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穆埃爾·克拉茨金(Shmuel Klatzkin) 是一位拉比。他擁有布蘭迪斯大學近東和猶太研究博士學位，並著述和授課頗豐。2025年12月27日晚， 克拉茨金先生在《美國觀察家》發文稱，從紐倫堡審判中的戈林到現代反猶主義，人為製造的威脅將普通人變成了心甘情願的劊子手：

我最近觀看了《紐倫堡》，這部關於1946年紐倫堡戰爭罪審判的精彩新片。在被控犯下反人類罪的眾多納粹高級領導人中，赫爾曼·戈林是希特勒的二號人物。影片聚焦於戈林與美國軍事精神病醫生道格拉斯·凱利之間的互動。凱利被指派負責監視囚犯，並幫助避免囚犯自殺帶來的尷尬局面。

正因如此，我們才擁護宗教自由和結社自由——這使我們的國家偉大。

在一次與另一位精神健康專家古斯塔夫·吉爾伯特（影片中未出現）進行的真實牢房訪談中，戈林明確表達了他對領導人能力的看法：

·         無論有沒有發言權，民眾總是可以被領導者操控。這很容易。你只需要告訴他們正在遭受攻擊，然後譴責和平主義者缺乏愛國精神，並指責他們讓國家陷入危險。這種方法在任何國家都屢試不爽。

這番話是基於經驗觀察得出的。誠然，納粹警察國家和整個極權主義強制機器與德國人的所作所為有着莫大的關係。甚至在納粹掌權之前，他們就對政治對手使用暴力。掌權不到兩個月，他們就建立了第一個集中營——達豪集中營，在那裡，暴行被制度化並不斷升級。隨着時間的推移，情況只會越來越糟。

但是，正如丹尼爾·戈德哈根在他的著作《希特勒的自願劊子手》中所指出的，我們有大量記錄表明，普通德國人在沒有任何威脅的情況下，自願實施了極其殘忍的暴行和大規模屠殺。諷刺的是，他們仿佛是在“超額完成任務”，好像他們所做的是面對兇猛敵人時表現出的最高英勇行為，而不是對飢餓、幾乎赤身裸體、手無寸鐵的平民進行折磨和謀殺。

因此，戈林的話語令人難以忘懷，其陰險的影響也深深地印在了凱利醫生的腦海里。戈林的真相讓他震驚不已：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可怕罪行的自願參與者，並且相信自己做的是對的。凱利最終以與戈林相同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戈林被處絞刑前幾分鐘，他也服用了氰化物自殺。

戈林在紐倫堡審判中的辯護關鍵在於讓自己被理解為一個普通人，一個他的控方也能理解的人。他試圖暗示審判他的盟軍也和他一樣，為了阻止生存威脅，願意不擇手段。他關於道德對等的論證很有說服力，但要想在法庭上勝訴，他必須掩蓋這樣一個事實：他的政黨和領導人所認定的主要生存威脅並非英國或俄羅斯的軍隊，而是手無寸鐵的猶太人——男人、女人和兒童。

伯納德·劉易斯將納粹對猶太人的仇恨追溯到羅馬時代的歐洲。在不斷發展的宗教社群這片肥沃的土壤中，滋生出一種困擾歐洲幾個世紀的觀念：猶太人是邪惡的、被詛咒的，他們獨特地能夠阻撓上帝的救贖計劃——而且是不可救贖的。用劉易斯在他經典著作《閃米特人和反猶主義者》中的話來說：

·         在其極端形式下，反猶主義的歷史觀將猶太人描繪成一種撒旦式的力量，是自古至今世界上幾乎所有邪惡的根源。在這種觀點看來，他們參與了一場永恆的、普遍的陰謀，旨在滲透、腐蝕並最終統治非猶太世界。為此，他們使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所有這些方法都陰險毒辣。在中世紀，猶太人被指控毒害水井、傳播瘟疫和進行儀式性謀殺；在近代，他們被指控發明了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並利用其中一種或兩種結合起來統治世界。最近，他們被指責奴役非洲黑人，甚至被一些女權主義者指控引入父權制和男性統治……由於顯然不可能在任何理性的證據基礎上維持這些以及類似的論斷，反猶主義者訴諸另一種慣用伎倆——捏造事實和偽造證據來支持他們的論點。

西方現代性帶來了對基督教文化中屢屢出現的仇恨的懷疑。500多年前，像皮科和羅伊希林這樣的人文主義者就將其視為與他們的宗教信仰相悖而與之鬥爭。

但這種仇恨並沒有消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進行了反擊。類似的鬥爭也發生在新興的新教運動中：路德煽動暴力，而在荷蘭和英國，政治思想家們以聖經為基礎，並引用拉比的著作，開始為宗教自由提出強有力的、基於信仰的論證。

然而，到了19世紀，歐洲宗教處於守勢，在許多思想領袖中，宗教的影響力已經黯然失色。歷史的洪流如今正被人們對新興民族國家及其日益增長的權力的忠誠所推動。尼采告訴人們他們不想聽到的真相——他們正在殺死上帝。

意識形態應運而生，取代了宗教的地位。馬雅可夫斯基創作了歌頌不朽的蘇聯之神的頌歌：“列寧活過，列寧活着，列寧將永遠活下去。”皈依新宗教的猶太人得到政府的支持，被授權摧毀猶太教以及仍然信奉猶太教的猶太人。希特勒認為共產主義是猶太人征服世界的終極陰謀，並着手不僅要消滅猶太教，還要消滅猶太民族。

與此同時，歐洲新興的帝國擴張到中東，那裡宗教仍然勢力強大。劉易斯追溯了他們如何將邪惡的仇恨猶太人的種子帶到那裡。1840年的大馬士革血祭事件就是一個例證。在一位仇視猶太人的法國外交官的煽動下，當地穆斯林當局以荒謬的罪名監禁並折磨大馬士革的猶太人，這種罪名此前只在基督教歐洲出現過：猶太人殺害了一名牧師和一名阿拉伯人，用他們的血來烘烤逾越節的無酵餅。隨着猶太人向中東移民的增加，這種仇恨也開始滋長。

在歐洲，舊的反猶主義發生了演變，並披上了民族主義的合理化外衣，以適應時代精神。現在，猶太人被視為國家的死敵，他們的存在被視為“猶太問題”，需要找到解決方案。

1820年德國大學發生的“Hep Hep”騷亂預示了我們在2023年和2024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斯坦福大學和庫珀聯盟學院等地看到的景象。1871年法國被德國羞辱性地擊敗需要一個解釋。

在德雷福斯案中，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成為公眾仇恨的對象長達十多年。作為法國軍隊中的一名猶太職業軍人，德雷福斯因偽證、偽造證據、暴民壓力和阻撓而被定罪，並被送往臭名昭著的魔鬼島。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被法國擊敗被解釋為猶太人背叛了德國，希特勒正是利用這個謊言獲得了絕對權力，發動了征服戰爭，並在將自己的國家推向死亡和毀滅之前，消滅了歐洲大部分猶太人。

通過紐倫堡審判和對公共文化的有效控制，德國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納粹主義——但在此之前，納粹主義已經移植到了中東。閱讀哈馬斯憲章就像閱讀一份披着伊斯蘭教義外衣的納粹宣言。憲章聲稱，世界上的一切罪惡都是猶太人造成的：

·         猶太復國主義的入侵是惡毒的入侵。它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利用一切邪惡卑鄙的手段來實現其目的。它在滲透和間諜活動中嚴重依賴其建立的秘密組織，例如共濟會、扶輪社和獅子會以及其他破壞組織。所有這些組織，無論秘密的還是公開的，都為猶太復國主義服務，並按照其指示行事。它們的目標是破壞社會、摧毀價值觀、腐蝕良知、敗壞品德並消滅伊斯蘭教。毒品交易和各種形式的酗酒都與它有關，以便於其控制和擴張。

·         我們不應忘記提醒每一位穆斯林，1967年猶太人占領聖城時，他們站在阿克薩清真寺的門檻上宣稱：“穆罕默德死了，他的後代都是女人。”

·         以色列、猶太教和猶太人挑戰伊斯蘭教和穆斯林人民。“願懦夫永不入眠。”

戈林的話是經驗之談。他看到人們會自發地組織起來對抗生存威脅。我們這樣做是正確的。如果我們沒有組織起來對抗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生存威脅，這個世界將會比現在更加黑暗。如果我們早些時候就認識到並處理了中東的納粹病毒，那麼該地區所有居民都可以避免許多痛苦。

由於自我保護是一種強大的動力，宣傳者試圖說服他們的目標群體，讓他們相信自己正面臨着這樣的威脅。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煽動者、中世紀關於血祭和褻瀆聖餐的寓言、現代關於猶太人策劃大規模陰謀統治世界並製造一切罪惡的誹謗——所有這些都依賴於那些無法辨別真假的人。

維克多·戴維斯·漢森今年一直致力於揭露那些在西方兜售這種可憎意識形態的宣傳者。他以冷靜而透徹的方式，揭露了一位被一位才華橫溢的政治評論員吹捧為一流的偽歷史學家的謊言；他駁斥了評論員和其他人現在所接受的謊言：關於以色列的謊言，無論這些謊言是直接說出來的，還是以心照不宣的暗示形式表達的；以及關於猶太人的謊言，包括聲稱猶太人策劃了從9·11事件到入侵委內瑞拉的一切陰謀。正是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謊言讓你明白，如果你之前還不明白的話，VDH攻擊的不僅僅是政治分歧——儘管政治分歧有時令人難以接受，但我們必須接受——而是比人類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邪惡的東西。

沒有什麼新鮮事。就像20世紀30年代和其他時期一樣，有才華、受人尊敬的人也會像其他人一樣犯錯。真理依然是真理，它不會偏袒任何人。正如我們最近經常引用的一位偉大的中世紀哲學家兼醫生摩西·邁蒙尼德所說：“接受真理，無論它在哪裡。”

凱利博士被戈林嚇得精神崩潰，最終自殺身亡。戈林帶領他的國家走向毀滅，然後也自殺了。

我們偉大的西方傳統提供了一個更好的選擇。接受真理。調整生活以適應真理，而不是反過來。活在謊言中會毀掉說謊者，並傳播破壞。

信奉謊言的戈林邪教的兩個成員在光明節的第一天在邦迪海灘發動了謀殺。就像英國的斯塔默政府和法國的馬克龍政府一樣，澳大利亞政府也屈服於這些邪教徒的戈林式謊言，他們試圖摧毀光明節以及慶祝光明節的人們。

但一些勇敢的人挺身而出，展現了西方核心的韌性。在那天的英雄中，有一位名叫艾哈邁德·阿爾-艾哈邁德，他為了拯救手無寸鐵的猶太人而被槍擊。

艾哈邁德的英雄行為源於他特殊的宗教信仰。西方所珍視的宗教自由明白，這種對社區福祉的內在承諾是任何成功的自治國家必不可少的條件。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建立超越種族和宗教信仰的道德承諾。他見證了亞伯拉罕之神的真理，為自己、為他的民族、為他所歸屬的國家以及為他的神贏得了榮耀。

真理既是個人性的，也是普遍性的，涵蓋了介於兩者之間的所有層面。正因如此，我們才擁抱宗教自由和結社自由——這使我們的國家更加偉大。

回歸真理。現在正是最佳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