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說是科學研究活動中的基本程序之一。人類的任何活動都有預定的目的性。人類探求知世界的過程，不是完全消極地去搜集資料，去拼湊自然的圖畫，而是一種積極能動的創造性過程。人們在確切地了解自然現象之前，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就開始了對自然的描繪。這種描繪是依據一定的材料，但更大的部分是推測和猜想。這樣的描繪就是假說，而科學假說應當是以客觀的事實和科學的知識為基礎，能夠真正地揭示自然本身奧秘的猜想。

　　假說在科學研究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假說使我們提出新的實驗和新的觀察，假說只是科學理論和新的突破的前導，而不應當把它看成是科學自身發展的句號。假說應當成為發現新事物、形成新理論的橋梁。一個正確的假說，可以引出正確的結果導致真理被發現，這是無疑的。即使是一個錯誤的假說，也往往導致非常富有成效的發現。比如，二十世紀物理學新突破的原動力之一是“以太”假說。近百年來，圍繞“以太”的有無，使多最優秀的科學家在理論物理上下功夫，終於導致了二十世紀初的物理學的革命和相對論的誕生。

　　假說，是自然科學發展的形式，是科學理論形成的必由之路。假說本身不是方法，提出假說的方法具有科學性，由特殊到一般的方法，類推、相似和對稱的方法，移植法，分類歸納法等等，對於自然科學研究工作者很重要，很有益。　　當然假說的創立和應用也有很多要求，假說要以已知事實和已知理論來推測；假說既要能解釋舊理論解釋的事實，還要能解釋舊理論解釋不了的事實，並預見未來。　　針對某一類問題的假說一般由一系列假說構成。假說的最終歸宿是去偽存真、形成科學理論或是被淘汰。

　　所以說，有一個錯誤的假說，也比沒有假說好。

　　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都是科學。

　　假說甚至幻想早已被人們公認為科學技術的重要先導之一。

　　1870年，身為地產、軍火商的德裔美國人亨利·謝里曼根據古希臘荷馬史詩《伊里亞特》與《奧德賽》在土耳其西沙里克發現特洛伊城的故事，是考古史上偉大傳奇中最為動人心弦的一個，曾有史學家評價：特洛伊城的發現，其意義和價值並不遜色於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　　沒想到我會親眼目睹荷馬筆下的這座不朽城市。——亨利·謝里曼

　　從1883年開始，伊文思通過研究亨利·謝里曼的大發現，並在其基礎上於1900年發現了克里特島米諾斯宮殿群，將歐洲文明的起源提早了整整一千年。　　在發現的大量文物中還有數以百計的泥板（上面刻着兩種未知文字：伊文思稱它們為“直線A”與“直線B”，因為這些文字都是由直線構成）。

1952年，英國建築師邁克爾·文突斯，因兒時聽過伊文思的考古趣聞而迷上了邁諾斯文化，經過潛心鑽研，提出了“直線B”的破譯方法，震驚了學術界。伊文思以後的學者們認為，“直線A”和“直線B”是全新語言。但邁克爾卻想弄清是否邁錫尼語言是希臘後的初期形式；最後，他發現的確是。他能把“直線B”的符號與希臘語中的詞彙聯繫起來，證明這種由“直線B”表達的語言（邁錫尼人的書寫形式）是現代希臘語的前身。

　　著名法國科幻作家儒勒·凡爾納（1828～1905），從小對航海有濃厚興趣，他在構成市區一部分的勞阿爾河上的菲伊德島生活學習到中學畢業。父親是位頗為成功的律師，一心希望子承父業。但是凡爾納自幼熱愛海洋，嚮往遠航探險。11歲時，他曾志願上船當見習生，遠航印度，結果被家人發現接回了家。為此凡爾納挨了一頓狠揍，並躺在床上流着淚保證：“以後保證只躺在床上在幻想中旅行。”也許正是由於這一童年的經歷，客觀上促使凡爾納一生馳騁於幻想之中，創作出如此眾多的著名科幻作品。　　曾系統地研讀過數理化專著，1865年發表了《從地球到月球》，及1870年發表的續集《環繞月球》，這兩本科幻小說幾乎是現代“阿波羅”登月工程的原始性預演。　　在萊特兄弟發明飛機前50年，凡爾納地作品中就出現了直升飛機。他還在著作中把電視稱為“電聲像機”。霓虹燈、自動人行道、空調、摩天樓、導彈、坦克、飛機，這些20世紀的奇蹟幾乎都在他的故事中出現。　　現代潛艇之父西蒙·萊克在自傳中的第一句話就是“儒勒·凡爾納是我一生的總舵手。”　　《從地球到月球》及它的續集，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巴爾的摩城大炮俱樂部主席巴比康提議向月球發射一顆炮彈。法國探險家米歇爾·阿當建議造一顆名為“哥倫比亞”的空心炮彈，並乘坐它到月球去。巴比康，米歇爾 和尼丘爾船長在炮彈里裝了溫度計，氣壓表，月理圖和槍支彈藥，又隨身帶上兩隻狗和幾隻雞，乘坐由270米長的大炮發射的炮彈出發，但在途中遇到流星而偏離軌道，在離月球4500千米處繞月飛行。三位探險家利用繞月飛行的機會，仔細觀測了月球的面貌，最後因炮彈速度 越來越快而脫離了月球的引力範圍，從而進入了地球的引力圈，終於濺落在太平洋，三位月球探險家被美國軍艦救起受到美國人民的熱烈歡迎。 　　現代的人們恐怕很少會對凡爾納的登月描述的荒誕不經不合道理嗤之以鼻，只會將目光放到他的宏偉主題上。　　要知道儒勒·凡爾納生活的年代（1828～1905）正是中國清代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公元1820-1908年）五朝年間，那時的大多數的中國人大都在嘲笑洋人和抵制洋貨、國家內憂外患割地賠款中度過了。

　　人類永遠不能丟掉幻想，不能放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