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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在獄中 (8-10)
送交者: lesson 2007年02月16日12:51:49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第八章 張春橋在仰望長天

  飯送來了,張春橋站在那裡紋絲未動,甚至連身子都沒有轉過來看一看。連續兩天。他幾乎都沒有動筷子,只是少量地喝了點水。他站在窗口仰望長天,靜靜地沉思,不時地嘆氣、搖頭。從被宣布永遠開除黨籍以後,他就預料到還會有新的升級。已經快一年了,全國範圍內的大清查、大搜捕仍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着,不知有多少堅持毛澤東革命路線的群眾在遭受迫害、被整被斗,這可真是要人頭落地呀!張春橋煞有介事地連聲感嘆,在沒有人的時候,警衛人員從窺望鏡里清楚地看到他在抹眼淚。

  “張春橋,你得吃飯呀,就是犯了殺頭的罪,該吃飯的時候也得吃飯嘛。”監管他的警衛幹部勸導道,“黨的十一大已經開過了,他們一宣布開除了黨籍,我看問題也該解決了。老這麼批下去也不是個事兒呀。你呀,有什麼錯給中央寫個檢查不就行了嘛,何必這麼死犟着呢。”

  張春橋喘了口粗氣說:“你不懂!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不是那麼簡單!”

  “可現在黨中央並沒有讓你死,而是讓你活呀,而且希望你活得更好些。”

  “年輕人,你別看他們的表面,他們從心裡恨不得讓我早早死了呢。”

  “那你不吃飯,萬一死了不是正好遂了人家的心願嗎?”

  “好,有你的這句話,我還真要好好地吃飯呢。我不會死的,起碼我不會自殺,我寧可讓他們把我槍斃,死在他們的槍口下,也不會自己倒下,更不會向他們投降。道理很簡單,我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是毛澤東的黨員。現在的黨已經變質了,和他們劃清界限,是我的光榮和驕傲。”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十一大召開後,他反覆閱讀華國鋒的那篇政治報告,琢磨裡面的詞句和內容。三萬來字的報告,有一多半的篇幅在數列自己和江青等人的罪狀。其餘也是在布置如何整垮和肅清自己的什麼流毒和影響,竭盡造謠污衊之能事。華國鋒大言不慚地把同自己和江青等人的鬥爭,說成是黨的“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看來他還沒有開始否定文化大革命。好,那就看你如何解釋是誰協助毛澤東打倒了劉少奇、林彪這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吧!因為在這個報告裡,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已經根本不提了。反而發動這場偉大的鬥爭被說成是犯了滔天大罪……

  “四年前,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主持召開了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幫’就同林彪反黨集團相勾結,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大以來,‘四人幫’反對十大路線,推行一條極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他們是一個反革命陰謀集團……”

  呸!你華國鋒簡直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二字,我張春橋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協助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你還不知在哪裡呢?

  張春橋從被捕的那天起。他的腦海里總是在思索着文化大革命的那令人難忘的日日夜夜。幾乎每一場鬥爭,每一個交鋒,都牢牢地印在了他的記憶中……

  從一九六三年起,經過兩年多和張春橋的共同抓現代戲的鬥爭和實踐,江青對他已經完全信任了。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廿五日,華東地區話劇觀摩演出在上海開幕,報紙上出現了這樣的提法:“在柯慶施同志領導下,在江青同志關懷下,我們的現代戲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江青對柯慶施和張春橋的感激是難以形容的。這一場政治戲。標誌着江青就要出山了呀。特別是柯慶施於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逝世後,江青就把對上海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張春橋身上了。她握着張春橋的手說:“記住,我們還有大戰呢。抓《智取威虎山》、《海港》等京劇革命,只是我們開了個頭兒,還要有更大的進攻呢。柯老離開了我們,我就全靠你了。”

  張春橋說:“你放心,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辜負你和主席對我的期望。我一定要對得住主席和您對我的相信。有什麼樣的任務你儘管吩咐,就是掉了我的腦袋,我也要堅決地完成。”

  “弄不好,還是真有掉腦袋的危險呢。”江青說,“我是早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就連搞這現代戲,都像是掘了人家的祖墳似的,何況是朝他們開幾炮呢?”

  朝他們開幾炮,指的是組織批判吳晗所寫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為此,江青幾次來往上海、杭州和北京,秘密地在組織姚文元和張春橋寫這篇文章。

  一九六五年四月廿七日,江青再次來到上海,為了隱蔽她的真實行動,她特地讓張春橋為她召開了《智取威虎山》的座談會。她發表了一篇頗為內行的講話:

  “原來劇團的那一套組織,完全是適應演才子佳人、帝王將相的,因為從小演員就學習那些東西,所以必須加以改造。去年有人說《智取威虎山》是話劇加唱,是白開水。當然我心裡有本帳,當時我們把這些意見頂回去了,因為拿這些話來反對革命是不對的。至少是給我們泄氣。有白開水比沒有好,因為有了自開水可以造茶、造酒。”江青講到這裡,動了感情,“去年三塊樣板沒有打好,我感到對不起黨,對不起去世的柯慶施同志。柯慶施同志應該永遠紀念他。他始終是站在第一線的,是堅決地支持我們革命的。看老戲,群眾有的中途就跑了。《紅色風暴》這個戲老實說寫得並不好,可在看這個戲的時候,演到烈士就義,群眾坐着不動。在唱《國際歌》的時候,我站起來,大家也站了起來,這就說明了群眾是歡迎現代戲的……”

  張春橋十分注意地聽着她的講話,感覺到她對柯慶施真是從心裡尊敬和感激。他斷定她是一個重感情、重革命事業的人。

  “《海港的早晨》是個好戲,但是,後來搞成了中間人物轉變的戲,走了彎路。《智取威虎山》的問題是一平、二散、三亂要收縮。反面人物的戲更多了,座山雕的亮相很長,音樂氣氛很強,下面的人物反而沒有。整個戲的思想性不夠高,藝術的現實生活基礎不夠,戲中看不出當時全國的形勢……”

  聽到這裡,張春橋嚇了一跳:這個人物可是哄她不得,對藝術精湛得如同爐火純青,在這個問題上她可是不講情,自己費了很大的努力,被她幾句話就給輕輕地否定了。在她休息的時候,他小聲地對江青說:“我搞戲劇藝術不行,搞政治還可以。”

  江青睜大了眼睛:“我們搞現代戲就是搞政治呀。不抓改革的樣板,能把他們都趕下去嗎”他們已經占領了我們的舞台快十七年了。”接着她繼續在講,“根據我兩年來的經驗,京劇藝術,主要靠音樂來塑造人物形象,不是靠舞蹈。中國的京劇舞蹈,沒有上升為自己的語彙。語彙就是若干動作,表達一個意思,像電影的近景、中景、遠景,所謂蒙太奇,即結構。這些,我們都好好地研究,在現代戲中搞出我們自己的東西來。毛主席看了《智取威虎山》後,說楊子榮的形象不記得了,只記得座山雕。我聽了很難過,對座山雕用了很多手法,如站立兩廂,請三爺開山,點將,坐帳,這麼長時間,有幾分鐘呀,要砍掉!”

  張春橋有點後悔不迭,不該說這些非常外行的話。不過,他很快就用他自己的勤備學習,補上了這一課。他修改的《智取威虎山》裡的若乾唱段,博得了江青的好多稱讚。他的腦子很好使,經過幾天的思考,就根據江青排戲、抓戲的特點總結出了她創作現代戲的三條經驗:在所有的劇中人物里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突中出主要英雄人物。

  江青叫好了:“對,這就是我的經驗。你看吳晗的《海瑞罷官》主題多明確,就是要突出海瑞這個人,所有的人物都是給人家墊底的。這就抓住了問題的要害了。我們的《紅燈記》到深圳去演出,是讓香港人看看我們是把京劇救活了呢還是毀了。國民黨是把京劇毀了,他們毀了多少人哪!現在的香港也是這樣。《紅燈記》在深圳演出的時候,杜近芳在台下哭了,她不是為內容,而是被觀眾對革命現代戲歡迎的熱情感動得哭了……”她當着許多人的面對張春橋和姚文元說,“你們一定要搞出樣板來,才對得起上海人民,才對得起黨,對得起去世的柯慶施同志。”

  座談會一結束,江青就和張春橋、姚文元趕回錦江飯店研究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連張春橋都沒想到江青竟有如此多的精力。江青說:“為了保密嘛,就是不讓文化部或北京那些人知道我們的動向,防止他們來扼殺這篇文章。那些傢伙,可鬼着呢。我的一舉一動都在他們的監視之中。在北京,連中央辦公廳的主任都敢對主席搞竊聽,在主席的駐地辦公室里安放錄音設備,你看他們到底要幹什麼!”

  張春橋這時隱隱感受到了這裡面的政治內容。特別是江青再三再四地警告他要保密,要提防文化部,警惕宣傳部,不要讓北京知道,等等。他就感覺到這裡面存在着極大的政治含義。這時的張春橋,沒有任何的畏懼的膽怯,更多的是激動和興奮。他劉姚文元說過這樣的幾句話:“人一生能有幾次搏?只要有意義,就要慷慨激昂,在歷史上能夠濃墨重彩地寫上一筆,就是死了他是值得的。我這一生,能夠和毛主席聯繫在一起,能夠和江青同志聯繫在一起。就是粉身碎骨也是值得!”

  這種帶有酒醉的話,往往把姚文元弄得莫名其妙!他並沒有感覺到任何的危險和難堪,在毛澤東的親自指揮下,批判一個小小的北京市副市長,有什麼了不起?有什麼風險可談!當江青再三地對他和張春橋說:“我們的對手可是老奸巨滑呢,在中央這些人弄得毛主席都不好講話了,主席就是召開一個會議,沒有某些閻王爺的點頭,也是很難的。不是沒有人敢講話,就是這個會議根本開不下去。他們已經根深蒂固,形成了很深很深的獨立王國。如果主席不斷然採取措施,我們這個國家可是有變質的危險。”

  這話,對姚文元來說可是覺得有故弄玄虛了。他既不相信自己的這篇文章會有多麼大的作用,也不相信中國會有什麼人膽敢反對毛澤東的主張。但是他聽了江青這番半真半假的宣傳,認為這是極而言之的話。政治家總是要從最壞的方面來作一些必要的準備的。

  對姚文元來說,寫這樣的文章,無疑會增加極大的知名度,對一個文藝評論家來說,這都是完全有必要的。他也願意做這種得罪人的事情,因為這個黨中央主席直接抓的戰鬥,他還有什麼可畏懼或者選擇的呢?

  在起草這篇《評新編歷史劇》的文章時,張春橋特意按照江青的意思,在最後一部分加上了這樣幾句話:

  “現在回到文章開頭提出的問題上來:《海瑞罷官》這張‘大字報’的‘現實意義’究竟是什麼?對我們社會主義時代的中國人民究竟起什麼作用?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研究一下作品產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國因為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牛鬼蛇神們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他們鼓吹什麼‘單幹’的‘優越性’,要求恢復個體經濟,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那些在舊社會中為勞動人民製造了無數冤獄的帝國主義者和地富反壞右,他們失掉了製造冤獄的權力,他們覺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囂什麼‘平冤獄’,他們希望那麼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物出來,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為他們抱不平,為他們‘翻案’,使他們再上台執政。‘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鬥爭是客觀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識形態領域裡用這種或者那種形式反映出來,在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筆下反映出來,而不管這位作家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海瑞罷官》就是這種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的反映。如果吳晗同志不同意這種分析,那請他明確回答:一九六一年,人民從歪曲歷史真實的《海瑞罷官》中到底能‘學習’到一些什麼東西呢?”

  江青說:“好,我就要用這樣的‘炸彈’來炸開獨立王國的蓋子,看看他們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和本事來對抗我們的行動。他不是不讓批判吳晗嗎?我偏偏要批,而且要挖到他們的要害處批,看看究竟是誰厲害!”

  這話鼓舞得張春橋和姚文元心花怒放,簡直是坐立不安了。

  這篇文章送到毛澤東手裡後,他連續看了三、四遍,對江青和張春橋說:“這篇文章只要發出來,就達到了預期的目的,真正解決戰鬥的東西還在後頭呢。我還有九篇文章準備發表。現在有人來說好話,不希望我的九篇文章發表。我已經讓了步,答應這九篇文章在我死後再發表。看來人一輸了理就怕人揭。姚文元的這篇文章,真正有力量的是最後這兩段,寫得好!我們現在是老太太紡線,慢慢地上勁嘛。”

  張春橋問毛澤東:“那九篇文章是什麼意思?”

  “批判胡服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文章。”毛澤東隨口答道。

  “胡服是誰?”張春橋問道。但毛澤東卻把話開了說:“你可以在這篇文章發表的前三天把上海的文化界的頭面人士請來,讓他們看看這篇文章,徵求一下意見,也算是摸摸底,聽聽他們的反映,檢驗一下隊伍嘛。”

  “引蛇出洞,掀起討論。”江青補充了一句。

  張春橋把這幾句話記了下來,完全照計划行事。正像他們估計到的那樣,當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等十多人看了《評新編歷史劇》後,都對文章的後一部分提出了反對意見。

  周谷城是姚文元的老對手,他曾經就“什麼是時代精神”問題和姚文元展開過論戰,一看文章就氣呼呼地說:“又是從政治上談論問題!這樣下去,誰還敢和他姚文元論戰?《海瑞罷官》是一齣戲,我們就應該就戲本身展開討論,指出得失,怎麼拉扯到什麼‘退田’、‘自由地’和‘平冤獄’的頭上來上。這叫置人於死地嘛,哪裡還叫什麼爭鳴!”

  “這齣戲可以爭論,但是不能像姚文元這樣地提出問題,而應該是擺事實、講道理的,這裡的口氣充滿了學閥味道,不好!”

  “我們不贊成這樣的爭鳴和討論,如果是這樣我們誰也不敢講話了。”

  面對這樣的局面,張春橋對姚文元說:“不要理睬他們,文章發表出來再說,估計要有一場惡性戰,我們要準備和他們展開一場大論戰。注意搜集材料,搞好動態,關於吳晗和海瑞的材料也要準備充分些。誰露頭,我們就記下來,慢慢地解決問題。”

  張春還沒有想到,這次露頭的人很多,而真正站出來的是彭真。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震動了整個學術界,震動了整個上層領域,震動了中央的各級領導人。幾乎所有的知情人在問:“姚文元的文章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政治信號?”

  面對雜亂和紛紛然的局面,張春橋在江青的支持下,面見毛澤東的時候,提出了幾條:“據不精確的統計,姚文元文章發表以後,反應十分強烈。除西藏外,全國各地給文匯報的來信來稿多達一萬多件,有支持的也有反對的。現在最奇怪的是三件事情:第一,《北京日報》社的社長范謹和沙英,幾次給《文匯報》打電話,詢問姚文元文章的背景,問有沒有什麼中央領導人的支持;第二,北京各報刊都不刊登姚文元的文章;第三,主席指示出了姚文元文章的小冊子,十二月廿四日印出來後,我們派人再三徵求北京新華書店要定多少數,他們拒不回答。根據這三條,可以看出:北京是有一隻黑手在操縱着這件事情,他們是在有計劃、有組織地抵制我們的行動。這隻黑手不是一般的人,一般的黑手沒有這麼大的權力!”

  “你說得很好!”看得出來,毛澤東胸中是有數的。但是他並不明說,他像教師默默地暗考小學生那樣地考試着從中央到地方的所有領導人,在張春橋面前,他說了幾句心裡話:“我早就說過北京的權力不在無產階級和馬克思主義者手中,那裡是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我們就是要打破這個獨立王國,如果連小小的彭真都對付不了,那麼更大的角色怎麼辦?你害怕嗎?”

  張春橋大聲回答:“跟着毛主席還有什麼害怕的?腦袋掉了不過是碗大一塊疤,我本來就沒有想到革命會有什麼安全。就是敵人暗殺了我,我也沒有可遺憾的,只要是為毛主席而獻身的,我就有無限的勇氣!”

  毛澤東說:“好啊,有這種勇氣就可以過得了社會主義這一關。我們所有的共產黨的幹部,都要準備過好社會主義的大關。過不了這一關,就會變成蛻化變節分子或修正主義分子。我和劉少奇曾經辯論過這個問題。他說社會主義可以和平過去,我說還要準備武力解決問題搞得不好,資本主義就可能要復辟。像北京這樣的情況,還不等於資本主義復辟了嗎?現在我們的文化戰線還不是修正主義在掌權嗎?我們和他們的鬥爭不是什麼可以和平共處的問題,而是誰要戰勝誰的問題。你們可以看到,現在我的話北京並不聽,我的許多指示在北京執行不下去。江青為了我是受了不少氣的,我對她說:‘生什麼氣,和他們斗嘛,無非不過到了選舉的時候,人家不投你的票,或者說像勃列日涅夫那樣把赫魯曉夫趕下台,那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下台就下台,重新上井岡山搞革命嘛。’共產黨是幹什麼的?干鬥爭的。我這個人,一天不和資產階級鬥爭就覺得很空虛,就覺得不過癮。你張春橋有這樣的感覺嗎?”

  張春橋果斷地說:“反正我這一輩子跟定主席了。生是主席的兵,死是主席的鬼。文化上江青是我們的旗手,我們跟着她衝鋒陷陣,一定要和修正主義斗到底!,

  “好,為你的勇氣,干一杯!”毛澤東叫江青找來茅台活,果真和張春橋碰了三杯。

  江青說:“主席這幾年很少喝酒了,像這樣和你在一起碰杯,罕見呀!”

  張春橋這時才真正感覺到,他一生最為輝煌的時代就要來到了。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轉了《文化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通知很簡單:“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現將這個提綱發給你們。望照此執行。這個提綱的內容,應當向黨內主管學術討論的同志,和從事學術研究的同志傳達並組織討論,在討論時,應當把毛澤東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會議上的講話》作為學習文件。”

  張春橋看到這個文件時,並沒有想到這個文件即將會成為一場重大政治風暴的爆發點,他依然一字一句地琢磨了這個文件的提法:

  “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二月三日開了一天會。參加人有彭真、陸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許立群、胡繩、姚溱、王力、范若愚、劉仁、鄭天翔,共十一位同志。會上討論的問題,以及主要意見如下:

  (一)目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

  對關晗同志《海瑞罷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開的關於‘道德繼承’、‘清官’、‘讓步政策’,歷史人物評價和歷史研究的觀點方法等問題的討論,已使思想界活躍起來了,蓋子揭開了,成績很大。這場大辯論的性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資產階級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場大鬥爭,是我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並且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後,在學術領域中清除資產階級和其他反動或錯誤思想的鬥爭,是興無滅資的鬥爭,即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場大辯論勢必擴展到其他學術領域中去。我們要有領導地、認真地、積極地和謹慎地搞好這場鬥爭,打擊資產階級思想,鞏固和擴大無產階級的思想陣地,並且大大推動我們幹部、學術工作者、廣大工農群眾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把他們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看到這時,張春橋有一種上級似乎在束縛手腳或控制局面的味道,從這空空洞洞的泛科學泛議論里,感受到要收的意思。他想了想,繼續往下看:

  “徹底清理學術領域內的資產階級思想,是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這裡存在着一個誰領導誰,誰戰勝誰的問題。我們要通過這場鬥爭,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開闢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我們通過這場鬥爭和其他一系列工作(例如提倡工農兵學習毛主席著作、工農兵學哲學等)不僅進一步打破舊知識分子,實際上剝削階級對學術文化的壟斷地位,而且要從此進入一個在工農兵群眾直接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武器和科學文化的新的歷史時期。當然首先是從他們中間有相當文化水平的人開始,並且隨着工農群眾文化的普及提高而向前發展。正因如此,應當足夠地估計到這場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要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要估計到這場鬥爭不是經過幾個月,有幾篇結論性文章,或者給某些批評者作出政治結論,就可能完成任務的。我們應當積極地、認真地、不間斷地把選場鬥爭堅持下去……”

  “你看了這個文件,有什麼感想?”張春橋問姚文元。

  “混戰一場,沒有主題和主攻方向,完全是亂七八糟。”

  “英雄所見略同。”張春橋哈哈地笑道,“這和主席講的思想完全不一樣。你再看看這份文件里方針這一節,完全是話中有話。另有所指。”

  姚文元給他念了起來:

  “(二)方針:堅持毛澤東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所講的‘放’的方針,也就是讓各種不同意見(包括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都充分地放出來,在針鋒相對的矛盾鬥爭中,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對反動或錯誤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駁倒和摧毀它們。學術爭論的問題是很複雜的,有些事情短時間內是不容易完全弄清楚的。我們在討論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劃清兩個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條道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兩個主義(馬列主義和反馬列主義)的界限,並且弄清學術上帶出的是非問題。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要提倡堅持真理,隨時準備修正錯誤。要有破有立(沒有立,就不可能達到真正、徹底的破)。我們在鬥爭中,必須認真地、刻苦地學習毛澤東思想來進行學術研究,掌握大量資料,進行科學分析,把學術推向前進。就是說,我們不僅要在政治上壓倒對方,而且要在學術和業務水準上真正大大地超過和壓倒對方。只有這樣,才有利於用無產階級思想逐步改造舊知識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識分子,團結大多數,並且真正把極少數堅持不改,死抱住錯誤反動觀點不放的人孤立起來,逐步地摧毀反動的學術觀點……”

  “這裡有釘子。”張春橋大聲地說,“什麼‘不要像學閥一樣地武斷和以勢壓人’這些話,完全是針對着我們的。好像我們是在借毛主席的‘勢’來對他們。我敢肯定,起草這個文件的人是要在我們這裡作文章的。”

  姚文元說:“我也有這樣的看法。這個文件剛剛傳達下去,就有人攻擊我們的文章是‘學閥’了。這對剛剛轉向正道的鬥爭是潑了冷水的。”

  張春橋果斷地說:“我看要報告江青同志,看看江青同志和毛主席對這個文件的態度如何。反正我們是要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來辦事的。”

  江青聽了張春橋的報告,微微一笑,拉長音調說:“我可以告訴你,毛主席根本沒有同意這個提綱。這個提綱的基本調子是要保護吳晗。你聽聽這段話:‘要准許和歡迎犯錯誤的人和學術觀點反動的人自己改正錯誤。對他們採取嚴肅和與人為善的態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不論他們是改還是不改,是真改還是假改,我們這樣做,都比較有利。對於像吳晗這樣用資產階級世界觀對待歷史和犯有政治錯誤的人,在報刊上的討論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如果最後還有不同意見,應當允許保留,以後繼續討論。這樣便於把各種意見都放出來,並使我們的隊伍在邊爭邊學中成長、壯大起來。’這些話都是????!我們這次同吳晗的鬥爭不是一般的爭論,而是政治鬥爭,這場鬥爭的意義,我想你們是可以看到的。”

  張春橋說:“你看,今後批判一些人物,要經過他們的批准了。《匯報提綱》說得清楚:‘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准。過去參加演壞戲的演員,不要叫他們在這次爭論中在報刊上公開檢討,他們的錯誤可以在另外的場合解決。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體育報的報刊,原則上都可以發表討論文章和摘要、簡介,但要注意質量,注意簡單明了。’搞了這麼多的框框,實際上是限制我們的批判和鬥爭。”

  “這個提綱的第三部分即隊伍問題,是一個要害,也就是他們要抓我們的隊伍了。”江青冷冷地,“提綱說得很清楚:‘五人小組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都要抓革命的學術工作隊伍。要依靠堅定的革命左派,團結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孤立極少數頑固不化、堅持不改的人。我們要邊打邊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學術上超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革命的、戰鬥的、又紅又專的隊伍。’這是在有意地提高資產階級的地位,是別有用心的,我們要提高警惕。”

  江青幾乎是念一句批一句,把整個匯報提綱批了個一塌糊塗。最後,江青亮出了底牌,說:“春橋同志,你可以針對這個提綱寫個意見或看法,我去報告主席,對這個東西我是不能放過的。我問主席怎麼辦?主席說,讓它囂張一個月,看看各地的動態再說。你在幫我搞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機要的同時,把這個工作抓一抓。”

  張春橋完全明白了。這個時候的工作,都是毛澤東授意江青來親自抓帶有全局性指導的文件的。

  到了一九六六年三月下旬,張春橋到杭州見到毛澤東後,就更加證實了他的判斷。毛澤東當時就說:“什麼彭真的五人小組,統統解散!我現在就是依靠地方諸侯打北京。匯報提綱要成立五人小組下的學術批判辦公室,決不允許他們胡搞。我要通知陳伯達等人過來,你們負責起草文件,撤銷這個提綱的文件。這個文件起草小組你要參加,今後中央在文化上的重大活動你都要參加。你是聽我的人,是我這個中央的人,不是他們的人。就憑這一點,我是不會忘記你的。”

  聽到這裡時,張春橋感動得哭了……

  張春橋想到這裡,又忍不住掉下眼淚。他抬頭望了囚窗外那漆黑的夜空,重新翻閱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上的政治報告,看到那段可笑而可氣的話,不禁給他念出了聲:

  “同志們!‘四人幫’全面篡改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是一個披着馬克思主義理論外衣的反革命陰謀集團。列寧說:‘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勝利,逼得它的敵人裝扮成馬克思主義者,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由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革命的傳大理論,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人心,成為億萬群眾進行勝利戰鬥的光榮旗幟,‘四人幫’就特別地裝扮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擁護者,打着這個偉大理論的旗號來篡改這個偉大理論,為他們篡黨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政治陰謀服務。我們黨的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從思想理論上來說,就是圍繞着堅持還是篡改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來展開的。這是這次路線鬥爭的一個重要特點……”

  “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張春橋罵道。


第九章 你們丟掉旗幟時 正好說明我對了

  熟悉張春橋的人早就說過:“那個傢伙有着敏銳的觀察力,不管在任何時候,他都能通過從報紙的動態上嗅出中央最高層的思想情況。”這話在他入監以後,多次得到了證實。當鄧小平剛剛站出來後,他就斷定中國的政局一定要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他暗暗地對看守他的戰士和監管幹部說:“鄧小平連毛澤東都不放在眼裡,怎麼能接受得了華國鋒的管轄?這兩個人如果不發生衝突,挖我的雙眼以祭毛主席的英靈!”

  有個小戰士是山東來的兵,對張春橋曾經崇拜得很,把他視為自己家鄉的驕傲。有時乘執勤的時候,悄悄地和他說幾句話。

  “首長”小戰士悄悄地說,“我現在還得這樣稱呼你,我不知道除此而外該怎麼樣稱呼,我想問你幾個問題,可以嗎?”

  張春橋這時像個大病初癒的老頭兒,滿臉鬍鬚,衣冠不整。耷拉着眼皮,雙手插到袖筒里,猛一看去,很難把當年那個精煉、瀟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和他聯繫在一起。他初聽見有人呼喚他的時候,壓根兒就沒有準備答理,直到第二次叫他首長時,他才睜開了眼睛,瞅了那個滿臉稚氣,長得很清秀的戰士一眼,還是沒有答話。但是那隻警惕的眼神顯然柔和了許多。

  “你好,”那個戰士四處張望了一下,悄聲地問道:“你需要什麼嗎?”

  張春橋搖搖頭,他對這個戰士已經消除了戒心。憑他的眼光。他斷定這個戰士是出於對自己同情和憐憫而和他講話的,不會有任何的惡意。

  “你說你還有出去的可能嗎?”連小戰士也不知道自己怎麼說出了這樣的話。

  張春橋畢竟是張春橋,他懂得怎樣回答這種陌生人的問話,笑道:“你希望我出去嗎”你說我是獲得自由好還是關在這裡好?”

  “我當然是希望您能夠重獲自由,可是俺當不了家。俺是個兵。”小戰士偶爾流露出了家鄉的口音。“俺總覺得你不會關在這裡,總還是要站出來重新工作的。”

  “為什麼?”張春橋明明知道這是虛無飄渺的前景,但是還是希望能得到一點安慰。

  “政治問題嘛,變化性很大。你看人家鄧小平,打倒了好幾次,人家不還是站起來,又當了黨中央副主席和總參謀長了嗎?說不定你哪一天也會站出來重新擔任中央領導的。”

  幼稚!幼稚!太幼稚了!張春橋不禁喜歡上了這個小伙子,願意和他多說幾句話了。

  “你今年多大了?”張春橋問。小戰士答道:“十九歲。”張春橋又問:“當過紅小兵嗎?”小戰士搖搖頭:“沒有,因為我愛打架,學校老師不讓我參加。”

  張春橋脫口而出:“敢打架的學生才是好學生,那種唯唯諾諾的學生長大了不會有什麼出息,什麼人掌了權他們也是會跟上走的,不管是馬克思主義還是修正主義。”

  “你們到底是馬克思主義還是修正主義呢?”小戰士顯得很天真。

  張春橋這時感到話頭很重,一時難以開口,但是他閉上眼睛想了想,還是回答道:“我不想自吹自擂,我只想請你想一想,如果我是修正主義分子,毛主席能把我提拔起來嗎?能當上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嗎?”

  “那個可不一定,現在的領導人哪個不是毛主席提拔的呢?華主席不也是毛主席培養的接班人嗎?毛主席不是給華主席寫了‘你辦事,我放心’的手令嗎?”小戰士似乎忘記了他自己的身份,顯得很激動起來,“我們班裡的戰士在批判你們的時候,有的戰士就提出:毛主席的老婆成了反對毛主席的人,而毛主席生前竟然沒有任何表示,這可是太不可思議的事情了。如果光是江青有問題倒也罷了,連毛主席的侄兒和他所有的親屬都有了問題,戰士們都有點接受不了。他們說:張春橋、王洪文這些人也的確夠窩囊了,怎麼會落到這個田地呢?”

  這話問得確實叫人難以回答了,深深地刺激了張春橋。他擺擺手:“你們呀,還年輕,還不了解黨中央的許多事情。將來是否能完全正確的了解,也很難說呀。”

  正因為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華國鋒在剛剛粉碎“四人幫”的時候,就召開了幾次政治局會議,統一口徑。葉劍英悄悄地對他說:“借毛主席的話來整他們,沒有這個武器,回答不了全國人民的疑慮。毛主席的話,就是斷章取義,也得這麼辦!我估計,在很長的一個歷史階段,我們都得比任何時候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對毛主席說過的所有話和批示,都要嚴格控制,未經中央辦公廳審核,不得讓任何人外泄或傳抄。這裡面的道理多着呢。”

  所以,華國鋒利用一切可以宣傳的講台,向全黨統一了這樣的口徑:

  “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的醜惡歷史說明,他們本來就和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從歷史反革命到現行反革命,這就是他們走過的全部道路。王洪文則是新生的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所謂‘四人幫’,就是由這伙新老反革命結成的黑幫。這個反革命黑幫的社會基礎是地富反壞和新老資產階級。他們自成系統,搞黨中之黨,一切為了他們那個‘幫’,一切為了篡黨,是一個反革命的地下獨立王國。他們是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典型代表。剝開他們的偽裝,弄清他們的來歷,他們那樣仇恨革命,那樣瘋狂地的反共反人民,就不足奇怪了。我們同他們的鬥爭,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繼續,是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鬥爭的繼續。粉碎‘四人幫’,是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偉大理論的又一偉大實踐,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偉大勝利,是我們反對黨內正在走的走資派的又一偉大勝利。”

  張春橋憤怒地說:“其實,毛主席對我老婆文靜的情況和姚文元同志父親的情況完全了解。主席從來沒有用形而上學的觀點看問題。他說:‘文靜和姚篷子在歷史上有自首變節的行為,這是他們自己的問題,和你和姚文元沒有任何的關係。你們從來沒有掩蓋和欺騙黨組織。和薄一波、彭真的問題不同,他們長期隱瞞了他們的行為,並且竊取了黨和國家重要的權力。歷史上的問題如果沒有現行活動,是要給出路的,表現好的還要給於一定的使用。我們對待國民黨戰犯尚且沒有一棍子打死,對歷史上犯了變節錯誤或出身不好的人,怎麼能不給出路呢?你和文元都不要背這個包袱。’長期以來,毛主席從實踐中多次把林彪、陳伯達和鄧小平在這個問題上的吹毛求疵頂了回去,一九七六年五月,毛主席親自向我和華國鋒、王洪文等人說:‘現在是謠言滿天飛,有一種說法,說江青是叛徒,是這樣那個,都是別有用心。你們可以查一查,從哪裡冒出來的?我看是從陰溝里出來的。為什麼不早說,現在要說,無非是我老了,快死了,已經不起作用了。歷史上往往有這個教訓,即權力的交替時候鬥爭很複雜和尖銳。我給王洪文開了個書單子,不知他看了沒有,都是讓他怎樣對付陰謀詭計的。他行不行呢?我是看不到了。’這話過去我們都沒有傳達,本來是要在十屆二中全會上傳達的,結果被人家提前下手了。”

  “你說你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到底該怎樣證明呢?”

  “現在只有讓歷史和事實來證明了。現在已經說明了許多的問題了。比如毛主席親自領導和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不就讓華國鋒給翻過來了嗎?這竟是他擁護毛主席還是他反對毛主席的證明?讓歷史來回答吧!將來還會有許多的事實來證明的。”

  在後來的和小戰士及其他監管人員的接觸中,張春橋斷斷續續地講述了許多有關文化大革命發動時的情況:

  一九六六年四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時候,指着張春橋對劉少奇說:“彭真反對我和我的部署,造就了張春橋這個對立面。姚文元的文章,就是張春橋同志組織寫的。這次起草撤銷彭真那個二月提綱的中央通知,也是他們和陳伯達等好幾個同志起草的,我看要重新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起草文件的這些同志們都算一個。還有一個姚文元,寫了一篇文章出了大名,他也要算一個,他的父親姚篷子,原來是我黨的成員,後來叛變了,這樣才能戰勝資產階級。”

  劉少奇說:“姚文元的文章好,吹響了文化大革命的號角。這個功勞很大嘛。”

  “文化大革命可以算做最重大的政治運動,其意義要超過反右和社教。”周恩來也說。“中共中央的通知要起到宣言的作用,可以和《共產黨宣言》相比。”

  按照毛澤東的安排,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廿六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他說:“會議我不參加,給你們把門。少奇同志主持會議,康生同志負責和我聯繫、匯報。把江青、陳伯達、張春橋、關鋒、戚本禹、劉志堅這些同志都擴大。把彭真的蓋子徹底揭開。我看先由春橋、康生、陳伯達三人介紹情況,和大家座談一下,把我這幾個月來的意思和精神給大家兜一兜,省得叫彭真這些人造謠。”

  於是,會議在這個嚴格的安排下進行起來。

  五月五日下午,六日上午,康生在座談會上發表了長達八個小時的講話,從傳達毛澤東一九六二年九月以來的講話起,重點強調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到現在對彭真、陸定一等人的批判,說:“彭真對上海市委、對張春橋和姚文元文章的攻擊、封鎖和後來的假批判,都是反黨的。主席今年三月連續三次談話,把鬥爭的目標講得更明確了。我認為,主席的意思概括起來,就是批評彭真、中宣部犯了包庇右派,壓制左派,壓製革命和不准革命的錯誤;第二條就是部署任務,建立新的文化革命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這兩點是緊密相連的。主席的精神貫穿起來,也就是如何防止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和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主席問張春橋:‘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張春橋回答:‘出了修正主義就上下結合,把他們打倒。’現在已經出了,彭真就是一個,羅瑞卿也是,楊獻珍、楊尚昆、田家英、鄧拓、廖沫沙都是,如果我們不和他們斗,就是人家和我們斗的問題。”

  康生的這番傳達和講話,一下子把與會的八十多人的激情都發動起來了。

  康生在會上講到即將通過《中共中央通知》的起草過程時講道:“張春橋同志在把最後的修改稿送交毛澤東時,毛澤東同志最後又親筆加上了這樣一段話:‘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這段話可是意義深長呀。林彪同志看了這段話後,說:‘這是驚心動魄的一段,也是特別重要的一段。’同志們,中央的通知,不僅關繫到文化大革命,而且關繫到粉碎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篡黨奪權的問題。這個文件的通過,決不意味着鬥爭的結束,而是運動的開始。’”

  五月六日下午,張春橋在座談會上講話,這是他第一次面對除毛澤東而外的所有中央政治人局領導人的講話,而且是面對着彭真、陸定一等人公開對他們進行批判,心裡的確有些緊張。但是當他看到江青投來的目光時,他的心情稍微平靜了些。

  “我今天可以當着各位領導同志的面宣布,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親自看了以後才發表的。當時我們還並沒有想到這篇文章沒有打中《海瑞罷官》的要害,只是擊中了一九六零年以來出現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修正主義的東西,彭真這些人就受不了了,就不幹了,就公開地抵制這篇文章,進行了反對毛主席的活動。”張春橋的眼睛幾次和彭真的目光相遇,他看到了那雙仇視和威脅的眼睛,但是他故意挺起了胸膛,理直氣壯地說:“我和姚文元同志面對來自中宣部、北京市委的挑戰和壓力,更加認識到這場鬥爭的意義和艱巨。我們商定,不管有什麼樣的阻力,只要有毛主席的支持,我們就是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別說你彭真,就是比你彭真再大的官兒,我們也要和你頂到底……”

  這幾句話,馬上在會議上激起了熱烈的掌聲。

  “彭真那個二月提綱出來以後,我曾經給他打電話,問問他所說的‘武斷和以勢壓人’是不是有所指?我們明明知道他是在指我們,但是不是要問他,可是他卻不敢公開他的觀點,而是說‘誰頭上有疤就是指誰’,同志們,在我們毛主席已經明確地指出了他的問題後,他還要這樣做,究竟是要幹什麼?在文件里。毛主席親筆加了一段話,駁斥他道:‘其實,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麼學問也沒有、專靠‘霸道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彭真同志,你不是一直要讓我給你回答嗎?現在我在這裡就算正式給你回答了!”

  五月七日上午,陳伯達在會議上講話,揭露了所謂彭真在歷史上種種罪行,從而把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氣氛一下子弄得十分緊張起來……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上午,全體與會者舉手表決,通過了著名的中共中央通知,即所謂“五.一六通知”。張春橋對那位聽得入迷了的小戰士說:“當時表決的時候,我們幾位列席會議的沒有舉手,劉少奇動員我們說:‘你們列席會議的也表示一下態度,同意的就舉手。’一下子都舉手了,就連彭真也舉了手。這說明當時黨中央在這個問題上是一致的。但是這個文件真正起了作用的是我。就在這個通知里,毛主席黨中央決定重新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我成了這個小組的副組長。”

  小戰士請求給他把保存的刊登《通知》的報紙上,凡是毛澤東寫的話都標了出來,他說:"這樣,我好掌握這個文件的精神,知道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到底講了多少話。”

  張春橋想了想,就在那張報紙上把凡是毛澤東親筆加上的內容都給他標了出來了:

  “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展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鑽在共產黨內打着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麼平等嗎?幾十年以來的老的社會民主黨和十幾年以來的現代修正主義,從來就不允許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有什麼平等。他們根本否認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是階級鬥爭史,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相反,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什麼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張春橋在給小戰士標出這段話後,特意地說:“毛主席在這裡一連講了這麼多的概念和定義,就是說明了兩個階級之間不可能和平共處,表明了他決心把這場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意志。我當時理解毛主席的話費了很大的時間和精力,最後才真正明白了主席的意圖。現在從人家對我們的態度里也可以看出了這一點。”

  小戰士沒有說話,但是他的眼睛裡閃出了一種奇特的光彩。

  張春橋繼續把毛澤東在那個文件里的話給他劃了出來:

  “毛主席經常說,不破不立,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絕大多數黨委對於這場偉大鬥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

  “他們對於一切牛鬼蛇神卻放手讓其出籠,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從不提要不要受無產階級的領導,從來也不要批准。這一對比,就可以看出,提綱的作者們究竟處在一種什麼地位了。”

  這時,張春橋就又給他講解了彭真那個“二月匯報提綱”的基本觀點,然後把他認為是戰鬥任務的話給他圈出來: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張春橋給他圈完以後,很感興趣地問道:“你了解這些有什麼用嗎?”

  “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嘛!”那個滿臉稚氣的小伙子這樣說。

  後來,這個小戰士就失蹤了。張春橋再也不知道這個小伙子哪裡去了。他當然不知道,就是這個看上去十分天真、可愛的小戰士,竟然能在一個晚上連續書寫了十多份攻擊華國鋒和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的傳單,被扣上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關進了監獄,落了個和張春橋同樣的下場……

  就在審訊那個戰士時,他竟然學着張春橋的語調回答:“當你們丟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時,就更加證明我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他毫無懼色地走進了監獄。

  但是,他和張春橋的這種短暫的關係,卻從來沒有引起過任何人的關注。


第十章 有人說他痴呆了……

  隨着政治形勢的發展,張春橋越來越消沉寡言了。剛開始時,他對報紙很關心,偶然報紙來得晚了,他就朝着監管人員晃晃手中的報紙,表示該換報紙了。現在除了吃飯、睡覺外,他幾乎什麼也不感興趣,連警衛和監管人員叫他,他都不大答理了。

  本來,對一個酷愛讀書和寫作的政治家來說,書本和報紙、紙張、筆墨,都是須臾離不了的東西,可現在張春橋恰恰缺少的就是這些了。他每天閉着眼睛,昏昏欲睡,仿佛把自己陷身於一個朦朦朧朧的世界裡了。

  早就送來的關於他被開除黨籍的決定,放在桌子上許久了,他連看都沒看。奉命和他談話的監管人員徵求他對生活的意見,他坐在那裡默不開言。他不像有些失去自由的政治家那樣大喊大叫,好像離了轟轟烈烈的運動和群眾就沒法活似的。自從他進了這裡,就沒有想把獲得自由的希望寄托在當權者身上,他的表情是一派看破紅塵的樣子。

  “張春橋,你最近有什麼想法嗎?中央辦公廳的負責同志來看你來了,你有什麼意見和要求,可以和他們講一講。”

  不管監管人員怎樣對他說,張春橋就是不理睬他們。那些人也只是例行公事地給他講上幾句當前的形勢,就扭頭離去。末了,甩下一句話:“你有什麼要講的,可以寫報告!”

  張春橋連一點反應都沒有。

  “張春橋已經痴呆了,鄧小平站出來以後,對他的刺激很大。他兩天沒有吃飯,恐怕是這個原因,使他已經成為廢人了。”有人向華國鋒和鄧小平等中央最高層的領導人反映。“張春橋在監獄裡無所事事,完全是一副心灰意冷、絕望的表現。”

  但是,汪東興不這樣看。他比較了解張春橋,特別是對他的那雙骨碌碌的眼睛,他更有着最深切的感受。那天,他專門到監押地看了看張春橋,從無意的一剎那間裡,他看到了張春橋的眼睛。啊,還是那樣烏黑透亮,還是那般閃閃發光,還是那種滴溜溜的神采。人們說。眼睛是心靈的窗口,從張春橋的眼睛裡可以看到他的深埋在心裡的仇恨,和火燒般捲土重來的渴望。是的,只有對現實不共戴天般怒憤的人,才有那樣的眼神。

  汪東興想起了將他押走的那一刻時張春橋的眼睛,足以能使他感到脊背上冒冷氣。

  張春橋在他們的心目中,幾乎就是陰謀和鬼計的化身。他那冷峻的面孔和咬牙切齒的批判,往往使相當一批人想起來就感到發顫。甚至人人認為,江青的一些壞事的來源,都是出自張春橋的點子。這個搖羽毛扇的軍師,眼睛似乎一轉,就有一個什麼主意從他的嘴裡蹦了出來。

  鄧小平和胡耀邦談話時就說:“張春橋在江青反革命罪案中,是一個最壞、最毒辣的角色。他善於出奇不意地抓別人的小辮子。現在看清楚了,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本來就是類似張春橋這樣的人主觀臆造出來的東西,根本沒有那回事。但是,毛澤東根據張春橋、姚文元的捏造,使毛澤東對中央和北京的現狀作出了更加違反實際的估計,認為資本主義復辟迫在眉睫,於是發動了這麼一場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既然對我們失去了信任,那當然就得重用江青、張春橋、林彪、康生這些人。這就註定了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場災難。對於張春橋這樣的人,如果不給予法律的制裁,就杜絕不了這樣的人?/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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