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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至十章：
作者: 2006912
日期: 2007-02-14 15:13

第六章 張春橋獨特的性格和脾氣

　　凡是和張春橋第一次接觸的人，都會有一種感覺：他不愛多講話，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這種獨特的性格使他在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枯燥工作中並不顯眼，也不引人注目。這恰恰是在和平的日子裡一個政治家的最重要的素質，是一個成就一番大事業的人的起碼條件。毛澤東在評價張春橋的時候，就這樣說：“根據我自己的親身感受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真正有希望的人是善於思考和埋頭苦幹而並不願意出風頭的人，那種大轟大鳴、自吹自擂的人只會變成歷史上曇花一現的角色。張春橋就是一個善於思考的人，我看他是有希望的一個理論家。”

　　林彪對張春橋也有自己的評價，他對陳伯達說：“我一見四眼就覺得不順眼，和他在一起感到陰沉沉的，是一個深不可測的人物。在蘇州頭一次和他打交道，就預料到他會爬上來，沒想到果然成了一個人物。你們要注意他，越是在人前不多講話的人，你們越是要有所警惕。張春橋的城府很深哪。”

　　不管怎麼說，張春橋在政治上的確有他自己的一套應變策略和措施的。首先，他很謹慎，他從不輕易向任何人暴露自己的觀點和看法，除非是在他確認有了把握後才出其不意地亮出自己的底牌。為此，他身邊的人都是一些他認為自己能夠控製得了的角色。這就決定了他信任的圈子實際是很窄小的。他的這個性格特點在他沒有充分掌握大權的時候，是個優點，但是到了他擁有很大的權力，成為了不起的一方諸侯的時候，就要成為致命的弱點。這一點，到了他進入監獄的時候，他有所領悟。但是，已經晚了。

　　毛澤東曾經多次提醒他：“要注意團結，和一切能夠團結的人搞好關係。要讓人們都知道你張春橋是為了整個革命的利益而鬥爭的，不要搞那個小圈子。多向總理學習，學習他的各個方面，特別是要學習他善於處理和各方面的關係。有了權力以後最重要的是善於運用權力。這裡有藝術和講究的。”這點，恰恰是這個理論家所忽視的。

　　其次，張春橋善於通過別人的嘴和別人的文章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實現自己的意圖。這本是一個道行頗深的政治家走向成功的基本要訣，但是張春橋玩弄這一套確是老道精熟了。在政治的角逐中，他充分地發揮了姚文元這些人的作用，而他則在背後搖羽毛扇子並收到了極大的效益。他注意實際的收穫而不是像某些輕浮的三流政治家那樣在名利上斤斤計較。這使毛澤東對他產生了好感，對他的忠心和理論修養深信不疑。

　　“春橋同志，你今後要在駕馭全局的能力上狠下功夫。”毛澤東在一九七六年二月和他談話的時候，語重深長地說，“我說的這個全局，就是駕馭整個國民經濟的能力。從理論上和觀察問題的水平上，你和文元都已經打了合格的分數，現在是要學會經濟管理。為什麼我要讓你們在上海這個陣地上再干他幾年呢？一是這個地方重要，學會了管理上海，就能夠管理全國。我把上海作為你們的試驗地，就是讓你們將來能夠管理整個國家。”

　　這話，張春橋始終沒有往下傳達，只給少數的幾個人講了講。後來，還是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上講道：“主席就是要讓春橋同志多在經濟工作上下點功夫，是把上海作為主席的試驗田的。有人一定要在上海的問題上作文章，那就讓他試一試吧。”

　　第三，張春橋在政治上有一種執着的追求，認定了一個方向或路子後緊迫不舍。就是到碰得頭破血流時，他也有一種殺身成仁的勇氣和膽略。這在他進入囚牢後表現得更加突出了。剛剛被捕時，他還不失那種領袖的氣質，希望藉助外面的力量來使自己重獲當年的威風。但是隨着政局的發展，特別是當鄧小平宣布復出的時候，他的臉完全變了，像白紙一張。他每天都把衣服整理一個來回，擺出一副隨時要就義的架子來應付日益頻繁的審訊。

　　“你知道嗎？小平同志站出來了。而且，站出來就恢復了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看管他的警衛幹部檢查他房間時對他說。“你有什麼看法？”

　　張春橋鐵青着臉回答：“這是我早就預料到的，不但鄧小平要站出來，而且凡是毛主席領導我們打倒的一切反動派都要站出來。這是必然的，肯定的。華國鋒不這樣做，他的那一套修正主義綱領就沒法往下貫徹，這是兩條水火不同的路線必然要產生的結果。”末了，他還特意加了這麼幾句：“這樣做，對鄧小平來說怎樣都不算過分。但是對華國鋒來說，他每往下走一步都是自打嘴巴，都是他走向滅亡的開始。”

　　那個警衛幹部半信半疑地打量了他幾下，出去了。他們早已接到通知，他們只負責監管這些人而不能和他們進行任何形式的接觸和談話。

　　是的，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至廿一日，在北京舉行了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全會一致通過了《關於追認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決議》、《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全會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關於提前召開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定，完全贊同中央政治局為召開這次代表大會進行的各項準備工作，並一致通過了黨的十一次代表大會的議程。根據這些決議。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被宣布永遠開除黨籍，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

　　這一切，雖然是在張春橋的預料之中的事情，但是他還是認為他們幹得太快了，太露骨了，全然不怕他們的這些措施激起民變。

　　這就是毛澤東常常說的“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叫我說十年也不成”的原因。

　　張春橋雖說是經過了文化大革命後直上青雲，成為地地道道的重權在握的政治家，但是他畢竟是秀才出身，從來沒有脫離過筆桿子，他和飽經風霜、從戰火中衝殺出來的革命家、政治家畢竟是有着很大的區別。

　　一九三七年底。二十歲的張春橋來到了延安。在這裡，他接觸到了許許多多在上海只是聽聞而如今活生生地感受到的許多人物。這些人物後來大多都成為新中國舉足輕重的領導人。

　　張春橋的筆桿子和他在上海寫的文章，成為他早就是革命者的有力證明。後來康生在和一些反對張春橋的人談起他時曾說：“張春橋在上海和來到延安寫的文章我都看到了，都是貫徹着批判和戰鬥的這根主線的。他的觀點基本上都是正確的。你們看過他的文章嗎？沒有看過就不好發表議論。上海有一批極端派策劃炮打春橋同志，這是完全錯誤的。這也好，可以證明敵人的狡猾，如果沒有這些，我們今天就沒有什麼好講的了。”

　　康生想起他第一次見到張春橋的情景，那是在延安的一次會議後，當時他剛從莫斯科回來不久，他在中央黨校和好幾個單位給黨員幹部作形勢報告。一個長得精瘦的年輕人給他當面交了一封信，稱他“是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權威”，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康生同志，不管現在蘇聯回來的要員們承認不承認，都得看到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這就是中國人民的革命根本離不開毛澤東同志的指導和指揮。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講，毛澤東就是中國的列寧和斯大林。我們只有在這面旗幟下才可以贏得抗戰的勝利。我希望你能夠堅定地站在毛澤東這一邊，充分發揮你在共產國際中的威望，為確立毛澤東的正統思想地位而作出貢獻……”康生坐在椅子裡，問了他許多關於上海的情況，他對答如流，完全符合康生的心意。於是，康生記住了張春橋。

　　“你是什麼時候入的黨？”康生最重視入黨時間和參加革命的經歷。

　　張春橋回答：“我在上海曾經入過黨，但是那個組織被取消了，是一些有問題的人組織的。上海的情況比較複雜，各色各樣的人都有打着共產黨旗號在活動的，一些熱血青年往往搞不清楚。所以，我最近在延安重新加入了黨組織。”

　　“我在上海工作了多年，對那裡的情況很了解。你說的這些情況大體符合實際。好好干吧，你是有前途的，你的觀點我完全贊成。你還是發揮你的筆桿子的作用，為偉大的抗戰服務，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普及服務。”

　　這樣，他們成了很好的朋友，建立了聯繫。

　　幾次的接觸。張春橋的文章和他所寫的消息引起了康生和許多中央領導人的注意，把他推薦到毛澤東那裡。但是，毛澤東沒有像康生那樣和張春橋徹夜長談，繁重的工作壓力使他還沒有精力顧暇這位未來理論家的存在。儘管如此，張春橋還是嶄露頭角了。兩年後，他擔任了《晉察冀日報》的副總編。

　　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彭真起初對這個精幹的秀才很重視，願意看他寫上來的報告。有幾篇報告是他讓張春親手動筆來寫，但後來發現是張春橋指示別人寫的，彭真很有意見了，批評他：“有些涉及保密的文件和報告還是應該由你來寫，不要輕易地交給別人動筆，否則出了問題你可是負不起責任的。”

　　張春橋點點頭，表示承認錯誤。這個人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決不輕易地寫檢查。有人對他說：“像彭真同志批評的事情一般人都是要寫檢查的，你不寫檢查將來怎麼說服別人？”張春橋回答道：“屁大的小事何必要大張旗鼓！他彭真的話又不是聖旨、皇帝，難道他說什麼我們都要當作令箭嗎？我可以告訴你，除了毛主席的話可以於條件地服從和執行外，對任何奇特的人都可以打問號。經過一整風，我們對任何事情都要有個分析和思考。”那個人見他態度嚴厲，便不再說什麼了。

　　在報社時，他和擔任社長兼總編的鄧拓在許多問題上有分歧，但是他絕對不向任何人流露出來，表面上他和鄧拓的關係還處理得不錯。直到彭真親自過問一些事情時，他才狠狠地把鄧拓告了一狀。

　　一九四三年初，張春橋通過康生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批評劉少奇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赴延安途中在北方局黨校所作的《中國革命的戰略與策略問題》的報告。認為裡面有許多觀點和毛澤東同志的論述格格不入。劉少奇在報告裡聲稱蔣介石是“革命的旗幟”，“抗日建國的領導者”，“國民黨是一面具有大作用的旗幟”，“有很大的力量，甚至可以說世界上任何一個黨有它這樣大的權力，它掌握有廣大的政權，擁有幾百萬武裝，在中國人民和世界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通俗的、合法的組織形式，最好的現成的形式。”張春橋認為，劉少奇的這些觀點最容易在廣大的黨員和幹部中造成這個黨是統一戰線的領導者的影響，不利於發揮我黨的主動性。他引用了劉少奇在報告中的幾段原話：“我以為中國革命能在國民黨三民主義這面旗幟下進行。至少是民主革命這一段，要比用奇特的旗幟順利得多”，“如果說是實行三民主義，人家都不怕，說是實現中共的最低綱領，人家都要有些害怕。其實這兩者的內容基本上都是相同的，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說是實現三民主義，而硬要另搞一套呢？”“在我們隊伍里，也有少數同志有了幾個槍桿子．就以為不得了了，可以取得天下了，張牙舞爪地把國民黨都不放在眼裡，這遲早要出事的。”張春橋一一地批駁了劉少奇的這些觀點，說：“劉少奇同志的這些說法完全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東西，在華北的影響很大，我認為有着從根本上糾正的必要，使全黨的認識統一到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戰略和策略上來。”

　　抗戰勝利後，張春橋隨同《晉察冀日報》來到張家口，在一間簡陋的平房裡審稿、寫社論。雖然後來戰爭的炮火越打越烈，但是張春橋畢竟沒有到前線去，沒有指揮過一次大的戰爭。根據需要，這位年輕的筆稈子從這裡來到石家莊，擔任了《石門日報》的社長。這裡是他人生的一大轉機時刻，他到了中共最老資格的革命家柯慶施的手下。

　　張春橋早就聽說過柯慶施的傳奇般的經歷：一九二零年，十八歲的柯慶施就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然後到蘇聯學習，親眼見到了列寧，並且和列寧談了話。所以，他對這位剛剛上任的石家莊市市長的老布爾什維克充滿了神情和尊重。

　　《石門日報》改名為《石家莊日報》後，張春橋和柯慶施的關係更加密切了。他們通過幾次長談，許多觀點產生了共鳴。特別是他們對中共最高層看法的一致，使連接他們之間關係的紐帶更緊了。

　　“毛澤東將是建國後的最高統帥，在全黨沒有任何人能和毛主席相比，他的智慧和能力，他的思想和理論都將是空前絕後的。不看到這一點就將要犯絕大的錯誤。”

　　柯慶施認真地聽着張春橋的分析，不住地點頭，連聲稱是。

　　張春橋繼續說：“建國以後中國何去何從，我認為毛主席就是認定了一條，走蘇聯的道路，而決不會是走英美的方向。劉少奇十二月十四日對石家莊工作的指示起碼是右的。他以資產階級代表的身份，宣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利益一致，說什麼‘為了發展私人企業，就得保證它有相當的利潤，否則，不僅害了資本家，害了公家，也害了工人、貧農，使大家同歸於盡，毫無好處。’這些觀點和毛主席的指示並不一致。現在形勢發展很快，我們的工作還是多請示毛主席為好。因為這涉及到前途的大事。”

　　“好好，你說得很有道理。”柯慶施說，“其實我對劉少奇最了解不過了，他在抗戰前就是一個老右傾，沒有什麼大的本事，就是會遇到危險時往後退。他在組織路線上也有問題，用的就是彭真、薄一波這些人。他們在抗戰前都有一定的問題，起碼是寫了自首書出獄的。在所有的字眼裡，我最恨的就是‘叛徒’二字。他偏偏在組織路線上就是依靠小圈子的人，我看將來都是站不住腳的……”

　　兩人不謀而合了。就在不久，張春橋成了石家莊市政府秘書長兼《石家莊日報》社社長。那時，整個形勢發展得相當快，沒有幾個月，上海解放。三十年代就在上海待過多年的張春橋重新殺回故地，擔任了華東地區新聞出版局副局長。一九五一年初秋，他又成了上海《解放日報》的社長兼總編，成了獨守神州東南方向的一個喉舌……

　　一九五五年，五十三歲的柯慶施以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的身份來到上海，立刻會見了張春橋。這下，故友重逢，說不盡的萬語千言，他們商定就以上海為基地，真正大張旗鼓地要干一番事業了……

　　還在主持《解放日報》的工作時，張春橋就發現了一個文筆犀利、思維敏捷的小筆桿，經常給報社投稿。他約見了他，這才知道他就是曾經於三十年代大名鼎鼎的作家姚篷子的兒子姚文元。姚文元於一九三一年出生於上海，十七歲的時候，他在上海滬新中學高中理科二年級甲班讀書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解放後，他擔任了上海盧灣區團委宣傳部幹事。和張春橋接觸上以後，他的文章經常見報，成了上海小有名氣的評論家。

　　儘管張春橋和姚文元地位懸殊，但是以文會友，他們還是建立了友情，經常為寫作的事情而徹夜長談。

　　一九五五年，張春橋從內部得到了消息，要開始批判胡風的觀點，來頭很大。他立即就想到了姚文元。他說：“現在是你向權威宣戰的時候，通過對胡風的批判，你要殺出一個新的名聲來！”他親自給姚文元出題目，拉提綱，使姚文元一口氣連寫了四篇文章，全部都是發表在《解放日報》上，一下子使他果然成為批判胡風的英雄而名聲大震。

　　緊接着，反右鬥爭開始。姚文元在張春橋的指點下，政治敏感性大大提高，一篇批判《文匯報》的小稿子《錄以備考》，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這篇文章以《文匯報》在報道毛澤東的消息時以最小的篇幅和不起眼的位置的處理和《人民日報》作了鮮明的對照，顯示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毛澤東親自指示《人民日報》於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發表，並配發了《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方向》的社論。這時，張春橋和姚文元都有了用武之地，幾十篇文章，篇篇都是殺氣騰騰的批判和痛駁。所不同的是：姚文元署名是真名實姓，而張春橋則是筆名或化名。

　　柯慶施高興地說：“毛主席要我們特別注意培養無產階級的紅秀才，我看準了，這個紅秀才就是我們的張春橋同志。他在政治鬥爭中總是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地站在了黨和人民的立場上，是堅定的革命左派。這樣的左派，在我們黨內是太少了而不是多了。”

　　在柯慶施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後，張春橋則成為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調查室主任。一九五八年他的一篇題為《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的文章，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他指示《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並親自為報紙寫了編者按：

　　“張春橋同志此文，見之於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現在轉載於此，以期同志們討論。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說，對歷史過程解釋得不完全。但他鮮明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讀。”

　　這是張春橋和毛澤東聯繫的開始。和平年代，文人和秀才們容易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力量，特別是在中國那個非常特殊的歲月里，既重文又重武的毛澤東需要像張春橋這樣的筆桿子。所以，他便準備脫穎而出了。

第七章 我過高地估計了江青的作用

　　政治上，完全地把“寶”押在一個人身上，往往帶有一定的冒險，聰明的政治家善於化險為夷，就在於他在關鍵時刻留下了一手或者是“狡兔三窟”。單純的孤注一擲，如果沒有其他的因素在裡面，肯定是要導致失敗的。這是張春橋在獄中反省時得出的結論。不過，他並不對過去的選擇而懊悔。他只是說：“如果一定要我說什麼教訓的話，那就是我過高地估計了江青的能力和作用。再嘛。就是……”

　　張春橋不願意在這個時候總結什麼經驗教訓．他覺得現在還遠遠地不是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從鄧小平站出來後．他就覺得自己和江青這些人的問題一定會有重大轉化。儘管這種變化是逐漸的，緩慢的，但是一定是明顯的。現在看來，自己的這種分析也靈驗了。最大的一個變化，就是在批判自己的時候，那句所謂的偽造的毛澤東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的指示不多討論了。看來華國鋒等人也已經覺察到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玩弄的騙局太露骨了，已經是破綻百出了。

　　本來“按既定方針辦”和“照過去的方針辦”並沒有多大的區別，都要按照毛澤東制定的方針行事，其含義和用心都是一樣的。但是，華國鋒為了把自己和毛澤東的繼承者們統統打下去，故意玩弄了一個政治遊戲，在某些枝節問題上作起文章來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逝世。九月十二日左右，許多省市和大軍區的領導人紛紛打電話給江青、張春橋、華國鋒等人。詢問毛澤東在臨終的時候有什麼指示或囑咐。如果要按實際情況說，顯然還不到時候。張春橋對江青建議：“我們還是選擇一句或幾句能夠關聯全局的話，作為毛主席的政治遺囑或臨終囑咐，也作為鼓舞和指示我們繼續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前進的動力。”

　　江青抽出了毛澤東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那句指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張春橋搖搖頭，說：“這句話不能作為主席的遺囑來對待。因為主席講的這句話在主席生前已經發表，而且家喻戶曉了。我們應該選一句或幾句距離主席逝世很近，而且是主席沒有公開過的指示來作為囑咐。這樣的話，能夠有效地概括了毛主席的思想和意圖。”

　　江青曾經提出了華國鋒所講的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給他所寫的“照過去的方針辦”的指示，說：“這句話是毛主席的手跡，可以作為最後的絕筆來對待。”

　　張春橋說：“這是主席最後的手跡，但不是絕筆。絕筆是主席對最後一次文件的簽字。再說，‘照過去方針辦’，是主席針對華國鋒同志匯報的具體內容講的，有一定的局限性。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上，毛主席會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後，華國鋒同志匯報了國內的形勢。他說，國內的形勢總的來說，是好的，但是有幾個省的形勢不大好。毛主席針對着他所說的這幾個不大好的省市情況寫了兩句話：‘慢慢來，不要焦(着)急’；‘照過去方針辦’。這就說明了讓他解決這幾個省市的問題時。還是依照我們過去的方針行事。這不能說明了全部的問題。再說。如果把詳細經過講出來，也不能說這就是毛主席的臨終囑咐呀。這和主席的逝世還有近半年的時間呢。”

　　這樣一說，江青也認為張春橋講的很有道理。她想了想說：“毛主席在今年七月間曾經跟我談話的時候，說過‘要注意國內的問題’，並且還說：‘按既定的方針辦’。主席講的時候，國鋒和你們都在場。今年七月下旬，在京的政治局委員接見參加全國計劃會議的代表時，華國鋒親自把毛主席的這些指示作了傳達，我看就把毛主席的這個指示作為他的臨終囑咐是完全可以的。這就是要我們繼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

　　這樣，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在張春橋親自審定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的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裡，就這樣指出：“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這就是要按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各項政策辦，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要堅持批判資產階級，批判修正主義，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堅持同黨內走資派作鬥爭。”

　　這樣一件非常明顯的事情，怎麼能說我們是偽造毛澤東的指示呢？張春橋想起來，依然憤憤然地走來走去，真想和華國鋒、葉劍英這些人來個大辯論。可惜，現在自己是根本沒有發言的機會，只得任憑這些人造謠撞騙了！

　　現在回想起來，那一幕幕看來平常、實際上充滿殺機的場面，都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啊！可惜自己提醒過江青，江青卻熟視無睹，認為他們根本不敢把自己怎麼樣，掉以輕心，最後來了個陷身囹圄，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該怎麼辦呢？

　　張春橋記得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上午，他和江青通電話的時候，他還提醒她：“我重新看了一下赫魯曉夫搞掉馬林科夫等人的材料，非常觸目驚心。我感到現在我們中央的局勢和蘇聯那時的情景有許多非常相似之處。我最擔心的就是他們的突然襲擊，我覺得你也應該有所防範，華國鋒這個人的變化反差太大。你應該看到這一點。”

　　江青不緊不慢地說：“我看也不必草木皆兵。華國鋒沒有多大的膽子，他如果造反，老娘一聲臭罵就得叫他放下屠刀。他才來中央幾天呢？剛剛擔任了中央最高領導權的職務不久。他難道還不滿足嗎？我是考慮下一步的中央全會上，我們如何把絕大多數的同志發動起來，通過我們需要決議……”

　　“他能讓你等到開中央全會的時候嗎？”

　　“他不是已經同意了嗎？我們要堅持這一點。政治局常委會上應該二比一。別忘了葉劍英是沒有什麼發言權的。毛主席早就讓他請了病假了，也就是說無論中央和軍委的工作都不需要他來參與，應該讓陳錫聯同志取代他的職務嘛。這可是主席決定的。”

　　“可事實上他已經公開活動了，是以副主席的身份出席中央的許多會議的。”

　　“我已經讓華國鋒阻止他的活動。今後的中央會議可以不通知他參加。否則就是背叛毛主席的指示。我倒要看一看他華國鋒到底有多大的膽子！”

　　現在她可是真正看到了。華國鋒這個本來並沒有多大能量的人物，就是因為一朝有了權力。所以就在一個夜晚變得強大起來。他把毛澤東的整個部署和力量翻了個底朝天，而且這一切居然還是在毛澤東的旗號下進行的。可是經受過文化大革命考驗和鍛煉的中國的革命造反派們卻看不到一點動靜，這確實是令張春橋所奇怪的。原來估計得好好的事情．幾乎連半點實現的可能都沒有了。往事，像潮水般地涌了上來……

　　一九六二年，張春橋經過了一系列的文化領域裡的鬥爭後，擔任了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宣傳部部長，同時還兼任着柯慶施的政治秘書。他很大的程度上是在為柯慶施從事中央最高層的鬥爭服務，充當參謀。他從柯慶施的言行和來往的信件中竭力要準確地掌握毛澤東的意圖。這時江青不斷地來往於上海和蘇州、杭州之問，來往都是柯慶施親自派人接送，處處顯示着神秘色彩。其實，張春橋完全了解江青在三十年代的許多情況，但是並不了解她在中央的地位和作用。有一次他和柯慶施閒談時，提到了江青，脫口而出：“江青可是一個了不起的電影明星，我看過她主演的電影，演技是非常成功的。”

　　“你認識她嗎？”柯慶施說道，“她現在可是很重要的人物，是毛主席的政治秘書，專門給主席負責調查、了解基層的情況，特別是文化上的動態，在主席那裡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一次主席開玩笑地對我說：‘江青是我的顧問，我對文藝領域的情況都是她在給我出謀劃策。她可是一個文藝通，當年在你現在的這個管轄地搞地下工作，是支持魯迅的，把上海文藝界的情況全都吃透了。你這裡可是要一個堅強的馬克思主義者領導文藝和文化工作，這裡曾是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的大染缸，沒有堅強的黨性和堅定的立場，是建立不起我們的文化隊伍來的，’你可不能小看她的作用。”

　　張春橋記下了柯慶施的這番忠告。從此，對她的到來就更加留意了。

　　一次，江青在和柯慶施談話時，張春橋在場，江青隨口問道：“你對最近文藝領域裡的情況有什麼看法？”

　　“很不滿意。”張春橋似乎是在隨便發表意見，“就說六二年文藝界的活動吧，沒有幾個真正能貫徹主席的方針和政策的，他們的土規定和土框框太多了，動不動就是文藝界特殊，實際上是要取消黨的領導。三月三日至廿六日，周揚在廣州舉行了全國話劇歌劇創作的座談會，陶鑄同志也出席了這個會議，可見規格是不低的。有人在會上說什麼反右傾使作家‘受了精神的虐待’，‘心情不舒暢”，‘強笑為歡”，要求給作家‘創作自由’。田漢在開幕詞中號召大家‘出氣’‘要好好地倒倒苦水’。你想想，這樣下去，我們的文藝戰線能出好作品嗎？”

　　江青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問道：“你看過周揚他們搞的那些書嗎？什麼《文藝隊伍的團結、鍛煉和提高》、《戰鬥的、勝利的二十年》、《關於電影創新問題的獨白》、《關於創造人物的幾個問題》等等，這些東西你看出什麼問題來了嗎？”不等張春橋答話，她就接着說，“今年五月廿三日周揚這些人打着紀念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二十年的旗號，發表什麼《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的文章，提出了‘為全體人民服務’的口號，連主席經常講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口號都不要了，還叫什麼紀念主席的《講話》呢？現在呀，怪東西可多呢。都是生着法兒要和毛主席唱對台戲。劉少奇有個估計你知道嗎？他說今年的國民經濟還沒有開始好轉，在五月十一日的指示里說：‘目前經濟形勢是一個很困難的形勢。總的講，沒有大好形勢。’我真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張春橋說：“文藝這塊陣地和其他的領域都是一樣的。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就必要去占領。占領和反占領的鬥爭，將會是很尖竦畝氛�。�?

　　“講得好，”江青拍着手說，“你的這個觀點和我們的毛主席是一樣的。他呀……”

　　江青激動了，臨告別的時候，第一次主動伸過手去，和他搖晃了幾下。

　　張春橋在這個難忘的一九六二年裡，注意到了國內發生的這些情況：

　　五月，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親自傳達鄧小平關於給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平反的指示，並說：“縣以下基本上採取一攬子解決問題的辦法，先把幾個標兵一樹，錯的風一吹，基本上都錯了，留個尾巴幹什麼？”同時，中宣部搞了一個《高等學校文科教材選編情況和今後工作意見》，說：“提出以毛澤東思想統帥教材本身就是對編寫工作亂貼標籤，是庸俗化和簡單化的表現。”

　　張春橋把這兩個材料用彎筆勾劃後批給柯慶施閱讀，說：“可否針鋒相對？”

　　六月廿四日。新華社發布消息：“蔣匪幫在美帝國主義唆使和支持下從年初就準備要反攻大陸，已經派出了好幾股部隊在福建沿海一帶登陸。全國人民必須做好準備，徹底消滅一切來犯敵人……”張春橋在這個消息，附了一段話轉給柯慶施，這段話是：“我已經看到了一些材料，國內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和其他的反革命分子，一定會和蔣匪幫裡應外合地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的，在這個時候我想到了江青來滬時的提醒，要強調一下我們這裡的階級鬥爭了，防止敵人的變天和復辟，不然就會犯錯誤。”

　　七月十八日。劉少奇在給中央機關下放幹部做報告時，說：“現在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相當多是不鞏固的。許多地方的農民甚至幹部要求分田到戶或包產到戶。現在有些地方集體經濟已經解散了，已經包產到戶了。這還是一部分，全國約有百分之二十左右。解散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有的雖然還沒有散。但也準備散。這就是說集體經濟有危機，有散的危機、瓦解的危機。”張春橋在這個報告上批道：“這不是要變天嗎？如果不頂住，怎麼得了！”

　　於此同時，習仲勛等人主持寫出了一本小說《劉志丹》，在《工人日報》上開始連載。中宣部認為這個小說“寫得非常好，開闢了寫革命傳統的先河。”周揚還指示夏衍設法把小說改編成電影，公開放映。康生到了上海後，給張春橋透露：“《劉志丹》有問題，是為高崗翻案的。習仲勛這個人你們可得注意，他原本就是高崗的黨羽。”

　　到了八月六日至八月下旬，江青給張春橋透露的情況終於實現了。這個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開了工作會議。會議的議題是討論農業、財貿和城市等方面的問題，但是主持會議的毛澤東一開始就提出了階級、形勢和矛盾的問題。這位氣魄宏大的政治家在這種內外交困的環境裡一下子就控制住了對自己不利的局勢，使它扭向了另一個課題，他劈頭就問：“社會主義國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階級？在外國人講沒有了，因此黨是全民的黨，不是階級鬥爭的工具，無產階級的黨了，無產階級專政不存在了，全民專政沒對象了，只有對外矛盾了。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是否也適用？”接着他話鋒一轉，問道：“究竟這兩年如何？有什麼經驗？過去幾年，有許多工作沒有搞好，有許多工作還是搞好了，如工業建設、農業建設、水利建設等等。有些同志過去認為是一片光明，現在是一片黑暗，沒有光明了。我可是傾向於不那麼悲觀，不是一片黑暗，現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沒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亂，沒有前途，喪失信心，不對。”

　　在人們的思想急轉彎的時候。毛澤東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現在有些什麼矛盾？一類是敵我矛盾，一類是人民同部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又是兩類，有一種矛盾，對資產階級的矛盾，實質上是敵對的，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我們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如果承認國內還存在，就應該承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存在的。階級的殘餘是長期的，矛盾也是長期存在的。不是幾十年，我想是幾百年。進人社會主義是不是就沒有矛盾了？沒有階級，就沒有馬克思主義，就成了無矛盾論、無衝突論了。”

　　接着。毛澤東狠狠地批判了黨內的所謂“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

　　當時，為了充分地展開討論，會議分了六個大組和若幹個小組，並成立了中心小組，由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各地區第一書記和中央各口負責人組成。八月九日，毛澤東在中心小組會議上再次講話，說了幾個關鍵的問題，他說道：“今天單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共產黨垮了誰來？反正兩大黨，我們垮了國民黨來。你們搞單幹，單幹就要造成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了。建議中心組那五個人來，鄧子恢、王稼祥、康生、吳冷西、胡繩。鄧子恢不來，我們的對台戲就沒法子唱了。所以，我主張不要講一片光明，也不要講一片黑暗。一九六零年以來，不講光明了，於是一片黑暗，好像不單幹就不能增產糧食，這個任務提的很明確，於是兩極分化，貪污盜竊，投機倒把，討小老婆，放高利貸都出現了。一邊富裕，另一邊如軍、烈、工、干四屬，五保戶這邊就貧困。赫魯曉夫還不敢解散集體農莊，我們的這些人就敢事實上解散人民公社。我可以大膽地講，我們要搞一萬年的階級鬥爭，不然，我們豈不變成國民黨、修正主義分子了。”

　　這個講話，為一九六二年九月廿四日至廿七日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定下了基調。隨着毛澤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號召，一場大規模的新的鬥爭又開始了。

　　張春橋對毛澤東的講話和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公報是作了很多的研究的，他認為：“毛主席的這個理論和觀點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關繫到我們的黨和國家能不能避免蘇聯出現的教訓的問題。不然的話，就真的要出現把國民黨請回來，把蔣介石請回來的問題。”

　　柯慶施果斷地說：“好，今後上海的意識形態由你把關，不管別人怎樣，我們這裡是要堅決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榮辱成敗都和毛主席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這年秋天，江青以到上海看病為名，再次和柯慶施、張春橋、魏文伯等上海的領導人廣泛舉行了座談，她故意地問：“你們現在看了京劇有什麼感想呀？”

　　柯慶施回答：“我現在已經不看京劇了，全被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占領了，沒有什麼意思。現在就連年輕人也不看京劇了。我看這個劇種已經快死了。但是我原來可是喜愛看京劇的呀，問題是讓他們給毀了。”

　　“不能讓它死掉呀，這本來是個很好的劇種，但是現在讓文化部和中宣部的那些老爺們給弄壞了。”江青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比劃着說，“現在我們該救救京劇了。怎麼救？就是要演現代戲，革命的現代戲。我很贊成你們這裡的宣傳部長的一句話：就是要占領陣地。你們看現在到處都是要和我們較量的人，地富反壞右、蔣介石反動派，都是要反攻反共，我們不和他們斗一斗行嗎？你們別以為共產黨內就沒有這些要復辟的人，照樣有！人家搞什麼《謝瑤環》、《李慧娘》這樣的鬼戲、壞戲，還有《海瑞罷官》也出來了。他們要於什麼？還是要和我們爭奪陣地嘛。醫生讓我鍛煉一下聽覺，看看戲，可是我在劇院裡看到這些心裡就難過。我們沒有自己的劇目，沒有自己的觀眾就會發展到什麼地步，你們考慮吧！”

　　這下，張春橋也坐不住了，他看準了，也下了決心：跟着江青干，首先從文藝領域裡打開缺口，進行一場反擊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戰鬥。

　　那天，他沒有等柯慶施招呼，就搶先表了態，果斷地說：“江青同志，我早就覺得，你和魯迅一樣，在我們今天的文化戰線上是一面旗幟。我敢說，我們黨內還沒有像你這樣既熟悉文藝戰線上的情況，又有高度的馬克思主義水平的理論幹部。今後，柯老和我都決心在你的領導下，為我們的無產階級文藝事業作一番改天換地的事業。你可要及時地給我們指示和毛主席的新的精神呀。”

　　一九六三年，在江青督促下，文化部黨組於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起草了《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中共中央於三月廿九日，批轉了他們的報告，強調：“在停演‘鬼戲’和‘迷信戲’後，中央和省、市、自治區文化部門，還應大抓戲曲改革工作，這樣，才能在戲曲中認真實行‘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服務’和‘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

　　江青不失時機地在柯慶施的具體安排下，和張春橋組織余銘璜用“梁璧輝”的名義寫了《‘有鬼無害’論》，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的《文匯報》上發表，公開批判了孟超的《李慧娘》劇本和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的文章，從而打開了戲曲走向政治的序幕。

　　緊接着，張春橋開始和江青正式聯合，以抓革命現代戲為名，進行起一場來勢兇猛的所謂大革命的準備來……

　　就在張春橋坐在牢房裡，靜靜地回憶過去的往事時，江青和張春橋最早的一個對頭彭真，悄悄地來到北京，和鄧小平密商起如何對付已在監獄中的江青、張春橋等人和實際上是他們同夥和另外一些人的具體策略來。

　　彭真深有感觸地說：“江青、張春橋這夥人是我黨歷史上存在時間最長、危害性最大的一個集團。他們和林彪一樣，都是所謂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是利用了毛主席晚年的錯誤，在黨和國家一切正常的秩序與正確的原則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形成的。他們結成了反革命的幫派體系，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和錯誤，他們存在的條件就是毛澤東那套鬥爭的理論和政策，還有文化大革命的方針政策。我們和他們的清算，要用法律的手段和黨內鬥爭的手段同步進行。這夥人，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造反派的典型代表，他們推行和發展了毛澤東的左的路線，陷害黨和國家領導人，殘酷地鎮壓群眾，在黨中央里大搞宗派的活動，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如果我們不用法律的程序審判他們，許多是非還是難以澄清的。”

　　鄧小平聽了彭真的慷慨陳詞，不住地點頭：“應該這樣，但是我們還要有一個過程。四人幫已經成了紙老虎了，但是正如你所說的，他們賴以存在的那個基礎還在，那套左的東西還在。這些東西不徹底消除，就還會再出新的張春橋和姚文元、王洪文這樣的人。所以，我們得一步一步地來，最後要給他們以毀滅性的打擊……”

　　是的，在張春橋回憶和總結經驗的時候，他的那些對手們也在總結着經驗和教訓，這場鬥爭並沒因為他們的入獄而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