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原中共線人的懺悔！（上）

血淚的懺悔　憤怒的控訴
——現身說法揭露中共以“反革命罪”屠殺千萬同胞的秘辛

陳沅森

【作者按】這裡敘述的是真人真事，涉及無須隱諱者和已故人士，均用真名實姓；須隱諱者和未亡人，多用拼音字母或姓氏代替。

【內容提要】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曾經出現過多如牛毛、旨在推翻毛澤東和中共暴政的人民起義；
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瘋狂“大躍進”、餓死4000多萬農民之後，形成了一個起義高潮和當局鎮壓高潮；
中共把這些人和這些小型組織定性為“新生的反革命份子”、“現行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團”；
這些“新生的反革命份子”、“現行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團”，完全是毛澤東荒謬絕倫的政策逼出來的；
中共把這種“思想異端”、“不同政見”的大量、小型人民起義（即政黨活動），視為威脅共產黨政權的頭號“罪行”，絕對不能讓他們聯合起來形成滾滾洪流，務必各個擊破，消滅在萌芽狀態；
中共用“組織反革命團體罪”與“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罪名進行打擊，其打擊面之廣、打擊力度之大和判刑之重，遠遠高於殺人越貨、縱火投毒、強姦搶劫等刑事犯罪；
當年，只要敢於把常識、常理說出來，就是“反革命”；
中共用“國家機器”，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用法西斯手段，用大量資金、人力、物力來打擊、消滅這些單獨、分散的個人和幾個人的小組；
採用的法西斯手段是：“群眾專政”、“突破薄弱環節”和“碉堡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群眾專政”實質上是通過洗腦、利誘、脅迫全體大陸人民成為共產黨的特務或線人，以捍衛毛澤東的權力為頭等大事和“光榮”任務；
如果破獲100萬個“反革命組織”，“碉堡”內就曾出現線人100萬人次，而“反革命組織”的數量遠遠超過百萬；
中共指使、鼓勵特務和線人“引誘犯罪”，把手無寸鐵的“思想犯”、“言論犯”、“良心犯”當作“真老虎”、“惡老虎”來打；
大約從1964年開始，中共實行“反革命組織罪”“首犯（發起人）一律處決”的新政策，原因是：“經驗證明，這些人死不悔改，刑滿釋放後，繼續從事‘反革命’”；
當日常性、持續性的撲殺仍無法鎮壓反抗勢頭時，便開展“一打三反”以“運動”的方式大規模集中撲滅燎原之火；
這些“多如牛毛”的“反革命”組織，統統在萌芽狀態就被中共公安機關破獲，毫不留情、一個不剩地消滅乾淨了；
中共認為，“反革命份子”不怕多，有多少，抓多少！多辦幾個勞改工廠、勞教農場就是；
公安部門的“執法”手段為：極少量公開逮捕，大量“密捕”；
進一步採取“密訴”、“密審”和法院秘密判決，除極少數在破案過程中群眾已知曉的、“對廣大群眾具有教育意義”的典型案例張貼布告外，其餘一律不出布告，嚴格保密；
在“密捕”、“密訴”、“密審”、“密判”和“不出布告”的情況下，必然進行了大量秘密處決；
在“密捕”、“密訴”、“密審”、“密判”和“不出布告”的情況下，必然存在大量冤假錯案；
時間跨度從1951年2月21日頒布《懲治反革命條例》開始，到1997年刪除《刑法》中“反革命罪”，前後持續46年多；
《刑法》中“反革命罪”刪除後，更名為“危害國家安全罪”、“顛覆國家政權罪”，繼續迫害中國人民；
半個多世紀，前後一共關押、勞教、勞改數千萬“反革命份子”；
其歷年公開處決、秘密處決、害死、逼死、瘐死的“反革命”總人數，沒有統計數字，估計至少1000萬，可能達到2000萬；
黨、政系統全面特務化的中共，將“日常化、合法化殺人”作為“國家機密”，封鎖新聞，所有媒體一律不准報道……
中共政權對治下人民這種政治迫害和群體滅絕，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殺人最多的“國家犯罪”！

（1） 問題的提出：為什麼沒有“人民起義”？

我來加拿大後，曾多次、分別與兩位華僑老學者進行了交談。他倆來自台灣，都是國民黨員，年過花甲，定居滿地可30餘年，均已退休，安享晚年。
一位台大政治系畢業、在西歐某大學獲得“博士”頭銜的老先生親共，去年曾應邀參加中國駐加大使館舉辦的“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座談會”。這位老兄侃侃而談“毛先生的文韜武略，不謀私利”之後，質問聽眾：
“你們說毛澤東壞透了頂，我不相信！那麼壞，人民為什麼不起來推翻他？中國大陸過去和現在沒見人民起義，可見他不像你們說的那麼壞。”
另一位McGill大學經濟系學士是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堅決反共。他說：“共產黨毫無信義，貽禍中華，我這輩子永遠不會相信他們！”話題談得比較深時，他皺着眉頭，帶着深深的遺憾問我這位在共產暴政下偷生52年的倖存者：
“共產黨、毛澤東十惡不赦，罪行累累，人民為什麼不起義推翻他們？”
我心情沉重，沉默了一會兒，然後一字一頓地回答：
“偶—語—棄—市！”［注１］
我向他解釋說：“在古代，自秦以來的暴政王朝，如果有兩個以上的人在街頭交頭接耳議論，就會被官府的密探抓去殺頭；在血雨腥風的毛澤東時代，即使是在自己家裡與朋友聊天，也會被鄰居“張着耳朵包打聽”的老大娘、老大爺偷聽去，輕則惹上牢獄之災，重則招來殺身之禍。
“在共產黨羅網緻密的統治下，不容許有街坊鄰里眼中的陌生男性成年人頻繁出入，不容許來歷不明的三朋五友經常聚會。國民黨時代是‘茶樓酒肆，莫談國事’，茶樓酒肆以外的地方，談談國事，沒有密探，是安全的；共產黨時代則是‘隨地隨時，莫談國事’，在自己家裡聚會聊天都不允許，哪能組織群眾掀起‘起義’大潮呢？”
這位老學者聽了點點頭，表示略有領悟。
兩位年長的學者從正、反兩面提出同一個問題，引起了我的注意。有自主見解，有分析能力的學者尚且如此，更遑論一般普通民眾；年輕人就更不用說了，聞所未聞，匪夷所思。推而論之，西方人、西方學者，包括漢學家，都可能產生這樣的疑問：
“共產黨、毛澤東既然那麼壞，中國人民為什麼不齊心合力去推翻？”
這樣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看似簡單、實則非常複雜的重大問題，在我個人狹窄的視野和有限的閱讀範圍內，還沒有發現詳細研討、論證的專題文章，只有天才的學者楊小凱在《中國政治隨想錄》中有幾段生動的論述。摘要如下：

一九六○年代中國政治極端黑暗，當局的經濟文化政策荒謬絕倫，稍有知識的人都會被這種昏庸無能刺激出參政的興趣：“讓我來治國，比這種搞法一定會好千萬倍。”當時很多人被劃為“黑七類”，受到極不公平的歧視和迫害，“孤苦無告，樹黨強訴”的情緒相當普遍，搞政黨活動、會黨活動的多如牛毛……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運動把這類“革命”活動幾乎全從肉體上消滅了，一些優秀的從事革命的職業政治家被當局當作政治隱患而槍殺。這次大規模的鎮壓活動使我觸目驚心……社會現代化進程已使傳統意識的革命幾乎不再可能。
……在現代化鐵路運兵條件下，當年的武昌起義根本不可能成功。而現代化報紙、電台也使一個專制國家可以完全控制社會輿論……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眾多政黨活動由於官方的封鎖消息，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世界輿論都根本不知道，這種政體有能力把政敵消滅在無聲的黑暗中。

楊小凱的上述論述極其精闢，概括了當年的殘酷現實。這裡重點要注意三句話：
第一句：一九六○年代中國政治極端黑暗……搞政黨活動、會黨活動的多如牛毛……
小凱先生的用語是非常精確的，“牛毛”你數得清嗎？數不清。當年不是沒有“人民起義”，而是萌發了“數也數不清”的“人民起義”。隋朝末年，“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煙塵”，就把暴君隋煬帝滅了。60年代“多如牛毛”的“人民起義”，為什麼沒有一家取得成功呢？原來——
第二:句：這種政體有能力把政敵消滅在無聲的黑暗中。
這些“多如牛毛”的“反革命”組織，統統在萌芽狀態就被中共公安機關破獲，毫不留情、一個不剩地消滅乾淨了。
第三句：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眾多政黨活動由於官方的封鎖消息，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世界輿論都根本不知道。
“絕大多數中國人”和“世界輿論”都“根本不知道”，也就難怪上述兩位華僑老學者不知情了。
如果請楊小凱先生為此寫一篇專題，我想一定會洋洋灑灑，旁徵博引，精彩紛呈。可惜天妒英才，不假小凱先生年壽，這一問題在他頭腦中鮮活的答案隨着他英年早逝而灰飛煙滅。這樣，揭露這一問題真相的歷史重任就落在我們這些“後死諸君”的肩上了。
前面介紹了街坊鄰里的老大娘、老大爺，協助共產党進行特務統治的大致情況。那麼，人們要問：這些原本善良的老大娘、老大爺怎麼會心甘情願充當中共的幫凶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了解中共在“解放”後對基層社會的設置和控制情況。

［注1］偶語棄市——又作“喁語棄市”，喁（yú），小聲說話。秦始皇焚書坑儒時頒布法令：“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殺頭），以古非今者族（誅三族）。”

（2） 毛澤東的發明專利——“群眾專政”

“革命”是一個充滿暴力和血腥的可怕詞彙，自清末以來，在長期稀里糊塗的流傳下，變成了一個“籠罩着五彩光環的褒義詞”，人們從不考究它的原始意義，只知道“革命”光榮，“不革命”可恥，“反革命”有罪。於是，人們紛紛參加以“革命”為名義的隊伍；於是，“革命隊伍”壯大起來。
“革命”隊伍的人來自五湖四海，其中有許多“理想主義者”，混入和蛻變了一些“機會主義者”，還有數量龐大“被欺騙的群氓”。當“理想主義者”拋頭顱、灑熱血，成百上千萬群氓用血肉之軀堆砌成通向權力的台階，最終登上權力的寶座和享用革命勝利筵席的，必定是玩弄權術、慣耍陰謀詭計的機會主義頭子。——這是革命的鐵的規律。
良知尚未完全泯滅、學問多得昏了頭的人，是無法坐穩“革命領袖”寶座的，陳獨秀、瞿秋白等便是明證。只有那些熟稔改朝換代歷史規律，深入社會底層在“黑社會”運作中遊刃有餘的小知識分子，如“泗水亭長”劉邦、“流浪漢”趙匡胤和“皇覺寺的小和尚”朱元璋之流，才能掌控錯綜複雜的農民起義大方向，掃平群雄，變無序為有序。於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毛澤東臨終前自省，一輩子只做了所謂“建政”和“文革”兩件大事。有識之士指出，毛澤東一輩子實際上只做了一件大事：為他自己奪權、掌權、登基，做不戴皇冠的現代皇帝以及消滅黨內、外政敵，鞏固皇權直至壽終正寢。
這種從一開始就目標十分明確的梟雄，頭腦特別清晰，他的思維與眾不同，總是獨樹一幟，一切行動都服從這一終極目標。例如，1927年毛澤東掀起“湖南農民運動”，攪得天昏地暗，鬼哭狼嚎，血流成河，意在亂中奪權。由於主、客觀條件不成熟失敗了，但積累了經驗，懂得了“抓槍桿子”的重要性。又例如，抗日初始，彭德懷等中共將領紛紛要求上前線打日本，毛澤東卻發出一連串指示，暗中制止八路軍當“抗日英雄”，千方百計迴避日軍鋒芒，讓蔣介石和日本人打得兩敗俱傷後，再去摘取勝利果實——奪得全國政權。於是，在毛澤東的掌控下，1936年匯集陝北的各路紅軍人馬兩、三萬，到“八年抗戰”結束的1945年，發展到擁有兩、三百萬軍隊，擴大一百多倍，積蓄了與蔣介石逐鹿中原的本錢……
奪得政權，分享勝利果實的中共其他領導人，無不欽佩這種“領導革命，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遠見卓識”，自愧弗如，只能衷心擁戴。
於是，“解放”後又按照毛澤東的“遠見卓識”開展一系列運動，構建新的社會基礎，打造“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桶江山。

“解放”後的第一場運動是“清匪反霸”。從1946年開始，中共每“解放”一個地方，便留下一支相當數量的武裝力量和文宣人員，結合地下黨，組織當地貧苦農民“清匪反霸”。“清匪反霸”是戰爭的繼續。在“清匪反霸”過程中，消滅持槍的敵人，殺戮“暗藏的反革命”，“以殺樹威”建立地方政權。1949年中共建立全國政權後，立即開展“土地改革”，緊接着進行“鎮反”、“三反五反”、“取締反動會道門”和“肅反”等一個個血腥運動，目的都是肅清前政權的社會基礎，建立和鞏固新政權的社會基礎。這一時期，中共重點打擊和消滅的是“歷史反革命”。所謂“歷史反革命”是為前政權服務過的人員、國民黨員、三青團員等。在上述運動中殺戮的“歷史反革命”沒有統計數字，估計是大幾百萬。［注２］

毛澤東清晰地認識到，無業游民、流動人口是顛覆政權、改朝換代的最大力量源泉。［注３］為鞏固共產黨（實際是他個人）的統治，堅決消滅遊民階層這一隱患。於是，他設計和實施了一整套用法律的、制度的、行政的手段鎖定人的方法。其具體做法是：用嚴格的戶籍制度、基本生活物資（糧、油、布等憑票證供應）配給制、遍布城鄉密如蛛網的黨支部、公安派出所、街道辦事處里弄居委會、農村人民公社生產隊以及企事業單位人事檔案制度等，把每一個人（包括執行者）牢牢地捆綁在一個固定位置上，老老實實幹活，為中共奉獻剩餘價值……任何人都無法離開這個賴以生存的系統，一旦離開，無錢無糧，乞討無門，只有死路一條。建政後一系列運動消滅了富人，每一個人的勞動收入，在省吃儉用的前提下勉強維持家庭生活，沒有什麼積蓄，避免了有錢人用大筆資金支持造反起義。除必要的獲得批準的（如幹部調動、投親、招工、參軍）之外，將人口自由流動率降到零，並不准乞丐存在。這樣，就從根本上堵死了境內起義造反的門路。——這種“畫地為牢”的制度創新，比前朝“保、甲連坐制”更有效，確實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對於“消滅乞丐”，50年代初報刊雜誌總是歌頌“新社會制度好”。到60年代，餓死4000多萬農民仍不准饑民逃荒，不惜代價地在城鄉交界處設卡圍追堵截，抓捕成千上萬的饑民遣送回原籍活活餓死，一再逃荒者和聚眾鬧事者，送勞教、勞改。一般認為這是避免到處出現乞丐，損壞了黨的“光輝形象”，給社會主義“抹黑”。殊不知“偉大領袖”的深意：如果聽任農民逃荒，只要松一點口子，由成百上千很快發展到成千上萬，數十萬，數百萬……遮天蔽日如蝗災般的饑民形成滾滾洪流，所到之處掃蕩一空，必然有“陳勝吳廣”站出來加以利用，形勢發展到那一步就由不得你共產黨了……所以當年來自中央的死命令是：發現逃荒的，不管餓死不餓死，無論男女老幼，見一個抓一個，堅決遣送回原籍！

毛澤東十分清楚，實行“階級鬥爭”高壓政策，“歷史反革命”殺戮得差不多了，又會冒出“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團”。為鞏固政權，絕對不能讓各地的反抗力量聯合起來擰成一股繩，務必各個擊破，消滅在萌芽狀態。
關鍵在於掌握和控制社會基層，設置一種“自動識別的報警機制”去發現這些剛剛冒頭的反對勢力並及時撲滅，不讓他們獲得生存、發展的機會。
於是，“階級鬥爭”大師毛澤東又展現他的創新天才，發明和實施了“群眾專政”。
毛澤東設計、實施的社會制度和結構，真值得後人好好研究。這種制度除了按“條條”劃分，如從上至下的黨、政、軍、工業、農業、財貿……“一竿子插到底”的系統之外，同時按“塊塊”分割，將“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責任層層落實，直達基層。城市最終落實到居民委員會、居民小組；農村最終落實到生產隊。
城市的具體做法是：將家庭婦女、居家老人組織起來，成立“居民委員會”。居委會除設置主任外，還設置治安、宣傳、衛生、勞動、青年、婦女……等委員，按院落、里弄設置居民小組，指定或選出組長，將責任層層落實到人。那些婆婆姥姥，斗大的字認不得幾個，一輩子被人瞧不起，現在“解放”了，不管官職怎麼小，好歹有頂“烏紗帽”，便特別起勁。然後對這些人不斷宣傳，長期洗腦，報紙電台，大會小會，天天宣講“黨和毛主席”“偉大、光榮、正確”，人們不知不覺便接受了，在頭腦中形成先入為主的概念。其次，大力鼓吹“社會認同”，上述主任、委員、組長等芝麻官，都是“出身好”或“出身比較好”的，開會或個別談話，黨員幹部反覆說“你們是可靠的”，“黨是信任你們的”，把人分為三、六、九等之後，拉一派打一派，誰都想靠攏主流社會，誰都不願意劃入“階級敵人”範疇。第三是樹立對立面，篩選出一批家庭出身“不好”或有其他問題的人，戴上“四類份子”帽子，交群眾管制、監督，成為看得見的“階級敵人活靶子”，經常召開大會小會，批判鬥爭，人人都可以唾罵他們。最後是經濟實惠，‘升學招工招干徵兵’指標下來，優先安排這些人的子女；上面撥下來的各種慰問款、補助款、獎金或某些勞務收入，或明或暗分配給這些積極分子……洗腦就是消滅良心，利誘就是違心的動力，於是，‘黨叫幹啥就幹啥’，這些小腳老太太、白須白髮老大爺，布滿街頭巷尾，以“維護治安”、防止“階級敵人破壞”為藉口，睜着一雙雙警惕的眼睛，不知不覺地成為中共的告密者和幫凶。由於1950年代初，50歲以上的家庭婦女許多人纏過腳，便榮膺了一個戲謔稱號：“小腳偵緝隊”。
這種羅網緻密的社會結構，不容許街坊鄰里眼中的陌生男性青年頻繁進出。你敲開朋友的家門走進去，一次、兩次不以為然，次數多了，便有人關注；一句牢騷、半句怪話，落到婆婆姥姥豎起的耳朵里，就是線索。“密報”經治安委員或街道黨支部，匯報到派出所，便有人跟蹤到你的住處，再通過當地派出所了解你的出身、經歷，人際交往情況，分析你到朋友家訪問的目的。如果出身“不好”的家庭出出進進的人次較多，就升級為公安局嚴密監控的對象了……這樣，只要有反對共產黨的思想萌芽，只要醞釀組織“反革命小集團”開展最初幾次聯絡活動，很快就會被當局發現。——這種嚴密監控一切人言行的基層社會，把監管“階級敵人”的權力交給了群眾，所以叫做“群眾專政”。
毛澤東將法西斯統治發展到了人類有史以來最縝密、最精細的地步，建成了世界上最龐大、最完善、最有效的監視、告密系統，用以鞏固他的獨裁統治。“群眾專政”的實質是，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全民皆特（務）”——全體大陸人民淪為共產黨的特務或線人，以捍衛毛澤東的權力為“頭等大事”和“光榮任務”。

［注2］“幾百萬”的“幾”，可以是1至9，“大幾百萬”的“大幾”，則不是1、2，甚至不是3，而是一個更大的數。
［注3］ 蔣泥在《什麼力量左右中國歷史“改朝換代”》一文中推崇王學泰先生的新著《發現另一個中國——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見2006-03-30《觀察》網站。

（3）“反革命”為何“這麼多！”

毛澤東是“不斷革命者”，在執政期間掀起的“運動”重重疊疊，一個緊接着一個。除上面例舉的建政初期的幾場血腥運動之外，比較著名的還有：“抗美援朝”、“農業合作化”、“反右”、“人民公社”、“大躍進”、“廬山會議反黨集團”、“文化大革命”……每一場運動都隨着毛澤東的喜怒哀樂、嬉笑怒罵而起起落落，每一句口號化成的行動都“勞民傷財傷人死人”，使生產力倒退。
毛澤東頭腦發熱、權欲膨脹，幻想充當“世界人民的領袖”；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獨斷專橫、胡言亂語；他聽不得半句逆耳忠言，動不動就批判、鬥爭，置人於死地；他一貫運動群眾，仿佛從來不知道老百姓需要的是安居樂業；他亂指揮、瞎折騰，將戰爭時期的“全民動員”、“大兵團作戰”等經驗強制性地生搬硬套到建設領域，種種倒行逆施導致1960年代經濟崩潰，城市陷入半飢餓狀態，農村活活餓死4000多萬農民……
惡劣的政治經濟形勢醞釀出一個普遍的思想浪潮：“這樣不顧人民死活、昏庸暴戾的統治者，還能容忍他繼續為非作歹嗎？”於是，“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反革命小集團”，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來了。
當年大肆鼓吹的文藝作品，如《青春之歌》、《紅岩》……電影《小城春秋》、《永不消逝的電波》……許多都是歌頌共產黨地下工作者如何與國民黨鬥爭的。青少年有樣學樣，啟發了他們“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再加上“帝王將相寧有種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治國平天下”“捨我其誰”等傳統文化薰陶，想“造共產黨的反”的人越來越多。
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認為：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在於這種制度允許人們追逐金錢……減輕了人性中其它更危險的衝動。如果不讓人追逐金錢，更多的人就會追逐權力。［注４］
當年，毛澤東不允許人們追逐金錢，卻在報刊、電台上大肆宣揚“中共X中全會”的盛況，反覆播報長長一串中央委員名單，讓全國人民的目光聚焦於中共政治舞台，助長了年輕人介入政治，追逐權力的欲望。
以上就是20世紀60年代“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前仆後繼，多如牛毛的誘因。可以負責地說，這些“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完全是“官逼民反”，是毛澤東荒謬絕倫的政策逼迫出來的。
這些“反革命小集團”模仿國民黨時代的共產黨員開展地下活動。殊不知“專挖別人牆腳出身”的共產黨，手段比國民黨毒辣一百倍，“群眾專政”早已張弓布網，嚴陣以待。由於消息封鎖，所有小型組織之間互不通氣，互不知情，缺乏理論指導，缺乏經驗教訓的積累，缺乏高人指點，於是，一批批全憑熱情、冒失莽撞的小伙子，紛紛撲入了“群眾專政”的天羅地網……

隨着毛澤東“階級鬥爭”越抓越緊，政策越來越“左”，矛頭指向擴大到“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學生。從1959年開始，設置了嚴格的“升學政審”制度，將大量“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排除在大學、中學，甚至小學的院牆之外。
我家出身“官僚地主”，祖父“逃港”，父親“右派”……1959年高中畢業於湖南師院附中文科實驗班，成績優異，由於學生檔案袋的封皮上蓋了“該生不予錄取”的藍色印章，被無端剝奪接受高等教育權利。
從1959年到1966年，“升學政審”篩棄了一大批具有培養前途的優秀學生。“文革”停課鬧革命，大學停止招生，更讓所有學子浪費青春，在最渴求知識的年齡段失去校園。緊接着“上山下鄉運動”將1600多萬知青趕到貧窮落後的農村，以至於出現一個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文化斷層”和“人才斷層”。——毛澤東應對“滅絕民族文化”、“扼殺幾代人才”負完全責任。
這些天真、幼稚、單純的莘莘學子，失去校園後滿以為可以通過自學找到出路，聽一聽某公安人員在審訊“反革命”知青時的一段呵斥之詞，你會不寒而慄：

“你在自學？學的是什麼？全部是封、資、修的反動書籍。根據你的家庭出身和表現，大學不錄取，就是黨不培養你，黨不叫你讀書。在這種情況下，你應該老老實實勞動，在勞動中好好改造自己，業餘打打撲克，下下棋，那才叫聽黨的話。而你和黨對着幹，不叫你讀書，偏偏選擇自學，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你自學的目的是什麼？就是學到一、兩門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本領，然後等到適當的時機，向党進攻！你自學越發奮，就越反動！”
按照這位公安的邏輯，自學都成了一種嚴重的罪錯。

通不過“政審關”的知識青年，一般都把“落榜”單純看作是“不讓進學校”。事情可沒那麼簡單，緊隨“落榜”而來的，是街道居委會的另眼相看——“群眾專政”的陰霾，已悄然籠罩到了頭上。
對於家庭出身“不好”、升學無望的青年，“招工、招干、徵兵”統統沒份，自己找到工作去街道辦事處辦“勞動手續”，還故意刁難，百般阻撓，甚至無理拒絕。
1960年，中南礦冶學院某實驗室需要一位高中畢業生管理儀器和化學試劑，父親認識的一位教授推薦我去應試，並將我的家庭情況預先向室主任通了氣。筆試、面試合格後，只要辦個勞動手續，就可試用，今後還有望轉為正式職工。派去辦手續的人事幹部遭到一頓搶白：“這樣出身的人，你們敢用在如此重要的崗位上，將來他利用職務之便投毒，誰負責？到時候別怪我們沒打招呼。”——結果錄用了辦事處推薦的一位“出身好”的女初中生。
許多通不過“升學政審關”的落榜生，被用人單位以同樣的理由篩棄，就業無門，只好在家裡呆着。呆兩、三年算少的，呆七、八上十年，甚至最終失去生存能力的，都有。父母自責自己的問題影響了兒子的前程，體諒兒子的困境和心境，只要暫時有一碗飯吃，便大家勻着吃，不催促兒子外出找工作。更有部分家長提供條件，鼓勵兒子自學。但兒子大了，早已超過18歲年齡，不能自食其力，老是吃父母的，內心不安，慚愧之餘煩悶、焦躁、氣餒，前景一片黑咕隆咚，看不到任何希望，哪有心思長期堅持自學？［注５］
所謂“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給出路”的政策，全是黨的高層和報刊雜誌杜撰出來的漂亮說詞，哄哄騙騙，紙上談兵，無法落到實處。基層幹部“寧左勿右”，對出身“不好”的知識青年另眼相看，毫無同情、照顧之心。社會刻意逼仄他們的生存空間，被逼精神失常變成瘋子的，被逼自殘自殺的，時有所聞。部分家庭較困難的青年，只好放下身段去挑土、拖車，淪落為最下層倍受冷眼的純體力勞動工人。據說，北京某些地方還有一種更嚴厲的“不允許失業”政策。青年人失學、失業後在家裡，“靠父母養活，呆上三兩個月，就有了上門的，讓你去北京郊區或其他地方的農場務業”，終生當農民。［注６］
當年閉關鎖國，出國無門，許多想不通的，難免怨恨、詛咒共產黨及其罪魁禍首毛澤東，向南偷渡香港，向北投奔蘇聯，少數人取得了成功，大部分被抓捕，淪為“叛國投敵”的“反革命份子”。
隨着年齡的增長，這些青年更增添了一種難以啟齒的苦悶，成熟後的性饑渴。眼見鄰居同齡人出雙入對，自己工作無望，前景渺茫，哪有資格談情說愛？更何況經過“黨的長期教育”，姑娘們都“提高了階級覺悟”，認為嫁給一個“出身不好”的青年，等同於判處無期徒刑。明知這些英俊青年才華橫溢，但只能敬而遠之，慕而隱之，不敢言嫁。
長期鬱悶積累的潛能，趁“文革”爆發得到了釋放的機會，有些人被潮流裹脅，喪失理智，不顧一切樹起造反大旗，自封“司令”、“政委”，橫衝直闖，參與武鬥，尋仇報復，逞一時之“革命歡快”。
　　“文革”是毛澤東繼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後新一輪“陽謀”，當啟用“革命小將”重新奪回他癔想中喪失的權力後，造反派失去了利用價值，於是，“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51•6”等“運動中的運動”接踵而來。毛澤東不怕“亂”，他明說“亂是亂了敵人”——“文革”中不少人暴露了反共思想，不少人在亂中採取了行動。於是，在上述“運動中的運動”中，許多“出身好”殺了人的“聯動份子”，得到了寬大；最倒霉的仍然是那些“出身不好”的知識青年，以“莫須有”、“張冠李戴”的罪名，判刑勞改，飲恨刑場者比比皆是。［注７］

“群眾專政”的作用是發現線索，但線索發現之後，中共公安是怎樣破獲一個又一個“反革命”組織的？他們採用了一些什麼樣的手段和方法？一共殺戮了多少“反革命份子”？本文試圖以親身經歷，採用深深懺悔、現身說法的形式對這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初步解答，期盼引起廣泛注目，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注4］見2006-1-25《新世紀》網絡 陳翰聖《凱恩斯、鄧小平及中國的資本主義》。
［注5］全國有許許多多青年自學成才，我所知道長沙自學成才的範例是：曾在長沙某工廠當倉庫保管員的李慰萱，業餘自學數學，在“圖論”方面有所創新，被長沙鐵道學院破格錄用為教師。我母親（小學教師）的學生何其美，初中畢業後下到江永縣窮鄉僻壤，在一根燈芯的油燈下解3000道微積分難題，侯振挺教授閱卷後稱：“不但答案全部正確，而且解題思路具有數學思維內在的邏輯美。”何其美在長沙鐵道學院研究生畢業後，被聘為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教師，應該早升教授了。長沙一中學生楊曦光，1968年（未滿18歲）因寫《中國向何處去？》被判刑10年，在農場勞改時，向眾多“牛鬼蛇神”中的高級知識份子學習高等數學、英語等，出獄時，已超過大學本科畢業水平（出獄後恢復乳名楊小凱）。
［注6］同［注３］蔣泥在《什麼力量左右中國歷史“改朝換代”》，見2006-03-30《觀察》網站。
［注7］我與“湘江風雷金猴戰團”司令陳本望有過一面之緣。當年，這位英俊知青身着軍裝，腰裡別着手槍，帶着同樣一身戎裝的漂亮女友，威風凜凜，令一般人羨煞。1968年，陳本望在“長沙市軍管會”一次鎮壓五、六十人的大屠殺中被處決，布告上的罪名是參加武鬥，在汨羅什麼地方抓到一青年，手下人問他打不打？忙得焦頭爛額陳本望聽說是共青團員，隨口回答了兩個字：“正打！”結果執行者下手太重打死了。這條人命算在陳本望身上，因為他下達了“正打”命令，便以血來償還（好像動手的人也槍斃了幾個）。其實，“正打”只是“文革”中興起的一個口頭禪似的長沙方言詞語，後遭淘汰。如果法制正常，允許律師辯護，陳本望雖有責任，但不至於“二字判死刑”。共產黨當局的對“造反派”的報復，可見一斑。

（4） 禍從天降

1963年，我在長沙市河西嶽麓區杜家塘小學當代課教師，教六年級語文。6月的一個星期六下午放學後，我正在整理學生的作業本，彭校長（兼黨支部書記）走到教室門口說：“小陳老師，有位同志找，你到小辦公室去。”
我心裡一驚！
腦子裡閃出的第一個念頭是：那間小辦公室是學校黨支部召集黨團員、積極分子商討機密的地方，出身“不好”的代課教師從來沒有涉過足，為何叫我到那裡去？
急速閃出的第二個念頭是：什麼“同志找”？學校領導親自來傳喚，一定有重要事情，猜想可能是個外調幹部。［注８］
領導的傳喚便是命令，我忙走到小辦公室，輕輕推開虛掩的門，看見一位黃黑色國字型臉膛、臉上有兩塊小巴痕的中年幹部。我站在門口，他用嚴厲的目光審視我，語調生硬地問“你就是陳沅森？”不待我回答，又急切地命令：“跟我走一趟！”
我的腦袋“嗡”的一聲炸開了，幾乎失去知覺。那年頭，普通老百姓夾緊尾巴做人，天天生活在恐懼之中，生怕惹是非……這個幹部通過領導而來，態度如此蠻橫，凶多吉少，看來，“是非”想躲也躲不脫地降臨到頭上了……
不容思索，要儘量表現出“服從”和“老實”，根本沒有考慮問他是“甚麼事？”“到哪兒去？”
我定了定神，穩住身子，按照他的命令轉身朝外走，他跟在後面，像押送犯人一樣。
走出校門，他在我身後問道：“你知道我是什麼人？”
“不知道。”我小聲地回答。
“我是公安局的，跟我到派出所去！”身後傳來惡狠狠的聲音。
我的腦袋又“嗡”的一聲炸開了。當年普通老百姓怕的就是公安局，不是必不得已要辦的事，誰都不願跨進那座衙門。——我到底惹了什麼禍，犯了什麼法，要押送我到那個鬼見愁的地方去？
真是禍從天降！
雖然害怕，驚恐，但理智還是令我作出了瞬間分析：自高考落榜流落社會底層以來，從沒有做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壞事，也沒有與別人議論過毛主席，總不能無罪抓我……有了這一念，才稍微平靜一點，用平穩的步子走進了左家壠派出所。
公安把我領到一間坐了五條漢子的房間裡，令我坐在他們對面一張小靠椅上，他自己也在一旁坐下來。
六位公安便衣呈半圓弧圍着我，一個個虎視眈眈，如臨大敵。
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陣勢，我顫顫兢兢，如坐針氈。
天氣有些燠熱，坐在中間那位胖子穿着球背心，上面印了“長沙市九中”字樣。他搖着一把大蒲扇（那年頭沒有電扇、空調），大喇喇的派頭，顯示出他是這裡的“頭”，且“官位”不小。
待我坐定，胖子用蒲扇指着我，嚴肅而又堅定地說：
“今天叫你來，不是沒事，而是有事。你要端正態度，好好向政府交代問題。”
硬邦邦的當頭棒喝！發話的人是一位操生殺大權的公安高官，他代表的又是操生殺大權的“人民政府”；他用無可質疑的語氣肯定你“有問題”，證明他已經抓到了你的“辮子”（證據）了。
我倒吸了一口冷氣，不知自己在什麼地方出了疏漏，竟然惹上這麼大的禍！此時此刻，必須冷靜下來，竭盡全力認真對待。“天”已經塌下來了，初始階段的驚恐過去，反而平靜了一些。
首先，我必須端正態度，俯首帖耳、老實恭順、聲音低八度。經過瞬間回憶，我確實想不起哪個地方出了紕漏。
公安首長的問話，是必須回答的。
但我確實想不起應該交代什麼問題，不能回答“是”，只好點點頭，表示“聽到了”，“知道了”。
……
就這樣，我落入了長沙公安的羅網。
從上面的細節敘述中，人們可以看出當年公安的權力是何等巨大，他們是何等專橫、霸道！人民在他們面前，簡直就像小雞遇了老鷹，老鼠見了貓，任何人都無法逃脫強大的國家專政機器的掌控。
在這場來勢洶洶的審問中，公安總是強調我“有問題”；我則耐心地反覆申述自己從不“反黨反社會主義”，沒幹壞事。幾個回合下來，公安在怒斥我“不老實”、“不坦白交代”的同時，大約也看出我的態度是合作的，而不是故意頑抗，便改變策略，按他們的審訊程序，開始追查我的朋友、同學和熟人。
這個好辦，反正沒有不可告人的，一一告訴他們就是。於是，我一個一個報名字，他們一個一個作記錄：姓甚名誰，家住何方，家庭出身，個人簡歷……在審訊中，我發現公安對兩個人比較感興趣，一個是我的同學Z君，一個是W姑娘。［注9］反反覆覆追問這兩個人，於是，我恍然大悟了：啊，公安是奔這件事而來！

［注8］共產黨的人事政策，要求把每一個人的歷史搞得一清二楚。如發現疑點，就不惜一切代價調查訪問可能的知情人。因此，那個年代外調幹部特別多。經常有人突然來訪，問些陳年舊事。被訪問者一定要老老實實盡一己之所知，向黨和盤托出。如有隱瞞，輕則受責，重則判刑勞教勞改，甚至有人為此丟了腦袋。
［注9］1949年共產黨來到後，人與人之間無論男女都互稱“同志”，但我們這些人，從來沒有與共產黨“同”過“志”；當年又忌諱稱“先生”、“小姐”，因為那是屬於“舊社會”“資產階級的”；所以本文只好借用“君”稱男性，借用“姑娘”稱年輕女性。

（5） “碉堡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湘江流經長沙，把城市劈為兩半，河東為主城區，河西嶽麓山下大專院校林立，為風景文化區。
我在河東小學代課時，認識了同是代課教師的W姑娘。當年她18歲，肌膚白皙，身材窈窕，聰明能幹，很有個性，但不是那種一見就令人傾心的佳麗。她的父親是國民黨師長，在昆明勞改。因家庭問題，初中畢業考高中，學校便不予錄取了，只好代課謀生。她也愛好文學，常常與我交換書籍，交流讀書心得。我到河西代課後，因交通（當年大橋還沒修，用小火輪擺渡）、通訊（沒電話，靠郵傳）不便，往來便少了。
我的同班同學Z君，高中畢業時患肺結核沒有參加高考。他的家庭出身大地主，見出身“不好”的同學紛紛落榜，便失去了參加高考的信心，在河東某印刷廠職工業餘學校當教師。Z君“生平無大志，只願小安康”。他酷愛舊體詩詞和毛主席詩詞，常常與我切磋琢磨。“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我們的思想基本一致，不大注意時政，也不喜歡嘰嘰喳喳議論社會弊端。他是我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這次審訊前不久的一次會面，Z君曾小聲透露一句：“W姑娘與幾位青年來往密切，可能在搞組織。”
我聽了像木頭一樣，毫無反應。既沒有追問“哪些人？”“搞什麼組織？”因缺乏經驗，也沒有說應該迴避，疏遠他們。反正當時聽了就聽了，既不感興趣，也沒有反感，像春風吹馬耳一樣，過後便忘記了。
從這種事不關己的態度可以看出，當年我確實沒有一絲半毫反黨思想。儘管家庭經歷“土改”沒收，父親劃右，自己被剝奪受高等教育的權利……但我仍然毫無怨言，內心還是擁護共產黨，拜服毛主席的。從1949年開始，受黨十多年“教育”，“共產黨、毛主席偉大、光榮、正確”天天響在耳邊，深入腦髓。讀小學五年級時，發現父母“思想改造”帶回的一堆書籍中有一本《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囫圇吞棗地讀完後，感覺共產黨、毛主席真偉大，欽佩得五體投地。我還記住了作者“胡喬木”這個名字。
當年我是這樣想的：既然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開創了一個這樣偉大的國家，帝國主義不敢欺侮我們了。現在毛主席帶領全國人民搞建設，人人按毛主席的指示去辦，我們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千萬不能成為歷史前進的絆腳石。大家齊心合力國家肯定會建設好，國家建設好了，家庭和個人受點委屈又算得了什麼呢！——因此，我（崇）拜服（從）毛主席，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

恍然大悟後，我心中有“數”了。原來公安發現了W姑娘和那幾位青年“搞組織”的蛛絲馬跡，包括Z君在內，甚至認為我也可能參加了。
這是天大的事，可不是鬧着玩的，性命攸關！
當年，“反革命”是政府嚴厲打擊的頭號罪行，人們最怕受到牽連，誰也不敢沾邊。“知情不報”也“有罪”，當局要求每一個老百姓聽到“反動言論”，發現“反革命份子”，都要及時報告，否則，就犯了隱瞞包庇罪。
想到這裡，我心裡着急起來。如果Z君不講那句話給我聽，我是百分之百的不知情，在回答公安審訊時，態度就會堅定一些，但偏偏聽到了那句話。想到公安今天是有的放矢，有備而來，心裡就虛了半截。
父親劃為右派後曾告誡我：跟共產黨打交道，絕對不能講半句假話，共產黨有能耐把事情的真相弄得一清二楚，甚至可以再現當時的現場，講假話被戳穿後，罪加一等。
心中有“數”之後，父親的教導立馬響起在耳邊。那時候年輕，缺乏經驗，素來不喜歡撒謊的我，哪裡是幾位破案經驗豐富的公安的對手？在目光犀利的窮追緊問之下，隱瞞不住，終於敗下陣來，只好用低頭認罪的態度供認：
“前不久，我聽Z君說，W姑娘和幾位青年，可能在搞組織。”
幾位公安聽到這句話，大為振奮。胖子得勢不饒人地說：
“是吧，我說你有問題，你不承認，企圖在政府面前耍花招，一口咬定沒問題。現在怎麼樣，到底有沒有問題？”
我滿面羞慚，啞口無言。
抓到突破口後，公安乘勝追擊，重點問話是：
“你參沒參加？”
“你知道還有哪些人參加了？”
“有次游嶽麓山，你去了沒有？”……
這些問題都依據事實一一回答之後，威脅、恐嚇的話，像連珠炮似的一句句向我砸來：
“你說你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為什麼聽到有人搞組織，不向政府檢舉揭發？”
“你明明知道自己有問題，不但不檢舉，我們來找你，還繼續隱瞞，與我們兜圈子，和政府對抗。”
“放着正路不走，包庇反革命份子，硬要往刺蓬里鑽（長沙方言，意為‘往絕路上走’）！”
“一口咬定自己沒有問題，負隅頑抗，不見棺材不流淚。”
“知情不報，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知情不報，該當何罪？你自己說說。”
“就憑這一條，判幾年，你沒得話說。”
……
當公安一而再，再而三地追問“Z書記到底是誰？”“Z書記是不是Z君？”“他是不是頭頭？”“Z書記是什麼書記？”“Z書記作的總結報告內容是什麼？”時……回答就比較難了。一來，我不知W姑娘新結識的幾位青年中，有沒有人姓Z？二來，“Z書記”“作總結報告”時，我不在現場，沒聽到；三來，“Z書記”如果是我的同學Z君，作“過多解釋”反而有包庇之嫌。問來問去，最後，我說了一句：
“這些問題，你們今後都會清楚的。”
胖子聽了這句話很高興，立即逼問：
“那麼，今後你打算怎麼辦呢？”
公安已經做好一個“套”，逼迫你往裡面鑽。他們不說要你做什麼，而是要你自己說出來。
“……”我低頭沉默不語。
“怎麼，啞了？”見我好一陣沒吭聲，胖子問道。
明明是要我當特務（線人），出賣朋友，這是江湖上最忌諱的事。幾次猶猶豫豫，在緊緊催逼之下，無法迴避，只好低聲說：
“協助政府把情況搞清楚。”
“對啦！”胖子的目的達到了，表揚道，“這樣的態度就是正確的。我們找你之前，對你的情況進行了研究，看來還不是那種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出身雖不好，但願意選擇走正道，表現還可以。不過，也非常危險，如不加強思想改造，反革命份子就會拉你下水。政府今天找你談話，是挽救你，把你從懸崖邊上拉回來。剛才你的表態很好，願意跟黨和政府合作，協助我們把情況搞清楚。你要端正態度，積極行動，立功贖罪。”
說完，胖子站起來把手一揮，出門上吉普車，一溜煙開走了。
後來才知道，這位胖子的官還真不小——長沙市公安局副局長兼一科（政治保衛科，簡稱“政保科”）科長，是這個城市“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專職最高指揮官。
留下的L公安提示說：“明天禮拜天，你打算怎麼辦？”
“過河去會一會W姑娘。”
“很好，與政府站在一邊沒錯的，抓緊辦吧。”L公安交代，每次與對象見面後，當晚就要寫出匯報材料，用平信郵寄給他，他將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告訴了我。

走出左家壠派出所的大門，方知天色已晚。一陣涼風吹來，衣服粘在身上，方知我曾大汗淋漓，身上無一根干紗。
回到家裡，父親問我到哪裡去了，源源本本如實以告。他思考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說：“W姑娘太豈有此理了，共產黨是專挖別人牆腳出身的，還會讓你們幾個毛頭小鬼占了便宜？幾條小泥鰍，也想掀大浪！讓他們坐幾年牢，受一點教訓也好，這事不能怪你。‘人在矮檐下，哪敢不低頭？’你只能跟他們干，而且，千萬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泄露機密，否則勞教勞改，死路一條。”——我在兄妹中最會讀書，父親不願意看到他最疼愛的兒子判刑坐牢，只好同意我跟黨和政府走。
實際上，公安是滿有把握的，在這節骨眼上，不跟黨和政府走，便是死路一條。
沒有干與不干的選擇餘地，攤上了，就得干，除非你不想活了；只要你想活下去，不想干也得干。
後來接觸多了，一位公安得意地告訴我：“我們辦的所有反革命案件，全都是突破薄弱環節，由內線提供消息，百分之百的準確破案。這個方法是斯大林發明的，叫做‘碉堡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6） 第一樁“反革命”案件

公安追查的“Z書記”，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原來，W姑娘把Z君和我，定為這個組織的重點發展對象。她家住原新安巷45號一棟老式木結構兩層樓房的樓上，距離Ｚ君工作的印刷廠很近。某天在她家聚會，便特地邀請Z君參加，介紹與那幾位青年認識。幾個幼稚、莽撞、對“群眾專政”天羅地網毫不知情的年輕人，全然不顧一板之隔的鄰居是否在偷聽，便大發議論，大放厥詞，抨擊時政。
Z君性格內向，沉默寡言，從開始到快結束時，一直坐着聽。最後，禁不住W姑娘一再慫恿，勉強講了幾句，一伙人竟鼓掌歡呼：“Z書記作總結報告。”
公安接到密報，一聽“書記”都有了，這還了得，肯定是條大魚！於是，順藤摸瓜，發現我與“Z書記”過從甚密，經過跟蹤確認，調查研究，便率先突破我這個“一江之隔”的“薄弱環節”。如果我採取合作的態度，這個案子便十拿九穩了；如果我不怕死，不合作，立即秘密逮捕，關押起來，再尋找另外的“薄弱環節”，待破案後一併處理。那年頭，政府“密捕”一個人，可以隨便借個由頭，或者散布一些謠言，絕對不會引起這個正在籌建中的組織震動。
我承認，當年我的確“怕死”。20出頭不多，人生剛剛起步，對“美好的未來無限憧憬”，哪裡會想到遙遠的“死”呢？
對我的人生來說，真是一場大不幸！向公安投降後，成為他們利用的工具——線人（又稱“眼線”，長沙話叫做“公安局的眼鏡”），成為極權統治的幫凶，雙手粘滿了人民的鮮血，引起良心責備，終身痛苦和悔恨。成為線人後的“副產品”是，深入了虎穴，得到了許多中共濫殺無辜的秘密信息。
人的命運不是“個人奮鬥”所能左右的，天意如此，神的安排，個人無力抗拒。惟有在這種安排中，順時應勢，儘自己最大的努力，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補償。歷盡滄桑，九死一生，終於熬到今天，再不說出來就有可能把這些秘密帶到火葬場去。因此，置個人榮辱、生死於度外，將中共隱瞞了半個世紀的殺人秘辛公之於眾。——即楊小凱先生在《中國政治隨想錄》中所說“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世界輿論都根本不知道”的、長達數十年的、黑暗中的持續大屠殺。

接下來就進入了“破案”程序。按照公安的部署，我頻頻與W姑娘見面，很快，她把一號頭目W君、二號頭目S君的計劃原原本本告訴了我。有一次，W姑娘遇到Z君笑着說：“陳沅森原來是個木腦殼，敲都敲不醒，這一向覺悟了，積極多了。”——W姑娘這句話證實了當年我確實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她用些什麼語言“敲”我，“敲”了多少次？沒有一點印象。
說實話，開始干“秘密工作”，“新鮮感”特強，很刺激，很積極。而且，有一種幸運感，搭幫在河西工作，公安才選中我，挽救了我，否則，這輩子就完了。古往今來，每一個人的靈魂深處，都潛伏着一種被主流社會認同的強烈願望，都希望被主流社會接納，讚賞。年輕的我，毫不例外。每次與公安見面，受到表揚鼓勵後，心裡都產生一種激動和感謝，立志把這“一百多斤碳水化合物”獻給黨算了，為建成社會主義這座大廈添磚加瓦，感到無尚光榮！

為了把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培養成特務統治的線人和工具，中共不擇手段地進行洗腦。在毛澤東時代，“出賣”一詞被“匯報思想”、“向黨交心”和“檢舉揭發”等黨文化中的“褒義詞”代替了。“出賣”，不再局限於人際間的恩怨情仇，不再受道德良心的譴責，反而被官方推崇為“高尚的革命情操”、“無產階級的革命感情”、“考驗立場堅定與否”和“對黨忠不忠誠的標準”；是生存和獲得認同、讚賞的機會，是靠攏組織、爭取進步的跳板，是自我感覺融入主流社會的渠道；上樓去梯，落井下石，栽贓誣告，陰謀構陷，互相撕咬，反目成仇，置他人於死地以求自保……在“毛澤東時代”的政治舞台上，成千萬上億樁出賣，演示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卑鄙、最惡劣、最醜陋的成千萬上億出人間悲劇，敗壞了整個中華民族的道德。

W姑娘安排這個組織的發起人、一號頭目W君與我見了面。暑假期間，W君特地到河西我家走訪了一趟。我與父親商量後他去走親戚迴避了。我準備了較好的飯菜（那個年代物資匱乏，能留客就餐就是最大的人情，飯菜無法做得豐盛），與W君作竟日談。
高考落榜的W君來自農村，見解獨特，口才很好，滔滔不絕地歷數中共罪惡，幾乎把我驚呆了。不知他從哪裡搜集來那麼多信息和數據，對大躍進後各地餓死人的情況很清楚。許多從前我想都不敢想的問題，他都進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分析。那個年代信息閉塞，對中共的認識哪有現在這樣清晰？當年W君看得那樣深遠，完全可以稱得上先知先覺。說實話，我就是從他對中共的分析中，開始有所覺醒的。但是，我儘量壓抑自己，絕對不能苟同“反動言論”，要站穩立場跟黨走。
W君頗具領袖氣質，號召和鼓動能力很強，確實是個優秀人才。但想到他“反黨”，又恨他，這樣的人“不優秀”罷了，一“優秀”反而對社會主義不利。有時也產生惻隱之心，想到他不久將要遭受毀滅性的打擊，心中充滿了負罪感。總之，心情矛盾得很，一時站在正面，一時又站到了反面。還設想，將真相告訴他，讓他們馬上偃旗息鼓。但再一想，無濟於事，照樣會遭到逮捕，並連同我一起判刑，我還可能比他們判得重些。有時又責罵自己，太自私，太卑鄙，但隨即又原諒了自己，即使我不當這個卑鄙角色，公安也會脅迫另一個“薄弱環節”取而代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W君他們覆滅的命運，從一開始就註定了。
後來又與第二號頭目S君在市內一家餐廳見了面。見面的氣氛十分神秘，在約定的時間大家從不同方向走到同一餐桌坐下後，由W姑娘點頭確認“這是個可靠的人”，才開始談話。S君是湖南師範學院的大學生，與他見面的時間很短，談話不多，印象不深。想到他不久即將失去深造的機會，不能取得大學畢業文憑，感到非常惋惜。30多年後，偶爾聽到他的名字，在一家工廠做木模工。
不幸的是，這一切全在公安的嚴密監控之中。預約見面的時間、地點，至少是一周前商定的。每次會面的當天晚上，我都要寫好匯報材料投入郵筒。不知郵局對寄給公安的平信有沒有快遞規定？我發現公安能很快收到我的信，沒有一次失誤。因此，一周之後，再與這些青年會面時，我深信，必定有公安在某個隱蔽的角落監控，甚至竊聽。見面談話時我從不左顧右盼，避免分散注意力，以免引起雙方（指公安和“搞組織”的青年）懷疑。有一次，我們從原新安巷45號下樓，在門前告別時，我發現一位見過面的公安便衣站在五步遠的地方，背對着我們抽煙，顯然，他在張着耳朵聽。沒有受過專業訓練、警惕性不高的人，哪能發現這個外貌普普通通的人是公安便衣呢？
與公安打交道，實質上是與“老虎”打交道，一定得小心謹慎，絕對不能耍小聰明，陽奉陰違。第一，不能說謊，既不能隱瞞包庇，也不要添枝加葉，如實地匯報。公安規定匯報材料中只敘述過程，記錄每人的原話，不添加任何評論和個人意見，以免影響他們的分析。第二，強制自己高度保密，即使在最要好的朋友Z君面前，也不露半點口風。否則，既不能自保，也不能保護他。
由于謹小慎微，兢兢業業，所以直至結案，公安綜合對每一成員的審訊，沒有發現我的匯報有任何虛假失實之處，沒有提出任何異議。
雖然同情W姑娘、W君和S君等人，但當年我認為他們“應該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不但不能怪我，還連累了我。對於Z君，則一定得設法拉一把，並非他是我最要好的同學，而是他和我一樣，確實沒有搞“反革命”組織的初衷。
於是，當案情發展到一定深度時，就出現下面幾句至關重要的對話。
我趁天雨，深夜與他在小街上步行時（室內擔心竊聽）對他說：
“W姑娘已邀請我加入他們的組織，你怎麼辦？”
“你參加嗎？”Z君反問我。
“你別管我，各人對自己負責。”我回答。
“怎麼各顧各呢？要加入，一起加入嘛。”Z君大惑不解，還在“重友情”。
“當然只能各顧各，這是要殺頭坐牢的呀！”我提醒他。
膽小的Z君震撼了，沉默了一會兒，堅定地說：“我不參加！”
“對啦！”聽到這句我需要的話，情不自禁地跺腳稱讚他。
這裡一共七句對話，在當晚的匯報材料上，刪繁就簡，只出現第一句和第六句。有了“我不參加”這四個字鋪底，就足以使當初公安誤認的“Z書記”得到解脫。果然，破案後Z君只關押一個多月，就無罪釋放。——公安當然不會完全相信我的匯報，須從當事人的口供印證，也需要所有涉案人員相互印證；再者，“Z書記”曾作過“一次總結報告”，還得“榨一榨”，如確實沒問題，最後還要“教育教育”。
提醒Z君的做法是冒犯公安的，風險很大。公安要求線人儘量把對象的話引誘出來，怎麼可以通過提示讓他縮回去呢？因此，這種“不忠於職守”的小把戲，不可多玩，在整個案件中，僅此一次。
若干年後，Z君輾轉聽到我曾經當過公安局的“眼鏡”，欲與我斷交，我讓他回憶當年的上述對話。由於在獄中多次抗辯，“我不參加”已深深植入Z君的腦海，我引導他的話已經忘記了。我開玩笑說：“如果當年我說，這是個好機會，我倆趕快參加，將來會拜相封侯，你參不參加？”——Z君這才回憶起“我不參加”既是他當年的真實心態，也是我引導的結果。

（7）“怎麼都出布告？這麼多！”

公安破案大多在“五•一勞動節”、“十•一國慶節”或新年的前一、兩天。大約是9月29或30日，這個“反革命組織”就“收網”了。這個組是否命名？是否正式宣布成立？一共有多少人參加？抓捕了多少人？是否有綱領性文件？搜查到了多少證據？還有沒有別的“薄弱環節”？W君、S君各判刑多少年？……我不敢過問，至今都不知道。
說到證據，當年“以言治罪”，“反革命”案件的證據非常簡單，只要有人舉報你說過共產黨、毛澤東的“壞話”，“惡攻”（惡毒攻擊）罪名就成立。無論有無文字憑據，也無須舉報人出庭作證，就可判刑。
使我大吃一驚的是，L公安不小心透露了一個絕密信息。
破案一、兩個月之後，某次見到L公安，他興奮地告訴我：“案子已經結了，都判下來了。”從他臉上的喜色我領悟到，破案這樣乾淨利索，他們受到了上級的表彰。與公安打交道的潛規則是少問，不該知道的就不要打聽，問得越少越好，甚至不問最好。因此，我沒有問“W君判幾年？”“S君判幾年？”……但我隨口問了一句：“怎麼沒看到出布告？”興奮中的L公安敞口而出：“怎麼都出布告？這麼多！”——話一出口，他便知道失言了，想掩飾已來不及，我趕忙把話題岔開，裝着聽了不在乎的樣子。
暗地裡，我大吃一驚！我問“怎麼沒看到出布告？”很自然，因為當年我和廣大群眾以為所有的“反革命”案件，都要“昭告天下，以儆效尤”；戰鬥在一線的L公安回答“怎麼都出布告？”也很自然，因為破獲“這麼多！”“反革命”案件不出布告，已成定規，他們早已習以為常了。
這是我第一次獲悉“反革命”案件“這麼多！”。
L公安這一“說漏了嘴”非同小可。因為專制政權封鎖消息，當年大家只知道發生了幾樁零星的“反革命”案件，逢年過節也可以看到幾張“對廣大群眾具有教育意義”的“典型案件”的布告，誰也不知道有“這麼多！” 2003年讀到楊小凱《中國政治隨想錄》中“多如牛毛”四個字，我立即聯想起L公安說的“這麼多！”三個字加一個驚嘆號。相隔40年的兩種說法相互印證，都是可靠的。［注10］
“反革命”案件“這麼多！”，證明中共已民心喪盡，喪失了繼續執政的道義性；法院判決的案件不出布告，說明法律的虛偽性和執法的非正義性。在這種無聲無息“政府行為”的掩蓋下，從1951年到1997年到底破獲了多少“反革命集團”？判處了多少“反革命份子”？殺戮了多少“反革命”？我想中共內部，乃至高層，恐怕都是“一團漆”。他們不用統計，也不需要統計，按照一位公安說法是：“反革命份子不怕多，有多少，抓多少！多辦幾個勞改工廠，勞教農場就是。”——當然，以上思考和分析都是後來才得到的。

破案後不久，我接到通知，X月X日中午12時去火宮殿二樓小餐廳。我按時到達，一位小公安先我而來，原來是首長請吃飯。稍等了一會，由Y副局長（胖子）帶隊，所有與我見過面的公安都來了，一一熱情握手。那次到學校來抓捕我的“黃黑色國字型臉膛”也來了，滿臉笑容，握手特別有力。Y局長仍然是那麼大喇喇的，一屁股坐了首席，然後把我拉在他的身邊坐下……
席間，Y局長表揚道：與黨和政府密切配合，為社會主義事業，為保衛黨中央和毛主席立了新功，非常光榮。臨了，Y局長示意，小公安遞過來一個信封，我沒接，他放在我面前，說：
“這是給你的獎金。”
我搖搖頭說：“這個不能要，我有一份工資，不能拿另外的錢。” ［注11］
公安們便七嘴八舌勸：“過河錢，河過錢，花了不少。”“還有買信封、郵票的錢。”“辛苦了，跑了許多路，收下吧”……
我推辭再三，誠懇地回答：“不是為了錢，為社會主義事業作點貢獻，是應該的。”
見我拒絕的態度非常堅決，最後，Y局長微笑着注視我，點點頭，輕言細語地慢說：“收下吧，別嫌少。”
首長開了口，再不收下，便有“過分矯情”之嫌。Y局長語輕言慢，內涵豐富；眼神深不可測，令人敬畏。為了表示“聽黨的話”，我身不由己地伸出手，把信封抓在手裡。
乘小火輪過渡時，從信封里抽出來數了數，6張5元的嶄新鈔票，便有些生氣。父親的一位“右派”朋友倪老先生，是位虔誠的基督徒，曾拿來一些小冊子，其中有一本介紹耶穌的生平，我讀了，很受感動。耶穌是被猶大出賣的，正是30個銀圓。今天，公安獎我30元（當年相當於一個青工一個月的工資），不是具有諷刺意味嗎？少一元、多一元都可以，萬萬不能接受這“出賣朋友的30元”。
怎麼辦？
我有一個習慣，遇到問題喜歡躺下來獨自思考，求得解答。一是半夜醒來時深思，一是躺在青草坪上仰望藍天白雲凝想。深更半夜，一覺醒來，萬籟俱寂，沒有干擾，此時捫心自問，便可良心發現；風和日麗的日子，獨自躺在青草坪上，在大自然的懷抱里仰望藍天，深邃莫測，白雲蒼狗，變幻無窮，容易理清頭緒，求得最佳解答。
當時天氣很好，我便不忙着回家，漫步到離渡口較遠的堤岸，躺在青草斜坡上凝思，想把這些鈔票撕得粉碎，扔進水裡……忽然記起曾拾過一張5元錢，拾到時心中一陣竊喜，過後又想，丟了錢的人好心痛……鈔票是沒有罪的，何不把這些錢一張張扔到湘江里，漂流到遠方，讓偶爾拾到的漁翁、婦人、孩子高興高興呢……對！就這麼辦，這叫做“製造快樂”。
於是，我翻身坐起來，把一張張鈔票搓成團，扔進流水，目送它們漂着，漂着，有的沉入水裡，有的一直漂到看不見……
製造了六樁快樂，自己的心境也平和了，才慢慢起身回家。（待續）

［注10］楊小凱判刑十年在岳陽建新農場勞改，與眾多“牛鬼蛇神”廝混在一起，獲得的信息是可靠的。見楊小凱遺著《牛鬼蛇神錄》。
[注11 ] 當年規定，在一個單位工作，不能拿另一個單位的錢，否則便是投機倒把。見我的自傳體中篇小說《笑泯恩仇》（14）（15）《夜戰“打擊辦”》上、下兩章（http://www.epochtimes.con/gb/nf329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