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说是科学研究活动中的基本程序之一。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有预定的目的性。人类探求知世界的过程，不是完全消极地去搜集资料，去拼凑自然的图画，而是一种积极能动的创造性过程。人们在确切地了解自然现象之前，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对自然的描绘。这种描绘是依据一定的材料，但更大的部分是推测和猜想。这样的描绘就是假说，而科学假说应当是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知识为基础，能够真正地揭示自然本身奥秘的猜想。

　　假说在科学研究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假说使我们提出新的实验和新的观察，假说只是科学理论和新的突破的前导，而不应当把它看成是科学自身发展的句号。假说应当成为发现新事物、形成新理论的桥梁。一个正确的假说，可以引出正确的结果导致真理被发现，这是无疑的。即使是一个错误的假说，也往往导致非常富有成效的发现。比如，二十世纪物理学新突破的原动力之一是“以太”假说。近百年来，围绕“以太”的有无，使多最优秀的科学家在理论物理上下功夫，终于导致了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的革命和相对论的诞生。

　　假说，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形式，是科学理论形成的必由之路。假说本身不是方法，提出假说的方法具有科学性，由特殊到一般的方法，类推、相似和对称的方法，移植法，分类归纳法等等，对于自然科学研究工作者很重要，很有益。　　当然假说的创立和应用也有很多要求，假说要以已知事实和已知理论来推测；假说既要能解释旧理论解释的事实，还要能解释旧理论解释不了的事实，并预见未来。　　针对某一类问题的假说一般由一系列假说构成。假说的最终归宿是去伪存真、形成科学理论或是被淘汰。

　　所以说，有一个错误的假说，也比没有假说好。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是科学。

　　假说甚至幻想早已被人们公认为科学技术的重要先导之一。

　　1870年，身为地产、军火商的德裔美国人亨利·谢里曼根据古希腊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与《奥德赛》在土耳其西沙里克发现特洛伊城的故事，是考古史上伟大传奇中最为动人心弦的一个，曾有史学家评价：特洛伊城的发现，其意义和价值并不逊色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　　没想到我会亲眼目睹荷马笔下的这座不朽城市。——亨利·谢里曼

　　从1883年开始，伊文思通过研究亨利·谢里曼的大发现，并在其基础上于1900年发现了克里特岛米诺斯宫殿群，将欧洲文明的起源提早了整整一千年。　　在发现的大量文物中还有数以百计的泥板（上面刻着两种未知文字：伊文思称它们为“直线A”与“直线B”，因为这些文字都是由直线构成）。

1952年，英国建筑师迈克尔·文突斯，因儿时听过伊文思的考古趣闻而迷上了迈诺斯文化，经过潜心钻研，提出了“直线B”的破译方法，震惊了学术界。伊文思以后的学者们认为，“直线A”和“直线B”是全新语言。但迈克尔却想弄清是否迈锡尼语言是希腊后的初期形式；最后，他发现的确是。他能把“直线B”的符号与希腊语中的词汇联系起来，证明这种由“直线B”表达的语言（迈锡尼人的书写形式）是现代希腊语的前身。

　　著名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1828～1905），从小对航海有浓厚兴趣，他在构成市区一部分的劳阿尔河上的菲伊德岛生活学习到中学毕业。父亲是位颇为成功的律师，一心希望子承父业。但是凡尔纳自幼热爱海洋，向往远航探险。11岁时，他曾志愿上船当见习生，远航印度，结果被家人发现接回了家。为此凡尔纳挨了一顿狠揍，并躺在床上流着泪保证：“以后保证只躺在床上在幻想中旅行。”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童年的经历，客观上促使凡尔纳一生驰骋于幻想之中，创作出如此众多的著名科幻作品。　　曾系统地研读过数理化专著，1865年发表了《从地球到月球》，及1870年发表的续集《环绕月球》，这两本科幻小说几乎是现代“阿波罗”登月工程的原始性预演。　　在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前50年，凡尔纳地作品中就出现了直升飞机。他还在著作中把电视称为“电声像机”。霓虹灯、自动人行道、空调、摩天楼、导弹、坦克、飞机，这些20世纪的奇迹几乎都在他的故事中出现。　　现代潜艇之父西蒙·莱克在自传中的第一句话就是“儒勒·凡尔纳是我一生的总舵手。”　　《从地球到月球》及它的续集，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巴尔的摩城大炮俱乐部主席巴比康提议向月球发射一颗炮弹。法国探险家米歇尔·阿当建议造一颗名为“哥伦比亚”的空心炮弹，并乘坐它到月球去。巴比康，米歇尔 和尼丘尔船长在炮弹里装了温度计，气压表，月理图和枪支弹药，又随身带上两只狗和几只鸡，乘坐由270米长的大炮发射的炮弹出发，但在途中遇到流星而偏离轨道，在离月球4500千米处绕月飞行。三位探险家利用绕月飞行的机会，仔细观测了月球的面貌，最后因炮弹速度 越来越快而脱离了月球的引力范围，从而进入了地球的引力圈，终于溅落在太平洋，三位月球探险家被美国军舰救起受到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现代的人们恐怕很少会对凡尔纳的登月描述的荒诞不经不合道理嗤之以鼻，只会将目光放到他的宏伟主题上。　　要知道儒勒·凡尔纳生活的年代（1828～1905）正是中国清代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公元1820-1908年）五朝年间，那时的大多数的中国人大都在嘲笑洋人和抵制洋货、国家内忧外患割地赔款中度过了。

　　人类永远不能丢掉幻想，不能放弃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