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里戏外马连良(1) |
| 送交者: 章诒和 2006年08月16日15:52:01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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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张力的是生命。难以捉摸的是命运。 1951年,一代京剧泰斗马连良先生离开香港欲回北京,请一位有名的星相家袁树珊卜卦,其称"怜君身似江南燕,又逐秋风望北飞。"并道他还有十五年大运。马连良心有所悟,道"只要有十五年好运,也就行了。" 1959年,马连良在北京演出《赵氏孤儿》中程婴一角儿,在台上绘制雪冤图时,边画边唱,老泪纵横:"老程婴提笔泪难忍,千头万绪涌在心。十五年冤屈俱受尽,佯装笑脸对奸臣……"唱腔一改华丽,尽显苍茫。 1966年,马连良受尽批斗打砸的万般磨难,如一片黄叶飘然坠落。世人苍茫回望,发现真个是十五年。真个是吊诡。 其实,十五年本不是坎,是坎也是个偶然。倘若一个人、一个国家不能在意识深处扭转自己多舛的命运,偶然也会变成必然。 祭奠古戏,祈福新曲。世道人心,天地明鉴。
事实还真如此。罗瑞卿当学生时,为瞧一出梅老板(兰芳)的戏,大冬天把铺盖都卖了。1949年后,当了公安部长的他,还把这故事亲口告诉了梅兰芳。梅先生感动得直说:"以后我请您,我请您。" 1956年,禁戏内部演出。其间,由小翠花演一出跷功戏,剧目名称忘记了。父亲和我临开演前十分钟进的剧场,竟发现已座无虚席。跟在后面的人是贺龙。他一拳打在父亲后背上,父亲转身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也来了。"
这年年底,四川的川剧团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谭记儿》,台下的四川籍首长一边看戏,一边说笑。态度随意,评头品足,语言放肆,一点"首长"的样子也没有,大家又回到了草民时代。 1957年年春,安徽的庐剧、泗州戏进京演出。父亲、张治中、李克农三个安徽人,不但相约去看家乡戏,还把剧团的人轮流请到家里吃茶点。 婉转之曲调伴以优美文辞;精雕细刻的身段配以多愁善感之表情。一个唱腔,千回百转;一件蟒袍,镶金绣银--当其以繁华声色呈现于舞台,那些有文化、有身份的人,亦 日愈陶醉其间。不管你由朝而野,还是由野而朝,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社会认识必然对剧中的人情世态、悲欢离合,感到十分投合。民族民间生成性质的中国戏曲在得到平民百姓喜爱的同时,故也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睐。特别是对于像父亲等一批已身居荣耀的人来说,观看再现真实世相与生活琐细的戏曲,是心理上一种必要的替换,是精神上的安慰 ,是情感上的温暖回忆。
最早关于马连良的故事,我是从表舅那里听来的。表舅一生喜好两件事。一是烹调,且手艺高超。他是"民革"(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民革负责人王昆仑在家里请客,常请他去掌勺。后来,表舅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被踢出民革中央,所有食客竟没替他说一句话。母亲为此愤愤不平,抱怨道:"与其给他们炒菜,还不如给我们做饭呢!"表舅的第二个喜好是听戏,主要是听京戏。什么梅尚程荀,什么南麒北马,没有不知道的。他非但说戏,还能讲戏外趣闻。而这,正是我最爱听的。表舅告诉我,马连良是在1951年由周恩来派人至香港接回大陆的。同时回来的还有张君秋。 我问:"他愿意回来吗?"
表舅说:"那弹丸之地,有几个喜欢听京戏?马连良唱到后来一场戏还要赔上几十块,这使得他有些灰心。一不上座了,再大的角儿也呆不下去。马连良又是有名的孝子,年近 九旬的老母还在北京。虽说他每月必到银行给母亲汇款,但总不如堂前行孝。" "怜君身似江南燕,又逐秋风望北飞。"马连良夫妇回到了北京。离开香港之前,曾找一个星相家算命卜卦。 "马先生的吃就和他唱的戏一样,前者精致到挑剔,后者挑剔到精致。" 马连良天赋条件并不十分好,但勤学苦练。吊嗓子,练白口,无一日懈怠。据说他家隔壁有个保姆,每天清晨洒扫庭院,必听马连良的唱念。居然也会了《十道本》。马连良十分注意保养,嗓子从来没坏过,宽窄始终够用,且维持在一个相当水平。所以,观众对他有"用不完的嗓子"的好印象。至于马派唱腔,业内评价各异。大多认为是柔靡纤巧,也有人指责为"靡靡之音"。不管别人如何议论,马连良的唱腔既可风靡一时,又能流行后世,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做戏潇洒飘逸,表演入微。每一出戏都有特点、特色,受到业内的一致称赞。他演戏,一切唯美是尚。动作规范,无处不美。拍他的剧照,没有废片,张张漂亮。他的戏班扶风社,讲究"三白"(即"护领白""水袖白""靴底白")。他要求同仁扮戏前一定理发刮脸。在后台,他还准备两个人,一个专管刮脸,一个专管刷靴底。马连良本人的行头,极其精美和考究。在扮戏房(即今天的个人化装间),有专人管熨行头,熨水袖,挂起来,穿在身上就没有皱折的痕迹了。而选用的衣料,其质地、色泽、花纹都是上等的。为了悦目,马连良八方寻求。《马连良剧艺评介》中称:"一年,故宫拍卖绸缎。他不惜钱财,买入许多大内的料子,存起来慢慢做行头。在颜色方面,他提倡用秋香色、墨绿色(如《甘露寺》乔玄的蟒),奶油色(如《打渔杀家》萧恩的抱衣。看起来漂亮得很"。 1937年,马连良与别人合伙,在北京的黄金地段--靠近西单的西长安街盖了一座新新戏院,这就是后来的首都电影院(可惜今已拆了)。有了自己的剧场,便开始考虑美化舞台。在剧场的舞台上,马连良设计了一个"守旧"(即"天幕"):米色绸子做底,中间绣着棕色的汉武梁祠图案,上挂沿幕,下垂黄色穗子,并且横悬五个小宫灯。舞台一侧的伴奏乐队,用绘有蓝色云龙的纱幕围起来,不让观众瞧着杂乱无章。戏院开张的那天,大幕拉开,观众一看,立即热烈鼓掌。从此马连良外出演戏,都要带着这个大幕。因为它实在是太漂亮了!到了后来,"守旧"成了标识,走到哪儿,只要张挂出来,人们就知道是扶风社的马老板"在此作场"。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很多名角在收徒弟和挑配角方面, 由于怕他们盖过自己,故而都不选强手、高手来配戏或培养。但马连良的舞台阵容全是精选之才。为此,他创设了一套方法,即签订合同。这在梨园行是首创。订了合同,即可安心演戏。有本事的人,谁不乐意?小生叶盛兰还没出科,便被马连良相中。杨宝忠改行操琴,张君秋崭露头角,袁世海浮出水面,也都即时签下合同。强大的演员阵容,配以干净、整齐、清爽的台风,马连良的戏,真的是很好看。他演戏一丝不苟,极其认真,非常讲究舞台上的配合与谐调。一次,在天津演《八大锤》。他扮说书的王佐,叶盛兰演陆文龙,两人旗鼓相当,演出十分精彩。再棒的"角儿"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在过场进出之际,马连良一时疏忽,伸错了臂膀。观众发现王佐刚才断的不是那一只臂膀,便哄然而笑。据说那晚散戏后,马连良自己气得要跳天津万国桥。从此,他再也不演《八大锤》。 为了艺术生命的持久,马连良的生活很有规律,对饮食更是讲究。就像研究梅兰芳必须研究他的八卦情史一样,研究马连良则必须研究他的请客菜单。马连良最爱吃前门外教门馆两益轩饭庄的烹虾段。每逢渤海对虾上市,他必请好友同往。叫这道菜时,必吩咐要"分盘分炒"。即炒三五对虾,用八寸盘盛上。吃完一盘,再炒一盘。有时连吃三四盘。抗战胜利后,马连良一度还将西来顺的头灶,延为特约厨师,饭庄熄火,厨师便来到马家做宵夜。那时梨园的各路俊杰,无不以一尝马家的鸡肉水饺、炸素羊尾等菜肴为天大的口福。马连良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演出,常去北京有名的爆肚冯清真馆吃饭。不用马连良开口,冯老板必上一盘羊肚仁。他的这盘羊肚仁与众不同。何谓肚仁?用医学名词来说,即为羊的储胃冠状沟,是一条"棱"。一条百十来斤的大羊,这条"棱"不超过四两。把"棱"分成三段,最后一段叫"大梁"。一段"大梁"有多大?也就大拇指大小。把这块拇指大小的东西,再剥皮去膜,剩下的也就几钱肉了。马连良吃的就是这几钱。难怪冯老板无限感叹地说:"马先生的吃就和他唱的戏一样,前者精致到挑剔,后者挑剔到精致。"马连良吃爆(羊)肉,专门叫伙计到"春华斋"买大鸭梨。洗净,切粗丝,备用。爆肉好了,临出锅时放入。在马连良指导下做出的这道"爆肉梨丝",后来成为"爆肚冯"的名菜。当然,平素里窝头、蔬菜、水果是马连良的日常饮食。 马连良喜欢泡澡。只要晚上有戏,他下午一定去澡堂。先是在前门外的"一品香",后改去西珠市口的"清华池"。再后来,他常去的是八面槽的"清华园"。泡完澡,还要请专门师傅修脚。这是因为唱戏常年穿靴子,有鸡眼的缘故。每次去浴池,马连良都要带些香烟和茶叶,送给师傅和工人。有时在泡澡泡舒服了以后,他就溜达着到金鱼胡同的餐厅喝一盘鲍鱼汤。
父亲知他是回民,遂问:"当是个什么吃法?"
父亲是请吃晚饭。可刚过了午眠,几个身着白色衣裤的人就来了。进了我家的厨房,就用自备的大锅烧开水。开锅后,放碱。然后,碱水洗厨房。案板洗到发白、出了毛茬儿为止。方砖地洗到见了本色,才肯罢手。说句实在话,自从住进这大宅院,我家的厨房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 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的母亲欣喜万分,叹道:"这哪儿是来做客吃饭?简直就是来帮咱们搞清洁卫生啦!伯钧,你见了马连良,可要好好谢谢了。" 再过一个时辰,又来了一拨身着白色衣裤的人。他们肩挑手扛,带了许多"家伙"。有两个人抬着一个叫"圆笼"的东西,据说整桌酒席,尽在其内。还有人扛着大捆树枝和木干。
瞧这架势,我惊奇不已,也兴奋不已,便跟着这些白衣人满院子跑来跑去。看久了,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是马连良在请我们一家人吃饭。
随着一声喊,我们全家连同秘书、警卫、勤杂、厨师、司机、保姆都来了精神,真可谓翘首以待。这时,我体会到一个名艺人比一个政治首领的吸引力,可大多了!马连良身着藏青色西服,身材修长,前额开阔,鼻梁笔直,眼睛明澈,脸上,泛着浅浅的笑容。 提及艺人的家世,马连良告诉父亲:自己世居北京。打祖父起就在阜成门外开茶馆,人称"门马家"。茶馆的院落挺大。时间长了,居然成了戏迷聚会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里,马连良的父辈玩票、也都拜师学戏,还都学的是老生。到了自己这辈,兄弟先后进了梨园行。马连良没有谈及家庭情况,父亲知道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最难言者乃世间情爱与家庭,自然不便多问。 之后,父亲向他介绍了民盟的情况。说,民盟虽然被统战部划为以高等院校为主要成分的党派,但像马连良这样有成就的艺术家,当也是吸收的对象。马连良一再说,自己是很愿意和文人往来的…… 在院子一角,柴火闪耀,悬着的肥鸭在熏烤下,飘散着 烟与香。我又入厨房,见所有的桌面、案板、菜墩都铺上了白布。马连良请来的厨师,在白布上面使用着自己带来的案板、菜墩和各色炊具。抹布也是自备,雪白雪白的。我看了看,觉得只有水和火是我家的了。这哪里是父亲在家请客?简直就是共赴圣餐。这让我想起父亲对我说的那句"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人大不一样"的话来。心里不由得生发出一种神圣感。 饭前,父亲还请马连良欣赏了自己收藏的折扇,鼻烟壶,玉质小摆件。马连良客气得很。对每一件都说好,好。父亲告诉他,自己主要是收藏古书,不是专门收藏古玩的人。 马连良说:"我不是收藏家,只喜好一些小玩意儿。" 父亲知道马连良也有逛琉璃厂、火神庙的爱好,对玉石类的古董很有鉴赏水平。他收藏的翡翠、白玉、玛瑙雕刻和鼻烟壶相当名贵,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艺人生活的文化情感,常与泡澡、品茶、神聊、遛弯儿、养鸽、烧酒、绸缎、鼻烟壶、檀香等小零碎拼凑起来。这既是俗常的生活享受,又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自然理解与精细品味。艺术与生活在这个文化层次上融合无间。它深入骨髓,深入到常人不可思议。所谓气质、风格、情调、韵味等等,属于审美范畴的东西,往往就是被这样一些具有文化渗透性的家常琐屑浸染而成。不管北京城头悬挂什么旗子,报纸上宣传什么主义,像马连良这样的艺人都细心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精心地琢磨那份属于自己的舞台和角色。艺术是拒绝抽象的。从事艺术的人,大多个性饱满。他们只能活在个体的生动感觉中,以自己独特又隐秘的方式活着。 已是夜阑灯,马连良告辞,父亲送至二门。悠然而至,翩然而归,我觉得他简直是个神仙。 马连良善于肆应,又具仗义之风。对亲戚,对朋友都是一副热肠子。 有义务戏演出,只要马连良在北京,是一定参加的。每年年终的梨园公会演义务戏,更是当仁不让。他和杨小楼、梅兰芳一样,也有私房龙套。马连良从不亏待他们。每月都有固定的私房钱给他们。到了年关,还额外送些米、面、菜等实物。 三十年代,马连良曾有过一次难忘的救弟经历。那时,天津有个当警察分局局长的人,叫徐树强。他倚势欺人,横行霸道。一天,他带着花枝招展的小老婆,在圣安娜舞厅跳舞。人刚入座,邻座的一个青年多看了那小老婆几眼。徐树强哪里容得,立即叫来便衣,把那人架走。在刑讯室里,打得血流满面。又叫个剃头匠将那人乌黑油亮的头发,剃个精光。再让从厕所提来一盆尿,给那人强灌下去。之后,又轮番抽打,人很快昏死过去。苏醒后,一个叫李宝荣的警察悄悄问他:"你姓啥?你是回民吗?"
马连良应邀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下榻在惠中饭店。当晚,见弟外出未归,便十分着急。李宝荣找到中国大戏院经理孟少臣后说明情况,马连良立即恳托孟少臣设法营救。几经周折,最后通过人称"张二爷"的帮会头目,才算把人放了出来。别人都说,能从徐树强手里活着出来,多亏有个马连良。这个姓李的警察老来写了篇自传性质的文章,里面详细描述了这件事。 1956年夏,北京京剧团在公安部礼堂演出。前面是杨盛春的《艳阳楼》,后面是马连良的《淮河营》,演出一切正常。当夜,长期与马连良合作的杨盛春猝死于家中。杨盛春梨园世家,四代武生,在剧团担任演员队队长,工作铺排得有条不紊,人缘又是极好。年仅45岁,抛下了五个孩子,其妻(继室)为谭小培之女。噩耗传来,马连良泪流满面,悲痛不已。那时杨之长子杨少春是中国戏曲学校即将毕业的学生,家境困难。马连良亲赴学校,找到校长,要求杨少春转到北京京剧团。他对调到剧团的杨少春说:"从今儿以后,你父亲什么待遇,你就是什么待遇。"马连良说到做到。以后年轻的杨少春,一直拿着杨盛春的工资。杨少春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马连良为了他日后成材,特请武生高手王金璐传授技艺。拜师那日从安排到花费,都是马连良一手操办。此后,马连良又去北京戏曲学校,和领导商议把杨盛春另两个孩子转入北京京剧团学员队,让他俩打打武行,得以养活自己,对此,剧团无人提出异议。 王金璐是1936年的童伶生行冠军。他迷马(连良)又崇马(连良),故而拜马连良为师。1959年,他在西安演出《铜网阵》摔成重伤,在家调养整整十八个年头,日子过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马连良为在经济上能有所助,便请王金璐的夫人给自己抄剧本,做些文字工作,这样可挣些钱,贴补家用("文革"中马连良去世,可怜王金璐夫妇就只能靠糊火柴盒度日了)。总之,梨园行无人不佩服马连良的侠义心肠。 另有一事,我也是记忆至深。一日下午,我在家做完功课,跑到院子里踢毽子。忽然,洪秘书领着一个年轻的女性,跨进二门。她衣淡雅之服,修短合度,端庄秀丽,婀娜而刚健。
马连良有没有短处呢?有短处。短处是抽大烟。这在梨园行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与当今的演艺圈非常相似。他抽,其他几个名角,也抽。 我问母亲抽大烟的事,母亲认为,吸毒于社会是罪恶现象,但于个人可能与道德品质无关。由于它是一种疾病,所以,靠说教和硬挺是戒不掉的,特别是对那些特殊身份的人,就更难戒掉了。母亲的话,令我非常吃惊。因为这和政府宣传的完全不同。1949年后,政府虽将抽大烟的名角儿集中起来,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统一进行戒毒,果然收效不大。最后,政府暗中做了妥协,由彭真特批,他们可以"抽"。不过,量小且严格控制。 舞台情绪本来就是靠不断的神经活动兴奋点形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必须去主动适应这样一种非常态生活,恐怕是从前的梨园行、眼下演艺界"抽"的主要原因。但是取其提神小利,却忘了成为痼疾之大害。应该说,马连良对大烟的人间至乐与至痛的同一性,是深有体会的。1942年,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伪总理大臣特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派遣演艺界前往祝贺。开出的条件,除了包银,还有烟土。当时北平的烟土不好买,马连良为此而动心,也为此而前往。抗战胜利后,1946年有人检举这事,遂以汉奸罪坐了班房。后经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的斡旋,1947年才脱了干系。人出来了,家却负了债。马连良的东北演出,在官府眼中是个案子。但在梨园行和一般人看来,就是"谁当皇上,都得听戏"的事儿,与政治无涉。比如:溥仪大婚三天堂会,京中名角齐集。抗战胜利,梅、程曾到南京给蒋介石演出,艺人们也都没觉得这是什么政治行为。同仁为了安慰出狱的马连良,在长安大戏院唱了一场合作戏《龙凤呈祥》。马连良的前乔玄、后鲁肃,程砚秋的孙尚香,金少山的张飞,李少春的后赵云。演刘备的谭富英,从第一场的"过江"一直唱到后面的"回荆州",铆足了气力,一句一个好。江湖规则,朋友义气,给马连良以万分的感动和一生的感激。 马连良这一趟的"伪满"演出,一直被上边视为"污点"。但为了政治需要,所谓的"污点"有时也是可以拿来利用的。比如,1961年的国庆,全国政协举办的欢迎华侨、港澳同胞归国观光酒会上,官方特地安排溥仪和马连良坐在一起。这一景观,顿时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记者和一批又一批的华侨。后来,父亲看到他们拍的一张照片,不禁摇头叹息,道:"亦荣亦辱,非荣非辱。"马连良为了这事,背了半辈子的政治包袱。有"短处"被上边捏着,他也明白自己的"短处"。而自知,知止,从来就是一种聪明。 1953年10月,贺龙率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有四十个团,三千多个艺人和文艺工作者参加。京剧名演员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尽在其内。很想投入新政权的马连良闻讯后,主动要求赴朝慰问演出。齐燕铭批准了他的请求。这是马连良第一次出国,也是他最后一次出国。 一天,晚饭后,老舍和周信芳在营房外面散步,一阵胡琴声音清晰可辨。他俩寻声而去,操琴的竟是两个炊事兵,一个姓牟,一个姓王。短暂的宁静、熟悉的旋律与士兵的悠然,激发了他们在大自然怀抱里清歌的热情,也许他们今后一辈子再也遇不到这样的奇异场景和奇特感受了。很快,临时组织了一个清唱晚会,由这两个部队炊事员操琴。马连良最积极,唱了两段,先唱《马鞍山》,后唱《三娘教子》。周信芳唱《四进士》,老舍唱《钓金龟》,高元钧说山东快书《武松打虎》,最后是梅兰芳的《玉堂春》。听者,忘了自己是战士;歌者,忘了自己是演员。后来,他们又在平壤牡丹峰的露天广场演出。所有的演员里面穿着行头,外面披着棉大衣,坐在戏箱上。看着天上的星星,等候自己的出场。那一个晚上,连演七出戏。它们依次是:袁金凯的《乾坤圈》,李玉茹的《小放牛》,黄元庆的《狮子楼》,周信芳的《追韩信》,程砚秋的《刺汤》,马连良的《借东风》,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后来,梅兰芳曾把这次演出的几张剧照,送给父亲。照片的质量不大好,但父亲一直保存到"文革"。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要求参加"赴朝慰问"的马连良,没有能懂得这一任务光荣伟大的意义,竟要求每场一千零七十万(旧币,折今1070元)的报酬。 在"讨价还价"中,有人提醒地说:"这是慰问最可爱的志愿军。"于是,他和剧团答应每场减七十万(旧币,折今70元)。 又有人再次提醒地说:"别的剧团只收演出费。"于是,他和剧团决定每场再减五十万(旧币,折今50元)。 吃戏饭的就得靠戏吃饭--马连良是按照梨园夙习、戏班规矩行事。是呀,即使给皇上唱,那也得"赏"下来,而且"赏"得不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哪里晓得中国眼下的唯一规则是革命--无条件地献身革命。"你给最可爱的人演出还要钱?!"这一下,引起了震怒和众怒。上边认为这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对正义的亵渎,是对革命的反动。《戏剧报》做了报道与批判。文化部做了类似反革命行为的结论,并写入档案。一个外国人讲:"艺人要比一般人懂得少。"而对于中国的政治,马连良恐怕比与之同行的梅兰芳、周信芳懂得更少。当时的梅兰芳是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有工资,还另有演出收入。周信芳是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马连良是一个民间职业剧团的团长。按说,有所开支的民间剧团收取酬劳,都应视为合理。但是上边与革命群众不能容忍的是马连良索要与自己名声相匹配的价格!价格的背后是态度。价格越高,态度就越差。什么人敢把个人和艺术摆放在革命政府、正义事业、神圣战争之上?错的当然是马连良。他先是在剧团做检查,后在《戏剧报》发表了自我检讨性质的文章,公开向解放军同志表示歉意,并向批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1954年8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艺人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袁雪芬等人都成为代表。马连良为什么没有当选,他心里清楚,父亲心里也明白。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马连良通过与父亲、吴晗的往来,开始接触民盟。那时的吴晗是有职有权的北京市副市长和民盟北京市委负责人,这在民主人士中也是少有的。一天晚上,吴晗来我家谈民盟的事情,父亲对吴晗说:"马连良是不是可以发展成为盟员?以盟员身份在北京市政协担任委员。你要不要找彭真谈谈?"吴晗点了点头,并一直把这事放在心上。 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它不仅被民主党派认为是最好的日子。同时,也被艺人们视为最美的季节。 五十年代,梨园行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体制变化。而这个变化,也彻底扭转了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国戏曲艺术发展的道路和艺人的命运。 那时的剧团多为民间职业剧团,它是由从前的业主班转换而成的共和班,其性质仍属民营。1956年,全国范围掀起了农业合作化,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梨园行也闻风而动。眼见大大小小的商店、药铺、饭馆以及像样和不怎么像样的作坊,都挂上了"国营"或"公私合营"的牌匾。所有的店员、伙计、跑堂的都拿上了工资。瞅着这番既光荣又实惠的景致,成不了"角儿"的演职员眼馋了,说:"连资本家都穿上了干部服,怎么我们仍旧是艺人?"于是,纷纷要求剧团改"国营"。很快,要求变成了呼声。"国营"二字简直成了可羡慕的归属,可炫耀的身份。 浪漫的艺人台下又都很现实。别说是跑龙套的想"国营",角儿们也跟着动心。张君秋南下到武汉去演出,湖北文化部门接待他的人问:"您的剧团是国营的吗?" 谁承想随便一句问话,正好捅到心窝子。能背大段唱词的张君秋,一时竟慌了,不知该怎样应答。还没"国营"的他,不能说"国营";尚处"私营"的他,又羞于说"私营"。支吾一阵后,张君秋红着脸,含含糊糊地说:"我们是归公家领导的。" 人家到底是角儿,事情应付了过去。一回到北京,张君秋立即要求"国营"。
在中国任何事情只要成了风,就变得可怕。在一片"国营"浪潮中,不知政治为何物的大小角儿们,情愿或不情愿地都发出了"热烈响应"与"强烈要求"的政治呼声。尚小云剧团和燕鸣京剧团递上要求"国营"的申请书;新兴京剧团清点了物资,准备移交;鸣华京剧团梁益鸣把自己的戏箱捐给剧团,静待"国营";几个评剧团及天桥地摊儿联合,急切要求合并。艺人们既是兴奋也是不安地等候上边发出"国营"的指示。一个擅演"粉戏"的女演员,激动地说:"我们要求国营不是向国家要钱,而是希望政府派人帮助我们办好剧团,加强政治学习,有机会参加一些运动,如三反、肃反,以更快地提高我们的思想意识。" 在这样一个革命形势下,北京市文化部门的领导认为第一步"需要走合作道路"。这样,在"剧团自愿原则下",由政府有关部门出面"协助马连良剧团和市京剧二团(谭富英、裘盛戎)合并,成立了北京京剧团。"文化官员还告诉艺人,特别是告诉马连良这样的角儿:将来即使"国营",也并不等于全盘包下来,依然是自给自足,按劳取酬,对艺人私有财产会采取定息的办法,也暂不改变原有的各项制度和工资份额--显然,采取这些做法是力图避免让松散自由惯了的艺人感到"国营"以后处处不方便。当然,也是让他们感受到共产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帮助是很现实的。 这一年的春夏,官方宣布实施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它不仅被民主党派认为是最好的日子。同时,也被艺人们视为最美的季节。前者叫好,是因为觉得当局在广开言路,因为说话是文人的本能。后者叫好,是认为官方要拓宽戏路,开放剧目。唱戏是艺人的饭碗,也是他们唯一的赖以生存的资源。戏路的宽与窄,剧目的多与少,意味着他们生存资源的厚与薄。从五十年代开始,中国戏曲剧目的管理,始终紧紧围绕着戏曲改革运动(简称戏改)而上起下伏,左摇右晃。 3月,刘少奇在文化部党组汇报工作会上说:"戏改不要大改","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去改。" 他还特别关照京剧改革,说:"京剧艺术水平很高,不要轻视,不能乱改。"应该说,刘少奇的讲话是有针对性的。那时,戏剧界的形势十分严重。戏曲剧目贫乏,上座率低,剧场经营困难,演员生活无法保障。以北京市为例,原有的京(剧)评(剧)传统剧目据粗略统计就有一千二百多出。但1955年经常上演的京剧只有七十四出,评剧五十八出。 北京市文化部门专门开会研究原因,提交上级的报告这样写道:"狭隘要求戏曲剧目的人民性和教育意义,致使剧团演员为了怕批评、而不得不演几出'保险'戏。我们的戏改(指戏曲改革)干部也受了这些错误观点的影响,在具体工作中支持了这些不正确看法,对上演剧目轻易予以否定,也是造成剧目贫乏的原因之一。例如,裘盛戎曾排演过《铡包勉》,当时文化处戏曲科的科长杨毓珉认为舞台上当场开铡,形象恶劣,于是这出戏以后就没再演过。新兴剧团演过《苏秦》,戏曲科的一个干部认为这出戏歌颂苏秦这一知识分子的向上爬思想,在《新民报》上写了一篇标题为'《苏秦》是一出坏戏'的文章,剧团看后即刻停演。" 6月1日-15日文化部在北京召开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全国各省市六十多个代表一致认为,应该有组织地进行各剧种的传统剧目的发掘、整理和改编工作。大会选择了《四郎探母》、《连环套》、《一捧雪》、《大登殿》、《乌盆记》、《宁武关》六个剧目进行热烈讨论。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到会讲话。他特别强调文化部门的干部对戏曲事业必须按照它本身的特点去领导,要积极树立自由创造的艺术空气,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 6月27日,文化部负责人就丰富戏曲上演剧目问题向新华社发表谈话,以"清官"和"鬼魂"为例,认为"包公、况钟都是可以肯定的正面人物";而"焦桂英、李慧娘完全可以在今天的舞台上出现。"为配合会议,北京市文化局组织内部观摩,演出了《祥梅寺》、《打樱桃》等许久不曾演出的剧目。搞这样的演出,张伯驹是最积极的一个。演出即示范,人们眼界大开,并意识到现在的演出剧目,真的很贫乏。一位业内人士撰文直呼"应该反对那些清规戒律;反对各种明的、暗的'艺人自动'式的禁演办法;反对因一肢而废全身的粗暴否定的态度,要大力发展剧目生产,发掘各剧种的固有剧目。"(张真语) 7月,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为丰富上演剧目,又选择了一批内容虽有缺点,但艺术性较强的剧目,先后举办了六场试演晚会。其中的剧目有:《王宝钏》、《连环套》、《一捧雪》、《四郎探母》、《恶虎村》、《落马湖》、《战宛城》、《青石山》、《一匹布》、《走雪山》、《梅龙镇》共十八个。参加演出的演员有:马连良、张君秋、小翠花、杨宝森、侯喜瑞、孙毓坤、马富禄、李万春、奚啸伯等。 社会同时也发出了关心艺人生活的呼吁。比如,史学家翦伯赞随全国人大视察小组到湖南视察后,谈到湖南地方戏艺人情况,激动地说:"戏剧工作最糟糕。艺人们反映,没有从人民政府那里得到一点帮助(指私营剧团),得到的只是轻视和侮辱。"(注:详见拙作《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翦伯赞认为戏剧界存在三个矛盾:国营与私营的矛盾,干部与群众的矛盾,艺术与生活的矛盾;三个矛盾都是领导上对艺术的政治教育作用了解不够所致。翦伯赞的讲话,引起了上边的重视。《戏剧报》刊登了《关心艺人的生活,尊重艺人的劳动》的专论以及"保护女艺人和她们的孩子"、"认真抢救遗产"等文章。内中,透露了戏曲艺人生活和民间职业剧团的处境。不仅各地方的文化机关可以随便指挥他们,税务机关、公安机关、粮食机关以至民兵都可以看白戏或随便来干涉剧团和艺人。如果剧团稍微做得不周到,马上就要横祸飞来。 田汉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到地方视察后,发表了《关心艺人生活》一文,社会反响强烈。周恩来特批五百万救济金,并免娱乐税两年。田汉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团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揭发了戏曲工作方面和有关戏曲艺人生活福利方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决定创办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同时,创办"剧人之家"。 北京市为了更好地关心艺人,专门开了一个会。会上,确立了文化局系统的高级知识分子名单。其中,京剧演员十八名。他们是: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尚小云、荀慧生、吴素秋、赵燕侠、杨宝森、奚啸伯、李万春、孙毓坤、姜妙香、裘盛戎、侯喜瑞、马富禄、李多奎、孙甫亭、郝寿臣。 这一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京剧彩色电影《群英会》、《借东风》。演员有马连良、谭富英、萧长华、叶盛兰、裘盛戎、袁世海等。 这一年的年底(1956年12月25日)马连良向民盟北京市委递交了入盟的申请表。两天后,即被批准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 在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风吹拂之中,人们进入了1957年。那些肚子里有玩意儿的名演员,从心底生发出一股冲动--诉说的冲动、表达的冲动、登台的冲动。农历春节前,这些角儿们为筹备福利基金会,救济贫苦同业,举行联合演出。一共演了三场,其中有马连良、张君秋、萧长华、李多奎合演的全本《一捧雪》,小翠花、马富禄合演的《一匹布》,李万春等合演的《八蜡庙》。 为了保存住戏曲宝贵遗产,马连良、郝寿臣、刘砚芳、程玉菁、小翠花、李万春、赵桐珊、王连平、毛世来等京剧艺人还把所藏之秘本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从2月份开始,北京戏曲编导委员会根据这些藏本,着手编辑《京剧汇编》,由北京出版社分集出版。直至1962年4月,共出版了九十四集。 3月,马连良率领北京京剧团到武汉演出。经父亲给湖北民盟省委负责人马哲民打招呼,3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武汉市委邀集了高百岁、陈鹤峰等一百余人,举行座谈会,欢迎的场面大,规格高,发言的水平也高,给马连良挣足了面子。回到北京,马连良一打听才得知,是民盟中央的第一副主席章伯钧的关照,他特地登门道谢。 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讨论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与会者既有党内干部,也有党外人士。三天半的会议进行大会发言,共有六十一个人登台讲话。李万春反映在戏曲剧团工作上,存在"重公轻私、重大轻小"的现象。他说:"国家剧团收罗大批人才,编演新戏是他们的专利品,但优秀演员一年到头不演戏。对国营剧团补助多、宣传多。庞大的开支是靠国家养着。" "小剧团不知费了多少心思和劳动,才凑出一笔广告费。结果,广告往往被放在"寻人"或"启事"栏内。演出上一有毛病,指责也受得多。所以,演员每演一出戏,都要捏着一把汗。"发言的最后,他特别强调:"我的意思决不是把大剧团(国家剧团)和小剧团(民间职业剧团)对立起来。我主张在组织上可以分大小,在艺术活动上不要分大小,大小剧团可以互相往来,互相支持。"--李万春的发言赢得掌声一片。 《北京日报》全文刊登了他的讲话。题目就叫《重大轻小、重公轻私》。会议的最后,彭真到会讲话,他说:"怕放、怕鸣的人都是怯懦的人,是没本事的人。我们要欢迎齐放、欢迎争鸣。""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放得不够,鸣得不够,要放手放,放手鸣。"台下听众两千八百名,个个热血沸腾。 4月2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指出:"对人民只能讲民主,不能讲专政。而且不同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只准有美,不准有丑是不合辩证法规律的,没有丑,哪里有美?"他着重分析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与官僚主义的祸害,并反对禁戏。 5月11日,中国京剧院的主要演员叶盛兰、叶盛章、杜近芳等,在《人民日报》举行的京剧界座谈会上,揭露中国京剧院存在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行政命令干预艺术创造,机构庞大,演员"窝工"等现象。 5月17日,文化部开放全部禁演剧目,属于京剧的,有17出。随即小翠花公演了他的拿手戏《马思远》,吴素秋演出了《纺棉花》。同日,《戏剧报》邀集了中国京剧院一部分演员举行座谈会。谷春章、江世玉、李洪春吐露了没有戏演的苦闷。武旦演员李金鸿说:"其实,我对完全废除踩跷是有意见的,就是不敢讲。"黄玉华说:"京剧院三个团有一百七十个演员,可是行政干部却有几百个,多出演员两倍,这样就是把演员累死了,也企业化不了。" 也就在这个5月,父亲、黄琪翔和李伯球三个人商量好,决定在北京市的医药卫生、工程技术、文教、农业、文艺方面,后来又加了京剧界,共六个方面召开农工民主党内外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会上,积极的母亲一再动员大家要敢于提意见。说:"不要怕打击报复,民主党派可以给你们撑腰。"热情的父亲则主动叫司机用自己的小轿车去接送名演员。座谈会开完,又掏腰包在北京饭店请客。原本父亲对中央统战部规定农工民主党只能在医药卫生界发展成员的限制,就有所不满。这次趁着大鸣大放大发展的机会,能有一点突破,他颇为得意。 "问春何苦匆匆,带风伴雨如驰骤。"一向从容自如的马连良,感到从未有过的尴尬和慌张。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鸣放很快变成了反右。在戏剧界第一个受批判的是张伯驹,接着,是吴祖光。继他们二人之后,便是由母亲和李伯球介绍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并在母亲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的李万春了。 北京京剧团在上级的布置下,召开了批判李万春的大会。马连良不仅必须出席,而且必须讲话。因为李万春是他收的第一个弟子。在共产党的斗争战略里,关系亲密者向来是他们的着力点。会前,上边已经跟马连良打了招呼,一定要"立场鲜明"。会上,他听这个批判,等那个讲完,一等再等,一拖再拖,眼看着大会要收场了。实在没法子,他把牙关咬紧,鼓足勇气,上了台。虽是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可讲了两句,就没词儿了。满肚子的戏词儿,也都派不上用场。一向从容自如的马连良,感到从未有过的尴尬和慌张。他急忙忙下了场,下场时还按老规矩,给大家深鞠一躬。
上了菜,马连良不好意思地开了口:"万春呀,希望你不要记恨我。不是我要批判你,是他们要我批判你。我是没辙。我还听说,这回内定的右派本来不是你,是我。后来听说上边没批,才改了你。可是,不管是你还是我,谁也不敢反党不是?就是给咱们爷儿俩一人一杆枪,咱们也不会去反社会主义不是?你先受点委屈,总有一天能说清楚的。今儿个三叔请你吃饭,是给你赔个不是。" 李万春赶紧说:"三叔,您这话说远了,我还不知道是他们逼您说的!您说什么我根本没往耳朵里听。我才不往心里去呢,您也不用往心里去。快吃,快吃,菜一凉就没劲了,不好吃了……"(张永和《马连良传》) 马连良自以为这顿饭吃得谁也不知道。其实,上边早派了人盯梢。很快,领导找马连良谈话,他受到严厉申斥。 鉴于李万春"态度恶劣、罪行严重",北京市文化局决定在7月22日和23日,连续两天进行批判,所有的京剧名演员都到场,包括马连良在内共一百多人出席。一些人的发言带有很大的挑拨性。李万春或许是舞台正中站惯了,竟镇定自若,神色如常。有人揭发他在批判会的前夜,居然还跑到剧场后台,对别人说:"没事儿,我在家抱孩子哪!明天是我的'正戏',你们整风小集团组织好了吗?"霎时间,会场似狂风,群情如沸水。 1958年,到了反右斗争的收尾。李万春、叶盛兰、叶盛长三人,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李万春调往内蒙,叶盛兰留在中国京剧院,叶盛长则成了劳教人员。马连良没有划右。但有人传出话来,说:马连良在反右运动中,多亏彭真的保护和关照,才涉险过关。 整风反右运动使八个民主党派彻底垮台,其中最惨的要数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由于马连良是在1956年底加入民盟的,故被戏剧界领导和剧团的左派,称之为"火线入盟",算是政治上的又一个严重问题。马连良的"赴朝收费"与"火线入盟"的行为,说明他这样的艺人只生活在艺 术里。其聪明、才智与能力也只存活于艺术。一接触现实,便分不出好歹与利害,辨不明对错和黑白。在革命和政治面前,更是一个糊涂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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