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原中共线人的忏悔（下）
陈沅森
（15） “玉壶吟社”案
1954年中共颁布第一部《宪法》以及后来多次修改，白纸黑字都印着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但“宪法”是为共产党、毛泽东装点门面、蒙哄国际舆论而制订的，不是用于治国的。因此，它的许多条款只是从西方宪法中抄袭过来，根本没有打算兑现，直至目前，仍不肯兑现。
在一党专制下，人民只能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党”特别关照那些处于生命活跃期、“不怕虎”的“初生牛犊”，不允许他们广泛交友，不允许经常聚会，不允许民间自由结社……如果违反，不惜动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玉壶吟社”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60年代初，我母亲在银盆小学教书，妹妹高考落榜后，与母亲住在一起。有一段时期，妹妹忽然爱好起书法来，于是，某些星期天，我便去母亲学校，和妹妹一起在教室里习字，临摹碑帖。住在附近的高考落榜生Lz君来学校玩，见我们兄妹泼墨挥毫，爱好此道的他也参与进来，就这样熟识了。
Lz君也是学文的，古典文学基础深厚，旧体诗词做得很好，我们一见如故。他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两位好友Ly君、Yj君介绍给我。那时，我还没有“搞臭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我认识的人越少越好。
Ly君住河东某设计院，家境甚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素雅的小书斋兼卧室。他爱美，墙上挂着两帧古装仕女图，桌上摆着一尊造型优美、色彩鲜艳的仙女瓷雕。他研习陆羽的《茶经》，讲究品茗。此君“诗憨”得可爱，每天晚上，焚檀香一注，煨珍茗一壶，展开线装古本唐诗宋词（古旧书店可买到），在虚拟的美人环侍中，想象着红袖添香，一边公子哥儿似的品茗，一边挑灯夜课，很是惬意，潇洒。
有一次，我们四人在银盆聚谈未尽兴，乘小火轮去河东，约有半小时航程。Lz君和Ly君在轮船上讨论某句古诗时，忘乎所以，声音越来越高。我发现人丛中有一双眼睛盯着，仔细一看，原来是打过交道的小公安便衣。他是跟踪而来，还是偶尔相遇？不得而知。我没有与他打招呼（公安规定路遇不打招呼），但立即意识到，应该将这三位新朋友告诉刘股长，于是，星期天便专程到了刘股长家。
刘股长关心的是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态度。
我说：“这三人非常单纯，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一心扑在古典诗词上，都是诗迷。”
“他们对毛主席诗词有什么评价？”刘股长问。
“没有听说过，大概都能背诵。”那时候，新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我背诵如流。
刘股长指示：“密切注视，发现苗头立即报告。你交朋友我们不限制，越多越好，即使这几个人没问题，通过他们搭桥，再认识其他人，就可能发现敌情了。”
刘股长的话，使我悟到，应该息交绝游，认识人越少越好。同时使我悟到，线人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协助公安对社会上的部分人进行一次筛选，“有问题的人”尽入公安囊中，剩下的基本“不敢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种不花什么本钱收益很大的买卖，公安必定做了很多。因此，每个城市一定有相当数量的线人。
四人在一起学古人拈韵做诗，联句，我认为那些诗纯粹是一些风花雪月的应景之作，没有意思。但Ly君觉得很好玩，应该成立一个诗社，将每次做的诗记录下来，今后可以看到自己进步的足迹。
后来谈到毛诗。他们认为毛诗很有气魄，也可入流，但韵律不够严谨，遣词造句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Lz君学书怀素狂草，也摹仿“老胖”的草体字，发现“老胖”书写的条幅，其中有漏字、错字。——纯粹是一些技术上的“不敬”。
“老胖”是谁？原来他们谈论毛诗，担心别人听去不好，随意给毛泽东起了代号。Lz君用的是“老胖”，因为毛比较胖；Ly君用的是“老屁”，因为毛词中有一句“不须????”。当然，平日也有一些家常牢骚话，但与“恶攻”、“反革命言论”差得远。
更糟糕的是，在Ly君的力主下，诗社终于成立了。因为他酷爱品茗，有一把精致、漂亮的釉下彩高档茶壶，上面绘制的是一位含情脉脉的古妆仕女。那是他的宝贝，取名“玉壶”。每天抱着玉壶吟诗，故命名为“玉壶吟社”。
那时候，我经常去刘股长家，与他的老母，一位慈祥的老妈妈关系融洽。星期天在他家午餐时，将“玉壶吟社”向刘股长汇报了。
对于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目的的小型民间结社，刘股长皱着眉头思考了半天，拿不定主意。他说：“你先写个材料吧。”
吃过饭，我便在餐桌上将汇报材料写好。刘股长将材料送交市局后，引起市局高度重视，共产党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不经过他们批准的民间结社。大概当时案件数量不够，市局破案凑数心切（共产党什么事都预先下达指标，我猜想破案也是有指标的），竟当作“反革命”案件批准逮捕了。
三位青年当然知道自己无罪，不是什么“反革命”组织。因为使用了法西斯手段，可能家长通过某种过硬关系告到省、市高层，批示下来，予以平反。详情我不知，只听刘股长埋怨说：“是吧，我当初就说了，这个案子不成熟，霸蛮要搞！”
这样一来，便把我的身份暴露了。后来，“文革”期间，Lz君和Ly君带几个造反派把我劫持到蔡爱卿将军（抓到军区受批判去了）废弃的公馆，逼我写材料，供他们彻底平反。趁他们去吃午餐，我翻墙逃出来，一口气跑到河边，躺在河堤青草斜坡上，仰望蓝天白云，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写，还是不写呢？
那时正是武斗高潮，“公、检、法”已经瘫痪，处于无政府状态。一方面，人民感到欢欣鼓舞，政治高压暂时解除；另一方面，有些人头脑发昏，仿佛共产党已经垮台，可以为所欲为了，迫不及待地竖起造反大旗，自封司令、政委，佩带抢来的枪支，横冲直撞，参与武斗，寻仇报复。像我这种“公安局的眼镜”，首当其冲。许多人被打残，打死，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中，就记述了一桩被报复者挖掉一只眼睛的惨案。我不是说，这些人被打死、打残，不应该，他们遭受报应，也许是罪有应得。但我认为应该在法制的轨道上（当然不是共产党的法制，共产党认为这些人没罪）公开审判，进行定罪。否则，就可能发生私人挟嫌报复，第（14）节附带说的“曹辛星命案”，便是明证。
仰望蓝天白云时，我突然问自己：这一片蓝天属于谁？——问题便有了答案。
这一片蓝天仍然属于共产党，“钢铁长城”（军队）护卫着，天，还没有变。——于是，答案出来了：暂时还不能写。
我翻身爬起来，考虑大西门轮渡码头有造反派守候，便从灵官渡码头乘木筏子过河，避开人群走小路，步行到荣湾镇刘股长家。刘股长一见我便说“小陈，赶快下乡去避避风头。”当时已停发工资，我身无分文。刘股长马上将身上仅有的15元钱掏出来，叫我写了一张领条。我连夜下乡，在朋友家躲过了武斗高潮。
算起来，我在中共统治下生活52年多，至少有十来次与死亡擦肩而过。为什么大难不死，贻有神护？原来确实是神不让我死，要留着我“沉冤伸”——将“沉冤”“伸雪”出来！
“陈沅森”（chényuánsēn）与“沉冤伸”（chényuāanshēn）谐音，“伸”字多一个“h”，南方人说国语，大多分不清“卷舌”“不卷舌”。
六十七年前诞生之初，冥冥之中，我父按照神的意旨，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我写了一部《佛怀煽仇录》，揭露中共“土改”真相，为200多万枉死的地主，伸雪了沉冤！
今天又写了这篇六万言左右的忏悔文字，为1000万至2000万冤死的“反革命”，伸雪沉冤！
[注23 ] “斯德哥尔摩症”是2005年兴起的一个新词汇，大意是“被坏人欺侮了，还认贼作父”。
[注24 ] 《讨伐毛泽东》的檄文见《佛怀煽仇录》（http:// /gb/nf2872.htm）第十一章结尾一段。这一章将题目改为《毛泽东和中共是怎样欺骗利用农民的》参加“九评共产党全球有奖征文”获二等奖。纸介质版本《佛怀煽仇录》2005年12月，已由香港新利东印刷钉装公司出版（电话852-610-87990）。
（16） 刘正文先生
“搞臭自己”之后，我知道今后会交不到“朋友”，与公安打交道也会越来越少，甚至可能断了往来。时间一长，公安偶尔记起这个人会问：这只断线的风筝，飞到哪里去了？
其实，一只断线的风筝飞到天外，就是飞去爪哇国，也关他屁事。但“无产阶级专政”不行，盯上了，“挂了号”，就得一追到底：这家伙“阶级本性”不可靠，是不是又有新的情况？
因此，我意识到，不能与公安断音信，要经常联系，让他们了解我“在想什么，在做什么”。
联系人不必选择，就是“顶头上司”、原郊区公安分局政保股副股长，后升任市公安局政保科副科长的刘正文先生。
回忆60年代初，第一次到刘正文先生的办公室，面对面握手时，他“目光诚挚，微笑亲切”。他的话至今仍响在耳边：“我们就像兄弟一样……”
刘股长没有说谎，真像兄弟一样待我。认识不久，就把我领到他家里。
我不知道公安有没有规定，是否允许将线人带回自己家。我只知道，他不嫌弃我这“低人一等”的“贱民”，心中非常感激。
他有一位慈祥的老母和一位漂亮、贤惠的妻子，那时，他还只有一个两、三岁的女儿。
更令人感动的是，第一次跨进他家，刘妈妈就留我吃饭。
那时候，刚从“苦日子”过来，物资并不丰富，到人家做客要知趣，快吃饭了赶紧告辞。主人家也会口头客气一句“吃了饭再走”，可千万别当真，免得出现尴尬场面。而刘妈妈在打米下锅时当面添加了一筒，并告诉我“这一筒是为你加的”，诚心诚意留客。
刘妈妈常对我说：“小陈，正文告诉我，你听党的话，追求进步，很好，你也要多帮助正文。”
刘妈妈如此关心，熟稔人情冷暖的我，此后多不空手拜访，总是给老人、孩子带点小小礼物。没有“行贿”之意，而是礼尚往来。因此，我在他家长来长往将近40年。
刘妈妈的确是一位传统型的善良老人，但是，她担任居委会主任，对“阶级敌人”却是另一副面孔。有一次，一位“四类分子”来她家请示某事，刘妈妈训斥时脸上肌肉绷紧，眼露凶光。唯唯诺诺的“四类分子”走后，刘妈妈又恢复了往日的慈祥，笑眯眯地对我说：“小陈，党教导我们，对阶级敌人就要这样。”——党性对人性的扭曲，可见一斑。
许多次到刘正文先生家，与他谈心时，总是不断教导我“要听党的话，永远走社会主义道路”。
他说：“小陈，你真幸运，如果当初我们公安不挽救你，现在必定关在牢里。”——那时候，我真是感恩戴德，感激涕淋，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注23 ]
他说：“你战斗在一线，与‘反革命份子’混在一起，更要加强思想改造，否则，很容易被‘阶级敌人’俘虏。”
陈亚陆判刑后不久，:他说：“陈亚陆也算幸运的，要是迟一点，已经完蛋了。现在新政策下来，‘反革命组织’的头头，发起人，一律枪毙。经验证明，那些头头是改造不好的，刑满释放出来，继续从事‘反革命’。”
他说：“你们真的要感谢毛主席宽宏大量。我们一位无须报告可以直接进毛主席房间的首长，向主席建议说，那些阶级敌人（指‘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百分之百都有顽固的反动思想，这样打来打去很麻烦，花费我们很大的力量，浪费国家钱财。不如干脆向列宁、斯大林学习，把他们赶到山谷里，用机枪一顿剿灭。”——当年列宁、斯大林把一群群富农，连同他们的子女，包括抱在手里的娃娃，一齐赶到山谷里用机枪剿灭，斩草除根。
“毛主席怎么回答呢？”我打了一个寒噤，急切想知道下文。
“毛主席笑了笑，没有回答。”——当时体会，确实如刘股长所说“毛主席宽宏大量”，后来研读《毛选》，反复思考，才知道这是毛泽东“棋高一着”，为“阶级斗争”留下“活靶子”，树立“对立面”，否则，一个巴掌怎能拍得响呢？
“这位首长可能是罗（瑞卿）部长。”我说。
“你不要乱猜，可以直接进毛主席房间的首长多着呢，这位首长还可以跟毛主席开玩笑。有一次，毛主席在抽烟，他问毛主席您抽什么烟？说着，就从沙发前的案子上，自己拿出一支听装大中华牌香烟抽起来……”
故事饶有兴味，听得我瞪大眼睛。
刘股长与我谈话，“你们”“我们”泾渭分明。我总是感觉，他有一种职业敏感，对我不放心。
前面第（10）节，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时，突如其来的“忠诚考验”，不一定是刘科长设计的，但他一定参与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当晚，刘科长到我弟弟家，问到我在百里之外长沙县范林农机厂工作的地址，准备下乡来见面，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来。毛泽东逝世，公安无非是想搜集“阶级敌人”的反应，我在偏僻的乡下，哪知道什么呢？如果是想了解我的思想动态和表现，则证明我仍是长沙公安关注的重点。
获悉毛泽东逝世后，我独自关在卧房里腹诽，拟成一篇《讨伐毛泽东》檄文的腹稿。[注24 ] 但我知道，“伟人”逝世，社会震荡，出身“不好”的人，尤其要夹紧尾巴，低调行事。那几天，喜欢唱歌的我，不唱歌；喜欢讲笑话的我，不讲笑话，脸上忧忧戚戚，埋头做事，但我挤不出眼泪。
果然，后来一位公社党员朋友告诉我，他听到一句“话尾子”，公社公安特派员在与书记研究追悼事宜时，明明说了“陈沅森”三个字。这位朋友后来又听农机厂的干部说，公安特派员到厂里转了一圈……
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心中有数。
长来长往，关系密切后，刘正文先生一些个人隐私和家事，也不回避我。他退休时因工资级别问题，产生了一点情绪。一天，特地打电话叫我去，拿出一份报告，请我斟酌。内容无非是与XXX攀比，要求涨一级。我劝他，报告不要交上去，一辈子兢兢业业，这份报告送上去，反而把印象搞坏了，而且，达不到目的。他的女儿也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进行劝导。
刘正文先生终于想通了，没有提交那份报告，快快乐乐退休。
因职业需要，刘正文先生太喜欢喝浓茶，抽香烟了。案件一来，24小时连轴转，靠咖啡因和尼古丁提精神，体内积累有害物质太多，终于抵挡不住，患肺癌2000年逝世，终年65岁。
刘正文先生病重时，我去医院看望，献鲜花一束。最后一次谈话，仍嘱咐我“不要反党反社会主义”。
遗体告别时，他夫人告诉我，弥留之际，喃喃念叨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他最要好的同事，另一个就是我。在刘正文先生的心中，究竟我是他最要好的朋友，还是至死仍不放心呢？答案已无法寻求。
我丝毫没有美化共产党公安的意思，但刘正文先生是一位良知尚未完全泯灭、人性尚未完全丧失的公安，他是一个孝子、好丈夫、好父亲。但是，对于“阶级敌人”，他绝不留情。
受“党文化”的影响，在评价某一个人的时候，人们总喜欢脸谱化，好人永远是面目端庄，器宇轩昂；坏人则永远是龇牙咧嘴，丑陋不堪。人性是复杂的，大多数人具有双重人格、三重人格，甚至多重人格。好，不是“高、大、全”，一概都好；坏，也不是一切都坏，一无是处。我所见到的其他公安，如Y局长、L公安，他们都比我大几岁，说不定读过孔孟之书，至少小时候受父母旧礼教的熏陶，在家里他们可能温情脉脉，一旦到了工作岗位，便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我所见到的只有一位家庭出身“不好”“钻进公安队伍”的Q公安，“文革”中被清除出公安队伍，挨斗时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文革”后不知怎么又穿上了公安制服。他打击“阶级敌人”比任何一位公安都心狠手辣。例如，涉嫌轻微经济问题“家庭出身伪军官”的何其善君，可判可不判，也可送劳教，最多不过判一、两年刑。但落到他手里，重判7年。（见[注18 ]）任务完成后，Q公安到刘科长家“报喜”，我在座，他没有回避，洋洋得意地告诉刘科长，一副邀功请赏的“哈巴狗”嘴脸，以表明他比“出身好”的公安“阶级立场更坚定”。
刘正文先生16岁当公安侦察员，聪明机智，思维敏捷。我在长篇小说《佛怀煽仇录》中以他为原型，按照他的思路塑造了一位公安侦察科长黄晓阳，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可惜刘科长一辈子为共产暴政服务，越能干，对人民犯的罪越严重。
我来加拿大后写了许多揭露中共罪恶的文章，消息传到国内，一定震惊了长沙公安，使几位离退休的老公安大跌眼镜，悔不当初（没有干掉）！一方面，他们可能建议上级对我严加惩处；另一方面，可能将责任一股脑推到死人身上，责怪刘正文先生充当了我的“保护伞”。
实际上，摆脱公安控制后，我钻研机械技术，研究发明创造，研讨销售学在微观经济方面的应用；三个孩子相继出生，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为挣钱养家糊口真正远离了政治，哪有时间管闲事？……逢年过节去看望刘正文先生，一方面是感谢他对我的种种帮助；另一方面，是让“老领导”将我的良好现实表现传达给公安局的其他领导，让他们放心。
刘正文先生用“人性的”、“亲切的”手段，羁绊我长期为公安服务；我在“靠拢党和政府”的实际行动中金蝉脱壳，不露痕迹地摆脱了公安。他不是什么“保护伞”，而是一位人性和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的人。
[注23 ] “斯德哥尔摩症”是2005年兴起的一个新词汇，大意是“被坏人欺侮了，还认贼作父”。
[注24 ] 《讨伐毛泽东》的檄文见《佛怀煽仇录》（http:// /gb/nf2872.htm）第十一章结尾一段。这一章将题目改为《毛泽东和中共是怎样欺骗利用农民的》参加“九评共产党全球有奖征文”获二等奖。纸介质版本《佛怀煽仇录》2005年12月，已由香港新利东印刷钉装公司出版（电话852-610-87990）。
（17） 分道扬镳，脱“狗”复人
“搞臭自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岳麓印刷厂工作三年多，在左家垅一带，除认识陈亚陆之外，我没有再交上一位“新朋友”。
记得当时左家垅药店新来一位营业员，是个高考落榜生，古典文学根底很好。我每次给父亲检中药，在店堂里与他聊几句，吐属文雅，印象不错。但随后在路上相遇，他总是彬彬有礼地点头微笑，却不停步寒暄，更不用说相约深谈了。看得出来，他得到了某种警报。
还有几位师院艺术系的大学生，也是打了两次交道后，中断往来……我不知道背后指指戳戳的人有多少，但肯定有不少人对我敬而远之。
我自己也特别注意，不与人往深处谈。有时候遇到谈文学的场合，只听不说，不表现自己。要是原先，听到谈文学，便迫不及待地插进去背诵几段经典古诗文，发挥一通拾人牙慧的“高见”，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然后洋洋得意，飘飘然……有一次在某个场合，遇到一位瘦高个青年，听说是翻译家傅雷的小儿子，我马上回避了。
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新的情报，刘股长也感觉变化很大，认为是陈亚陆、李良等案件，暴露了我的身份。因此，准备给我换一个环境，调入岳麓公园工作。当他征询我的意见时，我沉思良久——
实际上，去岳麓公园，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之一。职工宿舍在爱晚亭一带，古木森森，鸟语花香，环境幽雅。岳麓书院的藏书，麓山寺的碑刻，文物古迹，黄兴、蔡锷等名人墓庐，亟待整修整理，我去了，大有用武之地。光是一块像密码一样的“禹王碑”古蝌蚪文，就够你求索半辈子……但我能去吗？换到靠近湖南大学的新环境，那里是学富五车的教授们散步的地方，天真幼稚的大学生如过江之鲫，让他们一一落入公安设置的罗网，杀了我都不干。
在刘股长面前从没有说过“不”字的我，终于鼓足勇气怯怯地摇了摇头。
刘股长许诺我可以选择国营工作单位，曾闪过一念，如果真能自由选择，我想去湖大或师院的图书馆，那里有读不尽的藏书。一是担心捆绑得太紧，二是上述理由，我根本没有提过。
我想，要彻底摆脱公安的控制，只有自立，不依靠他们安排工作。于是，趁“文革”武斗前逃离岳印之后，便没有再回头。武斗期间，停发三个月工资，回厂工作的通通补发；不回厂的，一律不补。——我只能无奈地接受后者。
“文革”中，由于动乱造成国家、集体经济极端困难，虽然表面上仍旧大喊极左口号，但实际政策已稍稍放松，允许街道里弄、农村生产队办小型工厂自救。这些多如牛毛的工厂建立后，缺业务、缺原材料、缺设备……也缺少技术工人。于是，毛泽东把人卡死在固定位置上的“刚性社会”，在他还没有死之前，就开始松动。只要身怀一技，便可任意流动，在流动中提高技术，在流动中自己涨自己的工资。
目睹技术工人吃香，我便下决心学习机械操作技术。
刚下决心，就认识了祖宗三代贫农的易富强厂长，他在捞刀河办了一家机械厂，需要一位管理员兼保安，工资低，工作琐碎，时间长，且没有节假日。别人不愿去，我去了。图啥？图的是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学技术。
那时我已结婚，年近而立，有一种“非学好不可”的紧迫感，便拼命干。常常是机床空下来，我便上去，帮厂里义务加工零件，借以锻炼自己的技术。记得母亲打电话来，告诉我怀孕足月的妻子“发着了”，我在车床上已连续干了36个小时，兴犹未尽。赶忙回家送妻子进医院产科，不久女儿便呱呱坠地。
除了操手艺之外，我还夜以继日地阅读各种工艺学、绘图设计、机械零件……因此，技术长进很快，在城乡小厂跳来跳去，几年后达到“八级钳工”水平。“改革开放”后在复刊的《机械工人》杂志上陆续发表论文6篇……[注25 ]
“一技养身”之后带着老婆、孩子满天飞，甚至远走高飞到离长沙城五、六百里的南县三仙湖镇，终于脱离了“狗”身份，恢复成堂堂正正的人，这时，长沙公安对我也就“没奈何”了。
我仍然小心谨慎地“断线不断音”，每次回长沙，总是去看望刘妈妈，主动向刘科长汇报乡下工厂的情况。我猜测长沙公安到三仙湖进行了调查，但无所谓，我与工人打成一片，一身油抹水光的工作服，已经彻底世俗化。我一没有收音机（避免怀疑收听敌台），二没有反动书刊，天天在车间里绘图设计，答疑解难，高技术，高工资，受到广泛的尊敬，无懈可击。再者，乡下人淳朴，没有那么多鬼点子，对真正有知识、有本领的“长沙大师傅”敬爱有加，生怕又被别处挖走，绝不会讲我半句坏话。
我为什么猜测公安进行了调查呢？
因为有一次到刘科长家，闲聊时他说：“三仙湖有蛮多长沙人啊。”
我回答：“是的，有许多长沙师傅。”
“你认识何XX吗？”——他问的是何其善同学的大弟弟，我女儿的英语老师。
“教委分配他在三仙湖中学教英语。” 我回答。
“为什么每天听美国之音？”
“可能是为了训练英语听力，三仙湖的人都听美国之音。”
刘科长不做声了，广大群众公开用大分贝收听美国之音（乡下干扰波较弱），法不犯众。如果60年代长期“收听敌台”，是当然的“反革命”。——“大家都听”，我可不能听，我要自律。
上面这段对话，使我猜测长沙公安到过三仙湖，通过当地派出所了解所有流浪到那里的长沙人的表现。
那时候，公安的控制能力明显减弱，鞭长莫及了。原先捆绑得死死的人群，包括一些有技术特长的“四类分子”，纷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像游击队员一样散落到群众的汪洋大海中去了。除非“大案”、“要案”的通缉犯，谁来找你呢。
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不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还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特别是公安系统中的政保部门，不管你是什么情况进去的，其“潜规则”是只进不出。只要在里面混过，决不允许你把秘密带出来。我想，像我这样全身而退的，不说唯一，有也不多。
岁月在不同方向改变着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冥冥之中神已经安排好命运，但在具体过程中，个人努力是必不可少的。
[注25 ] 《机械工人》是机械工业部主办指导全国工人提高操作技术、总结操作经验的月刊，分“冷加工”和“热加工”两种。1978至1982年，我以“陈工钳”笔名先后发表“老师傅谈经验”论文6篇。
（18） 中共杀害了1000万—2000万“反革命”
通过以上亲历、亲见、亲闻和血泪的忏悔，把“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的，中共对大陆人民长达数十年之久、黑暗中的持续大屠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前面17个章节展开的场景和叙述中，今人可以看到在中共残酷无情的统治下，丧失了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人民承受了多大的痛苦，牺牲了多少人的幸福。
我亲身经历，配合公安破获的四桩“反革命”案件，涉及十来位青年，人人遵纪守法，个个努力向上，如果允许继续深造，还可能出现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生于任何朝代，落在任何国度，都不可能成为犯罪份子。惟独在中共统治下，要将他们逮捕、判刑、枪决……足见中共是一个与人民为敌的政党，“人民政府”是一个与人民为敌的政府。
中共到底杀了多少“反革命”？很难统计。一方面，时间跨度长，从1951年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注26 ] 至1997年删除《刑法》中的“反革命罪”，计46年多；但实际上，从1946年起，中共每“解放”一个地方，脚跟还未站稳，就开展“清匪反霸”，杀害了大量“反革命份子”；而在1997年之后，又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杀害了许多不叫“反革命”的“反革命份子”，时间跨度要向两端延长，甚至可以追索到中共武装割据开始时期[注27 ]；这样一来，简直无法统计。中共发动的某些运动，从名称上看似乎与“反革命”无关，但实际上是针对“反革命”的。例如，1952年开展的不太引人注目的“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杀害有宗教信仰的人士数十万，大部分应纳入杀害“反革命”范围。而且，毛泽东规定了“镇反”运动的“杀人指标”：农村千分之一，城市千分之零点五。抓“反革命”曾有“五年计划”，1955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上就定了个指标：“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心缘《上下五千年历史真貌：中共暴政统治时期[ 五 ]》）在司法实践中《惩治反革命条例》可以任意解释，配合政治运动的需要把一部分刑事犯提升为政治犯，比如“反革命杀人犯”、“反革命强奸犯”、“反革命纵火犯”、“反革命抢劫犯”……又分为“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老反革命”、“新生反革命”……还有“公开处决”、“秘密处决”之分，等等，混乱不堪，反正是“阶级敌人”，杀错了也没有关系。
中共究竟杀害了多少“反革命”？是一个n元n次方程。难点在于中共刻意隐瞒、销毁杀人罪证，没有公开的历史记录。有待中共解体档案解密后，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由专家建立模拟数学模型，花相当长的时间进行研究，才能得出比较准确的答案。目前我的估计是：至少1000万，可能达到2000万。——到底应该怎样统计？请大家分析，指正。
概括地说：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曾经出现过多如牛毛、旨在推翻毛泽东和中共暴政的人民起义；
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疯狂“大跃进”、饿死4000多万农民前后，形成了一个起义高潮和当局镇压高潮；
中共把这些人和这些小型组织定性为“新生的反革命份子”、“现行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团”；
这些“新生的反革命份子”、“现行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团”，完全是毛泽东荒谬绝伦的政策逼出来的；
中共把这种“思想异端”、“不同政见”的大量、小型人民起义（即政党活动），视为威胁共产党政权的头号“罪行”，绝对不能让他们联合起来形成滚滚洪流，务必各个击破，消灭在萌芽状态；
中共用“组织反革命团体罪”与“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进行打击，其打击面之广、打击力度之大和判刑之重，远远高于杀人越货、纵火投毒、强奸抢劫等刑事犯罪；
当年，只要敢于把常识、常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
中共用“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用法西斯手段，用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来打击、消灭这些单独、分散的个人和几个人的小组；
采用的法西斯手段是：“群众专政”、“突破薄弱环节”和“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群众专政”实质上是通过洗脑、利诱、胁迫全体大陆人民成为共产党的特务或线人，以捍卫毛泽东的权力为头等大事和“光荣”任务；
如果破获100万个“反革命组织”，“碉堡”内就曾出现线人100万人次，而“反革命组织”的数量远远超过百万；
中共指使、鼓励特务和线人“引诱犯罪”，把手无寸铁的“思想犯”、“言论犯”、“良心犯”当作“真老虎”、“恶老虎”来打；
大约从1964年开始，中共实行“反革命组织罪”“首犯（发起人）一律处决”的新政策，原因是：“经验证明，这些人死不悔改，刑满释放后，继续从事‘反革命’”；
当日常性、持续性的扑杀仍无法镇压反抗势头时，便开展“一打三反”以“运动”的方式大规模集中扑灭燎原之火；
这些“多如牛毛”的“反革命”组织，统统在萌芽状态就被中共公安机关破获，毫不留情、一个不剩地消灭干净了；
中共认为，“反革命份子”不怕多，有多少，抓多少！多办几个劳改工厂、劳教农场就是；
公安部门的“执法”手段为：极少量公开逮捕，大量“密捕”；
进一步采取“密诉”、“密审”和法院秘密判决，除极少数在破案过程中群众已知晓的、“对广大群众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例张贴布告外，其余一律不出布告，严格保密；
在“密捕”、“密诉”、“密审”、“密判”和“不出布告”的情况下，必然进行了大量秘密处决；
在“密捕”、“密诉”、“密审”、“密判”和“不出布告”的情况下，必然存在大量冤假错案；[注28 ]
时间跨度从1951年2月21日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开始，到1997年删除《刑法》中“反革命罪”，前后持续46年多；
《刑法》中“反革命罪”删除后，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继续迫害中国人民；
半个多世纪，前后一共关押、劳教、劳改数千万“反革命份子”；[注29 ]
其历年公开处决、秘密处决、害死、逼死、瘐死的“反革命”总人数，没有统计数字，估计至少1000万，可能达到2000万；
党、政系统全面特务化的中共，将“日常化、合法化杀人”作为“国家机密”，封锁新闻，所有媒体一律不准报道……
中共政权对治下人民这种政治迫害和群体灭绝，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杀人最多的“国家犯罪”！
我们要举头问苍天：“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了什么？”
“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用武力夺取中国大陆政权后，所作所为不得人心，人民纷纷起来反抗，便穷凶极恶地大规模地持续屠杀，以保住他们的政权。
“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确保暴戾专横的罪魁祸首毛泽东的独裁统治，为了保住这个现代皇帝的权位，以便他继续胡作非为，继续蹂躏、残害中国人民。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较之于1946-1949的三年内战，其惨烈程度，杀人数量之多，毫不逊色，可以说，正是依靠这种悄悄的、阒无声息的镇压，中共才得以维持其统治。
尚须交代的是，枪决“反革命份子”时，中共对“死刑犯”极尽侮辱之能事。
首先是游街，十多个或数十个“立即执行”的“死刑犯”，人人背后插上“亡命标”，胸前挂着打红叉的“罪行牌”，五花大绑，站在卡车最显眼的位置上，一边一个彪型大汉揪着胳膊，防止“罪犯”反抗和往下滑；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防止“罪犯”呼喊反动口号；只要“罪犯”张口，从后面把毛巾一勒紧，便喊不出声了。数十辆卡车列成长长一队，前导车的顶棚上架着轻机枪，两边是全副武装的士兵或民兵。街道早已戒严，布满公安、便衣；街道两旁人山人海，规定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街道居民，所有的人都要观看，以便“接受教育”，十足的“杀鸡儆猴”，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与血腥。
在刑场上执行枪决时，一定要让“罪犯”跪下。“罪犯”强着不跪，由两旁的“副刽子手”揪着上身，后面的刽子手一脚踹在膝后弯上，“罪犯”便身不由己地呈跪姿。有的罪犯不愿意呈跪姿受戮，顺势往前倒，但两旁的“副刽子手”揪着，不让倒下。当“副刽子手”突然同时松手的一瞬间，前后几台照相机同时闪光，枪也同时响了……所以，随后张贴在宣传栏里的照片，“罪犯”受戮时统统呈跪姿……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死刑犯”的人格被严重侮辱，意志被暴力强奸。要知道，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违背赴死者的意志是不人道的，是有罪的。中共党魁瞿秋白受戮前 ，行刑官尊重了他的意志，让他趺坐在草地上，从容赴死……[注30 ]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如此残酷镇压的主谋和总指挥是谁？
世界上一切事物，不能光看表面现象，要从受益的角度进行分析。即：谁是这一切行动的最终、最大利益获得者？毫无疑问，从几十年镇压中得到最大好处的是毛泽东，保住他的皇权直至寿终正寝。
人们可以从1970年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窥见端倪。[注31 ] 大致经过是周恩来将各种文件、信件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批示“照办”二字后，迅速下达全国执行。毛泽东隐藏在幕后，周恩来在前台上窜下跳。实质上，这是毛泽东的一贯阴险做法。他老谋深算，在幕后策划、指挥、操纵，让别人在前台充当打手。事情办好了，归功于“伟大领袖”；办砸了，你们去找替罪羊。所以，“文革”后，“伟大领袖三、七开”，一切罪责由“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承担。
最近，陶洛诵女士在《自由圣火》网络发表纪实文学作品《生之舞》（第12章）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遇罗克被枪毙的最后决定，是由公安部长谢富治上报毛泽东，毛亲自批准枪决令的。”——陶女士没有说明消息的来源，但我对此深信不疑，像遇罗克那样掀起惊天巨浪的闻人，除毛之外，谁都不敢承担“杀”的责任。——希望知情者提供这一说法的佐证。
由此可见，上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杀人最多的“国家犯罪”的主谋和总指挥是毛泽东。
纪念这1000万—2000万冤死的“反革命”，目前的最佳方式是发表文章。从文档暴光、案例公布、民间调研、寻找失踪者（中共采用“密捕”、“秘密处决”等手段，必然存在失踪者）等方面，继续揭露中共的罪恶；弘扬“反革命”们不畏强权，反抗暴政，不怕牺牲的精神。亲朋戚友和知情者，应该以他们的真名实姓撰写文章回忆其英勇事迹……口诛笔伐，众志成城，声讨中共尸位的无道义性和非法性，加速中共的解体与消亡。
[注26 ] “解放”后，“清匪反霸”、“镇反”等运动，抓捕了大量反革命份子，下面不敢或不愿判处那么多死刑。1951年中共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是大开杀戒，为此前抓捕的大量反革命份子制定一个严厉的杀人标准。
[注27 ] 1934年4月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有26个条文规定，对情节严重的主要“犯罪”，得处以死刑。
[注28 ]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南京市先后召开四次30万人的宣判大会，成批处决“现行反革命”：3月6日处决11名，4月28日处决12名，7月24日处决24名，12月10日处决10名（另外还有不少“现反”被个别处决，具体数字无法统计）。这四批被处决的57名“现行反革命”，到1980年经复查后，全部被确定为冤杀、错杀，无一例外。也就是说，冤杀率为百分之百！这是中共自己认定的冤案，实际上，中国大陆所有被中共处决的“反革命”，全部都是冤案。见作者“牛角草民”所写《南京慧园里6号母子冤魂》一文。这篇讲述60岁的母亲和26岁的儿子同时被处决的故事，读后令人伤心落泪。网址：http:// /gb/6/3/17/nl257699.htm或《观察》网络《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observechina.net/Data/Editors/wenge002-025.html。
[注29 ] 《梦断未名湖》的作者陈孝奉是北大著名右派，他是个有心人，在劳改中根据耳闻目睹和偶尔获得的信息推算，1960年前后，全国在押犯人不少于1000万。除去未成年人，按人口比例为1比50——共产暴政使冤狱遍地，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注30 ] 摘自《瞿秋白就义地：长汀县》：1935年2月18日清晨。瞿秋白起床后，自己换上了洗净的黑短褂、白中裤、黑袜、黑皮鞋。梳洗后静静地坐在桌前，点上烟，喝着茶，翻阅着唐诗，吟读、思索、挥毫，写下“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万缘空”的绝命诗。整8时，36师特务连长廖祥光进屋说：“恭贺瞿先生，今天是个好日子。”接着出示了蒋介石的“枪决令”。瞿秋白没有停笔，把诗写完，附上跋后，起身跟着廖祥光步行到长汀中山公园拍照。瞿秋白信步行至八角亭前，已见亭中放着酒菜四碟，白酒一瓶。瞿秋白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酒喝到一半，瞿秋白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酒喝完，走出中山公园，手执香烟，神色自若，沿途用俄语唱……歌。到了罗汉岭下，他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回头看了看行刑者说：“此地甚好。”高呼口号“XXXX万岁！”“XXXX万岁！”从容就义。
[注31 ] 1970年1月13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送审稿送毛泽东审批。该指示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份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打击反革命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场重要的战备工作。”“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份子”周恩来递交送审稿时附了一封信，说明“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战备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份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次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后，该指示下达全国，即所谓“1•31指示”；加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合称“一打三反”，实质上只有“一打”，“三反”未成为一个运动。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后，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杀戮“反革命”的高潮。
（19） 请提供保护，让我写出第二部文艺作品
2002年6月1日，我飞抵加拿大之后，写了一部22万字的长篇小说《佛怀煽仇录》，揭露了中共1950年“土改”运动杀戮200多万地主的罪恶，突破了半个多世纪中共严厉的文艺禁区，戳破了中共“工农联盟”的谎言。
中共对我恨之入骨，但慑于国际舆论和加拿大政府的权威，不敢明目张胆地采用留下罪证的方法杀害我，便派特务投毒，组织暗杀，投放病毒，偷盗移民局的重要信件……妄图置我于死地。这些阴谋被一一识破，没有达到“撂倒”我的目的（我用“遭受这些痛苦是一种报应，是罪有应得”的心态来承受这些苦难）。
于是，他们便使用“非致命电磁波空间武器”进行袭击。其原理是：乘目标人不备、暗中对其发射某种无线传输的有害电磁波，使其头痛头晕，心慌耳鸣，食欲不振，肌肉痉挛，手足发麻，皮肤受袭部位出现密密麻麻的红色疹子……长期受电磁波袭击，可能导致皮肤癌、血癌……这种来无影、去无踪的高科技武器，受害人无法取证，无法报警，向第三者投诉，几乎无人相信。
人们不但不相信，还怀疑我有“精神病”，纷纷讥笑道：
“你一介平平常常的老头，只不过写了一部揭露陈年旧事的小说，中共哪有可能花那么大的力气对付你？”
“在中共眼里，大法弟子XXX（满地可法轮功的灵魂人物），不比你重要些？”
“在中共眼里，刘晓波、袁红冰、任不寐……这些高级笔杆子，不比你重要些？”
“许多比你重要得多的人物，没有受到电磁波袭击，独独你受到了，且不是咄咄怪事！”
……
我有口难辩，怎么说，也说不清。
今天发表这篇忏悔和揭露文章，便真相大白了：
一般说来，大法弟子、持不同政见的高级笔杆子，在中共眼里，当然比我重要！
但是，由于他们年龄比我小、经历没有我这样特殊，没有掌握上述秘密。
这就是老人的价值，“家有三宝，不如一老”，老人知道过去年代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中共害怕这些震惊世界、隐瞒多年的罪恶暴光，层层上报后由最高当局特批，不惜一切代价，采用非常规手段对付我，逼仄我的生存空间，无论如何不能让我把秘密写出来。
这里，不存在“谁重要，谁不重要”的量比问题，而是“谁掌握了，谁没有掌握秘密”的问题。
再者，中共对“叛徒”是毫不留情的。30年代中共特务头子顾顺章叛变，周恩来亲自带队追杀，砍死顾全家老少十余口。我掌握了中共公安“政治保卫”部门的绝密，现在反戈一击，他们怎能轻易放过呢？
因此，请大家相信，我投诉受到离奇古怪的“非致命电磁波空间武器”袭击，是千真万确的铁的事实。
前不久，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的夫人接到一个匿名电话……“特务说，最近这种跟踪和骚扰方式是高层集医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各类专家，在对高律师的个性、健康状况等综合情况精心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的方案。专家们说，如果这套跟踪方案能够得到认真的执行，不出半年，就能让高律师得上一种致命的病，也可以让他的全家精神崩溃……” [注32 ]
从2003年初开始直至现在，在加拿大的领土上，中共特务就是这样跟踪骚扰我的。[注33 ]
《佛怀煽仇录》是2003年2月中旬写完的，时间过去三年多，由于中共特务骚扰，我无法动笔写作第二部长篇小说。
第二部长篇小说写什么？就是以本文为蓝本，综合其他案例，进行重组和艺术加工，塑造一群“反革命”的鲜活形象，全面展现暴政时代屠杀抗暴英雄的惨烈场景，为中华民族的深重苦难发出震撼人心的痛苦呻吟。
每一位从共产暴政、“文革”灾难中走出来的幸存者，在苦难中都获得了一份宝贵的原始矿藏。将这份原矿精炼为剖析自己心路历程的文字，就可能升华为具有历史价值的人类精神财富。
自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觉醒过来，自李良、石惠泽喋血后，我发誓要把这一切用文字记录在历史的扉页上，要让他们在文艺作品中复活。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人生最后一项任务，如不能完成，死不瞑目。
我知道，追求人生真谛，必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承受心灵孤独和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的同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普世价值上，将个人荣辱、生死置之度外，揭露真相，伸张正义，通过泪与血的反省和忏悔，用真诚赎愆之笔，写出触动灵魂的长篇作品，才能经受住时间长河的考验和民族文化的认同！采取“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老老实实的态度，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至于能做到什么程度，虽然与主、客观条件具有很大关系，但最终听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命运安排！
三年来，我时时刻刻想动手写这部作品，但中共特务天天骚扰，不让我得到片刻安宁，千方百计阻挠这部作品的诞生。现在，我已意识到，单凭个人力量，甩不开特务骚扰，是无法完成这部作品的。因此，我呼吁：
加拿大政府或美国政府对我提供特殊保护，让我在一个没有中共特务骚扰的环境中，写出这部作品；
加拿大或美国的高等学府提供一个机会，让我在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的环境中，安静地构思和写作；
我呼吁
作家避难城：LASVEGAS（拉斯维加斯）
匹兹堡作家避难城主席：亨瑞•若弗•瑞士（HENRY RALAH REESE）先生
北美避难城联盟主席拉瑟•班克斯（RUSSELL BANKS）先生
给我提供创作条件，助我完成这部作品（请与他们有联系的朋友转告）；
民运力量中有能力的组织或个人，请提供保护，让我完成这部作品；
《大纪元》高层或博大出版社，请提供保护，让我完成这部作品……
只要上述任何一家提供保护，在一个没有中共特务骚扰、没有后顾之忧的环境中，就可以实现这个理想（无须任何预付金，作品出版后版税按协议分成）。
提供这种保护，不仅仅是保护我个人，而是与中共一次重大抗争和较量。中共不让这部作品问世，通过大家的支持，让这部作品在近期呱呱坠地。——时间不需很长，大约半年就可以了。
为了便于联系，特公布我的两个电子信箱：chys51@hotmail.com和chenyuansen39@yahoo.ca。由于我的电子信箱经常受到英特网上来历不明的监控和攻击，通讯常常被无缘无故掐断，给我发电子邮件后如未收到复函，请拨打我朋友的电话（514-827-8309），请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会很快回话。
[注32 ] 摘自高智晟《请问胡先生，哪里可供我栖身？》一文，载《大纪元（渥蒙周末版）》2006年4月13日A7版。
[注33 ] 关于我在加拿大受到中共特务骚扰、袭击的情况，此前曾多次在互联网发表文章，需要了解详情的读者，请用我的名字或“电磁波”等关键词在英特网上搜索。
（20） 中华民族的悲哀和耻辱
1950年“土改”时，父亲教导我“要远离政治，永远不要摸枪”，我只做到了一半，一辈子没有“摸枪”，却未能做到“远离政治”。[注34 ]
是我的本性“喜欢政治”吗？当年，我只是一位萦绕着“作家梦”的纯文学青年，不但不喜欢政治，而且，目睹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对人的戕害，产生了深深的厌恶和恐惧，生怕与它沾边。但是，在极权统治下，你不想沾惹政治，政治却要纠缠你，不管喜不喜欢，非得要把你拖入肮脏的政治旋涡。多少次差一点被吞没的我挣扎出来，不断思考，终于认清了共产暴政的真面目。
在这里，我愤怒地控诉中共：我不愿意做“狗”，不愿意出卖朋友，不愿意当特务（线人）。当年若不是斧钺加项，我决不会选择这种“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做法。
如果不写出自己的罪恶历史，就无法揭露暴政，无法纪念亡灵。我犯了罪，欠了血债，无法偿还，只能用写作——还原历史真相——进行些微补偿，求得心灵的点滴安慰。
这篇文章发表后，中共可能不会放过我，说实话，已经作好“告别人间”的准备。我已活了67个年头，早就该死了，就是因为贪生怕死，才铸成这样的人生大错。时至今日，这“一百多斤碳水化合物”已经到了应该解体，回归大自然的时刻，苟延残喘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完成第二部文艺作品。
2003年3月我用真名实姓在英特网上发表长篇小说《佛怀煽仇录》，一则是申请政治避难的需要，如果使用笔名，移民局要增加一道确认程序，难度增大；另则当时中共在千方百计引诱我回国，用真名实姓，表示决裂。我心中有数，由于存在罪恶历史，用真名必然引起麻烦和非议。如果没有及早抽身和准备公开忏悔，是不敢用真名实姓的。
果然，中共利用了这一点，首先将这个信息捅给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使我在2005年初申请加入笔会受阻；随后又将信息透露到一些网站，让他们拒绝发表我的作品（当然，也可能是某位知情的正义人士透露的）。我不怪别人，谁听到这样的信息，都会义愤填膺。只有真正的思想家胡平先生是个例外，因为他写了《形象的力量》推荐《佛怀煽仇录》，可能最先获悉这一信息。但他一定进行了思考：老陈既然放下生死揭露中共“土改”杀人罪恶，即使在极权统治下有过历史污点，必定有其背后的原因，在没有弄清事实真相之前，应该一视同仁。所以他收到我《一桩财富抢劫案》稿件后，刊登在今年3月号的《北京之春》上。我对胡平先生非常感谢！
本文发表的时间提前了，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它应该在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首发时，同步发表出来。
由于中共特务的骚扰，我无法写出第二部长篇小说。除了前面已经公布的种种骚扰手段和发射电磁波之外，中共特务还发动了“电子战”。我于2005年6月15日购买了现在使用的这台IBM笔记本电脑，非常好用。但20天之后，7月4日中共特务开始实施“电子战”（有日记为证），对准我的笔记本电脑发射电子波，使电脑屏幕急剧闪动或变成一片空白，无法写作。至少有10位朋友，看到过这种干扰现象。我只好每天爬高楼，钻地库，寻找电子波发射不到的角落使用电脑。爬上爬下，背来背去，既耽误时间，又费力气，只能写出一些零星的短小文章，无法进行长篇小说的构思和创作。2006年1月29日——31日三天，电脑突然恢复正常，没有任何干扰，可以整天使用。到2月1日上午10时正，干扰又开始了。
我觉得很奇怪，是什么原因呢？查日历，原来这三天是农历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在国外稀里糊涂过日子，不知这三天是春节，特务放假三天，没有电子波干扰，我的电脑就正常了，有力地证明了电脑硬件没有任何问题。
今年4月10日，我入住一位大法弟子家后，决定放弃电脑写作，恢复手工书写，下定决心将这篇文章写出来（手工写了大约10天左右）。虽然不打算使用电脑，但我每天还是打开电脑试一试，看看干扰是否存在。到4月17日下午，开机一看，电脑又恢复正常，直到今天，没有出现任何毛病。
这是为什么？有两种说法：一是4月18日胡锦涛访美，特务连夜赶到华盛顿参加欢迎仪式去了；二是加拿大新政府外交部长和总理哈珀发表了关注中共间谍活动的讲话，特务慌忙撤退了。也许还有别的未知原因，但不管哪一种说法，反正这两个多月，我的笔记本电脑一直处于正常状态。这样，反过来就证明了：从2005年7月4日开始，到2006年4月17日止，这9个多月，电脑屏幕闪动或变成一片空白，是中共特务跟踪发射电子干扰波造成的。
谢天谢地，总算用电脑写完了这篇6万言的忏悔录，完成了人生一桩大事！
今年1月，旅居加拿大的华人参与或目睹了加国一次全民选举，前总理自由党党魁马田和保守党党魁哈珀竞选新一届总理。两位候选人进行了四场电视辩论，马田旗帜鲜明地反对保守党，哈珀毫不含糊地反对自由党，两人都是道道地地的“反党份子的头目”。1月23日全民投票结果，前总理马田失败哭了鼻子，新总理哈珀笑着上台，政权平稳交接，毫无社会震荡。
前总理马田不敢得罪中共，放弃原则，对中共特务在加拿大的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新总理哈珀就职处理一些急务后，于4月中旬，对中共特务活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两人处理这一问题的态度截然不同。
哈珀总理只讲几句话，我的电脑就恢复正常，请大家评评，到底有没有中共特务活动？——这就是国家领导人换班带来的好处。
加拿大公民热情参加选举，许多人反对自由党，也有不少人反对保守党，差不多每个公民都是“反党份子”，但没有揪出一个“反革命”。惟独中国共产党，“老虎屁股摸不得”，杀戮了成千万反对它的人，霸占政坛五十多年，错误百出，坏事干尽，罪行累累，却一贯自吹自擂“伟、光、正”，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和耻辱！
[注34 ] 我的祖父有一把沉重的日本军用马刀和一杆长枪，他于“解放前”避乱去香港；“土改”时农会逼父亲交出来。一天晚上，大厨房里灯火通明，井台周围站满了人。一位壮实的青年农民打着赤膊用辘轳抽水，左右两个吊桶飞快上下，他气喘吁吁，挥汗如雨，干累了，便换一人。一共换了四、五次，井水便抽见底了，于是吊人下去，先摸出一些古香古色的酒器、祭器，再摸出马刀。当长枪吊上来时，父亲吁了一口长气，抚着我的头说：“孩子，以后要远离政治，永远不要摸枪。” 我牢牢记住了父亲的话。“文革”武斗前夕，造反派去马坡岭军械库抢枪，我没去；半夜里抢枪回来，一个个兴奋地举枪朝天鸣放，“辟辟拍拍”，整个长沙城像过年放爆竹那样热闹。G司令把我从睡梦中摇醒，叫我对天打两枪“过过瘾”，我不愿摸枪，翻个身又睡着了。
（21） 中华民族需要忏悔
近年来，舆论指出，中国人需要忏悔，中华民族需要忏悔，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忏悔！但真正勇敢地站出来诚心忏悔的人，少之又少。难道说，经历半个多世纪的极权统治，人人手上、身上、脑子里都干干净净？
《中国冤案录》的作者廖亦武说：“凡幸存者，都是狗崽子。”——初听这话似乎偏激，但仔细思量，不无道理。
在那“极左”岁月的恐怖中，开批判会，你没有发过言？开斗争会，你没有跟着喊口号？你没有喊过万岁？你没有表示过“坚决拥护”？你没有写过大字报？你没有过向党交心？你没有过向组织汇报？你没有过争取“进步”？你没有作过检讨？……
在中共那架大型绞肉机里，每一个人都产生了深度的恐惧。那种恐惧，不是猝然闻雷的短暂惊吓，也不是孤身夜行的一时胆怯，而是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耳闻声色俱厉的批判，目睹拳打脚踢的斗争，前人一拨一拨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残暴、血腥的恐惧融化到血液里，渗透到灵魂深处，谁敢不屈从党的意志？人人俯首帖耳，为求得自保，不当积极分子落井下石，随大流跟着喊喊口号，算最好的。
在中共极权统治下，每一个人为建设那座大监狱添了砖加了瓦，每一个人都关押在那座大监狱里受尽折磨和熬煎，侥幸存活下来的，既当过帮凶，又是受害者。
经济学家孙冶方临终时交代……顾准一次曾经对他正色道：“你们的手上都有血，而我没有！”[注35 ]
广义地说，在“群众专政”时代，人人都沦为共产党的特务或线人，人人手上都沾了血；狭义地说，像我这样曾经当过专职线人的，至少有大几百万。[注36 ] 因此，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应该忏悔。
在共产党统治初期，曾宣传过“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我认为应改为“旧社会人是人鬼是鬼，‘新社会’把好人变成鬼。”——在这里，“变成鬼”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把好人枪毙了，变成了死鬼；另一是把好人变成特务、线人那样的魔鬼。曾经变过魔鬼的人，通通需要忏悔啊！因为，所有在人间作过恶的魑魅魍魉，没有一个能永远不露出鬼脸、鬼相、鬼迹，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然如此。——如果心存侥幸，等到报应和惩罚降临时再忏悔，就太迟了。
大多数人都有“自恋情结”，喜欢往脸上贴金，不愿意“自我解剖”，袒露肮脏的灵魂。而当今最需要的是忏悔这种“自我解剖”精神。忏悔是对自己的拯救，但必须承认揭发自己——“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仍需要巨大的勇气。
在“忏悔”这个人生严肃的课题上，希望后继有人，将历史及其有关人物的事实，尤其是长期不为人知的事实，通过忏悔清理出来，一一公之于众。特别需要那些直接受命于毛泽东在高层监控过封疆大吏的人勇敢地站出来，揭露事实真相。
怎样忏悔？
我想，诚心诚意的忏悔，还是应该采用流传千载的古老办法：深更半夜醒来，万籁俱寂之时，独自扪心自问。
不要在会议上，大庭广众之中谈忏悔，那是一个慷慨激昂，拼谁最“左”的场合，怎能说得出内心的真话？也不要与最亲密、最信赖的朋友、伴侣去商量忏悔，忏悔属于个人隐私，“商量”是不可能得到正确答案的。
惟有夜半醒来，万籁俱寂没有任何干扰时，将右手掌摊开，轻轻覆盖在胸部左侧心窝上，感觉到心脏嘣嘣地跳动，然后与自己对话，这就叫做“扪心自问”。此时，闭目静思，白天（或从前）发生过的事，便会一幕一幕自动过电影。于是，蓦然间电闪雷鸣，风狂雨骤，山崩地裂，万马千军狼奔豕突而来，灵魂受到极大的震撼，乃至于方寸大乱，五内俱焚，万箭钻心，泪流满面，生不如死……慢慢的，慢慢的，雨过天青，思绪如清泉汩汩，沛然而良心有所发现。
如果扪心自问时，凝思了好一阵子还没有进入角色，请在心里默念自己的名字，毫不客气地给自己提一个最尖锐、最简单的问题。比如：“陈沅森，你今天干的这事，是人干的吗？”
当良心发现自己错了时，你会汗颜惶恐，躁动不安；此后，便会自动进入深层次思考，符合人性的答案就会呈现在眼前。
人，道貌岸然的人，衣冠楚楚的人，巧言令色的人，五花八门的人……可以在任何事情上造假，可以欺骗所有的人，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长期累月地骗下去，惟独无法欺骗自己的良心！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忏悔，使自己觉醒，不敢再对人民犯罪，坚决与中共克格勃脱钩，脱“狗”复人的。
“扪心自问”这方法非常灵验，屡试不爽，适用于一切活着、思维正常且愿意真诚忏悔的人。谓予不信？今天晚上就请试一试（一夜睡到大天光的人，请把闹钟调整到凌晨一、两点）。
对于“权为民所用”的“大人物”，扪心自问时提出的问题当然要重大一些。例如，胡锦涛老弟，就可以这样扪心自问：
“胡锦涛，今天你这样做，对中华民族有利吗？”
如果对中华民族有利（请注意，不是对“中共”，而是对“中华民族”），只管放心大胆做下去；如果不利，那就要动脑筋想一想了。
一切大人物、小人物，都可以使用这一方法。不花钱，不费很大的力气，稍稍耽误一点睡眠（也许不耽误，因为得到正确答案后睡得更香，睡眠质量大大提高），就可扭转偏离的方向，走上人生的正道。
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忏悔？为什么要写出这样自暴其丑的文章？
看起来似乎很复杂，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永远不生活在恐惧之中，永远不要让掌握权力的人逼迫他们当特务或线人！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生活在一个真正和谐社会里，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尊严。
临了，我跪拜三叩首，向曾经遭受过我参与迫害的亡灵和活着的人，向他们的家属和后人谢罪，请接受我真心诚意的忏悔！
最后，让我们心祷如仪：1000万—2000万抗暴英雄——为反抗暴政而英勇牺牲的“反革命”们，安息吧！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李良、石惠泽……千千万万的抗暴英雄，你们的鲜血侵蚀了暴政大厦的墙基，魔鬼的宫殿已经动摇。当自由、民主、共和的新兴中国诞生之日，人民大众将一樽樽酹祭你们的亡灵！
2006-4-10——2006-6-10
于加拿大 魁北克 满地可
[注35] 朱学勤《愧对顾准》。
[注36 ] “大几百万”是保守的估计，直到现在中共还在不断利用线人。所谓“社会主义”的理想破灭后，现在的线人完全靠金钱收买。一位留学生朋友告诉我，到海外来的年轻人中，许多没有富裕家族背景的人出手阔绰，多半是拿津贴的“职业留学生”。多数线人在出国前就已搞定，因此，许多夫妻中有一方是线人的，对方都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