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泉擔任首相迄今，中日關係幾近谷底，由是觀察界的焦點自然置於安倍的動向，並紛紛揣測中日關係是否有轉圜餘地。

中日關係嚴格說來不過是中美關係的延長。譬如，70年代初開始的中美蜜月期，到冷戰結束方中止的20年期間，中日之間也大體和睦相處。此期間即便偶有發生釣魚島之類的糾紛，兩國領導人只需要幾通電話便能將之“冷凍”處理。

及至冷戰結束，中美關係開始逐步惡化，原先應“中美制蘇”需要所制訂的“戰略夥伴關係”便退化為“戰略對手關係”。日本自然亦步亦趨，從此頻頻利用一系列事故，來測試中國的底線和陣腳的穩定性。2001年若非發生911事件，美國在此之前所認定的“戰略重點”，應當不會突然由東亞地區轉移至中東；同時，不止是日本、台灣、菲律賓、越南、印尼、印度早已納入戰區導彈防禦系統，甚至朝鮮跟着加入 “半月型包圍圈” 也並非不能想像。

後冷戰時期美國對日本所提出的新要求，即在亞洲協防上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也深深影日本的內政。一方面，日本既然一躍而為美國的“戰略夥伴”，那麼，《聯合國憲章》第53條第1款的有關“敵國”（指德國與日本）的規定照理就不再適用。然而，要更改該條例不止是需要2/3會員國的同意，所有常任理事國也必須作出正面表態。有鑑於聯合國的修憲門檻太高，以及日本政府亟亟於恢復“正常國家”地位，便避重就輕地把所有力量集中於修改本國憲法所規定的“不得發動戰爭”條例。這也就是為何日本政府頻頻藉領土糾紛向周邊國家進行挑釁，從而製造“國家安全受到威脅”危機情緒的最大原因。另一方面，日本也像德國一樣，儘可能參加所有國際性集體軍事行動（如維和部隊），以便從既成事實的層次，讓國際社會接納他們為不受“非戰條例”約束的“正常國家”。2005年，日本更是毫不猶豫地簽署美日“聯合聲明”，聲稱台灣海峽兩岸的“和平解決為美日的共同戰略目標”。如此一來，日本恢復“正常國家”的代價，竟然是讓中國退居為一個內政由“正常國家”擺布的“不正常國家”。

筆者過去曾經指出，德國的戰敗國處境儘管與日本極為相象，但德日的最大區別在於：一，德國戰後進行了相當徹底的反法西斯教育，而日本沒有；二，德國為了教育下一代人民，不時對二戰所犯罪行表示歉意，而日本僅僅把道歉當作外交手腕；三，德國人相當自覺地避免成為美國的打手，而日本則絲毫不具戒心；四，德國受到歐洲聯盟框架的制約，國際活動盡求含蓄，而日本則處處效法英國，同時也明確知道，出於歷史上的種種不體面原因，只有在美國的庇護下，自己才能在亞洲地區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除了上述一系列國內外因素外，安倍個人是否可能有所突破呢？筆者以為極其有限。八、九十年代之交共產陣營的瓦解改變了全球的政治生態。此際趁機填補權力真空、利益真空的不單單是個別國家的軍工體系、情報機構、宗教狂熱分子及右派政客，背後的真正推手其實還是遍及全球的跨國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以克林頓為例，作為一個素有自由主義風格的總統，也終究無法擺脫右傾勢力的強大壓力和左右。更遑論彈丸小島如台灣者，無論誰在台上都必須奉“兩國論”為圭臬。至於安倍本人，即便不能歸類為日本極右派，但其過去既無溫和、開明表現，甚至在中日關係處於谷底的今年四月還參拜過靖國神社。這個新時代的一切特點說明，與其揣測安倍的動態，不如觀察全球繼續刮的是什麼風，美國使的是什麼眼色。200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