基本也是炎黄子孙)而形成汉族。汉族的形成始于春秋，完成于汉朝，因此称汉族。全球化是今后的历史的趋势，小民族的被融合是不可避免，人种之间的差别也将变得越来越模糊。 但综观历史，民族融合过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相反还充满痛苦。文明的传递具有“血脉性”， 家里条件再苦，孩子还是觉得留在母亲的身边最安逸。历史上产生过无数文明，但是大多被历史的风雨所湮灭，现在是为全球化建立规则的时候，现在的幸存文明已经站在最后的冲刺跑道上，人口是文明的载体，有足够的人口并且策略性地参与才能将我们的文明烙印刻进新的规则，否则将来只能被动地适应别人的规则而承受痛苦。 参考文献 1.历代人口数目简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http://agri-history.ihns.ac.cn/history/renkoubiao.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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