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春桥在狱中 (8-10) |
| 送交者: lesson 2007年02月16日12:51:49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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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张春桥在仰望长天 饭送来了，张春桥站在那里纹丝未动，甚至连身子都没有转过来看一看。连续两天。他几乎都没有动筷子，只是少量地喝了点水。他站在窗口仰望长天，静静地沉思，不时地叹气、摇头。从被宣布永远开除党籍以后，他就预料到还会有新的升级。已经快一年了，全国范围内的大清查、大搜捕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不知有多少坚持毛泽东革命路线的群众在遭受迫害、被整被斗，这可真是要人头落地呀！张春桥煞有介事地连声感叹，在没有人的时候，警卫人员从窥望镜里清楚地看到他在抹眼泪。 “张春桥，你得吃饭呀，就是犯了杀头的罪，该吃饭的时候也得吃饭嘛。”监管他的警卫干部劝导道，“党的十一大已经开过了，他们一宣布开除了党籍，我看问题也该解决了。老这么批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呀。你呀，有什么错给中央写个检查不就行了嘛，何必这么死犟着呢。” 张春桥喘了口粗气说：“你不懂！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不是那么简单！” “可现在党中央并没有让你死，而是让你活呀，而且希望你活得更好些。” “年轻人，你别看他们的表面，他们从心里恨不得让我早早死了呢。” “那你不吃饭，万一死了不是正好遂了人家的心愿吗？” “好，有你的这句话，我还真要好好地吃饭呢。我不会死的，起码我不会自杀，我宁可让他们把我枪毙，死在他们的枪口下，也不会自己倒下，更不会向他们投降。道理很简单，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毛泽东的党员。现在的党已经变质了，和他们划清界限，是我的光荣和骄傲。”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十一大召开后，他反复阅读华国锋的那篇政治报告，琢磨里面的词句和内容。三万来字的报告，有一多半的篇幅在数列自己和江青等人的罪状。其余也是在布置如何整垮和肃清自己的什么流毒和影响，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华国锋大言不惭地把同自己和江青等人的斗争，说成是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看来他还没有开始否定文化大革命。好，那就看你如何解释是谁协助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林彪这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吧！因为在这个报告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根本不提了。反而发动这场伟大的斗争被说成是犯了滔天大罪…… “四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同林彪反党集团相勾结，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大以来，‘四人帮’反对十大路线，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 呸！你华国锋简直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我张春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协助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里呢？ 张春桥从被捕的那天起。他的脑海里总是在思索着文化大革命的那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几乎每一场斗争，每一个交锋，都牢牢地印在了他的记忆中…… 从一九六三年起，经过两年多和张春桥的共同抓现代戏的斗争和实践，江青对他已经完全信任了。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廿五日，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开幕，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提法：“在柯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我们的现代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江青对柯庆施和张春桥的感激是难以形容的。这一场政治戏。标志着江青就要出山了呀。特别是柯庆施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逝世后，江青就把对上海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张春桥身上了。她握着张春桥的手说：“记住，我们还有大战呢。抓《智取威虎山》、《海港》等京剧革命，只是我们开了个头儿，还要有更大的进攻呢。柯老离开了我们，我就全靠你了。” 张春桥说：“你放心，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辜负你和主席对我的期望。我一定要对得住主席和您对我的相信。有什么样的任务你尽管吩咐，就是掉了我的脑袋，我也要坚决地完成。” “弄不好，还是真有掉脑袋的危险呢。”江青说，“我是早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就连搞这现代戏，都像是掘了人家的祖坟似的，何况是朝他们开几炮呢？” 朝他们开几炮，指的是组织批判吴晗所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此，江青几次来往上海、杭州和北京，秘密地在组织姚文元和张春桥写这篇文章。 一九六五年四月廿七日，江青再次来到上海，为了隐蔽她的真实行动，她特地让张春桥为她召开了《智取威虎山》的座谈会。她发表了一篇颇为内行的讲话： “原来剧团的那一套组织，完全是适应演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因为从小演员就学习那些东西，所以必须加以改造。去年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当然我心里有本帐，当时我们把这些意见顶回去了，因为拿这些话来反对革命是不对的。至少是给我们泄气。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自开水可以造茶、造酒。”江青讲到这里，动了感情，“去年三块样板没有打好，我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是坚决地支持我们革命的。看老戏，群众有的中途就跑了。《红色风暴》这个戏老实说写得并不好，可在看这个戏的时候，演到烈士就义，群众坐着不动。在唱《国际歌》的时候，我站起来，大家也站了起来，这就说明了群众是欢迎现代戏的……” 张春桥十分注意地听着她的讲话，感觉到她对柯庆施真是从心里尊敬和感激。他断定她是一个重感情、重革命事业的人。 “《海港的早晨》是个好戏，但是，后来搞成了中间人物转变的戏，走了弯路。《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要收缩。反面人物的戏更多了，座山雕的亮相很长，音乐气氛很强，下面的人物反而没有。整个戏的思想性不够高，艺术的现实生活基础不够，戏中看不出当时全国的形势……” 听到这里，张春桥吓了一跳：这个人物可是哄她不得，对艺术精湛得如同炉火纯青，在这个问题上她可是不讲情，自己费了很大的努力，被她几句话就给轻轻地否定了。在她休息的时候，他小声地对江青说：“我搞戏剧艺术不行，搞政治还可以。” 江青睁大了眼睛：“我们搞现代戏就是搞政治呀。不抓改革的样板，能把他们都赶下去吗”他们已经占领了我们的舞台快十七年了。”接着她继续在讲，“根据我两年来的经验，京剧艺术，主要靠音乐来塑造人物形象，不是靠舞蹈。中国的京剧舞蹈，没有上升为自己的语汇。语汇就是若干动作，表达一个意思，像电影的近景、中景、远景，所谓蒙太奇，即结构。这些，我们都好好地研究，在现代戏中搞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来。毛主席看了《智取威虎山》后，说杨子荣的形象不记得了，只记得座山雕。我听了很难过，对座山雕用了很多手法，如站立两厢，请三爷开山，点将，坐帐，这么长时间，有几分钟呀，要砍掉！” 张春桥有点后悔不迭，不该说这些非常外行的话。不过，他很快就用他自己的勤备学习，补上了这一课。他修改的《智取威虎山》里的若干唱段，博得了江青的好多称赞。他的脑子很好使，经过几天的思考，就根据江青排戏、抓戏的特点总结出了她创作现代戏的三条经验：在所有的剧中人物里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突中出主要英雄人物。 江青叫好了：“对，这就是我的经验。你看吴晗的《海瑞罢官》主题多明确，就是要突出海瑞这个人，所有的人物都是给人家垫底的。这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了。我们的《红灯记》到深圳去演出，是让香港人看看我们是把京剧救活了呢还是毁了。国民党是把京剧毁了，他们毁了多少人哪！现在的香港也是这样。《红灯记》在深圳演出的时候，杜近芳在台下哭了，她不是为内容，而是被观众对革命现代戏欢迎的热情感动得哭了……”她当着许多人的面对张春桥和姚文元说，“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座谈会一结束，江青就和张春桥、姚文元赶回锦江饭店研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连张春桥都没想到江青竟有如此多的精力。江青说：“为了保密嘛，就是不让文化部或北京那些人知道我们的动向，防止他们来扼杀这篇文章。那些家伙，可鬼着呢。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在北京，连中央办公厅的主任都敢对主席搞窃听，在主席的驻地办公室里安放录音设备，你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张春桥这时隐隐感受到了这里面的政治内容。特别是江青再三再四地警告他要保密，要提防文化部，警惕宣传部，不要让北京知道，等等。他就感觉到这里面存在着极大的政治含义。这时的张春桥，没有任何的畏惧的胆怯，更多的是激动和兴奋。他刘姚文元说过这样的几句话：“人一生能有几次搏？只要有意义，就要慷慨激昂，在历史上能够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就是死了他是值得的。我这一生，能够和毛主席联系在一起，能够和江青同志联系在一起。就是粉身碎骨也是值得！” 这种带有酒醉的话，往往把姚文元弄得莫名其妙！他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危险和难堪，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批判一个小小的北京市副市长，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风险可谈！当江青再三地对他和张春桥说：“我们的对手可是老奸巨滑呢，在中央这些人弄得毛主席都不好讲话了，主席就是召开一个会议，没有某些阎王爷的点头，也是很难的。不是没有人敢讲话，就是这个会议根本开不下去。他们已经根深蒂固，形成了很深很深的独立王国。如果主席不断然采取措施，我们这个国家可是有变质的危险。” 这话，对姚文元来说可是觉得有故弄玄虚了。他既不相信自己的这篇文章会有多么大的作用，也不相信中国会有什么人胆敢反对毛泽东的主张。但是他听了江青这番半真半假的宣传，认为这是极而言之的话。政治家总是要从最坏的方面来作一些必要的准备的。 对姚文元来说，写这样的文章，无疑会增加极大的知名度，对一个文艺评论家来说，这都是完全有必要的。他也愿意做这种得罪人的事情，因为这个党中央主席直接抓的战斗，他还有什么可畏惧或者选择的呢？ 在起草这篇《评新编历史剧》的文章时，张春桥特意按照江青的意思，在最后一部分加上了这样几句话：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力，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请他明确回答：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江青说：“好，我就要用这样的‘炸弹’来炸开独立王国的盖子，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和本事来对抗我们的行动。他不是不让批判吴晗吗？我偏偏要批，而且要挖到他们的要害处批，看看究竟是谁厉害！” 这话鼓舞得张春桥和姚文元心花怒放，简直是坐立不安了。 这篇文章送到毛泽东手里后，他连续看了三、四遍，对江青和张春桥说：“这篇文章只要发出来，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真正解决战斗的东西还在后头呢。我还有九篇文章准备发表。现在有人来说好话，不希望我的九篇文章发表。我已经让了步，答应这九篇文章在我死后再发表。看来人一输了理就怕人揭。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真正有力量的是最后这两段，写得好！我们现在是老太太纺线，慢慢地上劲嘛。” 张春桥问毛泽东：“那九篇文章是什么意思？” “批判胡服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文章。”毛泽东随口答道。 “胡服是谁？”张春桥问道。但毛泽东却把话开了说：“你可以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前三天把上海的文化界的头面人士请来，让他们看看这篇文章，征求一下意见，也算是摸摸底，听听他们的反映，检验一下队伍嘛。” “引蛇出洞，掀起讨论。”江青补充了一句。 张春桥把这几句话记了下来，完全照计划行事。正像他们估计到的那样，当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等十多人看了《评新编历史剧》后，都对文章的后一部分提出了反对意见。 周谷城是姚文元的老对手，他曾经就“什么是时代精神”问题和姚文元展开过论战，一看文章就气呼呼地说：“又是从政治上谈论问题！这样下去，谁还敢和他姚文元论战？《海瑞罢官》是一出戏，我们就应该就戏本身展开讨论，指出得失，怎么拉扯到什么‘退田’、‘自由地’和‘平冤狱’的头上来上。这叫置人于死地嘛，哪里还叫什么争鸣！” “这出戏可以争论，但是不能像姚文元这样地提出问题，而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这里的口气充满了学阀味道，不好！” “我们不赞成这样的争鸣和讨论，如果是这样我们谁也不敢讲话了。” 面对这样的局面，张春桥对姚文元说：“不要理睬他们，文章发表出来再说，估计要有一场恶性战，我们要准备和他们展开一场大论战。注意搜集材料，搞好动态，关于吴晗和海瑞的材料也要准备充分些。谁露头，我们就记下来，慢慢地解决问题。” 张春还没有想到，这次露头的人很多，而真正站出来的是彭真。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震动了整个学术界，震动了整个上层领域，震动了中央的各级领导人。几乎所有的知情人在问：“姚文元的文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信号？” 面对杂乱和纷纷然的局面，张春桥在江青的支持下，面见毛泽东的时候，提出了几条：“据不精确的统计，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反应十分强烈。除西藏外，全国各地给文汇报的来信来稿多达一万多件，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现在最奇怪的是三件事情：第一，《北京日报》社的社长范谨和沙英，几次给《文汇报》打电话，询问姚文元文章的背景，问有没有什么中央领导人的支持；第二，北京各报刊都不刊登姚文元的文章；第三，主席指示出了姚文元文章的小册子，十二月廿四日印出来后，我们派人再三征求北京新华书店要定多少数，他们拒不回答。根据这三条，可以看出：北京是有一只黑手在操纵着这件事情，他们是在有计划、有组织地抵制我们的行动。这只黑手不是一般的人，一般的黑手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你说得很好！”看得出来，毛泽东胸中是有数的。但是他并不明说，他像教师默默地暗考小学生那样地考试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领导人，在张春桥面前，他说了几句心里话：“我早就说过北京的权力不在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那里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我们就是要打破这个独立王国，如果连小小的彭真都对付不了，那么更大的角色怎么办？你害怕吗？” 张春桥大声回答：“跟着毛主席还有什么害怕的？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一块疤，我本来就没有想到革命会有什么安全。就是敌人暗杀了我，我也没有可遗憾的，只要是为毛主席而献身的，我就有无限的勇气！” 毛泽东说：“好啊，有这种勇气就可以过得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我们所有的共产党的干部，都要准备过好社会主义的大关。过不了这一关，就会变成蜕化变节分子或修正主义分子。我和刘少奇曾经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可以和平过去，我说还要准备武力解决问题搞得不好，资本主义就可能要复辟。像北京这样的情况，还不等于资本主义复辟了吗？现在我们的文化战线还不是修正主义在掌权吗？我们和他们的斗争不是什么可以和平共处的问题，而是谁要战胜谁的问题。你们可以看到，现在我的话北京并不听，我的许多指示在北京执行不下去。江青为了我是受了不少气的，我对她说：‘生什么气，和他们斗嘛，无非不过到了选举的时候，人家不投你的票，或者说像勃列日涅夫那样把赫鲁晓夫赶下台，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下台就下台，重新上井冈山搞革命嘛。’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干斗争的。我这个人，一天不和资产阶级斗争就觉得很空虚，就觉得不过瘾。你张春桥有这样的感觉吗？” 张春桥果断地说：“反正我这一辈子跟定主席了。生是主席的兵，死是主席的鬼。文化上江青是我们的旗手，我们跟着她冲锋陷阵，一定要和修正主义斗到底！， “好，为你的勇气，干一杯！”毛泽东叫江青找来茅台活，果真和张春桥碰了三杯。 江青说：“主席这几年很少喝酒了，像这样和你在一起碰杯，罕见呀！” 张春桥这时才真正感觉到，他一生最为辉煌的时代就要来到了。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很简单：“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这个提纲的内容，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论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志传达并组织讨论，在讨论时，应当把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学习文件。” 张春桥看到这个文件时，并没有想到这个文件即将会成为一场重大政治风暴的爆发点，他依然一字一句地琢磨了这个文件的提法：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位同志。会上讨论的问题，以及主要意见如下：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对关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看到这时，张春桥有一种上级似乎在束缚手脚或控制局面的味道，从这空空洞洞的泛科学泛议论里，感受到要收的意思。他想了想，继续往下看： “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通过这场斗争和其他一系列工作(例如提倡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工农兵学哲学等)不仅进一步打破旧知识分子，实际上剥削阶级对学术文化的垄断地位，而且要从此进入一个在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和科学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当然首先是从他们中间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开始，并且随着工农群众文化的普及提高而向前发展。正因如此，应当足够地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批评者作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任务的。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选场斗争坚持下去……” “你看了这个文件，有什么感想？”张春桥问姚文元。 “混战一场，没有主题和主攻方向，完全是乱七八糟。” “英雄所见略同。”张春桥哈哈地笑道，“这和主席讲的思想完全不一样。你再看看这份文件里方针这一节，完全是话中有话。另有所指。” 姚文元给他念了起来： “(二)方针：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驳倒和摧毁它们。学术争论的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情短时间内是不容易完全弄清楚的。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出的是非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我们在斗争中，必须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来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推向前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团结大多数，并且真正把极少数坚持不改，死抱住错误反动观点不放的人孤立起来，逐步地摧毁反动的学术观点……” “这里有钉子。”张春桥大声地说，“什么‘不要像学阀一样地武断和以势压人’这些话，完全是针对着我们的。好像我们是在借毛主席的‘势’来对他们。我敢肯定，起草这个文件的人是要在我们这里作文章的。” 姚文元说：“我也有这样的看法。这个文件刚刚传达下去，就有人攻击我们的文章是‘学阀’了。这对刚刚转向正道的斗争是泼了冷水的。” 张春桥果断地说：“我看要报告江青同志，看看江青同志和毛主席对这个文件的态度如何。反正我们是要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来办事的。” 江青听了张春桥的报告，微微一笑，拉长音调说：“我可以告诉你，毛主席根本没有同意这个提纲。这个提纲的基本调子是要保护吴晗。你听听这段话：‘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不论他们是改还是不改，是真改还是假改，我们这样做，都比较有利。对于像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允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便于把各种意见都放出来，并使我们的队伍在边争边学中成长、壮大起来。’这些话都是????！我们这次同吴晗的斗争不是一般的争论，而是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的意义，我想你们是可以看到的。” 张春桥说：“你看，今后批判一些人物，要经过他们的批准了。《汇报提纲》说得清楚：‘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过去参加演坏戏的演员，不要叫他们在这次争论中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他们的错误可以在另外的场合解决。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的报刊，原则上都可以发表讨论文章和摘要、简介，但要注意质量，注意简单明了。’搞了这么多的框框，实际上是限制我们的批判和斗争。” “这个提纲的第三部分即队伍问题，是一个要害，也就是他们要抓我们的队伍了。”江青冷冷地，“提纲说得很清楚：‘五人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抓革命的学术工作队伍。要依靠坚定的革命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我们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这是在有意地提高资产阶级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我们要提高警惕。” 江青几乎是念一句批一句，把整个汇报提纲批了个一塌糊涂。最后，江青亮出了底牌，说：“春桥同志，你可以针对这个提纲写个意见或看法，我去报告主席，对这个东西我是不能放过的。我问主席怎么办？主席说，让它嚣张一个月，看看各地的动态再说。你在帮我搞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机要的同时，把这个工作抓一抓。” 张春桥完全明白了。这个时候的工作，都是毛泽东授意江青来亲自抓带有全局性指导的文件的。 到了一九六六年三月下旬，张春桥到杭州见到毛泽东后，就更加证实了他的判断。毛泽东当时就说：“什么彭真的五人小组，统统解散！我现在就是依靠地方诸侯打北京。汇报提纲要成立五人小组下的学术批判办公室，决不允许他们胡搞。我要通知陈伯达等人过来，你们负责起草文件，撤销这个提纲的文件。这个文件起草小组你要参加，今后中央在文化上的重大活动你都要参加。你是听我的人，是我这个中央的人，不是他们的人。就凭这一点，我是不会忘记你的。” 听到这里时，张春桥感动得哭了…… 张春桥想到这里，又忍不住掉下眼泪。他抬头望了囚窗外那漆黑的夜空，重新翻阅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的政治报告，看到那段可笑而可气的话，不禁给他念出了声： “同志们！‘四人帮’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衣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由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的传大理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荣旗帜，‘四人帮’就特别地装扮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拥护者，打着这个伟大理论的旗号来篡改这个伟大理论，为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服务。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从思想理论上来说，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是这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张春桥骂道。
熟悉张春桥的人早就说过：“那个家伙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不管在任何时候，他都能通过从报纸的动态上嗅出中央最高层的思想情况。”这话在他入监以后，多次得到了证实。当邓小平刚刚站出来后，他就断定中国的政局一定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暗暗地对看守他的战士和监管干部说：“邓小平连毛泽东都不放在眼里，怎么能接受得了华国锋的管辖？这两个人如果不发生冲突，挖我的双眼以祭毛主席的英灵！” 有个小战士是山东来的兵，对张春桥曾经崇拜得很，把他视为自己家乡的骄傲。有时乘执勤的时候，悄悄地和他说几句话。 “首长”小战士悄悄地说，“我现在还得这样称呼你，我不知道除此而外该怎么样称呼，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 张春桥这时像个大病初愈的老头儿，满脸胡须，衣冠不整。耷拉着眼皮，双手插到袖筒里，猛一看去，很难把当年那个精炼、潇洒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和他联系在一起。他初听见有人呼唤他的时候，压根儿就没有准备答理，直到第二次叫他首长时，他才睁开了眼睛，瞅了那个满脸稚气，长得很清秀的战士一眼，还是没有答话。但是那只警惕的眼神显然柔和了许多。 “你好，”那个战士四处张望了一下，悄声地问道：“你需要什么吗？” 张春桥摇摇头，他对这个战士已经消除了戒心。凭他的眼光。他断定这个战士是出于对自己同情和怜悯而和他讲话的，不会有任何的恶意。 “你说你还有出去的可能吗？”连小战士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说出了这样的话。 张春桥毕竟是张春桥，他懂得怎样回答这种陌生人的问话，笑道：“你希望我出去吗”你说我是获得自由好还是关在这里好？” “我当然是希望您能够重获自由，可是俺当不了家。俺是个兵。”小战士偶尔流露出了家乡的口音。“俺总觉得你不会关在这里，总还是要站出来重新工作的。” “为什么？”张春桥明明知道这是虚无飘渺的前景，但是还是希望能得到一点安慰。 “政治问题嘛，变化性很大。你看人家邓小平，打倒了好几次，人家不还是站起来，又当了党中央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了吗？说不定你哪一天也会站出来重新担任中央领导的。” 幼稚！幼稚！太幼稚了！张春桥不禁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愿意和他多说几句话了。 “你今年多大了？”张春桥问。小战士答道：“十九岁。”张春桥又问：“当过红小兵吗？”小战士摇摇头：“没有，因为我爱打架，学校老师不让我参加。” 张春桥脱口而出：“敢打架的学生才是好学生，那种唯唯诺诺的学生长大了不会有什么出息，什么人掌了权他们也是会跟上走的，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你们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呢？”小战士显得很天真。 张春桥这时感到话头很重，一时难以开口，但是他闭上眼睛想了想，还是回答道：“我不想自吹自擂，我只想请你想一想，如果我是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能把我提拔起来吗？能当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吗？” “那个可不一定，现在的领导人哪个不是毛主席提拔的呢？华主席不也是毛主席培养的接班人吗？毛主席不是给华主席写了‘你办事，我放心’的手令吗？”小战士似乎忘记了他自己的身份，显得很激动起来，“我们班里的战士在批判你们的时候，有的战士就提出：毛主席的老婆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人，而毛主席生前竟然没有任何表示，这可是太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如果光是江青有问题倒也罢了，连毛主席的侄儿和他所有的亲属都有了问题，战士们都有点接受不了。他们说：张春桥、王洪文这些人也的确够窝囊了，怎么会落到这个田地呢？” 这话问得确实叫人难以回答了，深深地刺激了张春桥。他摆摆手：“你们呀，还年轻，还不了解党中央的许多事情。将来是否能完全正确的了解，也很难说呀。” 正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华国锋在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就召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统一口径。叶剑英悄悄地对他说：“借毛主席的话来整他们，没有这个武器，回答不了全国人民的疑虑。毛主席的话，就是断章取义，也得这么办！我估计，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都得比任何时候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主席说过的所有话和批示，都要严格控制，未经中央办公厅审核，不得让任何人外泄或传抄。这里面的道理多着呢。” 所以，华国锋利用一切可以宣传的讲台，向全党统一了这样的口径： “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丑恶历史说明，他们本来就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这就是他们走过的全部道路。王洪文则是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所谓‘四人帮’，就是由这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这个反革命黑帮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他们自成系统，搞党中之党，一切为了他们那个‘帮’，一切为了篡党，是一个反革命的地下独立王国。他们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剥开他们的伪装，弄清他们的来历，他们那样仇恨革命，那样疯狂地的反共反人民，就不足奇怪了。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我们反对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又一伟大胜利。” 张春桥愤怒地说：“其实，毛主席对我老婆文静的情况和姚文元同志父亲的情况完全了解。主席从来没有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他说：‘文静和姚篷子在历史上有自首变节的行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和你和姚文元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从来没有掩盖和欺骗党组织。和薄一波、彭真的问题不同，他们长期隐瞒了他们的行为，并且窃取了党和国家重要的权力。历史上的问题如果没有现行活动，是要给出路的，表现好的还要给于一定的使用。我们对待国民党战犯尚且没有一棍子打死，对历史上犯了变节错误或出身不好的人，怎么能不给出路呢？你和文元都不要背这个包袱。’长期以来，毛主席从实践中多次把林彪、陈伯达和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吹毛求疵顶了回去，一九七六年五月，毛主席亲自向我和华国锋、王洪文等人说：‘现在是谣言满天飞，有一种说法，说江青是叛徒，是这样那个，都是别有用心。你们可以查一查，从哪里冒出来的？我看是从阴沟里出来的。为什么不早说，现在要说，无非是我老了，快死了，已经不起作用了。历史上往往有这个教训，即权力的交替时候斗争很复杂和尖锐。我给王洪文开了个书单子，不知他看了没有，都是让他怎样对付阴谋诡计的。他行不行呢？我是看不到了。’这话过去我们都没有传达，本来是要在十届二中全会上传达的，结果被人家提前下手了。” “你说你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到底该怎样证明呢？” “现在只有让历史和事实来证明了。现在已经说明了许多的问题了。比如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就让华国锋给翻过来了吗？这竟是他拥护毛主席还是他反对毛主席的证明？让历史来回答吧！将来还会有许多的事实来证明的。” 在后来的和小战士及其他监管人员的接触中，张春桥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许多有关文化大革命发动时的情况： 一九六六年四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指着张春桥对刘少奇说：“彭真反对我和我的部署，造就了张春桥这个对立面。姚文元的文章，就是张春桥同志组织写的。这次起草撤销彭真那个二月提纲的中央通知，也是他们和陈伯达等好几个同志起草的，我看要重新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起草文件的这些同志们都算一个。还有一个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出了大名，他也要算一个，他的父亲姚篷子，原来是我党的成员，后来叛变了，这样才能战胜资产阶级。” 刘少奇说：“姚文元的文章好，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这个功劳很大嘛。” “文化大革命可以算做最重大的政治运动，其意义要超过反右和社教。”周恩来也说。“中共中央的通知要起到宣言的作用，可以和《共产党宣言》相比。” 按照毛泽东的安排，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廿六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说：“会议我不参加，给你们把门。少奇同志主持会议，康生同志负责和我联系、汇报。把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刘志坚这些同志都扩大。把彭真的盖子彻底揭开。我看先由春桥、康生、陈伯达三人介绍情况，和大家座谈一下，把我这几个月来的意思和精神给大家兜一兜，省得叫彭真这些人造谣。” 于是，会议在这个严格的安排下进行起来。 五月五日下午，六日上午，康生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长达八个小时的讲话，从传达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九月以来的讲话起，重点强调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到现在对彭真、陆定一等人的批判，说：“彭真对上海市委、对张春桥和姚文元文章的攻击、封锁和后来的假批判，都是反党的。主席今年三月连续三次谈话，把斗争的目标讲得更明确了。我认为，主席的意思概括起来，就是批评彭真、中宣部犯了包庇右派，压制左派，压制革命和不准革命的错误；第二条就是部署任务，建立新的文化革命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两点是紧密相连的。主席的精神贯穿起来，也就是如何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和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主席问张春桥：‘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张春桥回答：‘出了修正主义就上下结合，把他们打倒。’现在已经出了，彭真就是一个，罗瑞卿也是，杨献珍、杨尚昆、田家英、邓拓、廖沫沙都是，如果我们不和他们斗，就是人家和我们斗的问题。” 康生的这番传达和讲话，一下子把与会的八十多人的激情都发动起来了。 康生在会上讲到即将通过《中共中央通知》的起草过程时讲道：“张春桥同志在把最后的修改稿送交毛泽东时，毛泽东同志最后又亲笔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段话可是意义深长呀。林彪同志看了这段话后，说：‘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段，也是特别重要的一段。’同志们，中央的通知，不仅关系到文化大革命，而且关系到粉碎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篡党夺权的问题。这个文件的通过，决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 五月六日下午，张春桥在座谈会上讲话，这是他第一次面对除毛泽东而外的所有中央政治人局领导人的讲话，而且是面对着彭真、陆定一等人公开对他们进行批判，心里的确有些紧张。但是当他看到江青投来的目光时，他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些。 “我今天可以当着各位领导同志的面宣布，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看了以后才发表的。当时我们还并没有想到这篇文章没有打中《海瑞罢官》的要害，只是击中了一九六零年以来出现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修正主义的东西，彭真这些人就受不了了，就不干了，就公开地抵制这篇文章，进行了反对毛主席的活动。”张春桥的眼睛几次和彭真的目光相遇，他看到了那双仇视和威胁的眼睛，但是他故意挺起了胸膛，理直气壮地说：“我和姚文元同志面对来自中宣部、北京市委的挑战和压力，更加认识到这场斗争的意义和艰巨。我们商定，不管有什么样的阻力，只要有毛主席的支持，我们就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别说你彭真，就是比你彭真再大的官儿，我们也要和你顶到底……” 这几句话，马上在会议上激起了热烈的掌声。 “彭真那个二月提纲出来以后，我曾经给他打电话，问问他所说的‘武断和以势压人’是不是有所指？我们明明知道他是在指我们，但是不是要问他，可是他却不敢公开他的观点，而是说‘谁头上有疤就是指谁’，同志们，在我们毛主席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他的问题后，他还要这样做，究竟是要干什么？在文件里。毛主席亲笔加了一段话，驳斥他道：‘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霸道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彭真同志，你不是一直要让我给你回答吗？现在我在这里就算正式给你回答了！” 五月七日上午，陈伯达在会议上讲话，揭露了所谓彭真在历史上种种罪行，从而把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弄得十分紧张起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上午，全体与会者举手表决，通过了著名的中共中央通知，即所谓“五.一六通知”。张春桥对那位听得入迷了的小战士说：“当时表决的时候，我们几位列席会议的没有举手，刘少奇动员我们说：‘你们列席会议的也表示一下态度，同意的就举手。’一下子都举手了，就连彭真也举了手。这说明当时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但是这个文件真正起了作用的是我。就在这个通知里，毛主席党中央决定重新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我成了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小战士请求给他把保存的刊登《通知》的报纸上，凡是毛泽东写的话都标了出来，他说："这样，我好掌握这个文件的精神，知道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底讲了多少话。” 张春桥想了想，就在那张报纸上把凡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内容都给他标了出来了： “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展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张春桥在给小战士标出这段话后，特意地说：“毛主席在这里一连讲了这么多的概念和定义，就是说明了两个阶级之间不可能和平共处，表明了他决心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我当时理解毛主席的话费了很大的时间和精力，最后才真正明白了主席的意图。现在从人家对我们的态度里也可以看出了这一点。” 小战士没有说话，但是他的眼睛里闪出了一种奇特的光彩。 张春桥继续把毛泽东在那个文件里的话给他划了出来：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要不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这时，张春桥就又给他讲解了彭真那个“二月汇报提纲”的基本观点，然后把他认为是战斗任务的话给他圈出来：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张春桥给他圈完以后，很感兴趣地问道：“你了解这些有什么用吗？”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嘛！”那个满脸稚气的小伙子这样说。 后来，这个小战士就失踪了。张春桥再也不知道这个小伙子哪里去了。他当然不知道，就是这个看上去十分天真、可爱的小战士，竟然能在一个晚上连续书写了十多份攻击华国锋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传单，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关进了监狱，落了个和张春桥同样的下场…… 就在审讯那个战士时，他竟然学着张春桥的语调回答：“当你们丢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时，就更加证明我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他毫无惧色地走进了监狱。 但是，他和张春桥的这种短暂的关系，却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人的关注。
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张春桥越来越消沉寡言了。刚开始时，他对报纸很关心，偶然报纸来得晚了，他就朝着监管人员晃晃手中的报纸，表示该换报纸了。现在除了吃饭、睡觉外，他几乎什么也不感兴趣，连警卫和监管人员叫他，他都不大答理了。 本来，对一个酷爱读书和写作的政治家来说，书本和报纸、纸张、笔墨，都是须臾离不了的东西，可现在张春桥恰恰缺少的就是这些了。他每天闭着眼睛，昏昏欲睡，仿佛把自己陷身于一个朦朦胧胧的世界里了。 早就送来的关于他被开除党籍的决定，放在桌子上许久了，他连看都没看。奉命和他谈话的监管人员征求他对生活的意见，他坐在那里默不开言。他不像有些失去自由的政治家那样大喊大叫，好像离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和群众就没法活似的。自从他进了这里，就没有想把获得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当权者身上，他的表情是一派看破红尘的样子。 “张春桥，你最近有什么想法吗？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来看你来了，你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和他们讲一讲。” 不管监管人员怎样对他说，张春桥就是不理睬他们。那些人也只是例行公事地给他讲上几句当前的形势，就扭头离去。末了，甩下一句话：“你有什么要讲的，可以写报告！” 张春桥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张春桥已经痴呆了，邓小平站出来以后，对他的刺激很大。他两天没有吃饭，恐怕是这个原因，使他已经成为废人了。”有人向华国锋和邓小平等中央最高层的领导人反映。“张春桥在监狱里无所事事，完全是一副心灰意冷、绝望的表现。” 但是，汪东兴不这样看。他比较了解张春桥，特别是对他的那双骨碌碌的眼睛，他更有着最深切的感受。那天，他专门到监押地看了看张春桥，从无意的一刹那间里，他看到了张春桥的眼睛。啊，还是那样乌黑透亮，还是那般闪闪发光，还是那种滴溜溜的神采。人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从张春桥的眼睛里可以看到他的深埋在心里的仇恨，和火烧般卷土重来的渴望。是的，只有对现实不共戴天般怒愤的人，才有那样的眼神。 汪东兴想起了将他押走的那一刻时张春桥的眼睛，足以能使他感到脊背上冒冷气。 张春桥在他们的心目中，几乎就是阴谋和鬼计的化身。他那冷峻的面孔和咬牙切齿的批判，往往使相当一批人想起来就感到发颤。甚至人人认为，江青的一些坏事的来源，都是出自张春桥的点子。这个摇羽毛扇的军师，眼睛似乎一转，就有一个什么主意从他的嘴里蹦了出来。 邓小平和胡耀邦谈话时就说：“张春桥在江青反革命罪案中，是一个最坏、最毒辣的角色。他善于出奇不意地抓别人的小辫子。现在看清楚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本来就是类似张春桥这样的人主观臆造出来的东西，根本没有那回事。但是，毛泽东根据张春桥、姚文元的捏造，使毛泽东对中央和北京的现状作出了更加违反实际的估计，认为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于是发动了这么一场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既然对我们失去了信任，那当然就得重用江青、张春桥、林彪、康生这些人。这就注定了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灾难。对于张春桥这样的人，如果不给予法律的制裁，就杜绝不了这样的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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