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警訊：社會動亂因素在積累，事物正在起變化

　　想想燒開水的情況：只要把水壺架在火上，火不撤又足夠旺，水就遲早要開：先是水響，接着冒泡。響聲越來越大、泡越冒越多，預示着快開鍋了。只要繼續燒火，那沸騰是必然的事。不願沸騰又不肯撤火，那就只剩下一着：封進高壓鍋，靠高壓強行制止沸騰。但這僅僅是權宜之計，只能暫時有效。的確，高壓之下水的沸點是會提高，可以暫時延緩沸騰，但不可能消滅沸騰，因為火還在燒，而可施加的壓力不可能無窮大。一旦壓力超過容器的承受極限，隨之而來的就不止是沸騰，而是爆炸了。只要“主流精英”們讓少數人進天堂、多數人下地獄的掠奪式“改革”之火不撤，那民怨沸騰是免不了的。他們憑藉“話語權”拼命施加高壓，不准人們聽見“水響”、看見“冒泡”，以為這就能制止沸騰了。實際呢？這是在“維護安定”，還是製造定時炸彈？

　　中國社會現在呢？沒有沸騰，但不是沒有警訊，已然聽得見“水響”、看得見“冒泡”了。看看“群體事件”是越來越多還是越來越少。看看公眾輿論主流對“群體事件”、對暴富者、對反抗強制徵地、強制拆遷者、城管人員的態度。看看如下新聞標題：“社會矛盾新警號：‘無直接利益衝突’苗頭出現”。再看看退伍軍人崔英傑傷城管致死案發後公眾的反應。的確，崔英傑犯了罪。如果這種罪發生在毛澤東時代，公眾輿論無疑會一邊倒地對罪犯恨之入骨，堅決擁護嚴辦，絕少會有人同情之。但現在呢？儘管從法律上說罪的性質沒變，仍屬於反抗公務人員執行公務致死案，但今天人們的反應卻大不相同，同情者大有人在。為什麼？因為處於崔英傑同樣地位的人太多了。不是他們“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來投”，放着其他正當的謀生之道不干偏要違規，而實在是生活所迫，走投無路，舍此找不到其他生存之道。而城管們呢？早在老百姓眼裡從國家公務人員變成了如狼似虎的“城管鬼子兵”。人心的向背（以及潛在的軍心的向背）由此可見一斑。這種變化從何而來？那得問“精英”：一邊是“市容市規”，一邊是最弱勢者的生存權。人家的取捨是寧要表面光（主要功能是讓“精英”外資滿意、誇耀“政績”），不要“弱勢群體”的生存權：“我管你吃什麼！”──你活得下去活不下去我不管，我就管一條：餓死也不准壞我的規矩：“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代表“先進文明”，代表來代表去“先進”得倒退了八百多年，跑到宋代的朱熹那兒見鬼去了──噢，不，“接軌”去了。多“先進”啊！）

　　崔英傑犯法是在捍衛自己的生存權情況下犯的法。而與崔英傑處境相似的人又多的是。他們同情崔英傑實際是為自己的生存權而吶喊，在保衛“老百姓生存權高於一切”的最高原則。“存在決定意識”，社會存在相同，意識必然相同。“精英”們說老百姓的不滿情緒是因為“仇富”、“嫉妒別人的成功”，客氣一點的也只說是因為“仇腐”，好象大家的不滿僅僅是出於見義勇為主持正義。錯。真正犯眾怒的是“精英”們犧牲老百姓的生存權為自己牟取暴利。好比你到醫院做闌尾，後來卻發現醫生竟然乘機偷偷割了自己的腎拿去賣發了大財，那你憤慨不憤慨？如果你的這種憤慨被說成是“仇富”、“嫉妒別人的成功”、“自己沒本事卻敵視成功的人”，那你會做何感想？所謂“仇富”其實也是同樣道理。其實質是老百姓要反抗自己的生存權被剝奪。即使是在為“弱勢群體”呼籲，實質也是在同時捍衛自己的生存權，否則下一個犧牲品就將是自己。

　　公眾對崔英傑的同情多於敵視本身就準確地傳遞了一個信息：量變在引起質變，事物正在起變化。因為無視老百姓的生存權，法律法規在人們心目中的份量在降低。這再一次證明生存權是老百姓判斷一切是非曲直的最高標準。當老百姓的生存權長期受到嚴重損害，社會矛盾就必然遵循“量變引起質變”的規律，向積累、深化、激化的方向發展。當社會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公眾認同的是非曲直標準就要變，挑戰現行社會秩序者不但不受排斥，反而會被逐步視為可以理解、值得同情、情有可原、英雄正義直至“替天行道”。一旦到了這個程度，問題的性質就全變了，“造反有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時法制再健全也沒用，必全成廢紙，歷史上屢見不鮮的王朝末日景況便要歷歷在目了。

　　五、“看得見的動亂”來自“看不見的動亂”

　　剝奪老百姓的生存權必將導致社會動亂。這種動亂是有形的動亂，看得見的動亂，“硬件”式動亂。在這種動亂背後起決定作用的是無形的動亂，看不見的動亂，“軟件”式動亂，即意識形態、政治目標、政治決策層面的“隱形動亂”。奪老百姓的生存權的情況為什麼會大規模發生？為什麼能成氣候？為什麼能變成決策？全是這看不見的“軟動亂”製造出來的。沒有這“看不見的動亂”，大規模剝奪老百姓生存權這種事根本就不可思議、不可接受、不可能發生，更不可能持續。經濟上“看不見的手”操縱看得見的經濟活動；社會上“看不見的動亂”在製造看得見的動亂。真正的大規模社會動亂不是煽動出來的，而是製造出來的。沒有“看不見的動亂”，就沒有“看得見的動亂”。要消滅“看得見的動亂”，就必須先消滅“看不見的動亂”。“欲破山中賊，先破心中賊”，“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對製造“看得見的動亂”貢獻最大的“看不見的動亂”主要有哪些？

　　第一亂：根本目標大篡改，犧牲人民生存權

　　改革不是目的。老百姓的生存權加富裕才是目的。改革是手段。手段只能服從目的而不能妨害目的。老百姓的生存權高於一切。任何政府的任何舉措都不能違背這個根本宗旨，改革也不例外。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後達到共同富裕”是個“先富還是後富”的問題，是“大富還是小康”的問題，還不違背改革的根本宗旨。但“主流經濟學家”們卻篡改了“改革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這個最要害的本質，把改革說成了目的，鼓吹“改革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為改革而改革”、“一切為了改革”、“為改革而犧牲一切”。結果：“改革代價論”，以“改革”的名義犧牲老百姓的生存權。

　　厲以寧說：“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

　　讓少數人為多數人犧牲是正義。讓多數人為少數人犧牲是卑鄙。犧牲多數人的生存權讓少數人發橫財則是罪大惡極。厲以寧的這番“高論”，西方的政客說不出來，中國歷代的“明君”說不出來，任何稍有良知的學者更是想都想不出來。而號稱“代表人民”、“代表先進文明”、“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主流經濟學家”厲以寧們毫無顧忌就說出來了，赤裸裸連褲子都不稀罕穿。如此明目張胆，如此厚顏無恥，其卑劣之無與倫比完全有資格列入“吉尼斯世界大全”，作為最不要臉的“精英警句”載入史冊。

　　再看“主流精英”們蔑視老百姓的生存權的另一個例子：張維迎說改革以來幹部的地位下降最大，因為過去只有幹部才有電話，才可以坐軟臥，而現在他們在這些方面不再能唯我獨尊了，所以委屈大大的，比工人農民的地位下降程度更大。顯然在他看來，下崗工人和失地農民的生存權的重要性還不如幹部的電話和軟臥待遇。可見老百姓的生存權在“主流精英”心目中究竟值幾文。

　　厲以寧張維迎們就這樣徹底顛倒了“老百姓的生存權加富裕”同“改革”這個“目標與手段”的根本主從關係，徹底歪曲了改革的根本目標，徹底顛倒了是非曲直的根本標準，徹底篡改了改革的性質，由此把“老百姓的生存權高於一切”變成了“改革高於一切”；把“為老百姓的富裕而改革”變成了“為改革而犧牲老百姓的生存權”；把“富裕不富裕”的問題變成了“生存不生存”的問題；把“改革”變成了“以改革的名義犧牲多數人的生存權讓少數人發橫財”的瘋狂搶劫，把改革變成了他們趁火打劫的的權術工具，隨心所欲揮舞“改革”大棒，“挾改革令天下”，為非作歹，無惡不做。中國社會一切階層都被他們以“改革”的名義玩弄於股掌之上。這是不折不扣最卑鄙的理論教唆犯罪，是中國“看不見的動亂”的罪惡之源。

　　為了“改革”犧牲一切，犧牲一切只為“改革”──到底誰為誰？

　　先是下崗工人、失地農民。現在輪到中小學教員和大學畢業生們面對下崗失業、嘗到生存權朝不保夕的滋味。下一步呢？那麼多大學生畢業即失業，張維迎的“在中國，教育水平已成為決定家庭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一個農村大學生可以使一家人脫貧”的美麗神話如同肥皂泡一樣破滅，靠教育改變命運的美夢破滅，盲目瘋狂不惜工本的大學潮誓必降溫，“擴招”泡沫碎裂，盲目上馬的一大批大學恐怕也要賣不出去了。那時就該輪到若干以“精英”自栩的大學教授們嘗嘗生存權被剝奪的滋味了。按照張維迎的縮權“理論”，政府除了向老百姓要錢什麼也不管，政府機構可有可無，那還要那麼多公務員幹什麼？那時是不是該輪到幹部們大批“下崗”了？

　　“犧牲別人的生存權謀私利”是一場危險的遊戲。認可了就墮落了，開始了就收不住了：要害不在於具體每次誰當犧牲品，而在於開了這個先例，確立了這個原則：“以‘改革’的名義犧牲一部分人的生存權換取另一部分人的私利”。這就放出了一個自己也控制不了的魔鬼──既然能吃掉別人，也就能吃掉自己；被犧牲掉的人既然能是他，也就能是你。這次是工人，下次是農民，然後呢？還停得住嗎？每次都是“一部分”，加起來就是全體，到頭來遲早自己也會被吞噬。以損人的心理開始，以害己的結果告終。這就是規律。

　　“精英”們衡量“改革”措施的標準早已不是老百姓的生存權，而是“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沒有超過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本來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全體共同富裕”的“富裕不富裕”的問題，居然變成了“老百姓能承受不能承受”的“壓榨極限”的問題。可見他們關心的不是能給老百姓帶來什麼好處，而是還能從老百姓身上再榨出多少油水而不至於激起民變。換句話說，他們的“改革”實際是對老百姓的忍耐極限試驗，對社會的結構強度破壞性試驗，不找出“壓垮駱馱的最後一根稻草”不罷休。如此“改革指導思想”，社會焉得不亂？這不是在教唆用“看不見的動亂”製造“看得見的動亂”又是什麼？

　　第二亂：“基本理論”是破爛──“過期作廢腐爛變質”的“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一說“市場經濟”，“主流經濟學家”們馬上拉出了一大堆清單：“市場原則”、“讓市場自己調整自己”、“市場本身糾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糾正市場的毛病更為有效”、“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總而言之一切放任自流，政府什麼也別管，最好連政府都取消。如此“市場經濟”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是最原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或曰“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按“主流經濟學家”們畫出的美麗藍圖，只要建立起如此“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國一切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然而，這根本就是彌天大謊。

　　所謂“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之類理論根本就是“過期變質”的破爛，早在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之後就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拋棄了。在那之前它的確風光無限。今天“精英”們的“窮是因為懶”、“窮是因為沒本事”、“窮是因為素質低”、“你就不配活着”之類口頭禪早在那個時代就非常流行了──所以今天的“精英”想宣布版權都沒資格。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發生後美國胡佛政府仍然堅持“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政府不應干預市場”，不折不扣照着張維迎的原則辦事：“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結果美國經濟雪上加霜，許多美國人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產生了懷疑，開始討論是不是該走蘇聯人的路子。於是有了凱恩斯理論的時髦，有了羅斯福的新政，政府建立社會安全福利制度對個人的基本生存權提供保證，等於把自由競爭的“優勝劣汰”跟人的生存權分離開來，淘汰企業不淘汰人命。也就是說“自由資本主義”不再絕對自由，而是有了限制和條件。它實際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加了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有了點“社會資本主義”的味道。雖然羅斯福被不少鐵杆“純資本主義擁護者”斥為“社會主義者”，但事實是從那以後西方國家再也沒有中斷過政府對經濟的管制和干預，也不再有那種“絕對”的、“不受政府干預”的“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說白了就是絕對的、無限制的“優勝劣汰、弱肉強食”。是競爭就有勝負。成功者生存，失敗者呢？在“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是往社會一推了事，自生自滅去。但“生存權高於一切”的規律在哪兒都要起作用。當大批人的生存權受到威脅時，社會不管，必生動亂。怎麼辦？當年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解決辦法是：侵略別人去。“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蝦米吃污泥，污泥干着急”。通過對外侵略擴張，把內部的矛盾轉嫁給它人，一切代價最後都落實到殖民地人民頭上：你失業了？失去土地了？生存權沒着落了？好辦，到殖民地去，搶他們的土地，搶他們的財寶，搶他們的好東西，剝奪他們的生存權，你的生存權不就保住了？一切不就全解決了？於是皆大歡喜──除了那些被滅絕被掠奪喪失了生存權的殖民地人民。這就是自由資本主義時代“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得以盛行的關鍵。翻翻歷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無不帶有兩重性：對內講法制，對外講侵略；對內講民主，對外講專制。只講其對內法制民主的一面、隱瞞其對外侵略專制的一面就是歪曲歷史。《大國崛起》說“荷蘭是靠當‘海上馬車夫’發的家”，這是典型的“隱惡揚善”、歪曲歷史，故意只展示人家對歐洲“自家人”的那一副面孔，隱瞞了人家對殖民地國家的另一副面孔。當年的荷蘭對殖民地國家充當的可不是什麼“海上馬車夫”，而是不折不扣的“屠夫”。想想鄭成功是從誰手裡收復的台灣。想想當年是誰在印尼對華人進行了駭人聽聞的大屠殺。想想歷史上是誰為了占有“丁香之國”的產權而把全部居民斬盡殺絕。想想是誰第一個從印地安人手裡攫取了紐約曼哈頓島。想想是誰第一個從土著居民手裡搶奪了南非。編寫《大國崛起》的“精英”們只告訴中國人人家“海上馬車夫”的這一面，隱瞞了到處侵略擴張的“屠夫”的那一面。號稱“精英”，人品還不如婊子：婊子會拿了錢陪笑，但不會挨了刀還陪笑。而這些“精英”呢？挨了刀還要恬着臉陪着笑去舔“屠夫”的腚，人品比婊子不知賤了幾萬倍。

　　“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只有存在着尚未被征服的殖民地可供侵略、內部矛盾能夠轉嫁出去的條件下才能繼續運轉。一旦世界被瓜分完畢、不能再毫無阻礙地對外轉嫁矛盾，這個把戲就玩不下去了，就只能強行把矛盾轉嫁給同類的資本主義國家，就只能造成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矛盾激化。當有“弱肉”可獵時，狼與狼之間可以大體上相安無事。一旦無“弱肉”可獵，狼吃狼就不可避免。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象徵着世界上最後一個主要農業國被資本主義國家征服，象徵着世界已被資本主義國家瓜分完畢。從此之後資本主義國家“一致對外”共同侵略非資本主義的農業國家的時代結束了，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大打出手的時代到來了，狼跟狼共同吃羊的情況少了，狼吃狼的情況多了。人類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世界大戰。但自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標誌世界被瓜分完畢後才14年就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11年就爆發了前所未有的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導致了德國納粹黨的上台，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自從美國羅斯福的新政開始標誌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拋棄了“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採取了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社會保障相結合的新體系後，自打完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再也沒發生新的世界大戰，再也沒出現1929年那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從那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就“內外有別”了，對內實際搞的是“社會資本主義”，而對外喊的卻是“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簡單回顧一下歷史：歐洲國家自推行“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後便個個如同抽了瘋，滿世界亂竄搞擴張，急星火燎要把內部社會矛盾轉嫁出去。轉嫁不出去，結果就是內部社會危機、社會動亂。也就是說“不傷人，必自傷”。當世界還沒被瓜分完畢、還有地方可侵略擴張時這個體系還能順利運轉；一旦世界瓜分完畢、再也不能輕而易舉對外轉嫁矛盾時，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立刻全面激化，爆發了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戰，爆發了史無前例的世界性經濟大蕭條。於是如下主張得到了普遍認同：不能再這樣下去了，遊戲規則要改一改了。如果不能保證自由競爭失敗者的生存權，整個社會都要遭殃。所以政府必須干預，稅富濟貧，建立起碼的生存權保障體系，讓整個社會得以安寧。這樣做不是從單純的資本贏利的角度看問題，而是從整個社會的生存角度看問題，故名之曰“社會主義”。從此“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退出了歷史舞台，隨之而去的是新的世界大戰和1929年那樣的世界性經濟大蕭條。正反兩面的事例無不說明了一條：“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害無窮。就是它導致了無數殖民地國家的滅亡，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導致了世界經濟大蕭條，導致了無數社會動亂。一旦拋棄了“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採取了“社會資本主義”，這一切就沒有再重演。這一切難道是偶然的嗎？

　　編寫《大國崛起》的“精英”們號稱“歷史權威”，但面對五千年的中國史，卻總結不出“人民的生存權高於一切”；面對三百多年的殖民史、兩次世界大戰、一次世界經濟大蕭條、那麼多的殺戮、那麼多的滅絕、那麼多的動亂，那麼多的苦難，卻總結不出“‘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破壞性無窮”。他們“總結”出了什麼“歷史規律”？靠“只需一刀就可以除去魚腸子的方法”之類雕蟲小技，在加上混個“海上馬車夫”，便可以“大國崛起”。再就是弄一堆外國風景、名人雕塑、著名建築的影像之類剪剪貼貼，加上幾句解說詞，再來點電腦合成圖象，向對外國風光感到好奇的人們賣弄“歷史花絮”。真正關鍵的歷史規律他們一個也總結不出來。直是要多淺薄有多淺薄，要多低能有多低能。就這還恬着臉自稱“精英”，而且還是“世界一流大學”的“精英”。真令人懷疑他們的臉皮是不是什麼“特殊材料製成的”，能夠刀槍不入，水火兼防，否則何以如此無恥？

　　至於張維迎之類的“主流經濟學家”，其問題就不僅僅是淺薄低能兼無恥了。張維迎英國牛津留學生活了好幾年，又是專門研究經濟的。他不可能不了解西方資本家國家的真實情況，不可能不知道“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賴以存在的歷史條件已不復存在，早已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拋棄了；不可能不知道現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際實行的是資本主義摻點社會主義因素的混合制度；不可能不知道西方國家政府經濟的管制體系已經非常成熟、嚴格、嚴密，沒有一個國家在“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不可能不知道“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危害有多大，連世界大戰都造得出來，更不用說在中國一國之內造出社會動亂了；不可能不知道中國絕不可能靠對外侵略擴張來轉移內部矛盾，一旦在中國推行“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的社會矛盾必將全部在內部積累、內部爆發，最終必然導致中國社會大動亂。他明明知道這一切，但仍然不遺餘力把“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早已在西方國家“過期作廢”的毒性極其強烈的“經濟理論”強加給中國，仍然拼命鼓吹“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這只能有一個解釋：蓄意。蓄意利用“‘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必然會造成社會動亂”這一鐵的規律，在中國製造出社會動亂來。

　　這順便解釋了“主流經濟學家”們為什麼那麼積極消滅中國現存的社會福利制度：惟恐中國社會矛盾激化得不夠快不夠深不夠徹底。所以厲以寧說：“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所以張五常說：“歷史上沒有見過一個不令人反胃的社會福利制度。”這一切都完全符合“用‘看不見的動亂’製造‘看得見的動亂’”這個總目標。

　　這也同時讓人理解了“精英”們為什麼那麼熱衷於“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藉口“全球化”、“國際接軌”，千方百計幫助外資控制中國經濟，從中國榨取驚人的利潤──向中國轉嫁外國社會的矛盾，進一步加速中國社會矛盾激化。

　　簡單打個比方：“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象個化工廠，一運轉起來就產生大量產品──利潤，同時也大量產生有毒垃圾──社會矛盾。一個國家採用“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如同在自己家裡安了座毒工廠，得到了產品的同時也必然得到毒垃圾。如果任憑毒垃圾在家裡積累，那就是把自己家變成了毒氣室，自己消滅自己。起先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從別處找塊地方──殖民地，好把毒垃圾堆到那裡去。產品歸自己，毒品送別人；利潤留給自己，社會矛盾轉嫁它人。只要世界上還找得到新的地方把毒垃圾甩出去，這套體系就還能運轉自如。但到後來可供堆放毒垃圾的地方都被占滿了（殖民地都被占完了，沒地方轉移內部矛盾了），這條路就走不通了，再照舊運轉就毒着自己了。於是化工廠的主人們就要求別人的化工廠停產，把自己生產的毒垃圾傾倒到人家的地盤去。別人當然不干。大家都想“以鄰為壑”，犧牲別人保全自己，結果大打出手。打到後來參與打鬥的方方面面總算都打明白了：打不是辦法，根本的出路是改革工藝，考慮如何避免產生有毒垃圾，而不是如何搶奪垃圾場。這就需要政府干預，不再“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而是對工藝流程實行管制，控制污染排放，即控制社會矛盾的積累激化。世界便這樣磕磕碰碰地混到了今天。

　　而“主流經濟學家”們呢？硬逼着中國採取人家已經淘汰的舊工藝（“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照老樣子製造毒垃圾。他們明明知道這種做法早已被證明是自取滅亡，別人早已認識到，早已淘汰了；明明知道中國連象別人那樣對外堆放毒垃圾的場地都沒有（無法靠向殖民地轉移內部矛盾解決社會問題），卻仍然告訴中國人說這是唯一取得產品（利潤）的辦法，而且宣布毒垃圾在家內積累不要緊，不過是“改革代價”。他們一方面把別人不要的有毒工藝硬塞給中國，一方面要消滅中國僅有的一切減緩毒劑的設施（福利制度），同時還想方設法把別人產生的毒垃圾引到中國這所屋子來（讓外資控制中國經濟）。所有這一切只能有一個解釋：蓄意的理論誤導，預謀的戰略下毒，存心要用“看不見的動亂”製造“看得見的動亂”，毀滅中國社會。

　　第三亂：顛倒歷史“去中國化”，意識形態反攻倒算

　　“主流精英”們系統地否定了中國的一切，首先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切：不管是毛澤東還是雷鋒、黃繼光、董存瑞、狼牙山五壯士、劉胡蘭；不管是建立中國共產黨還是建立新中國，不管是土地革命、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還是抗美援朝、自衛反擊戰；不管是“兩彈一星”還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他們一律冷嘲熱諷，統統一筆勾銷。不僅如此，中國歷史、中國文化、中國民族英雄們也個個在劫難逃：“中國文化太軟弱，應該否定傳統文化”、“中國文化導致漢奸多”、“中國人窩裡反是文化劣根性”、“岳飛倒下去，秦檜站起來”、“客觀公正評價李鴻章、袁世凱和汪精衛”、“孔子不如章子怡”、“儒學是偽宗教”、“道教、佛教都不值得提”、“中國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謀略家”、“中醫是偽科學”、“專家建議重構中國形象標誌，稱龍在西方形象不好”……叫他們一形容，有着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在外國人面前簡直一無可取之處：沒有一個堪與外國匹敵的領袖人物，沒有一個站得住腳的民族英雄，沒有任何值得中國人驕傲自豪的東西，只有民族劣等、文化劣等：“我們這個文化的列車，帶着巨大的慣性，載着我們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風馳電掣地駛向終點”；只有西方文明才是“唯一的光明”：“古代西方什麼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國什麼都不禁，獨獨禁本能”、“西方人敢於展示自己，既敢於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於展示自己的裸體。中國就知道穿衣服。給思想穿衣服”、“西方鞭撻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我們歌頌自己的光明，結果帶來千年的黑暗”、“殖民主義統治的歷史是一個文明輸入和文明擴展的歷史”、“創造了我們沿海文明地帶的歷史”、“西方的歷史是一部改惡從善的歷史。中國的歷史則是一部改善從惡的歷史”、“這樣的民族，他不興盛誰興盛；這樣的民族，他不統治世界，誰能統治世界”……總之他們徹底顛倒了中國的一切，就差公然宣布中國不配存在、應該給人家當殖民地了。

　　要問這種自我醜化、自我矮化、自我妖魔化中國的一切的宣傳教育的效果如何？且看下列新聞標題：

　　──上海三成中學生想做外國人──專家主張讓上海成新特別行政區

　　──上海人不說中文說英語──上海著名商業街淮海中路品牌進行調整隻要洋品牌，不要中國品牌。

　　──漢語知識競賽，洋人勝過了中國人！！──清華給美國培養工程師，北大給美國培養老婆

　　──許多上海女人都認為，自己就是為外國男人而生的。──上海文化在很多方面已不在乎國內坐標，只在乎國際坐標。

　　──上海精神病發病率二十年翻了五倍──上海指定從小學聖經

　　──西方宗教節日在中國越來越流行──中國基督徒人數已經超過一億

　　──二十年內，中國有可能變成基督教國家……

　　在中國，西方文化影響日盛，中國文化影響日微。在這種情況下大喊大叫“大國崛起”，滑稽不滑稽？世界上有不認同本民族科技文化只盲目崇拜別人文化、一邊“文化沉淪”、“道德沉論”一邊真正崛起的大國嗎？

　　30%的上海青年人不想當中國人，便出現了成立“上海特區”的要求。照此發展趨勢，再過若干年，不想當中國人的上海青年人會不會過半？那時上海“精英”會不會要求“上海獨立”？那時是允許國土分裂還是動用武力鎮壓？那時能避免動亂嗎？

　　如果中國成了基督教國家，那共產黨不下台也得下台了吧？不管下台不下台，中國政治舞台要大亂了吧？政治舞台一旦大亂，社會呢？

　　在黎巴嫩，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比例是多少？在“歐洲的火藥庫”巴爾幹，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比例是多少？如果中國成了基督教國家，那象在黎巴嫩、巴爾幹等地基督徒和穆斯林衝突不斷的局面會不會在中國的新疆、寧夏、甘肅、青海等地區也出現？如果在中國領土上也來上個黎巴嫩、巴爾幹，中國即便想不動亂，豈可得乎？

　　未來是青年的。在青年心目中顛倒了今天，就是顛覆了二十年之後的社會。在教科書上顛倒歷史，就是安放了延期二十年爆炸的“動亂定時炸彈”。“台獨”不就是通過修改歷史教科書爭奪了青年一代而成的氣候嗎？

　　二十年後的“看得見的動亂”已經被“精英”們在今天的教科書上、各種宣傳媒體上鋪天蓋地的“看不見的動亂”決定了。

　　第四亂：處心積慮耍權術，逃避責任打混戰“漢芯造假”該誰負責？“齊二藥”毒藥事件呢？國有資產流失呢？當年的“運十”下馬呢？該負責的都有哪些人？誰拍的板？誰起草的文件？誰提出的建議？誰拒絕撥款導致“運十”最後下馬？應由誰來面對歷史？改革以來的種種具體措施都是誰負的責任？從“工人下崗”、“買斷工齡”、“國有企業改制”、“出賣國有企業”、“市場換技術”、“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等等決策到出賣“徐工”、“西軸”等等一個個的具體項目，都是哪些人決定的？都有哪些文件？都有哪些人提建議？都有哪些人起草文件？都有哪些人拍板？誰最後簽發的？都有哪些人經手？這些人現在都在哪裡？如果出了問題，究竟該由誰來負責？怎麼負責？“出沒出問題”如何判斷？還是根本就不判斷，根本就不負責？出賣國有資產的收入都進了哪些人的帳戶？有帳沒有？中國外匯儲備上萬億美元，人民幣每升值1%就意味着中國僅外匯儲備一項就遭受了百億美元的損失。這個損失誰拍板報銷？這又是誰的主意？提出這樣的主張的根據是什麼？這樣的損失靠什麼來補償？補償不了，該誰負責？……

　　不用問，所有這些全是無頭案，真正具體該負責的人保險一個也找不到。這正是充滿“中國特色”的當代最罕見的荒唐事。幾千萬工人說下班崗就下崗了；幾萬億國有資產說沒就沒了。那麼多人的命運，那麼多家庭的痛苦，那麼巨額的財富，隨隨便便就支配了，而且這一切發生之後居然找不到一個人來負責！甚至連相關負責的人名都不敢公開，讓你想罵人都不知道該罵誰，當然更無從追究責任。

　　環顧歷史，凡成大事者必賞罰分明。而要賞罰分明必責任分明。責任不清，如何賞罰？賞罰不明，焉得不敗？

　　──毛澤東審批文件，同意就是同意：“照辦”、“照發”；不同意就是不同意：“要敢於反潮流”──一句話，敢作敢當，絕不推卸責任。

　　──美國國會的“決策責任制”：誰的提案就用誰的名字命名，投贊成票的、投反對票的全部記錄在案，公布於眾。這一切既是榮譽，也是責任：你的主張，別想賴賬。議員競選時往往要給選民一份清單：我投票贊成過哪些法案，反對哪些法案，如何捍衛了你的利益，請你投我一票，云云。不過即使沒這樣的信，該議員的投票記錄照樣有賬可查，贊成了什麼、反對了什麼都休想隱瞞，任憑選民“秋後算帳”。

　　──前蘇聯總參謀長謝.馬.什捷緬科的回憶錄《戰爭年代的總參謀部》中有這樣一段記敘：

　　“我記得曾經有人把附有很多簽名的文件送到最高統帥部。最高統帥嚴厲地批評了他們，他認為這樣的行動是單一首長或軍事委員會不願意對所作的決定承擔責任，更壞一點說，是他們對自己的意見是否正確缺乏信心。他說：‘他們搜集了簽名，為的是說服他們自己和我們。’”

　　“最高統帥要求所有送到最高統帥部的文件都有司令員和參謀長簽名，特別重要的文件（例如，每日總結匯報和戰役計劃）應由三人簽名，即除前兩人外，再加上軍事委員。”

　　斯大林嚴格執行“決策責任制”是有道理的。國家命運，無數人的生死，容不得視同兒戲，容不得推卸責任，容不得責任不清。勝了，必須有人獲得勳章；敗了，必須有人上軍事法庭。不如此，不能贏得戰爭。

　　“主流精英”們對改革那麼虔誠，把改革說得那麼崇高，那麼重要，那麼希望改革成功，那麼他們對改革起碼該有點嚴肅認真的態度吧？起碼得有點責任心吧？起碼得有個責任制吧擔點責任吧？那麼改革的責任制何在？改革以來的一切具體措施的責任人究竟都是誰？為什麼改革改了幾十年，連個起碼的責任制都沒有？對這幾十年的那麼多重大措施，為什麼連個責任人的名單都不敢公布？這就叫“嚴肅認真”？這就叫“負責任”？

　　“主流精英”們狡辯說，這叫“摸着石頭過河”，誰也不知道該怎麼改，摸索和失誤難免。

　　又是撒謊。既然“摸着石頭過河”，那就是承認自己也心中無數。既然心中無數，那就該群策群力，發動群眾拿主意。即使錯，也是大家共同承擔責任。特別涉及多數人生存權的事，尤其應該慎之又慎，充分論證，充分論證，充分辯論，要聽取當事工人的意見，要先在小範圍實驗。沒試驗定型的客機能賣票運客嗎？沒經過充分驗證的改革措施能貿然大規模推行嗎？然而實際上哪項措施是經過群眾充分討論的？“下崗”？“出賣國企”？“買斷工齡”？“房地產投機”？“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這麼多如此重大的措施，什麼充分論證也沒有，什麼不同意見也不聽，不管三七二十一，稀里嘩拉一下子就全面鋪開了，處理過程有如軍事行動，根本不經過人代會辯論，少數人神神秘秘一紙文件就決定了一切。既然如此專斷，那就該對自己的行為負全部責任，起碼應該把有關責任人的名字公布於眾，讓大家都知道這是誰幹的。但實際情況是既要專斷，又不敢負責，連名字都不敢露。這說明“精英”們從一開始就沒安好心眼，如同詐騙犯罪，從一開始就蓄意坑人，從一開始就處心積慮逃避責任，所以從一開始就把一切具體措施都搞得鬼鬼祟祟，決不露出真名。“改革”被他們搞成了充滿陰謀詭計見不得人的勾當，搞了幾十年連個負責的都沒有，把天捅塌了也沒人擔當。這樣的“改革”才是真正存心製造動亂的“搗漿糊”。

　　吳敬璉當了幾十年的“吳市場”，到頭來卻不得不公開承認自己這個“市場權威”對市場經濟原來一竅不通：“有好市場經濟和壞市場經濟，以前沒認識到”。輕輕一句話就把一切責任賴了個精光，而且還要精神抖擻繼續賴下去。古人云：“老而不死謂之賊”。吳敬璉、厲以寧這群皓首匹夫、蒼髯老賊把持改革幾十年，卻還厚着臉皮不讓位，難道他們比國家領袖還特殊？改革改了幾十年，黨的主席換了，政府首腦換了，政府官員換了，什麼人都換了，唯獨這一群“主流經濟學家”照樣死皮賴臉霸住自己的高位不放，仍然整天指手畫腳喋喋不休。什麼都管，但又什麼負責都不肯負。就憑這群蓄意製造混亂推卸責任的學術無賴把持改革，中國社會豈能不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