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的與執政的政治行為都需接受民眾的監督 即興

中國政府在十幾年中能將中國由一個動盪的政治局面引向基本穩定的,獲得較高速度的經濟發展；穩妥地處理了多次外交與台海危機；最終又完成了平和的全面權力交接，這都是有目共賭合乎社會潮流與民眾之心的政績。社會的發展會不斷地向當政者與民眾提出新的要求。我們既不能以當前存在的問題來否定已經取得的成績，也不能將過去取得的成績來掩飾當前存在的問題。不同利益集團的爭論，衝突是難免的，但是一切的爭論，衝突不應該只為了控制權力，而應該立足於解決當前的社會問題。當前，最為突出的社會問題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後，出現的日益尖銳的貧富差距；因政府領導人貪污腐化引起的官民衝突；解決政治理論與社會變革實踐的不相適應造成的信仰危機，建立一個新的社會道德準則與健全社會法制體系。

從解決中國面臨的實際社會問題出發，我們需要吸收別人的經驗，但絕沒有必要受他人經驗的束縛。抱着開放的心態，以發展生產，穩定社會秩序，提高國民普遍的生活水準，復興中華為目標，中國完全應該而且一定可以找到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最根本的一條當然是，要以民眾的利益，民眾的意願作為改革的基本依據。

以胡錦濤為首的現領導團體，提出了改進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 “建立和諧社會” 作為繼續推進全面社會改革的施政目標。如今我們還沒有見到具體的政策，民眾雖對他寄予厚望，但是否能如願以償還得拭目以待。從胡錦濤，溫家寶上台以來一系列行政舉措看，對他們抱樂觀態度還是不無根據的。但是，他們是否能繼續謹慎，戒驕，更重要的是能否以健全法制，以嚴格的法治精神而非僅依靠個人的道德表率作用來推行新政，將中國的社會改革已經取得的成就以法制的形式鞏固下來，是否能從政治體制改革着手打下穩定改革的基礎，民眾還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才能得出確切的結論。

建立民權憲政制度是當前民眾社會改革的主要訴求之一。現行的民主專政與民權憲政最大的區別即在於民眾在解決社會問題時的參政程度。在民權憲政社會中，民眾有憲法保證的選擇國家領導人的權力以及得到憲法保護的言論，結社，結黨的自由，以達到監督一切從政人員的政治行為以及充分表達個人意願的目的。其實這也是中國現有憲法賦於每個公民的政治權力。現在大多數民眾並沒有向執政者提出比現行憲法已經授予的更多的權利，而只是要求執政者提高法治觀念，健全具體的法制體系，法令法規而已。這對於一個“以建立和諧社會”為目標的政府而言，切實實施現有憲法應該是沒有什麼困難可言的。當然，長期來以長官意志辦事已成習慣，以個人情感的疏親作為執行政策的依據的現象也已見多不怪，所以，要轉上以法治國的軌道也需有個轉變的過程，但是既然已把建立和諧社會提上議事日程，那麼應該是雷厲風行地克服這種不正之風的時候了。否則如何取信於民？如何選舉產生國家領導人的方式是民主專政與民權憲政在國家制度上的根本的區別，孰優孰劣也當由民意獲得充分表達後，由民意作出最終的決擇。

在民主專政社會中，由於沒有健全的法制體系，執政者不知依法執政，而民眾也處於無法可依的狀態。故而，一旦發生矛盾，便容易發生大規模的暴力對抗。這種對抗除了少數人可能因改變社會地位而得益外，對絕大多數的民眾而言，只會帶來更大的苦難。減少並消除暴力對抗一直是社會文明發展的基本標識，也屬於民眾的基本社會訴求之一。因而在現代文明社會中，健全保護並不斷地改善民眾基本參政權力的法制體系就自然地成為社會制度變革的根本任務。

既然，現在建立健全的法制體系，以法治國是執政者與民眾共同的改革目標。要健全社會法制體系，不單是執政者的任務，也是，甚至可說更重要的是關心社會改革的民眾的任務。所以，不是在建立民權憲政之後，而是在推動或迎接新制度的過程中民眾也必須開始注意提高自身議政，參政能力。

民眾在議政時，不能以“執政”與“在野”作為區分是非的標準。要消除文革中所謂“大方向論”的影響。不能見矛頭向上就支持，更不敢反對。在文革中，不少政治野心家就是以矛頭向上這句似是而非的口號，混淆視聽以激進的口號為自己謀權而製造混亂的。事實證明，那些貌似立場堅定，行為激進的人，一旦權在手會對民眾，社會帶來的更慘重的危害。我對某些在野的所謂民主鬥士提出異議時常會有網友說，他不是當權者啊，你又何必苛責於他。這就是典型的“矛頭向上”論的表現。我以為，雖然那些民運鬥士們現在並不掌權，但是他們的一切行為都以獲取政權為目標，這是眾所周知，他們自己也從不否認的。因此，他們在與執政者進行政治競爭時，擔負着與執政者相同的社會政治責任與義務。民眾如果對他們的行為不滿的話，就應及時批評、阻止，待他們獲得政權再來反對便為時太晚了。現在美國是共和黨掌權，難道民眾就不應該批評民主黨的謬行了麼？出於同理，六四事件造成了無辜民眾血濺街頭的悲劇。槍殺平民的當政者難逃罪責，那些民主黑手，那些學生領袖因為不是“官”就能逃避他們應負的政治責任麼。他們既是學生領袖，不就是學運中的“官”麼。他們作為一個顯赫的政治人物就不應該為他們的政治行為負責麼？無辜民眾應該恢復名譽，得到政府的賠償。但那些學運領袖，所謂民主黑手，與執政者一樣，也必須接受歷史的審視。失敗不等於正確，有些學生領袖受到民眾的指責是理所當然的。民眾只有對執政，在野的從政者給以同等的監督社會才會以較符合民眾意願的方向發展。以此原則，儘管我自以為對政治活動不感興趣，但既然在公眾場合發表言論，我清楚地認識到自己也要為自己所發表的一切言論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每個人敢於發表自己的意見，又準備承擔言責，對執政與在野的從政者嚴加監督才能建立起一個基本符合民眾願望的社會。管他現存社會被授予什麼名稱，民眾基本滿意就好。聽不得不同觀點的政治人物怎麼說也不可能成為“建立和諧社會”的積極因素。

在推動社會變革中，執政者與民眾中的有識之士應該懂得，只有在現行法律的制約之下，廣泛地徵求民意，尋求共同點，通過新的立法行動來實施漸進的社會改革才是正途。現在，有志和平改革者是社會改革的主流，要最大限度地孤立存在於朝野，妄圖破壞和平改革的政治勢力，阻抑極端分子挑動暴力衝突的行為。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不應以黨派或官民來分，而當以是否贊同，堅持並有利於和平改革作為判別的準則。一切推動暴力革命，一切濫用職權鎮壓民眾合理，合法要求的人才是社會改革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