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麗莎白·伊科諾米（Elizabeth Economy）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哈格羅夫高級研究員，也是“美國、中國與世界項目”的聯合主任。2021年至2023年，她曾任美國商務部中國事務高級顧問。她著有《中國眼中的世界》（The World According to China）一書。今天2025年12月9日，伊科諾米女士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評論－－美國如何與中國競爭贏得未來：

2025年10月13日，中國貨輪“伊斯坦布爾橋”號抵達英國費利克斯托港，當時的景象或許並不引人注目。英國是中國第三大出口市場，兩國之間全年都有船隻往來。

“伊斯坦布爾橋”號的非凡之處在於其航線——它是第一艘經由北冰洋直達歐洲的中國大型貨輪。航程僅用了20天，比傳統的蘇伊士運河或繞行好望角的航線快了數周。北京方面稱此次航行是地緣戰略上的突破，也是對供應鏈穩定的貢獻。然而，更重要的信息卻未被提及：中國在新興全球力量領域中展現出的經濟和安全野心。

北京在北極的努力僅僅是冰山一角。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領導人就開始探討世界在字面意義和象徵意義上的前沿領域的競爭：深海、極地、外太空，以及前解放軍軍官徐光宇所說的“權力領域和意識形態”，這些概念如今涵蓋了網絡空間和國際金融體系。這些領域構成了全球力量的戰略基礎。控制這些領域決定着關鍵資源的獲取、互聯網的未來、發行世界儲備貨幣所帶來的諸多利益，以及抵禦各種安全威脅的能力。當大多數分析人士關注競爭的表象——關稅、半導體供應鏈中斷和短期技術競賽——時，北京正在構建未來幾十年將決定格局的底層體系的能力和影響力。這樣做對於習近平主席重塑中國在全球舞台中心地位的夢想至關重要。 “即使在初期，我們也能參與到遊戲規則的制定中來，從而為新的遊戲規則制定規則。”習近平在2014年曾這樣說道。

北京已為這場競爭做好了充分準備。它以一套連貫的邏輯和策略進軍這些前沿領域。它正在投資必要的硬實力。它與其他國家合作，將自身融入到各個機構中，並向這些機構輸送大量中國專家和官員，讓他們推動變革。當無法拉攏現有機構時，它就建立新的機構。在所有這些努力中，北京展現出極強的適應能力，不斷嘗試不同的平台，重新構建立場，並以新的方式運用自身能力。

美國決策者才剛剛開始意識到中國在當今世界關鍵領域積累實力的巨大成功。如今，他們正面臨着錯失中國主導未來世界這一目標的風險。換句話說，美國不僅在放棄其在現有國際體系中的角色，而且在塑造未來國際體系的競爭中也落後了。

海底兩萬里

1872年，英國派遣一艘船打撈出世界上第一批多金屬結節：這些海洋垃圾團塊可能含有錳、鎳和鈷等重要礦物。但直到20世紀60年代初，科學家才提出這些結核可能具有巨大的經濟價值。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公司Deepsea Ventures（泰納科公司的子公司）聲稱，通過開採太平洋海底，幾乎可以滿足軍方對鎳和鈷的所有需求。

Deepsea Ventures始終未能獲得開採大量結核所需的許可，最終倒閉。與此同時，其他國際組織已開始就各國在世界海洋中的權利和義務進行談判。這些談判最終促成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通過，該公約於1994年11月生效。公約包含了對各國領海以外深海資源的治理規則。公約締約方與世界主要礦業公司共同設立了國際海底管理局，並為其提供資金，以管理這些資源。

中國於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進行深海採礦研究。其科學家和工程師研發了潛水器和海底勘探設備的樣機。1990年，北京成立了國家控股的中國大洋礦產資源研究開發協會，負責協調其在國際水域的海底勘探和採礦活動。自2011年起，中國將海底採礦能力納入其五年規劃。2016年，北京通過了《深海法》，旨在發展中國的深海科學和商業能力，並為參與有關海底資源的國際談判提供框架。在此過程中，中國至少創建了 12 個致力於深海研究的機構，並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民用科考船隊。

習近平已將深海海底開發列為中國領導層的優先發展領域。他在2016年5月表示：“深海蘊藏着尚未被發現和開發的寶藏。為了獲取這些寶藏，我們必須掌握進入深海、發現深海和開發深海的關鍵技術。”中國已主導陸基稀土元素全球供應鏈，若在深海海底採礦領域占據領先地位，將進一步鞏固其對這些礦產的壟斷地位。深海海底採礦還有助於推進中國的另一項安全戰略，即繪製海底地圖和鋪設可用於支持海戰和潛戰的海底電纜。習近平在2018年表示：“深海沒有路，我們不需要追趕其他國家，我們就是路。”

當中國無法利用現有機構時，它會建立新的機構。

隨着中國國內能力的提升，其在國際海底管理局中的作用也日益增強。自2001年以來，北京幾乎一直擔任國際海底管理局（ISA）理事會成員。該理事會是一個由36個成員組成的執行機構，負責制定有關採礦法規、合同審批和環境法規的關鍵決策。中國為該機構提供大量支持，包括提交文件和對草案提出意見。中國已將自己的專家和官員派往ISA的關鍵技術崗位，並向ISA提供的資金支持超過任何其他國家。中國已做好準備，在制定海底資源勘探和開發規則方面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中國企業已從ISA獲得五份海底採礦勘探合同，數量位居各國之首。

中國正積極利用其深海資源開發能力吸引新興經濟體和中等收入經濟體，鼓勵需要中國製造的平台、船舶或加工能力的國家和企業與北京的利益保持一致。中國已與庫克群島建立了研究夥伴關係，旨在最終開發該地區的海底礦產資源，並正在與基里巴斯探討達成類似協議。 2020年，北京與國際海底管理局（ISA）合作，在青島設立了一個培訓研究中心，旨在為發展中國家的官員提供水下航行器操作等實踐經驗，並創造聯合研究的機會。此外，在金磚國家（BRICS）——這個由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五個成員國組成的十國集團——內部，中國也積極尋求通過在杭州設立金磚國家深海研究中心來加強合作。

然而，北京也面臨着一些挑戰。儘管中國積極開展合作，但它仍然是少數幾個主張加快採礦進程的國家之一。根據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一份報告，2023年，北京“單方面”阻止了國際海底管理局討論海洋生態系統保護和暫停發放採礦許可證的議題。這使得中國與近40個其他國際海底管理局成員國的立場相左，這些成員國支持在建立嚴格的監測和環境保護措施之前暫停或禁止採礦活動。中國也未能說服金磚國家：巴西支持暫停十年以防萬一，南非則希望建立強有力的環境框架和經濟保護措施。印度傾向於加快發展，但對中國將科研船用於軍事目的持謹慎態度。亞太地區的許多國家政府，例如日本、馬來西亞、菲律賓、帕勞和台灣，都擔心中國的深海勘測船會出於軍事目的侵入其專屬經濟區。儘管北京尚未在國際海底管理局（ISA）的規則制定之爭中勝出，但它並未止步不前。中國正在大力投資軍民兩用海底採礦技術——例如自主水下航行器和載人潛水器——這些技術既可用於民用，也可用於軍事用途，這將使其能夠主導商業海底採礦，正如一位中國軍事分析人士所寫，還能攻擊對手的大型艦艇編隊和海軍基地。

冰天雪地

深海並非習近平想要征服的唯一疆域。2014年，他還宣布要將中國打造成為極地強國。與海底一樣，北極也蘊藏着豐富的自然資源，據估計，北極擁有全球13%的未探明石油儲量、30%的未探明天然氣儲量以及大量的稀土元素。隨着冰層的融化，北極也將成為新的航運通道的所在地，例如伊斯坦布爾大橋所使用的通道。在2018年發布的北極白皮書中，北京承諾通過開發此類航線並投資於該地區的資源和基礎設施，建設一條“極地絲綢之路”。白皮書還重新定義了北極治理，將氣候變化等問題納入其中，並促進非北極國家的權益。“北極的未來關繫到北極國家的利益、非北極國家的福祉以及全人類的福祉，”白皮書指出。“北極治理需要所有利益攸關方的參與和貢獻。”

北京對北極的興趣由來已久。1964年，中國成立了國家海洋局，該機構的職責之一便是開展極地考察。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在北極領域的研究迅速發展。1989年，中國政府在上海成立了極地研究所，並在整個90年代和21世紀初不斷拓展北極研究能力和合作夥伴關係。2013年，中國成為北極理事會的觀察員國。北極理事會由加拿大、丹麥（包括格陵蘭島）、芬蘭、冰島、挪威、俄羅斯、瑞典和美國以及原住民的代表組成。此後，中國成為理事會最積極的觀察員國之一，參與了眾多工作組和特別工作組的工作。中國研究人員一直認為，中國應該在北極決策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因為氣候變化已使北極成為全球公域問題，而且中國企業對北極航運和能源至關重要。

然而，北京的努力也遭遇了一些阻力。北極國家日益擔憂過度依賴中國投資及其帶來的安全風險。加拿大、丹麥、冰島和瑞典均已拒絕或取消了中國在其境內的多個北極項目。貝爾弗中心2025年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在北極提出的57個投資項目中，目前僅有18個正在實施。

然而，儘管民主國家大多對中國的新投資關閉了大門，但另一個國家卻敞開了大門：俄羅斯。自2018年以來，中俄兩國已將北極雙邊磋商機制化。2022年莫斯科入侵烏克蘭後，兩國關係尤為密切，俄羅斯在經濟上被北極理事會其他成員國孤立。此後，中國企業簽署了多項協議，開發一座鈦礦和一座鋰礦，並建設一條新的鐵路和一個深水港。中俄兩國在北極勘探、貿易和巡邏方面的能力總和遠遠超過美國。中國還利用與俄羅斯的夥伴關係，加強了其在該地區的軍事行動。自2022年起，兩國已舉行多次聯合演習，包括在白令海、楚科奇海和更廣闊的北冰洋海域，以及在阿拉斯加海岸附近進行聯合轟炸機巡邏。北京和莫斯科還攜手合作，推動金磚國家更直接地參與北極事務。他們成立了金磚國家海洋和極地科技工作組，俄羅斯邀請該工作組在斯瓦爾巴群島建立國際科學考察站。

然而，中國的北極拓展力度不足。巴西和印度參與北極事務主要依靠與俄羅斯的雙邊夥伴關係。一些印度分析人士對中國在該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表示擔憂。儘管中俄關係看似一致，但莫斯科並未支持北京提出的擴大其在北極治理中作用的訴求。兩國的聯合軍事演習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秀。 2020年，俄羅斯外交部駐北極理事會特使尼古拉·科爾丘諾夫贊同時任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的觀點，即國家分為北極國家和非北極國家兩類，並暗示中國沒有北極身份。同年，莫斯科以叛國罪起訴了一位研究北極的俄羅斯教授，原因是該教授向中國提供了與潛艇探測方法相關的機密材料。

勇往直前，探索前人未至之境

最後，還有一片未知的領域：太空。早在1956年，中國就將太空探索視為國家安全優先事項。繼蘇聯和美國分別於1957年和1958年成功發射衛星之後，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宣布：“我們也要造衛星。”隨後，中國兌現承諾，於1970年4月將東方紅一號衛星送入軌道。

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中國在科學、經濟和軍事需求的驅動下，建立了龐大的太空計劃。2000年，中國政府發布了首份太空白皮書，概述了其在太空領域的優先事項，包括利用太空資源、實現載人航天飛行以及開展以月球為中心的太空探索。太空也是習近平主席特別重視的領域。 “發展太空計劃，將國家建設成為太空強國，是我們一直以來追求的太空夢想，”他在2013年說道。2017年，中國制定了到2045年成為“世界領先太空強國”的路線圖，並計劃取得重大突破。中國已經實現了這一目標：除了不斷推進的商業航天計劃外，中國還發展了先進的太空作戰能力，包括不斷壯大的偵察、通信和預警衛星星座。中國已發射的700多顆衛星中，超過三分之一用於軍事用途。中國2022年發布的白皮書對所有這些進展進行了展望。一些美國航天官員和專家認為，未來五到十年內，中國將超越美國，成為領先的航天強國，包括成為自1972年美國阿波羅17號任務以來首個再次將人類送上月球的國家。

正如在深海勘探領域一樣，中國強大的技術實力和更為開放的太空治理模式，使北京能夠在太空領域發揮重要的領導作用。北京已成為其他對太空研究和探索感興趣的欠發達國家的重要合作夥伴。中國與26個國家簽署了雙邊協議。此外，中國還與聯合國和平利用外層空間事務廳合作，利用其天宮空間站開展實驗。

然而，北京在太空領域最具意義的舉措是計劃中的國際月球研究站（ILRS）。ILRS是中俄兩國於2017年首次宣布的合作項目，計劃首先在月球南極建立一個永久基地，最終發展成為一個軌道和地表設施網絡，支持月球探索、資源開採和長期居住。中國的目標是吸引50個國家、500家國際研究機構和5000名海外研究人員加入國際空間研究體系（ILRS），為此將為他們提供科學培訓、合作以及接觸中俄部分空間技術的機會。為此，中國已通過金磚國家和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組織推介ILRS。

北京和莫斯科將ILRS定位為美國主導的“阿爾忒彌斯”計劃（華盛頓重返月球的嘗試）及其與《阿爾忒彌斯協定》的替代方案。《阿爾忒彌斯協定》由美國和其他七個國家於2020年簽署，規定了和平利用太空、空間資源、保護太空遺產、互操作性和共享科學數據等方面的非約束性原則和指導方針。該協定旨在與現有的國際空間條約和公約保持一致；截至11月初，已有60個國家簽署了該協定。

一位中國資深專家將這些協議描述為美國試圖殖民月球並建立“月球主權”的嘗試。但中國在吸引其他國家加入其計劃方面相對不成功。除了中國和俄羅斯之外，國際月球研究體系（ILRS）僅吸引了11個國家加入，其中一些國家要麼沒有太空計劃，要麼太空計劃尚處於起步階段。加入ILRS的兩個國家——塞內加爾和泰國——後來也加入了《阿爾忒彌斯協定》。後者的廣泛吸引力源於幾個因素。與ILRS不同，該協定建立在NASA與其他國家之間現有的科學、安全和商業關係之上。它為較小的國家提供了發展本國航天工業的機會。它提供了明確的透明度、互操作性和數據共享規範，並且不會像俄羅斯那樣將國家與世界大部分經濟和科學活動隔絕開來。最後，與ILRS不同的是，簽署《阿爾忒彌斯協定》的國家將有機會通過NASA的登月計劃向月球派遣宇航員。

但北京並未止步不前。它持續推進其治理框架，並投資於太空相關技術。如果北京率先將人類送上月球，它將獲得超越美國的強大象徵性優勢，從而增強其在太空競賽中塑造規範和技術的努力。

硬實力與硬網絡

中國想要主導的不僅僅是物理領域。習近平還希望北京掌控網絡空間。在他的執政期間，中國已成為電信強國。他於2015年提出的“數字絲綢之路”倡議，使得華為和中興兩家中國電信公司在全球電信設備市場（按收入計算）占據了約40%的份額。中國的北斗衛星系統在世界許多地區的定位精度都高於GPS。中國的海底光纜技術也正在迅速擴大其在全球市場的份額。

北京還希望為未來的戰略技術制定全球標準。中國推出的“中國標準2035”戰略等舉措，顯著增加了中國企業參與標準制定機構並提交提案的數量。據《自然》雜誌報道，2022年，僅華為一家就向200多個標準組織提交了5000多份技術標準提案。（一些外部觀察人士指出，北京方面堅持要求中國企業集體投票支持中國提案，並向企業提供經濟激勵以促使其提交提案，這種做法破壞了最佳實踐，導致大量提案質量低下。）

對中國而言，制定標準不僅是為了確保商業利益，也是為了建立有利於自身的政治和安全規範。中國提出的名為“新IP”的新型互聯網架構就是一個例證。2019年，華為、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和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聯合向國際電信聯盟電信標準化諮詢小組提交了“新IP”方案。據《金融時報》報道，中國官員認為，目前用於路由和傳輸數據的傳輸控制協議/互聯網協議（TCP/IP）——一種基於上世紀70年代的協議——無法滿足未來互聯網的需求，例如自動駕駛汽車的廣泛應用。除了技術層面的考量，中國領導人還認為，當前基於美國設計的協議構建的互聯網，反映的是一種以美國為主導的治理體系，這與北京的利益並不一致。相比之下，新的IP協議則嵌入了國家控制，包括使中央政府更容易關閉部分網絡。因此，新的IP協議是中國試圖將其自身的技術和政治偏好強加於全球互聯網的舉措。

習近平已將深海海底開發列為優先發展領域。

日本、美國和歐洲以及頂尖互聯網工程師對中國的提議迅速做出了負面反應。專家認為，現有系統足夠靈活，可以不斷發展，而新的IP協議會將互聯網分割成國家控制的網絡。歐洲人指出，現行協議並未阻礙人工智能或其他重要技術的發展。他們還認為，制定標準的應該是既有的技術機構，而不是國際電信聯盟。

中國努力爭取新興經濟體和中等收入經濟體對其願景的支持。中國成立了金磚國家未來網絡研究院，以協調6G、人工智能和新型互聯網協議的研發工作。中國還表示，其提出的互聯網協議，結合“數字絲綢之路”的資金、設備和培訓，將有助於縮小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數字鴻溝。少數非洲國家——科特迪瓦、幾內亞、馬里、尼日爾、尼日利亞、塞內加爾、南蘇丹、坦桑尼亞、贊比亞和津巴布韋——積極支持新IP提案。但其他國家的熱情則較為低迷。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中國問題專家亨利·圖根哈特和朱莉婭·沃所觀察到的，一個國家是否獲得“數字絲綢之路”援助與其對新IP的支持之間並無關聯。

然而，中國在其他一些數字領域的努力卻取得了更大的進展。包括巴西、埃及、埃塞俄比亞、沙特阿拉伯、南非和阿聯酋在內的許多金磚國家都在與華為開展商業合作。中國正試圖通過一系列新的提案和技術，為構建國家控制的互聯網奠定基礎。例如，華為已將中國的新IP提案重新命名為“未來垂直通信網絡與協議”。正如牛津大學的一組研究人員所指出的，中國經常在多個機構“推銷”其提案，即提交相同或類似的提案，以尋求支持。在3月份由一個標準制定組織舉辦的6G研討會上，中國與會者力推一種能夠實現更大控制的“全新6G核心網”技術，而華為已經在開發這項技術。此外，中國還在持續推進一種互聯網數據路由系統，該系統將賦予網絡運營商和政府對數據流量更大的控制權。專家表示，北京已在多個非洲國家部署了該系統。

人民幣：思考之道

美元在全球經濟中的核心地位是美國全球霸權的最後支柱之一。美元仍然是交易量最大的貨幣和主要的儲備貨幣。這賦予美國諸多優勢：政府和企業更低的借貸成本、限制美元交易的能力以及美國金融市場持續的主導地位。

然而，中國致力於擴大其貨幣人民幣的國際使用，並力圖撼動美元的霸主地位。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於2009年與東盟、香港和澳門試點推行人民幣貿易結算機制。儘管中國最初的人民幣國際化努力並未取得預期成效，但它並未放棄。中國發行了人民幣債券，擴大了與30多個國家的貨幣互換額度，並在主要金融中心設立清算銀行以促進人民幣交易。 2015年，中國推出了跨境銀行間支付系統（CIPS），旨在為以美國和歐洲為主導的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提供替代方案。如今，中國的支付系統連接了全球1700多家銀行。

在全球金融領域，中國通過多邊框架推進自身利益的努力比其他任何前沿領域都更加有利。北京利用“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夥伴國家接受人民幣結算。一些中國經濟學家甚至主張要求“一帶一路”參與者以人民幣結算。這些努力已初見成效：到2025年6月，中國雙邊貨物貿易中以人民幣結算的份額已接近29%。

美國和歐洲的制裁進一步強化了中國的努力。在2023年10月舉行的中共中央財政工作會議上，習近平主席強調了這一點。 “少數國家將金融視為地緣政治博弈的工具，”他說道。“它們反覆玩弄貨幣霸權，並經常揮舞金融制裁這根大棒。”伊朗和俄羅斯是世界上受制裁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顯然已在雙邊貿易中放棄使用美元。但巴西、印度和南非也支持採用本國貨幣和建立金磚國家互聯支付體系，即便它們並未表示有意削弱美元的核心地位。

與其他戰略舉措一樣，中國推廣人民幣的努力也遭遇了挫折。人民幣在全球支付總額中僅占2.9%，其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份額實際上在2022年達到峰值2.8%。如今，這一比例徘徊在2.1%左右。人民幣全面國際化需要更大的資本賬戶開放度、金融自由化以及更少的政府干預貨幣政策——這些舉措可能會削弱共產黨對經濟的控制。

但中國也願意減少對美元的依賴，擴大本幣的使用，而不增加人民幣的使用。在這方面，中國已經取得了成功，這部分要歸功於華盛頓將美元武器化，以及其他國家對美國債務可持續性的擔憂。外國持有的美國國債比例已從2008年的49%下降到2024年的30%。

競相向上，亦或競相向下

習近平已明確表示，他希望按照中國的經濟、政治和安全利益來改革國際體系。他希望中國在深海海底、北極和太空的開發利用方面處於領先地位。他希望建立一種新的互聯網協議，以鞏固國家對互聯網的控制。他希望建立一個不被美國和美元主導的全球金融體系，並在其中進行投資和貿易。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北京花費了數年時間——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數十年——調動了規模空前的國家和私人資源，發展人力資本，試圖掌控現有機構，並建立新的機構。或許最重要的是，北京堅持不懈。它伺機而動，調整策略，並抓住一切機會獲取利益。

中國尚未取得勝利。事實上，在許多方面，中國的努力都未能達到預期。世界尚未完全接受中國在任何領域的變革願景。即使是中國經常標榜代表的中等收入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也對北京的提議持謹慎態度。但中國的戰略在各個領域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功。中國政府在國際航天局（ISA）中占據主導地位。它已確立了自身在北極商業領域的領導地位，獲得了進入該地區的軍事通道，並正在重塑關於誰能參與其決策的敘事。在太空領域，中國已轉型為頂尖的科技和軍事強國。它在制定標準、構建和管理全球技術基礎設施的機構中取得了進展。它削弱了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作用，提高了本國貨幣在對外貿易中的地位，並擴大了其替代支付體系的覆蓋範圍。中國在所有這些領域——無論是科學、外交、軍事、制度還是物質層面——積累的能力，都使其能夠繼續推進其願景。這意味着，儘管迄今為止遭遇了一些挫折，北京不太可能改變路線，並將繼續取得進展。

為了應對這一局面，美國有三個選擇：退讓並讓中國獲得其想要的空間；尋求共同點；或者積極競爭。第一個選擇行不通；退讓將對美國確保其政治、經濟和國家安全的能力造成實質性損害。第二個選擇頗具吸引力，兩國可以擴大在深海和太空領域的科學合作。但在大多數領域，兩國願景之間的差距太大，至少在短期內難以彌合。

這就只剩下第三個選擇。但為了在前沿領域展開競爭、捍衛自身利益或改善現有治理，美國需要重建自身能力，並重塑其作為負責任的全球領導者的聲譽。華盛頓的硬實力——包括極地破冰船、深海採礦原型、金融支付創新、電信技術、月球探測和其他太空技術——要麼已經遠遠落後於中國，要麼很快就會落後。為了扭轉這一局面，美國需要在每個領域都進行投資。

北京或許比華盛頓更早將人類送上月球。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已朝這個方向邁出了一些初步步伐，他頒布了一系列行政命令，支持建造北極安全巡邏艦、放鬆對太空相關行業的管制，並支持將宇航員送上火星。特朗普的命令還支持海底採礦技術的發展。華盛頓正在支持穩定幣和其他數字資產，以增強對美元的需求，並在全球範圍內推廣美國的人工智能技術棧。但這些舉措並沒有像中國向其官員和企業提供的那樣，提供長期的路線圖。美國需要在各個領域制定一項全面的戰略，其中包括清晰的美國經濟和安全目標願景、對關鍵的近期硬能力進行大量投資，以及對研發的持續支持，以確保長期的競爭力。為這些投資提供資金需要創新的政府與私營部門合作模式，類似於拜登政府關於半導體的《芯片與科學法案》以及特朗普國防部與MP Materials公司在稀土礦物領域的合作。美國還需要與盟友和夥伴合作，確保這些域名的管理機構體現透明、開放和市場競爭的價值觀。否則，美國將無法與中國僅憑聲稱擁有域名就能改變域名的能力相匹敵。

華盛頓還必須重塑其作為負責任的全球領導者的地位。例如，特朗普的關稅戰加速了去美元化進程，使美國成為全球經濟中不可靠的仲裁者。正如經濟學家肯尼斯·羅格夫所指出的，威脅他國只會促使它們實現貨幣多元化。特朗普政府威脅無視國際海底管理局禁止海底採礦的禁令，將導致與許多美國盟友產生裂痕，並可能顛覆國際海底管理局的機制。這可能引發一場名副其實的“競相逐底”——鑑於中國的實力，中國比美國更有能力贏得這場競爭。在互聯網治理和全球金融體系等領域，華盛頓需要動用其全部技術、金融和外交手段，才能讓其他國家接受美國的願景。

美國仍然有機會重申其價值主張，並使世界與其領導地位保持一致。儘管特朗普的行為反覆無常，但對大多數政府而言，華盛頓仍然是一個更理想的合作夥伴。但本屆政府需要調和其“美國優先”的方針與日益多極化的世界現實，將務實的交易策略與能夠為其他國家帶來切實利益的更廣泛的戰略框架相結合。特朗普第一屆政府制定的《阿爾忒彌斯協定》提供了一個有益的範例。該協定以規則為基礎，強調透明、合作和包容，同時還提供空間法、資源治理和衛星數據等領域的能力建設方案。體現這種創新、開放和真正夥伴關係的舉措，使美國領導力區別於中國領導力，並為美國在國際體系未知領域保持影響力提供了最佳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