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與台灣經費往來參考資料

資料

【附錄】～～～～～～～～～～～～～～～～

　　令人震驚：中國國安部公布台灣代表絕對機密的「四條斜貢」文件

　　　　《中國時報》王綽中/北京二十六日電

　　就在「六四」事件十五周年前夕，中共國家安全部獲取一批台灣國安局和軍情局與大陸海外民運人事間聯繫的極機密文件，讓我方對大陸民運人士的布局全部曝光。

　　其中最引外界注目的是，民進黨政府對大陸海外民運的態度發生在過去幾年發生重大變化，由原先的放棄支助的政策，改為全面運用大陸民運人士利用大陸親友關係建立情搜網，同時也扶植民運人士籌組中國海外反對黨。

　　在中共國安部獲取的台灣國安局絕對機密文件中，最近的的一份，是由前國安局長蔡朝明在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呈給國安會秘書長康寧祥和陳總統的公文。

　　公文內容指出，今後我國支助海外民運派系之政策目標如下：

　　一、運用民主與人權之招牌，對中國民主化與人權議題形塑國際壓力。

　　二、運用台灣民主運動及民進黨發展之經驗，籌組並扶植中國海外反對黨。

　　三、利用民運分子在大陸親友之關係，拓展我情搜網路，發展組織，並進行情報搜集（早期透過華僑或是大陸撤退來台人員關係進行布建情搜網路之工作，目前都已面臨老成凋零之困境）。

　　國安局在這份政策建議中，提到在運作時應注意八點原則，其中值得注意如下：「為我所用，由台灣主導」；「勿同意在台灣設立分支機構，以免養虎為患，入台後反而從事對台工作」；「民運各派系分分合合，要有隨時被反咬之準備與防禦」；「和美方對中國大陸民主工作範圍應有所區隔」。

　　國安局還具體針對民運個別系統或人員之特質，與對我方政策之價值，作不同區分：
　　一、「中國人權」：人員雖少，但旗號響亮，加以人權議題比民主議題要具體，在未來兩岸協商中又可扮演議題角色，應保持其運作；不過，因為該團體在幕後有美國支持，我方不宜過度介入，保持友善關係即可。

　　二、魏京生：具國際知名度，能寫文章，但不會搞活動；在對中國大陸之文宣戰上，有其價值。

　　三、王軍濤、陳子明：做事低調，但具有能量，深層耕耘，在各地皆有點，具有組地下黨之潛力，可以透過分期、分階段之方式進行支助。

　　四、楊建利：活動力強，且具協調能力，和各派系維持良好關係，若以海外籌組中國之反對黨而言，與王軍濤同屬領袖人選。

　　五、王丹：雖具國際知名度，但仍待進一步成熟，現階段而言，對我之主要價值在於文宣。

　　在中共國安系統獲得的十多份台灣國安局密件中，有國民黨執政時期國安單位發展海外大陸民運人士概況表和海外民運工作列管表，更有多份民進黨執政後對大陸民運人士王丹等人支助的簽呈，以及海基會副秘書長顏萬進奉命赴美國波士頓地區與王丹、陳小平、吳稼祥、盧四清等多位民運人士洽談合作紀錄。

　　這份合作紀錄中，王丹等人士向顏萬進建議，雙方最好常設具代表性並可直達高層核心的渠道，並在陳總統所設之民主基金中提出部分資源專供大陸民運人士使用，同時由台灣出錢，美國出面，設立民主人才訓練基地，對大陸及海外民運人士進行短期培訓，培訓內容由我方提供。

　　此外，大陸民運人士還要求，台灣提出資助設立一個研究所和電台，以及邀請大陸民運人士赴台參觀大選活動。

　　中國國安部宣稱獲取的台灣情治系統這批機密文件，如果文件屬實，則最令人震驚的並非內容，而是國安局長簽報給總統的絕對機密文件，簽呈首頁右上方，有着代表絕對機密的「四條斜貢」印記，而且簽文時間又是今年二月廿六日，等於是最新、又最機密的文件，在第一時間，就落入中國手中，着實令人震懾。

　　中國時報五月二十七日報導說，由於這批機密文件的時間，有今年與去年的簽文，而年前外泄的國安密帳密件，時間則集中於李前總統執政時代，顯示情治單位的泄密管道，「漏洞還沒有堵住」，可能是同一管道所為，也可能是新的管道，如果是同一管道，代表「它」既能到國安密帳的機密文件，也能接觸到「業務相關」的最新密件。

　　這分今年二月由前國安局長簽報的絕對機密文件，頗富玄機。

　　首先，國安局呈給國安會的公文極少，甚或從未有過「謹呈秘書長」，再「轉呈總統」的簽文方式。一般而言，國安局呈給國安會的公文，簽呈首頁未，僅會寫着「謹呈秘書長」五個字，絕對不會接續再寫「轉呈總統」字樣。

　　依照國安局行文作業，呈給國安會秘書長，就是只給秘書長，如果還要給總統看，國安局會單獨再寫一分，簽呈首頁末，則寫「謹呈總統」。換言之，如果公文要同時給秘書長與總統看，國安局會打兩份文，不會採取「謹呈秘書長」再「轉呈總統」，以一分公文同時讓秘書長與總統批示。

　　因此，研判這份分析民運與政策建議的密件，應該是前國安會秘書長康寧祥，指示前國安局長蔡朝明辦理，蔡朝明照指示做後，打了份報告給康寧祥，但因涉及情報經費運用，與「政策建議」，而蔡朝明也希望總統知道，所以採取了這種罕見行文方式，特別加了一個「轉呈總統」，意即，此一絕密公文，主要是給康寧祥裁示，但也讓總統過目，「知道有這麼件事」。由於二月，陳水扁正忙於大選最後衝刺，是否知道此事，公文並無批示，無法得知。

　　不過，從公文首頁尚無批示，可以分析泄密的可能管道。由於康寧祥尚未批示密件，而文件又是要呈給國安會，所以，包括國安會與國安局，都可能是泄密的管道。如果是國安會泄密，於康寧祥未接觸公文前，所有能經手這件絕密文件的官員，都有嫌疑。但是，泄密管道也極可能是國安局，當這份文件要出門給國安會前，就已被人取得。

　　因為密件還沒有康寧祥的批示，所以，文還沒有走到總統府，因此，總統府內部應可排除泄密的可能，至於國安會或國安局的泄密可能性，雖不能排除，但有國安密帳前例，加諸這次外泄文件中，還有國安局四處與會計室簽報的極機密文件，還是國安局內部泄密的可能性居多，當然，也不排除中國民運人士「意外取得」密件，並輾轉交給中國國安單位。
　　而國安局長簽給總統的絕密文件，如果第一時間便外泄，無論內容為何，台灣情治單位的「破洞」，顯然比外界想像的還要大。

　　如此機密之文件竟敢對外公布，可見中共受到64平反壓力之大，才不得不出此下策：用公開秘件的方式把海外“民運”真相告知天下。

【附錄】～～～～～～～～～～～～～～～～

　　王丹：中共擬將民運組織打成台諜

　　大陸民運領袖王丹廿六日深夜（台北時間）在接受越洋電話採訪時強調，中共有關部門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十五周年前夕，刻意披露所謂台灣國安局內部簽呈文件，指涉大陸民運團體接受台灣國安部門的資助，完全是「子虛烏有的指控」，其動機顯然是要把海外大陸民運團體打成「台灣間諜」。

　　王丹在接受越洋採訪時，對於大陸有關部門透過披露台灣國安局內部簽呈文件的方式，對大陸民運組織進行的指控，提出叄項說明：

　　一、他曾多次訪問台灣，但與台灣國安軍情單位沒有任何接觸。

　　二、他個人與其所屬的海外民運團體，絕對沒有接受來自台灣國安軍情機構的金錢補助。指控者應負責任地公布匯款帳號、受款機構等明確證據。

　　叄、中共有關部門在敏感時機刻意披露這些材料的動機相當可疑，而這些材料的真實性令人質疑。

　　根據大陸有關部門披露的台灣國安局會計處於九十二年七月十日所簽辦的「機密」文件顯示，國安局第一處辦理的「二王（王丹、王軍濤）項目」經費支應事宜，對於王丹領導的「中國憲政協進會」該年度已資助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尚需資助美金十萬元；《北京之春》希望未來每年資助美金六萬元。相關經費擬由「二王項目」下支應。

　　王丹說，他不知道這份台灣國安局內部簽呈文件的真實內容，他也不願評論台灣國安單位內部的相關作業，但他去年在美國接任《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時就曾宣布，今後不應再接受來自台灣與美國軍情機構的任何資助，如果有人要指控大陸民運組織接受台灣國安軍情部門的資助，就應負責任地公布有關匯款、受款、帳號等具體證據。

　　對於大陸此時披露相關文件的可能動機，王丹研判說，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十五周年前夕，海外大陸民運人士最近連署發起「回國權利運動」，並要求平反六四事件，而兩岸關係近來也轉趨複雜，中共顯然有意運用一些經過變造的文件，指控他與民運組織拿台灣國安軍情機構的錢，並將大陸民運組織打成「台灣間諜」，動機十分可疑。

　　針對大陸所公布我國安會資料，中研院政治研究所學者徐斯儉強烈否認指出，他從未執行過所謂的「二王項目」，也從未與國安局打過交道。徐斯儉表示，他從來不接國安局的案子，也未與國安局合作。至於大陸民運人士王軍濤是他在哥倫比亞念書的同學，本來就認識，當時王丹也在哈佛念書，因此常一起參加座談會，但這都是公開的，徐斯儉表示他和王丹、王軍濤認識，但從未聽過「二王項目」計畫。

　　05/26/04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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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王軍濤：關於政治陷害案的十點聲明

王丹王軍濤來稿／最近，台灣媒體報導，大陸國安部門向他們透露我們執行所謂台灣國安局的工作計劃。我們深感震驚、不解和憤怒。為解決問題，並澄清事實，我們聲明如下：

第一，我們始終希望台灣人民能與大陸人民共同生活在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我們視台灣人民為骨肉同胞，因此，我們感謝台灣人民對六四屠殺以及所有大陸發生的政治迫害所表達的抗議，我們感謝台灣人民過去對大陸民主運動的聲援和支持，我們希望並歡迎台灣同胞能繼續以各種方式支持大陸民主運動，我們不僅希望大陸人民而且希望台灣人民意識到，一個自由民主的大陸是兩岸人民解決關於國家認同問題的重要條件。

第二，然而，出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一貫原則和政治現實中建構大陸支持民主化的主流民意等考慮，我們在台灣的活動主要是考察台灣民主化經驗，而且主要與台灣民間團體和有影響的個人來往；在有限的與政府和組織化政治力量交往中，我們不介入針對大陸或惡化兩岸關係的敵對活動；在所有民間的和政府的交往中，我們堅持不許附加任何政治條件，尤其不附加關於統獨問題表態的政治條件；我們從不與情治任何機構交往，更不會接受任何來自情治系統的支持或與其合作進行任何針對大陸的職業活動。

第三，中國大陸多次申明依法治國的原則。儘管這個原則距離現實相差很遠，我們願意相信這至少是良好的願望。根據這一原則，如果大陸情治機構獲悉我們從事威脅國家安全的違法活動，應當對此依法進行調查。我們至今沒有接到任何司法訊問。大陸情治機構不應當在根本不訊問涉案人員和案情不清的情況下透露案情。尤其不應在此類通常會列為涉及國家機密並秘密開庭的案件上向境外媒體泄露機密。

第四，儘管近年來大陸情治機構為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經常炮製情治案件和流氓經濟案件打擊政治異議運動，儘管目前涉及我們的案件一開始就極不合情理因而很可能是政治陷害案件，儘管就原則而言我們認為決大多數兩岸情治機構之間的鬥爭是同胞間相互殘害的一部分而不以為然，我們仍願意按照國家司法調查程序接受司法訊問，請國家有關司法機關與我們商議時間、地點和程序，立即立案調查。如果此案涉及國家機密，我們將保守秘密；但國家情治機構也應保守機密。

第五，如果在合理時間內，我們的願望沒有得到回應，我們有理由懷疑，情治機構是故意炮製謠言或傳播未經司法程序核準的傳言故意陷害公民，以達到政治目的；這是一起政治陷害案件。據我們現在情境判斷，是想破壞六四紀念活動和公民權、歸國權的維權運動。我們將經由中國司法觀察向國家有關機關提起控告。屆時，我們歡迎和請求台灣有關媒體提供大陸情治機構如何介紹我們執行台灣國安局計劃的材料的證言

第六，如果商定好時間、地點和程序，並且經由調查證明我們沒有所言的問題，我們要求情治機構公開澄清真相併道歉，根據情形給予賠償。

第七，在任何情況下，我們要求情治機構就向境外媒體泄漏傳統歸屬國家機密並不會開庭審訊的案件的問題做出調查和解釋，追究當事人的責任。我們要求全國人大在情治機構不予理睬我們的合理合法訴求的時候，向國家安全機構首長質詢並敦促其調查。

第八，謠言止於智者，我們希望中國公民拒絕信任非法國家行為，拒絕政治迫害案，這樣不僅是維護我們個人的清白名譽，而且是為使中國成為每個公民的安全家園。尤其是以杜撰國家安全錯案陷害公民、然後動用情治機構進行政治迫害一旦成為可能，任何中國公民都將失去安全屏障，因為這類案件中公民容易被剝奪合法機會和權利申訴、並且由於這類案件易於招致公憤很難得到監督。當李少民陷害案成立時，他們開始炮製楊建利陷害案；當楊建利陷害案成立時，他們開始炮製王丹王軍濤案件。當王丹王軍濤案件得逞時，他們會炮製更多的案件。我們選擇公開依法抗議，就是要在我們這裡堵住這類濫用公權力的可能的發展。

第九，我們認為，炮製這類案件最終服務於政治目的。最好的不信任政府陷害案的方式就是繼續我們的政治信念和活動。我們呼籲繼續悼念六四死難者同胞，繼續追還六四在大陸失去的正義，繼續維護公民權和歸國權，繼續推進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

最後，我們重申我們如下政治理念：我們決心在中國建立人人有尊嚴和權利的自由民主政體並相信我們中國公民有資格生活在這樣的政體中，任何政治迫害都不能動搖我們的信念；我們願意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與中國各種力量良性互動、共同決定中國的發展方向和模式，任何惡意行為都不能動搖我們的政治善意；我們希望兩岸中國人能共同生活在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但條件是中國應當成為全球華人的安全家園，政治陷害與迫害只會毀調這一前景；我們知道，只有中國公民自己維護權益，才能建立民主自由的中國，我們以此案貢獻自己的微薄力量，並在此案中與所有中國公民共勉。

以上聲明加快寄送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大使館轉遞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家安全部和公安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王丹
王軍濤
2004年5月27日

【附錄】～～～～～～～～～～～～～～～～

　　團結起來，堅決揭露、粉碎中國共產黨政府破壞悼念“六四”十五周年活動的陰謀，——有關中國共產黨政府構陷王丹、王軍濤的聲明　　

徐文立

　　十五年前的六月四日，以鄧小平、江澤民、李鵬為首的專制統治集團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北京悍然動用坦克、機關槍，之後又動用各級專制機構殘酷地屠殺、迫害全國的愛國學生和北京、上海等地市民。
　　
　　“六四”是我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大的政治慘案，也是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罕見的政治屠殺。

　　這一切，昭昭在目，不容中國共產黨政府和它的統治集團、它的情治機構、它的幫閒文人抵賴和否認。

　　這是最基本的歷史事實，這是不需要任何高深理論就可以認識的最基本的歷史常識。

　　然而，鄧、江、李的繼承人胡錦濤、溫家寶二位先生卻不想承認這個最基本的歷史事實，也不想認識這個最基本的歷史常識，大大地辜負了善良的人們對他們的期待。
　　
　　每年的“六四”是天安門母親、有良知的中國人最悲痛的日子，然而也是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最恐懼的日子。

　　今年“六四”時逢十五周年，天安門母親、海內外一切有良知的中國人自然要用一切形式悼念那些為了追求自由、民主、人權而死難的愛國學生和各地市民。這就使得中國共產黨統治集團更加的恐懼，今年的清明節前，他們就毫無人性地拘捕了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張先玲、黃金平，妄圖阻撓“六四”十五周年紀念活動序幕的展開，最近又變本加厲地限制丁子霖等天安門母親群體和各地異議人士的行動自由。他們為了實現在海外破壞悼念“六四”十五周年和海外民運組織的陰謀，近日又拋出了構陷王丹、王軍濤的政治陷害案，並把這個政治構陷擴大到了國內自由知識分子的群體，一箭雙鵰。這充分證明，他們長遠的目標是更想一舉摧殘已成長多年、被他們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的國內的自由知識分子的群體和散落在全國各地的維權活動。
　　
　　在這裡要特別指出的，中國共產黨新的統治集團這次在構陷王丹、王軍濤一案中，他們再次祭起了“政治資金”這面破旗。
　　
　　有關“政治資金”這件事，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沒有資格對別人說三道四的政黨。

　　在此，我想請問胡錦濤、溫家寶二位先生在談論“政治資金”這個問題的時候，敢不敢先代表中國共產黨向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交代清楚：當年的中國共產黨是怎樣接受第三國際、聯共（布）的“政治資金”成立你們這個黨的；後來又是怎樣長期地接受這些外國的“政治資金”，在中國搞武裝割據的。
　　
　　在此，我還想請問胡溫二位先生敢不敢代表中國共產黨向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交代清楚：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那支“光榮的359旅”是怎樣種鴉片和賣鴉片來進行所謂的“抗日”的。
　　
　　…………

　　當然，需要胡溫二位先生向世人解釋清楚的問題還有很多很多。

　　我相信，胡溫二位先生既沒有這個資格，也沒有這個膽量就上述問題做出解釋和說明。但是，我請二位至少不要再繼續作惡，在不能為“六四”這個頭號慘案，代表中國共產黨向全國人民謝罪的時候，至少放棄迫害天安門母親、社會良心和放棄破壞悼念“六四”十五周年活動和海外民運組織的卑劣行徑。
　　
　　最近以來的行徑，只能說明胡溫非但要辜負人民對他們的善良期待，而且要赤裸裸地表白他們將繼續“六四”的屠殺，繼續實行鄧、江、李未完成的殺戮，決心把自己和中國共產黨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現在，王丹、王軍濤先生已經就中國共產黨政府構陷王丹、王軍濤案，發表了鄭重的“十點聲明”。王丹、王軍濤先生公開表示願意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地點就“政治資金”一事與中國共產黨政府對質，不知胡溫二位先生能否接受王丹、王軍濤先生的“挑戰”。
　　
　　我相信，通過這一事件，海內外的中國政治反對派會更加團結，並成為忠誠的政治反對派。忠誠的政治反對派，就是在重大政治原則問題上決不妥協、在大是大削麵前決不退縮的政治反對派，是為最廣大民眾服務的永遠的政治反對派。
　　
　　朋友們，讓我們團結起來，以在世界各地成功舉辦“六四”十五周年的實際行動，來揭露和粉碎中國共產黨政府妄圖破壞悼念“六四”十五周年的活動和繼續迫害海內外政治反對派的一切陰謀詭計和卑劣行徑。

　　　　　　2004年5月28日4:1:58(京港台時間)

【附錄】～～～～～～～～～～～～～～～～

北京《環球時報》：台灣軍情局控制的民運組織多達17個

　　5月28日出版的北京《環球時報》刊登吳薇題為《台灣當局資助王丹王軍濤等海外“民運”分子》文章，這篇文章以引用台灣《中國時報》報導的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內容至今並未刊登在《中國時報》上，《中國時報》的內容又是中國大陸國家安全部提供的。

台灣當局資助王丹王軍濤等海外“民運”分子

吳薇

　　5月27日，台灣《中國時報》在顯著位置披露，台灣當局多年來一直在資助大陸海外“民運”分子。分析人士指出，陳水扁當局正策劃把海外“民運”變成民進黨的“台獨”招牌，並企圖將海外“民運”推回大陸，變成民進黨在大陸的“第五縱隊”。

　　“軍情局”控制的“民運”組織多達17個

　　據知情人士透露，早在1982年，海外“民運”就和台灣情治（情報和治安）部門扯上了關係。王炳章1948年生於瀋陽，1971年畢業於北京醫學院，1979年公派到加拿大學習醫學。他在紐約創辦《中國之春》雜誌，引起了台灣“情報局”（20世紀80年代後期改編為“軍情局”）的注意。台“情報局”立即派人與王炳章取得直接聯繫，王炳章則派其私人代表寧嘉晨到台灣商談合作事宜。據台灣“國安局”密件顯示，台“情報局”在上報“國安局”核准後，決定與《中國之春》展開秘密合作，進行反大陸的活動。為此，台灣特別成立了“移山專案”，每月資助《中國之春》3萬美元。1985年年底，王炳章連任“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中國民聯”）主席。台灣“情報局”每年向該組織提供60萬美元的活動經費，此外每月還發給王炳章1000美元的工資。但台灣方面對王炳章並不信任，派林樵清監視他的一舉一動。

　　隨着“民運”分子紛紛跑到國外，“民運”分子內部的鬥爭異常激烈。一開始國民黨當局就清楚地認識到，這些人根本成不了什麼大事。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台灣“軍情局長”後，乾脆把“民運”組織變成了搜集大陸情報的工具。據台灣“國安局”密件披露，當時受“軍情局”控制的“民運”組織達17個，遍布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和香港地區。胡平，1947年生於成都，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後獲碩士學位，1987年任北美中國留學生政治學會會長。以他為首的一批人被列入台方“文正專案”，經費由專案補助。王軍濤，1958年生於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1989年因參與“民運”被捕，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他參加了所謂的“中國戰略研究所”，被台灣方面列入“致廣專案”。已被大陸安全部門抓獲、判處間諜罪並驅逐出境的李少民，當時被台灣當局列入“志翔專案”，經費由個案申請。台灣當局把收買的“民運”分子作為情報員，並將他們分成不同的類型，其中“聘干”是正式聘任的特工，負責進行全方位的情報搜集和“民運”推動工作；“聯干”是專門負責交通聯絡的特工；“民干”是專門從事“民運”活動的人員；“工作對象”則是準備發展吸收的人員。例如，在台灣“軍情局”的檔案中，李少民是“民干”，化名“周軍”，月薪1500美元；胡平也是“民干”，化名“古月”，月薪1000美元。

　　海外“民運”分子的派系鬥爭一直非常激烈，台灣“軍情局”為了拉攏他們，不得不四處撒錢。據透露，有一段時間，台灣“軍情局”光是資助“民運”分子籌辦基金會、研究中心和研討會等，就花掉了三四十萬美元；據估計，台灣“軍情局”十多年的花費至少有500萬美元。

　　民進黨設立“二王專案”，資助王丹等人。王丹則向陳水扁提交“工作報告”

　　2000年5月民進黨上台後，放棄了國民黨時期“反攻大陸”的幻想，因此對海外“民運”分子興趣越來越小，台情治部門也停止了對他們的資助。在此之前，一些“民運”分子曾通過當時的台灣“總統府資政”姚嘉文說情，但仍無濟於事。後來，民進黨經過進一步評估，認為這些“民運”分子還有可利用之處，於是開始積極拉攏王丹、王軍濤和楊建利（1962年生於山東，2001年在哈佛大學獲得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曾當選“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副主席）等人。

　　台灣《中國時報》的報道指出，台灣“國安局”對拉攏王丹、王軍濤的工作相當重視，為此專門設立了“二王專案”，由台灣海基會副秘書長顏萬進和“國安會諮詢委員”林佳龍負責相關工作。

　　據知情人士透露，民進黨當局與王丹、王軍濤等人的正式接觸始於2001年，地點在美國波士頓。當時，台灣當局派出的是顏萬進和徐斯儉（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民運”分子方面出面的有王丹、陳小平和吳稼祥，來自大陸的劉軍寧等人。這次會議商定了未來雙方合作的框架。王丹提出“大民運”的概念，即不一定打着“反共”的旗號，但要拉攏一批年輕的知識分子，甚至包括海外留學生，構築“反對黨”雛形。他同時建議，在大陸設立民間政策研究所，經費可以從台灣先轉到北美，再轉到大陸。由於王丹的這些主意“有建設意義”，所以很順利地得到了台灣方面的認可。

　　2001年8月11日，王丹和王軍濤到了台灣，在新竹與顏萬進、林佳龍秘密碰頭。他們決定成立“憲政協進會”，作為政治決策和指揮中心；同時成立“七人政治局”，王丹、王軍濤等人均在其中。雙方還決定由王丹出任“憲政協進會”的“主席”並負責組建辦公室，王軍濤則出任“理事長”。此後，民進黨當局打着“資助學術研究”的招牌，通過海基會向王丹等人提供經費。從2001年11月到2002年10月，以“推動研究”十六大為名，陳水扁當局共向王丹等人提供了80多萬元新台幣，其中王丹和王軍濤的人事費各為12萬元新台幣，交通費共10萬元，座談會車馬費還有2.4萬元。

　　2002年3月，雙方再度在紐約碰頭。他們這次討論的事項包括：在大陸設立一個討論政策的網站；接手一本名曰《北京之春》的雜誌，作為在北美公開活動的平台，由王丹加入該雜誌董事會；介紹台商資助潛藏在大陸的“民運”分子等。2002年4月，楊建利使用朋友的護照溜回大陸，被依法拘捕並判處入獄5年。剩下的王丹、王軍濤就成了台灣情治部門重點拉攏的對象。2002年11月，雙方又聚集到韓國漢城交換情報。

　　2003年2月，王丹和王軍濤向民進黨當局提交的“憲政協進會工作總結”稱：“我們決心建立替代力量，在時機到來時，能大規模地迅速展開力量，推進形勢，打開體制，並通過現代政治運作，將中共擠出政治舞台……我們希望能繼續得到支援並儘快落實承諾，以保證我們下一步工作的需要。”2003年7月8日，台灣當局得到了一份《二王專案報告》，其中列舉了王丹、王軍濤的“良好成績”：每月舉行大型討論會；擬定了政治反對派綱領以及正在大陸動員籌建網站等。這份報告同時指出，2003年台灣已資助“二王”150萬元新台幣，要求再追加350萬元，同時要求資助劉軍寧的大陸“民間研究機構”1萬美元，並希望未來每年資助《北京之春》6萬美元。

　　為防範“民運”分子趁機擴大勢力，台灣“國安局”還列出了應注意的“八項原則”

　　儘管不斷給“民運”分子出錢，但台灣情報部門對他們並不放心。據《中國時報》報道，在台灣“國安局”絕密文件中，有一份是前“國安局長”蔡朝明於2004年2月26日交給“國安會秘書長”康寧祥和陳水扁的公文。這份公文非常具體地說，今後台灣資助海外“民運”的三大目標，即在“民主化”和人權等議題上對大陸形成國際壓力；籌組並扶植大陸“海外反對黨”；利用“民運”分子在大陸的親友，拓展台灣在大陸的情報網絡。同時，為防範“民運”分子趁機擴大勢力，台灣“國安局”還列出了應注意的“八項原則”，如“為台灣所用，由台灣主導”；“勿同意在台灣設立分支機構，以免養虎為患，入台後反而從事對台工作”；“要有隨時被反咬之準備與防禦”，等等。

　　此外，台灣“國安局”還就每名“民運”分子的性格特點以及價值大小不同，對他們進行區分。台當局認為，王丹“雖然具有國際知名度”，但有待進一步成熟，他現在的主要價值在於宣傳；王軍濤“做事低調，具有能量，深層耕耘，具有組織地下黨的潛力”，可以通過分期、分階段的方式進行資助。

　　台灣“國安局”所提的“八點原則”與民進黨一貫的風格頗為吻合：如果它願意，就會給海外“民運”“一塊牛肉”；而這塊牛肉的代價就是等待海外“民運”分子對“台獨”的回報。這正是“為台灣所用，由台灣主導”的真正內涵。海外“民運”如果不認同“台獨”的價值觀，不為“台灣獨立”奔走呼號，那就會成為民進黨當局的“養虎之患”。這些“民運”分子口口聲聲說要民主，但“3•19槍擊案”卻已將台灣的“民主”打入地獄。由此人們可以看出，陳水扁當局與海外“民運”分子勾結在一起，究竟是要幹什麼？▲

【附錄】～～～～～～～～～～～～～～～～

大紀元評論區

王軍濤：台灣大選對的真正挑戰與啟示是什麼？

作者：胡平 供稿

【大紀元5月8日訊】台灣大選在大陸公共討論空間中引起強烈關注是由於兩個原因。其一，台灣正在進行的民主化進程對華人世界能否採納民主政體是一個重要試驗；當台灣政局中亂象紛呈、許多大陸公眾批評台灣政治失敗時，自由主義者認真地對其做另外的解釋並捍衛其成果。其二，台獨勢力進一步突破大陸和平底線並再次贏得總統大選，對大陸宣稱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構成嚴重挑戰。我一直追蹤台灣民主化進展和台灣海峽安全態勢，並在台灣此次大選前後參與組織兩次研討會。據我觀察，由於種種原因，絕大多數大陸人沒有渠道了解台灣發生的事實真相和台海局勢中主要玩家的算計，因此多數討論是在想像的空間中預測和評價。我對第一個問題的看法比較肯定台灣民主化進展的成就，當然對其結局有擔心，但總起來是謹慎樂觀。對於第二個問題，我沒有把握做出明確判斷。

台灣的民主化基本上是成功的。就各種民主定義看，台灣都是已經完成民主轉型的政治共同體。台灣的民主轉型基本上已經鞏固，因為衝突中的主要力量都在民主政體的規則程式中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和出路。即使各種勢力中有人想以陰謀和暴力突破現有憲政框架謀求自己的利益，至少在目前他們無法得到人民的支持。台灣民主化的成就與台灣威權政體後期朝野各種力量的努力分不開。民進黨固然是推動轉型的主要動力，國民黨從蔣經國執政後期到李登輝和連戰原意接受民主化也為這一轉型的成功做出貢獻；從中國政治傳統看，威權時期的執政力量能夠這樣抉擇尤其難能可貴。

有人以民主化中出現經濟停滯、族群矛盾、政治腐敗、去中國化以及台獨等否定台灣民主化，這是誤以為民主化是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其實，民主轉型並不保證某項具體措施或政治經濟社會的成就，只是為全社會各種力量通過和平討論和公開競爭的方式解決問題搭一個平台；至於在這個平台上哪支力量站上風、那種政策方案被社會接受、以及最後的整體政治社會經濟後果是什麼，都是各種力量在宏觀國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情勢中和微觀角逐格局中戰略互動的結果，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民主政體不允諾最好的結果出現，甚至不保證不出現壞結果。許多後果是宏觀情勢決定的，不是當時的力量能夠影響其結果。還有些壞結果出現是由於各種力量互動的結果，也許在其他政體例如轉型前政體中不會出現，但那也是人民選擇的結果。民主政體不保證不犯錯誤，只是保證避免這種不公正的情形出現：少數人做出錯誤決定，然後通過欺騙和鎮壓強迫全社會接受，最後由全社會承擔慘烈後果，少數權勢者反而繼續享受權力和利益。當然，民主政體中也會有欺騙，但在一個有獨立媒體監督、有競爭力量揭短、有獨立司法機構核查的自由社會中，這種欺騙更可能被揭穿和制止並讓欺騙者受到報應和懲處。另一種可能的情形是，在現實中，人們本來就對某個政治社會現實有不同看法，我們不能替代台灣人民決定什麼後果更符合他們的意願和利益。更多的情形是，各種方案有利有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取捨標準排序會選擇不同的方案，民主政體保證的是經由一個事先約定的程式決定其中一種方案或一種妥協折衷方案被接受。

一個大陸人，很容易出於對台灣島內獨立勢力借民主平台發展而否定台灣民主化的成就。客觀地說，台灣經濟上的挫折更是國際大背景的後果。在這方面，台灣島對外依賴太強，沒有選擇餘地。民進黨的去中國化的態度確實妨礙了兩岸經濟交流來緩解台灣經濟的痛苦或推遲經濟轉機，但兩岸經濟交流更可能使經營者收益，台灣本島的經濟受益多少是未知數；因為這也許不會導致市場擴張而是造成資金和人才進一步外流。在台灣對大陸的比較經濟優勢越來越小的情形下，兩岸經貿的自由化可能會短期內惡化經濟情勢。

大陸人最痛恨的台獨勢力的發展更不是民主化的惡劣後果。從台灣人的角度看，政權乃至文化和教育的發展的本土化取向是好事，不是壞事。即使大陸人認為是壞事，這也是威權政體的後果。了解台獨的歷史根源的人都知道，台灣人民在二次大戰結束時，還歡呼慶幸回歸中國。然而，威權政體的失敗和鎮壓使得台灣本土精英開始渴望擺脫外來政權，建立一個由台灣人自己當家作主的民主政權。70年底後期，蔣經國試圖以國民黨本土化來應對台獨，但政體的威權性質使其在島內外難以扭轉反對力量在青年人中的發展勢頭。如果繼續鎮壓，只能使國民黨及其台灣政權在島內外徹底喪失人心。蔣經國最後啟動民主化改革事實上在國際上挽救了台灣。大陸的非民主政體使台灣人心離大陸越來越遠。經濟和文化的去中國化政治干預顯然是背離自由主義原則的，但究其情感根源卻是國共兩朝的非民主政體造成的。只有大陸民主化，才能化解台灣人民的去中國化的情感根源，為中國的統一創造必要的條件。如果大陸與台灣的政體落差繼續維持下去，那麼僅僅政體落差就可以成為台獨的足夠的基礎。美國從英國中獨立出去就是先例。

當然，即使是從台灣人的角度看，民主化不是沒有問題。我認為，這才是大陸人應當關心台灣正在進行的民主化進程的真正應有的視野。畢竟，我們選擇或不選擇民主化是為我們自己能更安全和更好地生活，而不是為台灣，也不是為西方。民主化確實有其問題和風險；在民主化平台上的公眾集體決策也有可能犯錯誤。首先，即使一個鞏固了的民主政體仍然可能會再度被推翻。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民主化浪潮中都出現過國際範圍的顛覆民主化的反動回潮。在台灣目前的政局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這樣的政治領袖，他們在情感上很容易因為自己的政治利益的得失變得厭惡民主政體。採取小動作和陰謀違背民主政體的公正遊戲規則。藍綠兩大陣營中都有這樣的人。當然，這樣的領袖能否有機會成功，還要看台灣公民的政體素質和心態是否支持他們。而這又與台灣的內政外交的大環境有關。持續惡化的內政外交環境容易導致兩極化的激進主義、違法的暴力文化以及尋找替罪羊的心態的膨脹，這可能會顛覆已有的民主制度。第二，民主化常常與其他政治價值有衝突；尤其在一個不大的政治共同體中，民粹主義很容易假借民主名義在少數煽動家的蠱惑下挾制所有追求執政的政治勢力捲入某種狂熱，顛覆相互制衡的憲政結構，大規模將政治反對力量打入敵人範疇加以政治迫害，以公眾利益和國家安全為名侵害個人的自由權利。這是面臨法國大革命時英國人的主要擔心，是美國制憲建國時聯邦黨人的擔心之一，是面臨俄國十月革命後社會主義挑戰時的西方世界的擔心。這方面，台灣也表現出令人憂慮的一面。我認為，民進黨在由反對黨向執政黨轉變的重要任務之一是節制民粹主義的情緒，建立在國家憲政結構中負責、理性、審慎和明智行為的心態和形像。否則，不僅台灣民主制度難以穩定，而且國際上會對台灣不放心。最近藍綠衝突中民進黨表現出的克制，應當是可喜的進展。第三，即使民主化建立了自由的公共討論和民主選舉的政治平台，仍然不能確保這一程式的後果符合所有參與者認同的好的選擇。囚犯困境表明，在某些局勢中，每個參與者追求最大利益或避免傷害風險而理性互動時，會導致整體上誰都不喜歡的結局。在另一些格局中，欺騙和小人就像劣幣驅逐良幣一樣能夠將誠實和君子置於政治上的死地。阿羅不可能定理則甚至表明，一般的自由主義原則在某些情形中不能產生公共決策。這些抽象的理論模式可以解釋自由民主政治中的許多過失和荒唐，包括台灣的現實政治衝突。一些追求民主自由一生、甚至付出極大代價的政治人物，最後會玩弄陰謀；競爭的雙方都違背初衷為情勢裹脅進對雙方傷害都很大的惡性衝突中不能自拔。由此的結論不應當是放棄民主政體，像霍布士、納粹上台前後德國知識精英以及中國的新保守主義那樣認為。也不應當簡單地對玩家進行道義譴責、從而試圖以輿論壓力約束他們，因為玩家是理性追求自己的利益，是民主自由政治允許和鼓勵的心態文化。真正的解決方案是合理設計制度和安排遊戲規則，使得理性行事者追求自己的利益做出選擇時，所有參與者互動的結果符合社會公眾利益。這樣的思考正是自由主義在經歷挫折和磨難後重新復興的出發點，即新制度主義的出發點。目前比較政治的中心之一，就是通過定量分析，確定各種制度安排的政治效果。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應當利用這些理論和成果來尋求民主化進程中的實際政治困境的解決方案，而不應簡單地比較穩定良好運行的自由民主政體和失敗惡劣的專制政體並迴避自由民主化進程中的挑戰性問題。台灣民主化在這方面為我們提供了實際的案例。

台灣大選中的另一個刺激大陸公眾興趣和情感的話題是台獨挑戰大陸底線引發的台海局勢緊張。我認為，其後果不確定，最後結果取決於大陸台灣的角逐和美國的干預。

在台灣海峽兩岸的衝突中，大陸和台灣都不應有對對方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大陸容易認為，台獨是少數人煽動欺騙台灣人民的結果，而不是台灣人民在自由討論的空間中的選擇。台灣則容易以為，大陸對台獨的打壓是共產黨威權政體的決策，而不是大陸主流民意。事實上，亨廷頓早就說過，自現代國際關係形成開始，國家之間的戰爭就是人民之間的戰爭，包括意識形態和宗教之間的衝突。大陸與台灣對立的真正困境是，台灣人民的主流民意是建立擁有自己的立法、軍隊和外交主權的獨立國家；雖然這個國家是否是中國文化中的仍有爭論；藍營和綠營主要爭論是安全和理念哪個更優先。而大陸的主流民意決不容許台灣獨立；即使與美國開戰並且經濟受影響，也要武力制止台獨。因此，任何準備台灣獨立或中國統一的力量都必須準備兩岸人民之間有一場戰爭。在這場衝突中，看不到最後的勝利者。台灣幾乎沒有可能摧毀大陸，也很難在國際空間爭取到獨立國家所有的資格，但大陸也無法通過武力徹底征服台灣人心、從而島內陷於長期戰爭的泥淖中，國際上被廣泛譴責。海峽兩岸在統獨問題上暴發戰爭對兩岸的後果都是災難性的。因此，台獨與武統者都不要沉迷在自說自話的思路中，而必須在道義優劣和利害得失的理性衡量分析後再下決心。

美國態度是重要的，但既不確定，也不是關鍵因素。事實上，美國沒有足夠堅強的意願和實力長期維持武力衝突下的台灣海峽的和平格局。沒有堅強的意願，是因為東亞不是美國戰略的重點。美國的國家利益不需要根本改變這裡的政治現實；美國還需要中國在東亞和世界範圍內與其合作解決美國最頭疼的問題。而缺乏實力不是說美國沒有擺平中國的軍事力量，而是在中國台海戰爭能力迅速膨脹的情形下，美國不會持續投入足夠資源去維持一個不是他的致命利益的格局。然而，美國是複雜的；美國有極其現實的強大的工商界，有精心計算美國利益的戰略諮詢界，有均衡關注美國全球責任和局勢的職業外交界，有長期孤立於世外的民意傳統，這些會使美國在台海衝突中避免付出代價。但美國也有強大的宗教保守勢力，有意識形態強烈的政治保守勢力，有維持正義和民主自由價值的民意基礎，這些又都使美國不會置身台海衝突的事外。美國介入，不會因為遏制一個強大的中國的崛起，因為美國主流並不認為中國會在可以預期的時間內成為與美國可以爭鋒強大實力，何況美國戰略界占主導地位的經典現實主義和傳統地緣政治思想允許在大的區域實力中心有自己的附屬勢力範圍以為其安全屏障；美國更多的是與這些區域實力中心合作維持全球安全格局。但這些一般的概括性看法並不能完全決定美國在現實中的選擇；衝突暴發時美國主要執政者的國內政治境遇、美國在世界政治中的處境、美國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情感，以及台海衝突爆發時的具體情勢，都更可能決定美國是否介入和以什麼方式介入。今天美國的強力承諾並不表明一定介入，而是試圖以威攝方式阻止衝突發生。但顯然是錯估衝突來源。美國公眾心中的一般看法是，只要海峽兩岸有破壞現狀的衝突，一定是專制大陸以大壓小，不可能是民主台灣以小犯大，因為這太不合乎情理；此外，美國公眾並不關心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全球戰略格局需要大陸的配合和支援。這也是美國在野政治家的一般意識。因此，在他們進入決策前，總是強硬地威嚇公開大陸。然而，當他們執政後再一場危機中發現台灣可能是突破現狀的一方時，往往會淡化強硬的武力介入姿態，改為更為精緻的外交遊戲。在試圖以保全大陸的體面的方式說服大陸避免武力的同時，強力壓制台灣接受現狀。此時，美國對大陸會更禮貌尊重，但對台灣會更粗魯無情。克林頓和小布希都是這樣過來的。在對美國的估計中，大陸不應當認為美國對台海事務的干預是阻止中國走向強大；這不是說沒有美國人這樣想，而是說，美國主流民意介入台海事務以及變化原因不是為阻止大陸強大。台灣也不要以美國人對民主自由的價值體認而認定美國一定武力制止大陸對台灣的軍事進攻；美國從來沒有意願以武力方式將世界改變為美國決定一切的民主自由的一統天下。美國的現實主義戰略思想、地緣政治戰略思想以及對自己國家利益的界定，都使得他們在台海衝突中不是任何一方的可靠的靠山。

我個人認為，台海和平在可以預期的時間內會一直有驚無險地維持下去。因為大陸並沒有統一的願望，只想維持一個可以自說自話地維持一個中國政策的體面。只要國際社會繼續事實上承認大陸是包括台灣在內的一個中國的代表，也就是說，在沒有大陸同意的情況下，以主權國家作為資格才能加入的國際組織和活動不吸收台灣參加，只要台灣不明顯突破底線，大陸就可以繼續維持這樣的體面。台灣同樣缺乏足夠的政治支持去突破大陸底線。台灣到內多數公眾期望和平，不希望戰爭；雖然短期內可以將一些衝突解釋為台灣維護自己的尊嚴從而獲得南部選民的支持，但是同時激怒大陸和美國的做法很難持續獲得台灣多數中間選民的支持。在一個小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共同體和一個小的市場資本主義的開放經濟中，任何內部和外部的衝擊對於執政者的政治生命都是難以承受的打擊。美國在90年代中期以來的歷次台海危機中已經逐漸明確冷戰後美國在台海衝突中的底線、姿態和操作機制。這就是堅決維持現狀，對大陸是保全其體面的同時以實力脅迫制止武力犯台，對台灣則採取各種手段控制和打擊美國甚至大陸認定的出格行為。這樣的和平並沒有可靠的基礎，而且是動態平衡。但這是三方都可以接受的現實。從長遠看，台海前景恐怕要到新的國際體系形成、其中主權國家沒有那麼重要了才會有真正的解，或者又發生席捲世界範圍的重大國際事件，根本改變國際政治格局和實力對比，或者東亞發生重大事件改變海峽兩岸的力量對比格局，此時會給渴盼重新洗牌的各個國家以機會解決自己的問題。那時，中國大陸也許會有機會武力收復台灣，也許會永遠失去台灣。但在正常國際和平可以維持的情形下，海峽兩岸人民和政治家可以和平共處，在未來的國際政治框架中找到重建兩岸關係的政治架構的方案。

---轉自《新世紀》( )
5/8/2004 10:20:24 PM

【附錄】～～～～～～～～～～～～～～～～

中國時報：台情治部門長期介入海外民運

中國時報五月二十八日王綽中特稿指出，中國大陸海外民運與台灣情治部門的關係，可以追溯到一九八二年。當時大陸着名異議人士王炳章在紐約與大陸留學生宦國蒼、梁恆等人一起創辦「中國之春」雜誌，開始在留學生和華僑中宣傳民主理念，引起台灣情報局（後改名為軍情局）重視。情報局派人與王炳章取得聯繫，王也派了私人代表寧嘉晨到台灣洽商合作事宜。據中共國安系統所掌握的國安局密件顯示，情報局在上報安全局核准後，決定與「中國之春」採取秘密方式合作，目標為開展大陸反共民主運動。情報局還特別成立「移山專案」，每月資助「中國之春」三萬美元。一九八三年五月，情報局派出翁衍慶（化名翁遠書）赴美，負責聯係指導，對內職務是情報局美東工作組組長。是年底，王炳章等籌組海外第一個民運組織「中國民聯」，王炳章當選主席。情報局每年向民聯和「中國之春」提供六十萬美元的經費，王炳章本人每月領取一千美元的津貼。

據台灣前情報局官員披露，一九八四年十月發生「江南事件」後，在美引起軒然大波，情報局改編為軍情局，相關情報工作人員陸續撤離，與海外民運組織的合作，經當時國安會秘書長汪道淵、文工會主任宋楚瑜、安全局長汪敬煦、軍情局長盧光義等商議，並奉報蔣經國總統核定，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起轉由文工會接辦，實際仍由軍情局策劃。

一九八七年五月，王炳章試圖在台灣發展，甚至有在台灣組黨的意圖，軍情局暗中運用民聯內部力量予以制衡，並且停止金援，直到一九八八年初，「中國民聯」召開「三大」，胡平擔任主席，王炳章改任常委。國安局密件即披露：「王炳章表示希望將組織移到台灣來發展，我方不同意，因為我方對民運支援之目標係為中國之民主化，且若該組織返回台灣，反生後遺症。」，胡平就職後，軍情局與其建立直接聯繫管道，代號為「文正專家」。一九八九年一月，王炳章被罷免常委職務，自組「中國民主黨」，王、胡公開決裂。

一九八九年發生「六四」事件，海外民運的聲勢大振，外逃的北京學運領袖和曾在中共政府任職的自由派官員，如陳一諮、嚴家其、萬潤南等人，在法國巴黎成立「民主中國陣線」，影響力蓋過「民聯」，但台灣情治部門希望將海外民運組織統合起來。一九九三年，「民聯」與「民陣」合併，成立「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徐邦泰當選主席，但為爭權和捐款，發生嚴重內鬥，而且蔓延到台灣，安全局、軍情局、陸委會、國民黨海工會都收到不少請願信和告密信。最後民運組織一分為三，台灣方面決定，由國安局和軍情局分別予以資助。

這些民運領袖大多數都是文革世代，鬥爭性強，互不服氣，以致海外民運內部山頭林立。一九九四年六月，胡家麒接掌軍情局第四任局長，因政策轉變胡將這股力量轉化為搜集大陸情報的工具，於是軍情局下各單位爭相插手海外民運，支援不同派系。扁政府吁不要「中了中國的計」

台灣總統府秘書長蘇貞昌5月27日表示，中國官方刻意釋出大陸民運人士被台灣收買的訊息，相關單位早就否認了，而且中國方面本來就是刻意要放話製造混亂的，現在跟着炒作的話只會中了中國大陸的計。

而國安局27日上午舉行記者會，嚴正否認媒體有關培植民運人士從事間諜工作的報導，國安局副局長黃磊表示，中國大陸一直要把民運份子和台獨份子聯在一起，想要降低民運人士對中共國內的影響力，這次更用移花接木和偽造的方法，透過媒體污衊國安局。

東森新聞報報導說，從中國方面傳出所謂國安局和大陸海外民運人士聯繫的極機密文件，在對岸經由大陸國安部門向台灣媒體曝光，這些密件內容顯示4年來執政的民進黨政府有所謂扶植楊建利、王丹等大陸民運人士，籌組海外反對北京勢力的政策，但相關單位強烈否認。

行政院長游錫坤27日與媒體茶敘時表示，「我們不干涉任何國家的內政，但關心任何國家的民主發展」。被點名與民運人士接觸的新聞局長林佳龍則說，這是黑函、「相當粗糙、錯誤百出」，以現在人民的知識程度，想以這種造假的公文影響視聽，是不能獲得社會大眾認同。

中央社引述林佳龍表示，六四天安門事件十五周年將屆，中共政權因六四周年即將來臨而如臨大敵，把很多不相干的人與事拉在一起，企圖抹黑很多民運人士，包括抹黑台灣的民主發展，令人感到遺憾。

林佳龍指出，他來自學術界，長期做中國大陸研究，與中國的學者或民運人士本來就有往來，他在美國耶魯念書時就與哈佛的王丹、哥倫比亞的王軍濤有很多交流，黑函中所說的與事實有很大出入。

國安局指出，近年來，北京將大陸民運份子與台獨、藏獨、疆獨及法輪功份子並列「五毒」，視為衝擊大陸國家安全、危害政局的最不利因素，並列為全力打擊的首要敵人，北京指稱台灣支助大陸民運人士等情均屬栽贓伎倆。

國安局答覆記者詢問時指出，中共栽贓、誣指的例子很多，如去年誣指台灣支持法輪功、對大陸進行蓋台，乃至釋給台灣媒體偽造的機密文件等，均是中共惡意栽贓台灣的伎倆。

國安局主管官員指出，「六四天門事件」十五周年將屆，大陸內部興起要求平反六四聲浪，中共擔憂對內部「維穩」將產生衝擊，意圖藉誣指大陸民運份子為台灣工作、強化大陸民運份子與台獨合謀等栽贓手法，羅織大陸民運份子背叛中共祖國的「敵特份子」罪名，北京希望削弱大陸民運份子對大陸民眾的影響力，全力防堵內部要求平反六四聲浪。

中國國家安全部宣稱獲取一批台灣國安局的機密文件，文件詳載台灣當局近4年來聯繫海外中國民運人士的過程，指控台灣當局金援中國民運人士進行情搜工作。前國安局長丁渝洲表示，這份文件真實性相當可疑。

根據報導，扁政府在2000年5月20日上台之後，由於意識型態不同，國安局與軍情局雙雙停止與中國民運人士的金援、資助，不過，情治單位仍未停止利用中國民運人士的動作，並開始拉攏王丹與王軍濤等知名度高的民運人士。

台灣國安局相當重視「二王」王丹、王軍濤，並由海基會秘書長顏萬進與國安會諮詢委員林佳龍成立專案負責，之後林佳龍出任行政院發言人，由蘇進強接手。

機密文件指出，扁政府是在2001年9月11日的波士頓會議，與「二王」正式碰頭，台灣派顏萬進與中研院政治研究所學者徐斯儉，民運人士則有王丹、陳小平、吳稼祥、中國的劉軍寧、中央國家機關團委書記張祖樺和香港的盧四清，這份文件也由前國安局長丁渝洲簽名批示。

就在「六四天安門事件」15周年的前夕，中國公布這批台灣國安局的機密文件，引發台灣情治單位一陣譁然，紛紛質疑這份文件的真實性，被指明批示該文件的丁渝洲表示，當時他早已轉任國安會秘書長，根本不可能批示該簽呈；顏萬進也說，這份國安局簽呈絕對是假文件，動機可疑。

在中國頗具影響力的民運領袖王丹則認為，這完全是子虛烏有的指控，動機想把海外、中國民運團體打成「台諜」，他也澄清，他雖然他曾多次來訪台灣，但並未接受台灣政府的金援，也與台灣國安局沒有任何接觸，中國有關部門在此時接露這份資料，動機十分可議。

對此，中國外交部官員27日不願進一步表態評論，發言人劉建超強調相關問題應該向國家安全部門，而非外交部門詢問。

劉建超27日出席例行記者，在被記者問到有關民運人士變成台諜的消息時，迴避有關詢問。劉建超在例行記者會被問到對此事看法時，僅多次表示應向國家安全部門詢問，其餘則不願多談。

【附錄】～～～～～～～～～～～～～～～～

台國安高層透露前後資助《北京之春》150萬美金..

　　中國時報五月二十八日報導說，台灣軍情局過去曾以資助「北京之春」的方式，希望透過大陸民運人士的言論影響大陸民心和政局，但軍情高層評估耗費過高、效益太差，已於三年前停止該案。對於二十七日曝光的所謂國安局資助民運人士密件，國安局研判文件可能是劉冠軍泄密案同一批人所偽造，國安局強調目前並無資助民運人士的計畫。

　　北京有關單位又披露另一批國安局密件，詳列大陸民運人士活動與經費運用等細節，國安局二十七日晚表示，經過審慎查證，所謂的機密文件，都是假的。

　　國安局表示，國安局簽呈的「核判區分」，都是由「處室主管」簽請，而大陸相關單位再出示的十份密件，「核判區分」均蓋主任秘書官章，即由主秘簽請，此舉並不符合國安局內部簽文作業程序；再者，密件中的「核判區分」格式，其中一欄，列有「副局長兼執行長」，國安局並無此稱謂。

　　此外，國安局也表示，密件中，有關「海外民運工作專個案列管表」，計有三張，所有的案名代號，經查證，國安局並沒有這些代號與專案。

　　國安高層透露，資助「北京之春」的計畫前後花費將近一百五十萬美金，結果只換來幾本刊物，檢視「北京之春」內容，根本找不到中華民國和台灣的字眼，全部都是有關共黨的研究，對中共政局一點影響力都沒有，加上資助對象索求無度，當時軍情高層斷然就停止這項計畫，之後未曾再對大陸民運人士有任何資助。

　　國安高層研判，這次偽造密件曝光行動應非中共國安部所主導，而可能是地方國安部門因「業績壓力」所釋放的消息。

　　國安局二十七日並舉行記者會表示，由於「六四天安門事件」十五周年將屆，大陸內部興起要求「平反六四」的聲浪，中共擔憂將對其內部維護穩定產生衝擊，因此利用假造台灣資助民運密件曝光方式，刻意將民運人士打成台諜，羅織其為背叛祖國敵特份子的罪名，以削弱民運人士對大陸民眾的影響力，全力防堵為「六四平反」。

　　國安局副局長黃磊指出，曝光的這些密件，格式和國安局現行公文完全不同，國安局早在二○○一年配合政府公文電子化，更改舊有公文格式，例如簽呈上會列有電子條碼，也會加上保密用語，這份曝光密件格式完全不對，包括相關人員職務和電話號碼都錯誤百出，內容純屬杜撰，手法也相當粗糙，而國安局也根本沒有所謂的「二王計畫」。

　　他表示，大陸民運人士多半在美國進行學術研究，雖然會透過學者與他們進行學術討論，但國安局沒有資助這些民運人士，更不會要求他們為台灣從事情報工作，因為這些人在美國，對中共的情況不見得會比我們更了解。

　　他並指出，近年來中共將大陸民運人士與台獨、藏獨、疆獨和法輪功份子並列為「五獨」，將其視為危害政局的最不利因素，並列為首要打擊敵人，如去年誣指台灣支持法輪功並對大陸進行蓋台，都屬惡意栽贓的伎倆。

　　2004年5月28日3:50:30(京港台時間)

【附錄】～～～～～～～～～～～～～～～～

　　多維專訪王軍濤：“我願意公開對質！時間地點方式由他們定！”

　　多維社記者專訪／最近台灣媒體介紹台灣官方對大陸民運的支持的報導引起公眾關注。在報導中，王軍濤是被幾次着重點名的人物。王軍濤聯合王丹對此事發表了十點聲明。多維社記者5月27日就此案專訪了王軍濤。多維社歡迎其他方面也提供詳細情況和解釋，以利於公眾了解事實真相。

　　多維：王軍濤先生，當你得知，>的報導時，你的感覺如何？

　　王：不可思議！接着就是憤怒，我意識到這可能是一起故意炮製的政治陷害案，為到達政治目的。

　　多維：你是如何得知這一消息的？

　　王：今天早上王丹打電話說，出了件大事，而且很奇怪。他說，>記者採訪他並且說大陸國安部門向他們駐京記者出示台灣國安局有編號文件，說支持“二王”實施什麼計劃。

　　多維：你為什麼感到不可思議？

　　王：因為眾所周知，我最近幾年一直攻讀學位，最忙時連中文都“戒”了。我基本謝絕一切政治活動、會議和演講邀請。連最近國內社會經濟研究所同仁請我共商恢復研究所一事，我都強調畢業後再說。因為我對哥倫比亞大學我的導師有承諾，完成學業前不介入分散精力的事情。美國這個社會講究信譽和專業倫理，我不能食言。因為我這種行為方式，引起許多民運同仁誤解，說我與中共做交易有之，說我淡出民運有之，就是沒有人想到我會執行什麼台灣情治部門的職業計劃。這難道不是不可思議嗎？

　　多維：會不會有關方面不了解情況？

　　王：不可能！我與具有大陸背景的學者、記者和官員幾乎每個月都能在不同場合見到面。無論我的觀點，還是我的生活重心，他們都清楚。我相信與我接觸的大陸官員會實事求是地反映我的情況，不存在誤解問題。

　　多維：你為什麼憤怒？

　　王：因為我意識到這是在故意炮製陷害案。

　　多維：是否有什麼錯誤信息來源誤導？

　　王：如果大陸情報部門掌握這樣的情報，當然首先應當去核准。只要他們向我周圍的親友或與我接觸的人了解情況，就不會相信這樣的說法。我也想過，是否是台灣情治部門有這樣的計劃但我不知道。但如果這樣，大陸應當首先調查，應當找我。這是依法辦案。法律規定，中國公民不得不經過司法程序定罪，國家機關不得根據未經核查的證據處理公民。現在國安機關都是碩士博士在負責我們的案子，他們懂得這方面的政策和法律。特別是，他們是故意向境外媒體散布信息，這顯然不是想澄清案情，更不是想依法處理他們相信的罪行，而是別有企圖。要知道，如果我因此開庭審判，一定會以國家機密為由秘密開庭，國安機關會嚴密防範和懲處泄露案情和證據，怎麼可能經由國安機關泄露案情和證據呢？

　　多維：那麼，會是什麼企圖呢？為什麼要炮製這一案件陷害王先生呢？

　　王：我只能猜測。直接的原因也許是他們不想給我延護照。

　　多維：王先生有合法護照嗎？

　　王：我是1994年4月23日送到美國來檢查身體的。外界當時傳言說我是保外就醫，這不準確。今天我鄭重聲明，我沒有保外的手續，也沒有保人。我親屬曾問過有關方面，他們曾說補手續，但直至2002年2月12日我13年刑滿，也沒有補什麼手續。但我有護照。1999年4月我護照到期，有關方面給我依法辦理護照延期手續。2002年我刑滿前曾向有關方面接觸並表示回國願望，也為此交換過看法。但因種種原因，一直未能實現。我一直心懷善意，耐心等待。今年4月23日，我的護照再次到期。我提前聯繫，他們說沒有問題。我去申請，總領館官員說，大陸方面沒有訊息。我立即與大陸聯繫，他們讓我在護照到期前一周去。屆時我問總領館。官員答覆，還沒有新的消息。我又與大陸聯繫，他們保證會辦理延期，但讓我等待。今天，我等到這個消息。我想，這大概是他們不想辦理護照延期，於是就採取這樣的方式拒絕。

　　多維：就為了不給你延護照嗎？

　　王：就這個理由還是我的猜測。只有他們自己明白真實的理由。我想另外的理由就是他們在不給延護照後擔心我強烈反彈，因此無中生有或捕風捉影地栽贓我涉嫌台諜。這樣，那些有關官員都不好再為我說話。一般人都不可能再接觸我。這就像文化大革命，如果你被打成反革命，就會被人們疏遠而不敢與你來往。目前，大陸當局企圖借中國百姓對台灣執政當局的憤怒情感，敗壞他們不喜歡的人的名聲和形像。但這樣的算計會根本上毀掉政府的信譽和情治部門的職業操守約束。文革中，說你有反黨的政治問題，人們就不願接觸你。改革開放後，政治栽贓不靈了，於是就編出男女關係或經濟問題誣陷你。但今天大陸腐敗到嫖娼和貪污都不算什麼了。於是就以台諜為名搞臭你。我想，李少民、楊建利、秦廣廣，都是這樣炮製出的案子。過去我還認為無風不起浪，大概他們總有什麼把柄被抓住，今天我以親身經歷傾向認為，他們是被誣陷的。國家聲譽就是因政治迫害而這樣被毀壞的。

　　多維：但是，我們或公眾怎樣能相信你說的是事實而政府是炮製陷害案呢？

　　王：看看此案的出籠過程就知道了。為什麼不調查就鬼鬼祟祟地向境外透露消息？不過，即使這樣，我也還是願意配合有關方面查清真相。如果有關方面真希望查清案情，我願意接受調查，回國可以，在美國也可以，到第三地也可以’只要程序合法，由他們約定時間和地點。但必須公開審理案件。如果堅持秘密審判，必須先處理那些泄漏機密的情治機構官員。說白了，我願對質，時間、地點和方式由他們定，只要合法，有助於查清真相，我都奉陪！

　　多維：你還有什麼要求？

　　王：依法辦案。錯了，就要公開澄清真相，並且道歉，賠償。

　　多維：你不擔心如果回國會被秘密審判？

　　王：我當然知道這是必然的。要麼不許我回國，要麼回國後一定鑄成錯案。也有朋友勸我不必對這樣的政府中的流氓太講君子之道。我不是爭個人意氣；我被各種勢力栽贓夠多的了；我不值得僅為個人聲譽冒風險。我認為，我此舉是想堵死那些企圖以威脅國家安全為名、動用國家安全機構炮製政治陷害案和進行政治迫害的方式。在這樣的案件中，受害人一般幾乎無法洗刷罪名和恢復清白。如果一個國家可以發生這樣的惡劣事件，生活在這個國家中的公民會多麼恐怖！為使得中國公民不再受到這樣的威脅，我願意冒個人風險戳穿政治陷害案的荒唐本質。我在美國看到，這裡的人民能夠享受自由，是因為當國家特別是安全部門濫用職權時，每個公民都會挺身而出維護正義和權益。除非我們中國人在公民合法權益受到國家違法侵害時敢於與之抗爭，我們將永遠是國家的奴隸，不配做公民，也不會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而且，只有國家不再公然撒謊，中國社會才有正義和誠信。我是這樣看待問題的，才決心採取一切方式維護個人權益。

　　多維：那麼，你是否與台灣有聯繫？

　　王：我當然與台灣有交往。我在獄中時，海外僑胞、港澳同胞和台灣人民都曾仗義執言，為我呼籲。我出國時，海外華人媒體包括台灣媒體都在顯着版面報導我的情況。後來，各方面人士都與我有交往。然而，我有原則，我希望中國人能在將來共同生活在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度；我不接受任何有主張附加條件的交往；我決不與情治機構交往。說實話，我不認為與情治機構往來有什麼原則問題，因為自台灣解嚴後，兩岸情治機構之間的鬥爭是同胞間相互殘害。就自由主義的一般原則而言，我不會服務於情治機構，但也不應當拒絕正常交往。但考慮到大陸主流民意的情感，考慮到不受人與炳，我還是宣布並實踐這一原則。此外，由於讀書需要，我與台灣在1997年以後極少來往。

　　多維：但你對大陸民運接受台灣資助如何看？

　　王：就原則而言，我認為，接受台灣資助和支持不是問題。關鍵是不接受附加政治條件的支持。只要促進大陸自由民主和全面發展，我們都應歡迎。台灣是骨肉同胞，為什麼要拒絕同胞對大陸進步的關心和支持？我個人願意在促進大陸進步的原則下與香港、台灣和海外華人的合作並尋求全球華人的支持。

　　多維：那麼，你現在一反過去低調，如此抨擊大陸，是否表明你的政治原則有變化？

　　王：不是！我仍然堅持和平理性善意的政治原則；我仍然相信大多數與我往來的具有政府背景的學者、官員和專業人員的誠意。但是，我必須就原則問題申明立場。我必須與那些企圖將中國變為可怕的國家其中公民可以不經司法審判就定罪懲罰的醜陋勢力鬥爭。這也是維護國家安全機關的職業操守和信譽。國家機器應當在政治鬥爭和生活中中立；否則就會淪為政治工具，喪失公信力。

　　多維：你認為結局會怎樣？

　　王：我堅信，真相終會被查清，正義終被恢復，炮製陷害案者終被依法追究責任。過去，我曾在國內各種政治生態中堅守信念，那些執意違法迫害者即使在我身處監獄時都受到處理。今天，我在自由民主的世界，只因為我顧慮不惡化大陸現代化全面發展的國際環境，才一直隱忍低調。但如果某些勢力以為這是無能從而可以肆意凌辱，那他們必須為自己的過失承擔責任。至少，我已經決定加入爭取回國權利和公民護照的運動。中國大陸執政者如果不準備為那些醜陋勢力的過失而損害聲譽，應當立即糾正這些醜陋勢力的胡作非為。

2004年5月27日12:56:43(京港台時間)

【附錄】～～～～～～～～～～～～～～～～

　　台灣資助大陸民運人士內情

　　05/26/04　　多維社　　點擊:232

　　多維社根據台灣《中國時報》報道，台灣情治部門並未停止利用大陸民運人士的動作，開始積極拉攏王丹、王軍濤和楊建利等知名度高或活動能力強的民運人士，甚至支助他們赴大陸搜集情資。不過，前年四月楊建利使用朋友護照進入大陸，調查東北工人騷亂情況，被中國當局拘捕，最近才以為台灣從事間諜活動的罪名判刑五年。剩下的王丹、王軍濤成為台灣情治部門重點拉攏對象。

　　台灣國安局對王軍濤、王丹的工作相當重視，內部代號「二王專案」，由海基會副秘書長顏萬進、國安會諮詢委員林佳龍（林出任行政院發言人後，由蘇進強取代）負責。據國安局密件透露，民進黨政府與「二王」團隊的最初正式接觸始於二○○一年的「波士頓會議」。台灣方面出席的是顏萬進和徐斯儉，民運方面出席的有王丹、陳小平、吳稼祥，來自大陸的劉軍寧、張祖樺（中國中央國家機關團委書記）和香港的盧四清。這次會議商定了雙方未來合作的框架。

　　同年八月，「二王」到了台灣，在新竹與顏萬進、林佳龍舉行秘密會議，會上決定成立「憲政協進會」，作為政治決策和指揮中心，王丹出任主席並負責組建辦公室，王軍濤出任理事長。此後，民進黨政府就以資助學術研究的形式，由海基會出資向「二王」團隊提供經費。在林佳龍入閣後，相關工作改由蘇進強接手。

　　二○○二年三月，雙方再度於紐約舉行會議，王軍濤擔心徐斯儉角色，可能會牽連整個組織網路，甚至把張祖樺都牽連進去，後來顏萬進答應，徐斯儉今後以「台灣智庫」學者身份出面；當時雙方討論事項包括在大陸設立一個討論政策的網站，以及希望介紹台商商機來資助大陸民運人士。同年十一月，雙方再度於韓國漢城聚會交換情報。

　　去年二月，「二王」向民進黨政府提交「中國憲政協會工作總結」稱：「我們決心建立替代力量，在時機到來時，能大規模地迅速展開力量，推進形勢，打開體制，並通過現代政治運作，將中國擠出政治舞台。」；去年七月，徐斯儉也向政府決策高層提出「二王專案報告」，列舉王丹、王軍濤團隊「良好成績」，還透露說，他們在大陸成立獨立民間研究機構為平台，正在籌建社會動員網路和網站。徐斯儉的報告最後建議，追加三百五十萬台幣給「中國憲政協進會」，資助劉軍寧的大陸民間研究機構一萬美元，以及每年資助「北京之春」雜誌六萬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