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原中共线人的忏悔（中）

（8） 第二桩“反革命”案件

破案后，我心情复杂，愁眉不展，常常半夜三更被噩梦惊醒，心惊肉跳，不得安宁！脑子里像打仗一样翻滚，矛盾重重，左冲右突，总是出现一些针锋相对的提示：
为社会主义事业作了贡献，应该感到光荣、高兴！Vs 别捏着鼻子哄自己，不过是出卖朋友，出卖灵魂！
党和政府挽救了你，应该听党的话，跟政府走。 Vs W君对共产党、毛泽东的分析，是客观正确、符合事实的。
不能被“反动言论”迷惑了，绝对不能同流合污。Vs 朋友们都抓起来了，自己却去赴宴领赏，这是人干的事吗？
L 公安说“这么多！”，真理似乎是在多数人一边。Vs 不要让思想成为脱缰野马，那是非常危险的……

首长请吃饭后不久，接到通知，X月X日下午2时到毛家桥XX号二楼XX号房间谈话。——心想，公安事真多，又是什么事找我呢？猜不透。猜不透就不去想，管它三七二十一，浑浑噩噩，届时去了便会知道。
通知就是命令，只能准时到达。毛家桥在南郊火葬场下面，到了那里，看到大门口挂的牌子是“郊区公安分局”。上楼后找到房号，轻轻敲门，一位30岁左右、衣着整洁、眉英目俊的年轻公安便衣，开门热情接待。面对面握手时，我发现他目光诚挚，微笑亲切。
室内只有他一人。他客气地请我坐下，泡了两杯香片浓茶，递给我一杯，然后坐下来与我促膝谈心。
首先进行表扬：“听市局同志介绍，这次破案有功。背叛剥削阶级家庭，表现不错。”但他随即说明，“我们这些隐蔽战线的工作人员，功劳再大，也只能当无名英雄。”
他自我介绍：姓刘名正文，是郊区公安分局政保股的。他说：“今后你直接与我联系，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他让我记下他的电话号码和通信地址。
至此，我明白了：原来与我联系的公安都是市局的，我住郊区所属岳麓地区，现在把“隶属关系”转到郊区来，便于继续控制、利用。——难怪刘公安笑眯眯的，原来笑里藏着……
见我比较拘谨，刘公安说：“我只比你大几岁，我们就像兄弟一样，友谊与合作是长期的。”
第一桩案件破获后，我曾天真幼稚地想，可以结束这种不正常的生活了。但随后知道“不可能”，请吃饭、发奖金，都是先兆，今天谜底终于揭开，要长期为公安服务。——怎么办？没有办法，暂时只能服从。
刘公安继续说：“我们要为社会主义事业一直干到老，干到退休，到那时回忆我们今天见面，就会感到骄傲和光荣。”
刘公安与众公安不同，深谋远虑，喜欢从长计议。我心想，你是国家干部，到时候可以享受退休；我这个可怜的代课教师，到哪里去退休？——刚想到这里，刘公安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说：
“关于你的工作，我们研究后，安排在岳麓印刷厂。你的字写得漂亮，暂时去刻钢板，[注12 ] 拿计件工资。我问了一下，那个车间去年人均月工资60多元，比我这个小干部高多了，你的意见怎样？”
岳麓印刷厂是区属企业，没有一定关系还进不了，代课已经代烦了，不去咋办？安排了不服从，行吗？
我只能点点头，表示同意。
刘公安将一张“岳麓区工业办劳动人事调配单”递给我，一边说：“这是临时安排，今后还有考虑。你自己看中了哪个单位，只要不是党、团员的机要职务，跟我说一声，都可以安排。国营的也行，工资级别、转正等问题，我们说了算！”
口气真大，给我吃的“定心丸”，也很“甜”。我想，他不是吹牛，完全可以办得到。但被公安捆得越紧，自己的自由度就越小，就得一辈子为他们服务。——他姑妄言之，我只能姑妄听之。
后来得知，这位单线联系的新顶头上司，是郊区公安分局政保股副股长。
就这样，我成了岳麓印刷厂（简称“岳印”）刻钢板的工人，住车间楼上集体职工房。

上班不到半个月，就遇到了一位“反革命”。
那是个周末晚上，几名职工在下象棋，我路过时“技痒”，观战一阵，见水平低劣正想走开，一位瘦高个青年进厂来，职工纷纷说“陈亚陆来了，我们不是对手，不下了”，便一哄而散（实际是躲避肺结核病人）。这青年见我站在一旁微笑，便挑战说：“来，我俩战一盘。”我谦虚地说：“恐怕不是你的对手。”他寻觅棋友心切，大喇喇地说：“来，来，来，不要怕，输了不过一盘棋嘛。”——颇有一点《水浒传》里“林冲棒打洪教头”中那位洪教头的架势。
我慢吞吞地就座，不敢轻敌，抖出浑身解数，一连大败他三盘。他满脸尴尬，一边讪讪地说“厉害，厉害”，一边出门回家去了。
陈亚陆读高中时因肺结核休学，几年来一直没痊愈，现在是个刻钢板的个体户，住在贴隔壁。一位青工说：“他常常吹嘘，岳麓印刷厂没对手，你来了，跟我们出了一口气。”
高考落榜后我浏览过两本棋谱，水平稍高于一般民间棋手，但仅仅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本事并不过硬。
陈亚陆棋瘾很大，过两天看见我，邀到他家夜战，我心不在焉，三战二负。于是，他松了一口气，摇摇头说：“那天你连赢三盘，吓我一跳，今天看来，水平也不过如此。”
两人相对大笑。
由于命运、年龄、文化、棋艺旗鼓相当，一来二往，就混熟了。
一天晚上在他家下完棋，他突然问我：
“世界上，做什么生意最赚钱？”
“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做生意的事，便照实回答。
“按照秦始皇生父的说法，”陈亚陆说，“生意不同，赚钱的数量级便不同；选中了某种生意，赚的钱就会成倍增长。”
“书生意气，纸上谈兵。”我当然知道秦始皇的生父是谁，不以为然地说。
“做粮食生意能赚多少呢？”陈亚陆全然不顾我的反感，像是自言自语。
“可赚十倍。”我应声而答。
“做珠宝生意能赚多少呢？”陈亚陆又问。
“可赚百倍。”
话音刚落，两人抚掌大笑，原来这是战国末年吕不韦故事中的对话。[注13 ]　笑毕，陈亚陆说：
“我想做国家生意。”
当时象棋还摆在桌上，我便随口答道：
“那我就做你的马前卒吧。”
陈亚陆听了，非常高兴，正色道：
“好，一言为定！这是一本万利、无本万利的大事。”
我见他“来真格的”，担心他误入歧途，便隐晦地劝道：“吕不韦不是没付本钱，最后付出了最大的本钱啊！”
“不怕，”陈亚陆说，“不成功，便成仁。自古以来就是这么回事。”
接着，便对现实大肆鞭挞……
陈亚陆已经明说，他想“做国家生意” ——搞“反革命”组织。一个“痨病壳子”，哪有身体担当那样的重任？但他不自量力，使我陷入两难境地——向刘股长汇报还是不汇报呢？
真应了L公安的话，“反革命”“这么多！”出门走错了路，碰的都是“反革命”。
那时，我已知道自己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中，如果不汇报，万一密报先到刘股长那里，就糟了；如果汇报，又一桩“反革命”案件浮出水面，不知要连累多少人！
压了两天，犹豫不决，很是焦急。第三天，我去二楼排字车间找一个铅字，C老师傅对我说：“你天天晚上在陈亚陆家下棋，他有严重的肺结核，知道不？”（我父是老肺病，一直没有传染给我，所以我不怕）我很奇怪，便问：“你怎么知道我天天晚上在他家下棋？”C老师傅指指排字架后面的窗户说：“你去那里看看。”我走到排字架旁一看，傻了眼：窗户对窗户，一条小排水沟，把两栋房子隔开，从这里俯视，陈亚陆家的书桌（下棋处）一览无遗。上周C老师傅晚上加班，在排字架间走来走去，看得一清二楚。
暗地里，我大吃一惊。可以肯定，C老师傅不是监视者，如果他是监视者，就不会告诉我。但真正的监视者看到了，甚至窃听了陈亚陆与我的谈话，不向刘股长汇报，怎么行呢？
我吓得魂不附体，当晚在陈亚陆家下完棋，赶紧写好汇报材料投入邮筒，只是把事情发生的时间推迟了三天。

[注12 ] 当年大学讲义由教师编写之后，再油印。刻字工人用铁笔、钢板将教材刻写在蜡纸上，油印出来，装订成册。岳麓山下大专院校林立，讲义需求量大，刻钢板成为当年当地的一种职业。电脑一出，这个行业就消亡了。
[注13 ]　战国末年，商人吕不韦从不同生意的赚头不一样发现，做“国家生意”赚得最大。于是，他用阴谋诡计使自己的儿子继承了秦国的皇位（即秦始皇），自己当了秦国的宰相。后因秦始皇怀疑他，便服毒自杀了（付出了最大的本钱）。“做粮食生意”“可赚十倍”，“做珠宝生意”“可赚百倍”，是故事中的对话。

（9） 严密的监控

共产党对所有的人都不信任，包括他们的“自己人”。对我这种“敌人营垒中”投降过来的人，不但要检测汇报材料的真实性，更要鉴别我“反水”是真是假，因此，我料定，公安会对我进行监控。
早在攻破第一座“碉堡”时，他们就使用“美人计”，进行侦测。
那时，我在杜家塘小学代课，住学校，在家里吃饭。家很近，从农民的橘园里抄近路，五分钟可达。
一天中午我拎着竹壳热水瓶回家午餐，老远就看见橘园里有个女人的身影在躲躲闪闪。走近了，女人回转身来，满脸尴尬地问道：
“请问，朱老师家在哪里？”——啊，原来是个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姑娘。
“哪位朱老师？”我怕弄错，反问她。
“朱XX，”她回答，“我是她的学生N，来看望老师。”
“哦，她是我妈妈，就在前面，不知她是否回家，你跟我走吧。”那时侯，母亲在较远的银盆小学教书，回家的次数较少。
我把N带回家，母亲正巧回来了。师生相见，说了些嘘寒问暖的话。请N一同吃饭，她以“吃过了”为由坚辞，我们吃完饭，她就告辞了。
她一走，母亲便唠叨：“不知N嫁人没有？也不知她是否看得上我们这样的家庭？”
我赶忙制止说：“妈，您对人家一点都不了解，少些非分之想吧！”
实际上，我是告诫自己不要有非分之想。那时，我已24岁，正是东张西望寻寻觅觅的年龄。但理智告诉我：即使N未嫁，如果出身“不好”，她要借助性别这张王牌，嫁个出身好的，改变成份；如果出身“好”，我这只“癞蛤蟆”，就“休想吃天鹅肉”了。
由于有思想准备，此后N频繁来学校，我对她不即不离，故没有“故事”发生。
N是个蹩脚的演员，接触不久，便发牢骚，小骂共产党，对我的境遇十分同情，三番五次煞有介事地感叹“这么有才华，不让进大学，真可惜了！”说完，总是用期待的眼光看着我，希望我接续几句。而我，总是笑而不答。——实际上，从她谈吐的水平可以看出，她根本不知道我有没有“才华”。
一般在我晚上备课、批阅作业时，N悄然而来，坐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离去。校园外要经过一段人迹稀少的支路，我只好送她一程。青年男女在清风明月下漫步，同行却异梦，丝毫没有罗曼蒂克的感觉。
回味第一次见面她埋伏在橘园里，要确定我母亲已回家，要在暗中指认我并等到我回家午餐的时刻，要教会愚笨的N见到我不红脸，应对自如……也难为了那位幕后指挥者。后来，母亲了解到她已婚，便更厌弃她了。
我之所以不撵N，是要看看这句戏如何落幕。
N越来越放肆，一天晚上坐在我的床沿谈话，孤男寡女，同处一室，她突然往后一倒，仰天摊在被子上，投来一个媚笑，我赶紧把头扭到另一边。在送她回家的路上，老往我身上靠，我一让再让。
断交的日子终于来临。这天晚上送到分手的地方，她突然邀请我去她家，我不愿去，她拉着我的手扭头便跑，却转向跑到墙边，自己背靠着墙，顺手把我一拉，面对面地压在她胸脯上。
月光照着她洁白的脸，乌黑的眸子里漾着欲火，呈现出一种淫荡美。
我呆若木鸡，甚至嗅到她呼出的女性荷尔蒙芬芳，都使心不动。
她在等待什么，十秒钟后见我无动作，便用嘴唇在我的嘴唇上飞快一掠，像泥鳅一样滑开，溜走了。
第二天，我看见她板着脸从学校办公室走出来，彭校长跟在她身后，便知道有人怂恿她倒打一耙，恶人先告状了。彭校长了解情况后说：“有天晚上我看见她从学校里走出去，感到情况不对头，这是个街道上有名的破鞋，别理她就是。”
幕后指挥者先是想通过N引诱出我的“反动言论”，没达到目的，又想把我的名誉搞臭。终于徒劳一场，白费了力气。

第二位Y姑娘是个知识青年，她回乡探亲与我在公共汽车上萍水相逢。她拎着好几个大包小包，我怜香惜玉，下车后帮她把两个最重的包拎到她家门口。两人交换了姓名，我把工作单位告诉了她。过几天，她翩然来访，塞给我一张约会的纸条。晚上见面谈得很投机，分别时依依不舍。几次夜游后进入热恋，花前月下，相拥相吻，卿卿我我，海誓山盟。她没有政治方面的挑逗语言，但总是向我推荐她的堂兄XXX，称赞他“和你一样有才华、有学问、有能力，希望你们成为好朋友。”她告诉我，她的堂兄在县区，我们可以到他那儿去玩，也可以约他过来。她提了三次，我都没吭声，难道是让堂兄来拿主意，鉴别我的学问和人品？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我发现Y姑娘屡屡言过其实，喜欢夸大其词，对她讲的话信不过。我没有同意与她堂兄见面，也没有拒绝。
很快，她又要下乡去，相好得差不多要以身相许，却不让我进她家的门。离别前的夜晚，拥吻到最深沉时，她突然抬起头来急切地说：“你得赶快逃跑，派出所要抓你。”仿佛被毒蛇咬了一口，我像弹簧一样松开她，问道：“你怎么知道的？”她回答：“你别问，我是真爱才告诉你的，赶快逃跑，还来得及！”——气氛陡变，不能彻底交心，情感温度顿时降到冰点，不欢而散，从此分手，天各一方。
跑，跑到哪里去？“普天之下，莫非‘毛’土；率土之滨，莫非‘毛’臣。”跑了抓回来，罪加一等。
要是在以前，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会急得睡不着觉。现在，与刘股长谈话不久，哪里会有这样的事？我置之不理。
不久，刘股长召见，问我是否认识XXX，我回答“不认识，但听说过”，便把来龙去脉如实汇报一番。刘股长问：“为什么不与他见面呢？”我回答：“Y姑娘有点夸夸其谈，我还没有定下她，不想让他堂兄来考查我，耽搁几天后，她没再提，我也没有再问了。”刘股长批评说：“干我们这行要闻风而动，像这样的人很值得一见，你失去了一次立功的机会。这次县区破获一个‘反革命’案，从XXX那里搜出一份发展对象名单，上面有你的名字。”听刘股长这么说，我心里一惊，以为刘股长说的是真话。但再一想，不对头，既然“反革命堂兄”通过Y姑娘把我定为“发展对象”，她怎么又说“派出所要抓你”呢？这是十分矛盾的。于是，我就实话实说，将Y姑娘要我“赶快逃走”的话，向刘股长汇了报。刘股长笑着说：“她胡说八道，女人的话真不可信。派出所凭什么要抓你，我怎么不知道？”
后来，听说Y姑娘判劳教一年，是否因为这次“泄密”，不得而知。

连续用女人进行监控和试探，对我震动很大，也使我惊恐不安，疑心重重，只要有人在我面前讲一点点涉及政治的话，我就怀疑他是试探者。同时，也使我醒悟：无论怎样“听党的话”，怎么努力为公安卖命，他们永远不会信任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因此，我萌生退意，不想干了。但“不想干”行得通吗？“不想干”就证明你“与党离心离德”，就是“背叛”，将受到无情的惩罚……

（10） 突如其来的“忠诚考验”

在岳麓印刷厂工作期间，长期对我进行监控是熊第萸姑娘。她曾与我妹妹同学，妹妹说她成绩死不好，一再留级。我见她双眼滴滴溜溜，顾盼神飞，感觉她很聪明。她是排字车间的学徒，那还是铅与火的活字印刷时代，依靠工人在字架上一个一个捡铅字。
那时我年轻，精力充沛，比较勤奋，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学习一个半小时。不准读“封、资、修”的书，便读《毛选》、《毛主席诗词》和报纸，有时练习书法。读得无书可读时，便学习汉语拼音，将毛诗、语录一条一条用汉语拼音默写出来……
8点钟上班，熊姑娘总是早到四、五十分钟，将坤包往自己车间里一扔，便快步来到我的办公室，与我切磋书法，谈文学，或者谈天说地……她的师傅悄悄说“小熊有意”，我笑了笑，不敢苟同。有一次，我上楼办事，偶然从一个斜角见她窜到我的办公室，急急忙忙打开抽屉翻寻什么；另一次，趁我不在翻寻我的字纸篓……我心中有了数，啊！她，带着任务。除了写给公安的汇报材料，我没有任何秘密。公安严格要求汇报材料的草稿纸，通通及时烧毁（丢到厕所粪坑里都不准），以免泄密。因此，她找不到什么东西，一次次徒劳。
熊姑娘全程监控我三年多。当我准备结婚把爱人带到厂里亮相后的第二天清晨，办公桌上发现一封无厘头告别信，署“知名不具”，字迹工整，信里没有具体内容，但在字里行间浸润着深深惋惜、留恋后的无奈之情……三年多朝朝（除礼拜天和节假日）相处，我已深深印在姑娘的心上，但她怎能爱上一个出身“不好”、公安长期监控的人呢。
2001年走访一位岳印老同事，告诉我熊女士某天晨炼时突然倒地，咯血不止，急送医院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我默默悼念，脑海里浮现出她年轻时的倩影，但产生了一个疑问：神为什么安排她在清晨倒下呢？那是我们数百个朝朝相处的时刻啊！
除了上述异性监控，实际上，岳印的每一位党、团员，每一位干部，每一位出身“好”的积极分子，哪一个不用另一只眼睛“关照”着我？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只有跟着芸芸众生混日子，头脑不想事，内心不容纳半点“反共反毛”的思想杂念，才能苟活下去。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来临，早已不为公安服务的我，又受到一次突如其来的“忠诚考验”。
那时，我在一家民办机械厂工作，已是一位能独当一面的模具钳工。一位订购了几套模具的顾客老章，到厂里来与我谈产品质量，催促交货时间。因“有求于我”，很自然地请我到茶馆喝茶，去饭店吃饭，还送我两小盒硬质合金（金属切削刀具，比较贵重），慷慨而又大方。萍水相逢，如此友善，我当然心存感激，便与之日亲日近了。每次会面聊天，老章总是时不时冒出一、两句有关政治的话题来撩拨，但我绝不答腔。一方面，我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会再上当受骗；另一方面，我确实不愿谈政治，不想再惹麻烦。一天，我俩并肩步行去某地，他发表一通反共言论后，突然用肘拐碰我一下，压低声音问道：
“挖墙脚吗？”
我心里一惊！第一念头是：真“反革命”，还是来试探我的？
我没有吭声，装着没听清，等待他继续发挥；他嘎然而止，不再说第二句了。
这可难为了我。如果是公安派来的探子，不汇报，就证明对党不忠诚，重犯“知情不报”罪，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处理掉”；如果是真“反革命”，汇报后又要钻入“碉堡”内部去攻破，继续伤天害理，与人民为敌。
怎么办呢？前思后想，举棋不定，焦虑万分。一天半夜醒来，突然悟到“要用时间进行考验”：如果老章是“动真格的”，下这么大功夫来拉拢我，没有听到我的正式回答之前，不会轻易放弃，还会来继续动员；如果老章是公安派来探子，已经完成试探任务，早已向公安汇报领赏去了，不会再来……
这个判断应该是正确的。等了一个多月，不见老章的身影，我便向市局一科刘正文副科长（已升官从郊区分局调入市局）写了一封信，详述老章其人其事……没有回音，也没有召见。春节到刘科长家里拜年，顺便问及此事，刘科长轻描淡写地说：“交给别人办去了。”——这一回答，证实刘科长收到了信；同时可看出，老章是公安派来试探我的。稍稍分析便知，如果我提供的是“有价值”的情报，闻风而动的公安会立即召见，了解老章与我交往的过程，详细记录他的反共言论；虽然也可以“交给别人”去办，但至少得口头表扬表扬呀！
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我又一次经受了“党和政府”的“忠诚考验”：姓陈的脱钩这么多年，听到“反革命”言论，仍向政府报告，这人也许改造好了。

70年代初，“001号案件”[注14 ] 爆发时，我住在下麻园岭。由于居委会有人密报我是“可能的作案者”，引起公安对我进行一次暗查。多年后，邻居才告诉我，那天晚上，一、二十个人站在前面菜园里，唧唧喳喳议论，后来只派了治安主任和两位妇女上楼来，与我见面，观察动静。第二天，趁我上班时，打开房门进行了一次彻底搜查。

考验持续到90年代中期，前后有三位认识不久的青年，虚心向我请教时，发牢骚，讲怪话，透露一点点想“搞组织”的意图。当时我已50多岁，便名正言顺地用“长辈”的口吻“教训”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党的天下是稳固的；如果有能力，完全可以到经济领域去发挥。我没时间也没必要去搞清楚其中有无公安的密探，即便有，公安听到我的话，也无可厚非。——那时早已“改革开放”，叫青年人去发财是党提倡的正道，对无产阶级政权不构成任何威胁。

从中共的历史看，“不信任任何人”简直是毛泽东的“专利”，也是历次运动整人的根源。我深信，晚年毛泽东已疑心重重，走火入魔，草木皆兵，无人可以信任，并在高层实施了严密监控。用文件上的话来说是“伟大领袖洞察一切”，七老八十，窝居深宫，光看文件、听汇报，哪能洞察？只有多渠道秘密监控，才能了解每一员封疆大吏是否忠诚。文革初始，毛泽东“点了名”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就是有人密报张在私下讲了毛的“坏话”。
监控，使人产生恐惧，使人的尊严、价值丧失殆尽，使八亿中国人民全都匍匐在领袖脚下，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奴隶。在那样缜密、细致的监控下，人人自危，只能诚惶诚恳，彻底臣服。

[注14 ] “001号”案件：大约在70年代初，长沙市有人购买了十几张毛泽东标准像，用刀子在每张像上划一把叉，然后趁黑夜分别投入十几个邮筒。公安接报后，如临大敌，在全市开展地毯式摸查。详见《笑泯恩仇》http://www.epochtimes.con/gb/nf3293.htm（08）《001号案件》。

（11） “引诱犯罪”、“真老虎”和“密捕”

陈亚陆这人是个“口头革命派”，每次见面，总是空谈他前一夜的种种想法，虽然时不时冒出一、两句豪言壮语，但骨子里还是胆小怕事的，瞻前顾后，畏畏缩缩，根本没有W君那种“干一番大事业”的气魄。一方面，显示了他体质羸弱，性格优柔寡断；另一方面，也很正常，在这种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上，谁敢不掂量掂量共产党的份量！
他畏葸不前，我只能附和，并乘机起一点点阻遏作用，绝对不能把他往“反革命”邪路上引。但我也不能说得太露骨，以不暴露我的身份为度。
有一次，他考虑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感叹道：
“这事要是六○年、六一年‘过苦日子’时干就好了。如果那时蒋介石反攻大陆，大家起来配合，共产党早就倒台了。现在干，只怕是‘鱼过装壕’，没有意义了。”[注15 ]
他萌生退意，我当然点头称是，表示赞成。
他的这些想法和言论，我都如实地向刘股长汇报了。
此后，陈亚陆好一向没来找我，我也没有主动去他家。
一天傍晚，刘股长来电话（厂里承接业务的电话，允许职工使用），叫我马上到荣湾镇岳麓分局去，要快！我遵命，立即乘公共汽车赶到。刘股长站在大门口等着，立即把我引进二楼会议室。推开门一看，嗬！好多人，十来个，济济一堂。
原来是市局领导、郊区分局领导和岳麓地区政保股的公安，在研究案情。领导发现陈亚陆案件停滞不前，临时决定把我招去，动员和指导我如何迅速突破。
当年公安研究案情，大多喜欢抽烟，一支接一支，会议不散不熄火。我进门时，满屋烟雾缭绕，弥漫着尼古丁的呛人气味，证明会已开很久了。
我进门后，市局L公安、分局L副局长站了起来，我赶忙走过去，抓住他们伸出的手，握一握。L公安、L局长满面笑容，一番表扬加鼓励后言归正题，叫我重新汇报一下案件的进展情况。
我如实汇报后，L局长问：
“陈亚陆想打退堂鼓，是真是假？”
“当然是真的。”我回答。
“不对，”L局长批评说，“你被阶级敌人的烟幕弹蒙蔽了。阶级敌人反对我们共产党，是本质决定了的，不会改变。他以退为进，在观察和试探你的决心。如果在这节骨眼上你表现消极，他就可能将头缩进乌龟壳里去了。”
“我总不能引诱他犯罪。”我喃喃地说。
“不是引诱犯罪！”L局长斩钉截铁地说，“你现在是党的隐蔽战线的战士，把阶级敌人引诱出来，是你的光荣任务。前次，陈亚陆说他想‘做国家生意’，你马上说愿做他的‘马前卒’，这个‘马前卒’就回答得非常到位。你不这样说，他就不会把下面那句‘一言为定’说出来。因此，你要尽最大努力，把他的心里话掏出来，让他‘鱼’过了也要装‘壕’。”
我低头不语，时间像凝固了一样，屋子里很静，听到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地响。
“你还有什么顾虑？”
“‘马前卒’一类的话我可以讲，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不愿意从我的口里说出来。”我回答。
“不，”L局长又一次纠正我的看法，“为了挖出阶级敌人，你讲几句也无妨，关键是不要超越他，不要讲到他前头去了。他讲三分话，你就点点头；他讲五分话，你就讲个两、三分；他讲八、九分，你就讲个四、五分，目的是把他的话引诱出来。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你心里是拥护共产党、毛主席的，就行了。”
其他公安七嘴八舌支持L局长的说法，鼓励我进行引诱。纷纷拍胸担待：“怕什么！这是策略”，“保证没问题”，“大家都知道你有一颗红心”，“我们公安说了算”……
“其实，陈亚陆只是心里有些想法，仅仅同我说了，不像W君，并没有发展组织。”我说出了我的担心。
“发没发展其他人，现在还不能确定；跟你说了，就是发展组织。这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份子，那么恶毒地攻击党和毛主席，绝对不能心慈手软。他不是纸老虎，也不是死老虎，因此，你不能麻痹大意，要做真老虎打，要做恶老虎打！”
我没得话说了。
“你还要严密注视，有没有后台老板？”最后L局长补充。
……
这次会议，用共产党的话来说，是要解决我的“右倾思想”问题，鼓励我引诱陈亚陆犯罪，把一个普通知识青年当作“真老虎”、“恶老虎”来打。当年，中共就是用“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用法西斯手段，用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来打击手无寸铁、分散单个“思想犯”、“言论犯”、“良心犯”的。
不过，L局长还是有些先见之明。
陈亚陆并没有死心，恰巧就在公安开会的第二天，又来找我，晚上下棋后提出新的方案，应该先写一个纲领，并要求我执笔写出来。这一招相当厉害，显示陈亚陆绝非等闲之辈：“你不是同意造反，愿意入伙吗？那么，请拿‘投名状’来。”[注16 ]
我当然不能执笔写纲领，况且确实不知道怎么写，便顺理成章地推脱：“写一篇文章没问题，但纲领怎么写？要写些什么，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大的事，我怎么能胜任？还是你自己写吧。”
理由充分，他无法驳斥，只好自己动手写。
另外，陈亚陆还告诉我，与湖南大学一个“刻钢板”的右派，曾多次探讨“这些问题”，右派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但“暂时不同意与你见面，以后再说”。
这些情况汇报上去后，特别是陈亚陆的“纲领”写了几个晚上之后，公安认为案件已经成熟，决定“密捕”。
事后，我也考虑过，为什么要“密捕”？你们中共是泱泱大国的堂堂执政党，公安机关隶属于堂堂的“人民政府”，打击你们认定的“头号罪行”，为什么不公开执法？在光天化日之下，派出着装整齐、威风凛凛的公安，在众目睽睽之中公开逮捕，起到“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打一儆百”的良好效果。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偷偷摸摸的方法？
答案仍然是“这么多！”，做贼心虚。如果天天抓人，到处抓人，形成红色恐怖，怎能体现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安定，歌舞升平？于是，只好委屈公安在夜幕的掩护下，贼头贼脑地把人逮来，把影响面缩到最小。
像陈亚陆这种情况，除了“不让群众知道，不造成社会影响”这个理由之外，完全没有必要使用“密捕”。“密捕”显示了共党政权理亏、心虚、胆怯，显示出他们制定的“法律”的虚伪性和“执法”的非正义性。

刘股长招我去，交代了“密捕”方案：晚上9点钟左右，把陈亚陆从家里带到就近的湖南师范学院南院体育场。
我遵令执行，晚上8时半，到陈亚陆家里，邀他出去走走，他便跟我一起走到常去的体育场。体育场内，夜幕下有几对男女的身影在晃动，仿佛在恋爱。有一对从我们身旁经过时，听到男的提高声音说话，是刘股长。——事后刘股长告诉我，他是故意提高嗓音，跟我打招呼。公安动员了艺术系几位“出身好”、“政治可靠”的女生，每位公安配一个，装扮成情侣接近“罪犯”。女大学生们看到公安当场抓捕两个“坏蛋”，惊奇得不得了。她们为“党的事业”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感到非常光荣，兴奋得终身难忘。

我和陈亚陆进入体育场后，坐到一个木架上。他告诉我：“纲领初稿已经写完，明天誊正一遍，再给你看……”
刚说到这里，便看见前后左右迅速围拢来几条黑影，我听见刘股长大声喝道：
“什么人？举起手来！”
远处楼房的灯光映着，几支黑黝黝的手枪，对准着我们。
我和陈亚陆慌忙站起来，乖乖地把双手举过头顶。几位便衣一拥而上，将两人戴上手铐，塞进停在路旁的吉普车里，一边一个便衣，拽着胳膊，拎着衣领，一溜烟开进了荣湾镇岳麓分局，在一间灯光雪亮的房间里宣布逮捕……
刘股长对付陈亚陆，一位小公安对付我。宣布逮捕后，各人在逮捕证上签字。摆在我面前是一张白纸，我拿着小公安递过来的钢笔，装模作样地在纸上画了画。陈亚陆签字后，我看见刘股长从他内衣口袋里搜出几张折叠的纸，刘股长问“这是什么？”听见陈亚陆老老实实低声交代：“纲领。”……接着，就押到后面牢房里去了。
陈亚陆一走，几位执行任务的小公安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演戏，真像演戏一样，但是，是演出一幕残酷的真戏。在陈亚陆惊恐的眼神里，公安像天兵天将神奇地降临，一举将他刚刚写好的“纲领”缴获……
我笑不起来，呆若木鸡，脸色惨白……一位小公安:关切地问：“你是不是病了？”我才清醒过来。[注17 ]

[注15] 壕，原意为“小水沟”，农民借用这个词称“安装在小沟流水里的一种篾制捕鱼工具”，流水可以从“壕”中通过，鱼虾进去后无法逃逸。“鱼过装壕”为长沙方言，意为“鱼群已经随流水过去了，再安装‘壕’捕不到多少鱼”，比喻“最佳时期过去，再做某种事意义不大”，有“不大想干”、“可干可不干”、“勉强干一下试试”等意思。
[注16 ] “投名状”类似于名片，但内容比名片丰富。古人拜见某位长官，希望在他那里谋个职位，便将一纸履历交上去，这张纸便叫“投名状”。《水浒传》中林冲、杨志先后上山落草为寇，山大王要考验他们是不是真心背叛朝廷，便要求他们下山去杀一个人将人头献上，先犯下一桩罪表示义无返顾，也称“拿投名状来”。
[注17 ] 上世纪末，偶尔获悉陈亚陆逝世的消息，默默志哀，哀其不幸。刑满释放后，他曾在长沙市北区一家民营公司工作。

（12） “公安局的一条狗！”

罪过，罪过，罪过！
丧德，丧德，丧德！……
公安利用我这个活生生的人做诱饵将陈亚陆“密捕”后，一向身体健壮的我，真的病了一场。头痛头晕，感冒发烧，浑身冷汗直冒，几天卧床不起；深更半夜，屡屡从噩梦中尖叫而醒。扪心自问，良心发现，痛苦不堪，我已成了不齿于人类的????堆！
如果说，第一桩案件还勉强有理由推脱，是公安逼迫干的，那么，第二桩案件就没有多少理由可以卸责了。你坚决不做公安的????，陈亚陆绝对不会被逮捕——这是一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将来要清算，会遭报应的。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心焦如焚。想到了“死”，不是自杀，而是被杀。
如果直统统地宣布“不干了”，冷酷的公安绝不会因为曾经“有功”心慈手软而赦免，因为你知道的太多，最终会找个小小的由头灭口。这是当特务、做线人再翻悔退出的必然下场，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撤退是铁定的，就是冒死也得撤退。问题是如何不露痕迹地撤退，尽量争取死里逃生。人生走到考验我智慧的关键一步，动员了全部脑细胞快速运转，经过一番苦苦的昼思夜想，终于悟出了道理。
我冷静地进行了分析：
在第一桩案件中，W姑娘为什么选中我为发展对象？是因为信任我。她为什么信任我？是因为她了解我家庭出身“不好”，了解我的祖父、父亲以及本人的情况。
陈亚陆为什么见面几次就将真心话告诉我？是因为他了解了我的家庭出身、本人情况后，认为这个人“可靠”。
那么，反过来，如果让所有接触我的人都认为我“不可靠”，甚至怀疑或听说我是公安局的“眼镜”，就没有人向我讲真心话了，我也就“发现”不到“反革命份子”了。
这就叫“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对！就这么办，釜底抽薪，先把自己搞臭。
真正要“搞臭自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不能逢人遍告“我是公安局的眼镜”，那样只会适得其反，暴露了“不想干”的意图，公安知道后仍然不会放过你。只能瞄准某个机会，采用稳妥的、审慎的办法，让透露的消息在暗中传递开来。
冥冥之中如有神助，突然遇到一个极好的机会。
快过年了，一天下午去岳麓区政府办事，遇到工业书记，区长正叫他打电话调岳印厂会写毛笔字的人来写横幅、标语。工业书记见到我说：“小陈，你来得正好，赶快把标语写了吧。”顶头上司的命令，哪有不服从的，况且是光荣的“政治任务”，轻车熟路，立马动手。
光给区政府写横幅标语（此前我已尽过一次义务），不能达到“搞臭自己”的目的。巧就巧在岳麓公安分局管宣传后勤的来了，他正愁没人写标语，便央求我帮帮忙。任务已经很重，我不想答应，一看是公安的，马上满口应承。脑筋一个急转弯：好机会！把我写的字贴到公安局里里外外，不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和警告吗？真是妙不可言。
我尽最大努力，奋战通宵，将两个单位的标语、横幅、对联（总数将近100张）写好，在晨曦里乘头班公共汽车回家去睡觉。
第三天，路遇易启坤君，他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一字一顿、轻蔑地说：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了！”
我默不作声，听候第一场“正义的审判”，这正是我需要的结果。
“你的字烧成灰我都认得！” 易启坤君咬牙切齿，恨恨地说。——现在我还记得，当年岳麓公安分局大门口贴着我写的门联，是一联毛诗：“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我会看到结果的，我会看到你的下场的！”易启坤君的脸上露出鄙夷的神情，眼里射出愤怒的火光，拂袖而走，从此断交。
易启坤君是我父亲同事的儿子，比我小四、五岁，高中毕业通不过“政审关”流落社会，自学中医谋生。当年许多青年都学写旧体诗词，他聪慧过人，自成一格。他写的诗词吟诵起来如行云流水，大有唐风宋韵，是截至目前为止我见到所有写旧体诗词的现代人中，写得最好的民间诗人。当年，他经常与我谈诗论文，研讨书法。易君可惜英年早逝，不能向他解释当年我的苦衷，不能让他分享这篇文章了。
第二位获悉消息的是何其善君，他的大弟弟与易启坤君同学，因而很快得到消息。何君是我初中同学，音乐怪才，少年时期就能玩十多种乐器，其二胡拉的《二泉映月》等曲子直追瞎子阿炳。他没有与我绝交，而是处处设防，发现有人接近我，便向那人发出警报。何君表面上嘻嘻哈哈，暗中对我深恶痛绝。90年代中期，何君不幸罹患肝癌逝世后，Z君才告诉我，当年有一次我与他一同登上一处六层高楼，凭栏远眺时，他几次想把我推下去，终因胆怯杀人而没有动手。[注18 ]
“臭味”四处散发，消息不胫而走，扩散得比我想象的要快。
我还用“个别交心”的方法进行扩散。
那时候，我与小G同住一间房，他比我小几岁，共青团员，转业军人。小G只有初中文化，比较单纯、友善，我俩常常睡前谈心。一天晚上，我将为公安服务的事告诉了他，表示“坚决背叛家庭，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请他多在政治上关心、帮助我，也请他“严格保密”。不久便获悉，消息已扩散到小G哥哥（高中文化）的朋友圈中。
“文革”开始后，小G是保皇观点。我在湖南大学看大字报，看到毛泽东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赞扬了北大附中彭小蒙的“革命行动”，晚上转告小G，毛主席支持造反派，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小G立马180°大转弯，紧跟伟大领袖闹革命，成为岳麓地区最先造反的“工人阶级”，自封“湘江风雷岳麓战团”司令，穿上军装，带上新结识的漂亮造反女友，威风凛凛地横冲直闯，揪斗走资派。1967年武斗期间，小G对我提供了充分的保护，这是后话。
岳印党支部周书记是个“土改根子”，文化较低，说话粗俗，开口闭口“三担牛屎六箢箕”。我便以“追求进步”、“向党交心”的方式告诉了他，希望他暗中在党、团员中扩散，再扩散到群众中去。周书记扩还是扩散了，但始料不及的是，他在党团员大会上骂道：“陈XX啵，不过是公安局的一条狗！”——周书记是老党员，理应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他这样骂，不是拆公安局的台吗？但他骂的话，几乎代表了所有人的看法。这样，就反证了公安“听党的话”，“为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种种说法的荒谬性和虚伪性。
消息传来，我又气又急又羞愧，好几晚上没睡着，真想告诉刘股长通过区党委训他一顿。后来想通了：第一，自己本来是公安局的一条狗，人家实事求是，只是说得太形象了，并没说错；第二，扩散消息是你的本意，他这样骂扩散得更快，实际上是帮助你；第三，他以前不知你的底细，是你自己告诉他的，刘股长认真追究起来，可能暴露扩散意图；第四，被别人骂成狗，比当真正的狗“去咬人”，好得多；第五，你是不想做狗，才被别人骂成狗的，今后可以脱离“狗”身份，应该感到欣慰……于是，我转忧为喜，暗暗表扬周书记：骂得好，骂得对，骂得及时！
就这样，“黑角弯里吊颈——自宽自解！”我终于成功地跨出“搞臭自己”这一步。

[注18 ] 何其善君的故事，详见《笑泯恩仇》（16）《非分之财》。

（13） 两位失学的天才知青

叙述是线性的、平面的，事情只能一件件交代；但事物发展是多维的、立体的，许许多多事情同时交叉发生。公安把我安排在岳印前后，还发生、牵涉了两桩案件。

1954年，我在“长沙市第十初级中学”（1956年并入师院附中）读初二，结识了读初一的同学李良。当年我们不约而同地迷上了武侠小说，常常交换书籍偷偷阅读。
有一次，学校来了公安人员，各班进行突击默字，默写一些简单的常用字。这套鬼把戏在读小学时，大多数同学都经历过，心知肚明是发现了“反动标语”。将这些默写的字按原顺序排列，就是那条“反动标语”的内容。默写的字条交上去后，公安人员通过笔迹鉴别，便可查出作案者。
这次，学校还组织各班学生，排队进入男厕所参观，接受教育。我看到，最里面蹲位的间板上写着：
“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注19 ]
这次默字后，李良便不见了，将近十年后相遇，李良才告诉我那条标语是他写的。当年对年龄小的学生没处分，只是将他转学到十一中去了。
这种档案袋里有“现行”污点的学生，莫说出身“不好”，就是“出身好”，都在特别关照之列。李良家庭出身大地主，他的一位不知隔几代的老祖宗，是曾国藩湘军的一员大将，在与太平军的“三河战役”中全军覆没，牺牲了。后来读历史传记，才知道这员骁将名李续宾。李良的父亲曾接受过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特别考验，蒙着双眼爬上一座高峰，走到一处“万丈深渊”悬崖边，命令“为了党国的利益，往下跳！”跳下去原来是一个事先挖好的沙坑，毫发无损，得到重用；不敢往下跳的，不予录用。他的父亲跳了，后来去了台湾，还是在劳改？不知道，反正没见过。
李良的爷爷是中南矿冶学院教授，当年70多岁了，老态龙钟，行动迟缓，由一个保姆服侍。李良可能是爷爷抚养大的，高中毕业后在家自学数学。我在杜家塘小学代课时，他来过学校，到岳印工作后厂房在马路边，来的次数更多了。
当时，李良告诉我，只用一年多时间，已学完高等数学全部教材，现在自学“数论”。我问他，那么多题目都做完了？他回答说，许多题目好像原来都见过，一看就明白了，解题速度特快。他独自解答出一个什么猜想，把论文寄到中科院数学所，回信告诉他，答案正确，但已由法国一位数学家在1938年解决了，鼓励他继续努力。当年没有计算机检索，又没有导师，这种重复研究难免。但全凭自学达到那样的高度，没有夙慧，脑子里没有大量数学细胞（即天生切近数学的才能），是无法企及的。我估计，照这样速度学下去，能很快升堂入室，甚至具有解决世界级高难度猜想题的潜能。如果能够沉潜到“改革开放”“尊师重教”的时代（那时人才奇缺），至少像李慰萱（见［注5］）那样，够资格聘用为大学数学教师。
然而，遗憾的是，在前景一片渺茫的情况下，李良坐不住了。当他找到我，在师院南院空旷的体育场，发了一大通牢骚，没等他说出“难听的话”，我四周看看，近处无人，便冒着极大的风险，义正词严地警告他：“共产党是专挖别人墙脚出身的，绝对不容许任何人具有染指政权的思想倾向”，“现在特务多如牛毛，任何轻举妄动都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声色俱厉严重的警告，可能吓阻了他的某种萌芽思想，此后，他再也没有说过类似的话了。
为挽救这位数学天才，我多次劝说，说得太露骨，以至引起他对我真实身份的怀疑。
一次，他说：“在共产党的高压统治下，生产力还是提高了。”
我回答：“生产力提高，是好事嘛。”那时我确实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
他说：“比如一个气球，往里面打气，胀满后，从气嘴里放出来，所有的分子都朝一个方向运动，形成很大的压力……”
我赶忙说：“好呀，大家都做这种分子往一个方向跑，有什么不好呢？”——我希望他顺着共产党，混入芸芸众生，别朝反方向运动。
哪知他鼓着眼睛瞪我半天，仿佛辨认一个无法理解的外星人。然后，鼻孔里出冷气，鄙夷不屑地说：
“哼！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又有一次，为长期找不到工作，大发牢骚。我介绍他去代课，不愿去，流露出“孤注一掷”的念头。
我劝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锲而不舍，可大器晚成。不要小视自己，何苦呢？”
他鼻孔里又出冷气：“哼，到时候，一包火柴，便解决问题了。”（吞服火柴头自杀）
李良的性格中，缺少点能屈能伸的气概，太多了不屈不挠的倔强，不愿随大流，不大听劝告，不断朝反方向运动，终于酿成了人生悲剧。

石惠泽是中南矿冶学院教授的儿子，湖南师院附中60届的高才生，聪慧无比，智商极高。他排行第三，兄弟姐妹都说“我们家就看老三的了”。高中毕业后高考因同样的原因落榜。我去过他家一次，他的父亲正蹲在地上清理一堆旧书，每一册发黄的旧书的“书顶口”，[注20 ] 都写了“君子自重”四个楷体字。他家与李良家相隔一箭之遥，两人是多年的好朋友。在自学的过程中，不知怎么一来，石惠泽不合时宜地迷上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方面的阅读量相当大，许多外国人名、书名，我闻所未闻。听他谈话，旁征博引，滔滔不绝，没有我置喙的余地。由于过目不忘，才具甚高，有点目空一切。某次他来杜家塘小学，适逢一位女教师请产假，学校找不到人，我便介绍他代了两个月课。反映是：讲课生动，很受学生欢迎。

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毛泽东时代“男子无才，方可保命”。
李良那种只适合搞科研的书呆子，如果循序读大学、研究生，进入数学所，肯定能出成果，甚至是大成果；石惠泽如能进入社科院亦然。但他俩生不逢时，社会刻意逼仄失学青年的生存空间，在理想的幻灭中自轻自贱，急于求成，两颗天才的极具希望的未来之星，终于被“扼杀天才、残酷无情的时代黑洞”吞噬了。

[注19] 这句“反动标语”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的‘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
[注20 ] “书顶口”：书籍被装订的一边叫“书脊”，跟书脊相对的一边叫“书口”，上方叫“书顶口”，下方叫“书底口”。

（14） “李良、石惠泽叛国投敌案”

还有一位高考落榜、石惠泽的同班同学曹辛星，读高中时曾在《诗刊》上发表过两首小诗。他进入左家垅蔬菜公司工作后，很快世俗化，不谈学习，只谈女人。与岳印的一位姑娘谈恋爱闹僵分手后，告诉我“她屁股上某个部位有一块什么样的疤”，说的活灵活现。按说此君应该平平安安，没什么问题，但他命不长。“文革”武斗时，一位曾经有过小嫌隙的邻居把他诱骗上山，掏出手枪一枪把他崩了。他曾跪地磕头求饶，但心狠手辣的邻居没有饶他。又按说此事神不知鬼不觉，这邻居青年也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他杀人后回到工厂得意忘形地自言自语：“老子今天干了一件大事！”这句话被一位积极分子听见了，“文革”恢复秩序后追查这位“老子”，“那天干了一件什么大事？”曹辛星命案才水落石出，此君打红叉的名字也就上了布告。——冥冥之中，因果报应，自有定数，此处不赘。

像李良、石惠泽那样的失学青年，早已纳入街道居委会的监控范围。有天晚上，我去李良家，远远看见一个中年妇女鬼鬼祟祟地趴在他家窗台上偷窥，听到脚步声，慌慌忙忙走进隔壁家，又在门缝里偷窥我。我干脆过门不入，径直前行，仿佛一位过路人。此后，我不敢再去李良家，居委会把我的名字列入常来常往的黑名单，万一李良他们瞒着我干了什么，怎么说得清呢？
我也不能告诉李良有邻居偷窥，他本来就怀疑自己被监视。万一他与邻居扯皮把我顶出来，刘股长那里不好交差。可能是平日我劝告他的话留下太多的想象空间（那时我还没有“搞臭自己”），他也怀疑我。
一天， 他突然用凶狠的态度“审问”我：“你说，你的工作是怎么搞来的？”
其实，这问题并不难回答。一则是突如其来，二则是他态度反常，一下真把我搞懵了，几秒钟没答上来。
“好的，我知道了！”他丢下这句话，扭头便走了。
过了十天半个月，我在师院新华书店翻书，他进来看见了，邀我“到后面山上去走走”。走走就走走吧，那是座几十米高的无名小山，长满了丈余高的小松树。走到半山坡，见这里远离马路，说话没人听见，便想坐下来再与他谈谈心，劝他回到数学殿堂，“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解数学题”。他不同意坐下，催我继续往上爬。又爬了几十步，我实在不想再往上爬了，便说：“爬上去干什么？又没有什么名胜古迹。”哪知他坚决得很，非爬到顶峰不可，我无可奈何，只好奉陪。
爬到顶峰，绝无人迹，团团松树遮蔽了我们，马路上汽车声音都听不见了。
“你说，”李良左手撑在一棵松树上，右手放在身后，面对面，目露凶光地审问我，“你的工作是怎么搞来的？”
我用平静的声音，按早已考虑好的回答，是我父找区政府一个熟人推荐的，要求字写得好。
“撒谎！”他恶狠狠地说，“有人说，是派出所安排的。”
“????！”我镇静自若，反问他，“派出所凭什么安排我？”
接着，我反客为主，问他“你愿不愿意刻钢板？”“如果愿意，我可以分出部分业务，让你在家里干，每月保证收入30元。”我知道他干不了，字写得并不差，但由于深度近视，不耐烦写密密麻麻的小字，习惯于龙飞凤舞画大字。
他像泄了气的皮球，脸上的剑拔弩张不见了，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接着，他从身后抽出一把雪亮的匕首，说：“今天你如果还像那天一样回答不出来，我就宰了你。”
我处变不惊，责怪他说：“那天你那么凶，吓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又笑眯眯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下山与他分手后，我的心倒蹦蹦地跳起来，好险！要不是镇静自若，后果不堪设想。此前，除了第一次公安把我抓到派出所，审问我的同学、朋友，报了他的名字外，从来没有将他的言论汇过报。相反，总是劝他和打消他某些想法的萌芽，他倒恩将仇报……为保护数学天才，避免麻烦，这一次，我又隐忍了，没有上报，只是提高了警惕，懂得了“当线人有可能被激怒的对象干掉”。

“搞臭自己”后，我只严密注视公安方面的动静，根本没提防来自群众一方的惩罚，之所以多次大难不死，只能归结于“命大”。实际上，特务机关对线人的生命安全是不负责任的，他们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万一被害，能破案当然也会忙一阵子。抓不到凶手，也就只好不了了之，绝不会公布被害的真实原因，绝对没有“抚恤金”。因此，在这里我向年轻人提出忠告，千万不要贪图一点点小钱为专制集团卖命。——在加拿大满地可监控、跟踪、加害过我的华人青年，打过照面的约有二、三十位。

不久，感到希望破灭，走投无路的李良和石惠泽，暗中策划“逃苏”，到苏联去组织“马列主义新政党”。我猜想，一定是石惠泽的鬼点子。因为李良对社会科学一窍不通，而石惠泽读了许多马列的书。
实际上，此路不通！一方面，边防卡得紧，如果没当地人接应，外地口音的人离边境上百里便会被盘查，逮捕。
另外，苏联当时的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克格勃头头出身，目光短浅，不懂政治，不知道利用逃苏的人组成中共党的反对派，除了让逃苏的人做苦工，就是把其中一些合适的人训练成特务，然后派回中国搞情报，搞破坏。而那些派回国的“苏修特务”，没有一个能够长期潜伏下来，都是不久便落入了“群众专政”的天罗地网。[注21 ]——与共产专制国家把人当作工具不同，纽约自由女神雕像下的短诗欢迎世界各地的“垃圾”，实际上是各路精英汇聚，把美利坚合众国建设得富强繁荣。

李良、石惠泽策划“逃苏”始于何时，我不知道。快动身了，李良来找我借钱。问他借多少？他说出一个我无力承担的大数。说实话，他没有工作，不能指望他还钱，一下借去我半年的工资，哪有可能呢？只好沉吟不语，待他知趣，慢慢递减。
哪知他迫不及待地把“逃苏”的事告诉了我，希望看在“重大决策”的份上，支援他一把。这下更不能借了，借钱给你“逃苏”，事发后，即使我不是公安的线人，也会受到惩罚。以现在这种身份，重犯“知情不报”罪，进一步“支援反革命”，那就别想活了……
我面露愠色，断然拒绝。李良木然，不知怎么惹怒了我，红着脸，讪讪地走了。
我知道，固执的他，已无力挽回，不能再拖延了，担心另一条监控渠道先我而报，于是，当晚就将汇报投入邮筒。
由于经济困难，出发前，李良还是跑到厂里来向我借钱。这次知趣了，只请我支持，不提数字，不论多少。我已请示过刘股长，“借”给他15元人民币。

什么时间走的？怎样抓的？我不知道。后来，刘股长说：“李良晓得你为我们工作，说我们采用了法西斯手段。”可能是自我辩护振振有词，或者是遇到了比较开明的法官，判处较轻。我是35年后从杨小凯遗著《牛鬼蛇神录》《向土匪》一章获悉李良的信息的。这一章从侧面对他进行了一些生动的描写。书中说李良是大学生，传闻失实；又说他是逃往香港被捕的。不知李良是否在我面前用“逃苏”（往北）来掩盖他们南下的意图？
“文革”初始，中共中央颁布的《公安六条》明文规定“劳动教养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不准参加串联……不知什么鬼使神差，因缘际会，李良、石惠泽竟在汹涌澎湃的“文革”大潮中组建长桥农场劳教人员的造反组织“长沙青年”，担任什么“副司令”、“政治部主任”。1968年长沙军管会打击造反派，第一批枪决数十名“罪犯”的打头第一个就是“长沙青年”司令夏菊初。
1970年初，毛泽东亲自批示、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一打三反”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降临，当局动用“国家机器”（军队和公、检、法），在全国范围大规模镇压“反革命”，大批量集中处决潜在的政治对手，于是，石惠泽、李良就难逃一劫，只能饮恨千古了。
布告上公布石惠泽、李良的“罪状”是“文革”中“造反”、“私设公堂”种种，但毕竟“逃苏”是起因，“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无可推诿。虽然罪恶的子弹打在他们的胸脯上，但击中的却是我的灵魂，等同身受，痛苦终生，永无宁日。我的双手沾满了他们的鲜血，无论怎样忏悔，都无法赎愆。从此，“惟将终夜长开眼”，“碧海青天夜夜心”！

李良只追究我告密的事，根本不理会我多次劝告、爱护他的一片苦心。1967年夏，武斗前夕，保守派“高司”（高教司令部）和“公、检、法”一夜跑得精光，河西变成一座“空城”，呈现出一种暴风雨前的异样宁静。罪孽深重的我，知道自己绝对不能呆在岳麓印刷厂，只有潜入河东市区，采用“灯下黑”计[注22 ] 混迹于造反派的人海，或可逃过一劫。当时已“封江”，湘江各渡口均有造反派的重兵武装把守，整个江面无一船只通行。于是，绕道从上游靳江河渡口，汇集几个必须东渡的人一起花重金买舟，强行渡河。尚未靠岸，雨点般的子弹便落在船舷两边。接着，一队荷枪实弹的造反派从小山上冲下来，命令我们高举双手上岸，押进司令部进行甄别。我提供“湘江风雷岳麓战团”司令部的电话号码，司令小G接到电话后，立即说“是我们的人，不是高司的密探”。第二天上午，小G亲自开车来把我接走，对我提供了有力的保护。当晚在长沙市中心的商业局、轻工局二楼（五一广场西北角）“湘江风雷岳麓战团”司令部打地铺。当时并不知道“长沙青年”司令部设在同一栋楼的五层，也不知道李良、石惠泽在这个司令部。傍晚G司令叫我同去马坡岭抢枪，如果我去了，就会劈面碰到他们，真是惊险万分，命悬一念。当造反派渡过湘江打到河西时，李良亲自带一队人去岳印抓捕我，并留人守候一个多月，始终不见我的踪影。那时，稍有一点差池，我便一命呜呼了。冥冥之中，没有神灵护佑，能活到今天吗？（待续）

[注21 ] 政治家列宁“输出革命”，派出顾问、用大量卢布帮助建成的中国共产党，是听命于“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政治家斯大林继续用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中共，指挥中共提前挑起日本侵华，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解除了二战中苏联东部的后顾之忧。无论列宁和斯大林为中共用了多少卢布，都是值得的。60年代逃苏的人上十万，却没有出现与中共同名的反对党。勃列日涅夫之流的政治素质，相比列宁、斯大林有天壤之别。
[注22 ] “灯下黑”计：古代夜晚用油灯或蜡烛照明，灯台下有一圈黑影。此计意为：最危险的地方最容易藏身，最安全。

原载《大纪元•连载》【 /gb/nf3532.htm 】（2006-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