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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東兵：《張春橋在獄中》（第21章——27章）
作者: 望星海
日期: 2007-02-14 10:48

第二十一章 是默認 還是傲視？

設立在北京正義路一號的特別法庭附近，出現了七、八個身穿黑衣服的普通工人模樣的男男女女，他們向四周的人們詢問和打聽審訊張春橋的時間和地點，引起了警察們的注意。待他們上去查問時，才知道他們是所謂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上海武鬥事件的受害人，到這裡來就是為了向張春橋討還血債的。
看來這些人的消息十分靈通。一九八0年十二月四日上午，已經休息了一個多星期的張春橋，再次被押到這裡接受特別法庭的調查。
張春橋還是那副老樣子，只不過看上去精神更加憔悴，顯得非常疲憊。但是，透過他的金絲眼鏡片，他的那隻黑溜溜的眼珠子在向四周滾動着，觀察着人們對他的態度。在他走向被告席的時候，旁聽席上的許多人們在爭先恐後地朝他觀望，就像見了電影明星一樣。這倒使他感到挺神氣的。
“張春橋，本庭現在對起訴書指控你的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和一九六七年五月份別在上海和濟南製造、挑動武鬥事件，鎮壓群眾，使大批群眾傷殘的事實進行調查，請你如實地回答本庭的提問。”審判員一開始就把法庭調查的內容講了出來。
張春橋翻了翻眼珠子，故意把頭仰得很高，不回答法庭的任何提問。
“張春橋，你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八日，有沒有從北京打電話給你的老婆李文靜，讓她給徐景賢傳話，傳了什麼話你知道嗎？”
張春橋當然對那段歷史是記憶猶新的：
一九六六年中旬，繼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總司起來造上海市委的反後，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市委寫作班黨支部書記徐景賢受張春橋指使，帶領一批人也起來造反，成立了“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指責市委“蓄意把群眾打成反革命”，號召群眾和幹部起來奪權。這時，陳丕顯支持一批保衛市委的工人成立了“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而與“工總司”和“機聯站”對着幹了起來。
“赤衛隊”在上海的《解放日報》事件中，支持市委，聲稱“工總司”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操縱的反動組織”，公開說曹荻秋和陳丕顯是好幹部。十二月十日，曹荻秋簽字承認的《解放日報》事件是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結果，支持了“工總司”。第二天，王洪文為“工總司”等組織在上海人民廣場召開了有六十萬人參加的“迎頭痛擊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大會”，慶祝在《解放日報》事件中的勝利。曹荻秋在和王洪文等人的談話中表示：“赤衛隊的大方向錯了！”
於是，這年的十二月廿三日，“赤衛隊”也在人民廣場召開了“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曹荻秋又在大會上簽字承認了“赤衛隊”的八項要求，承認他們是革命群眾組織。兩天后，“工總司”在文化廣場召開了批判以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在王洪文等人的嚴詞批判下。曹荻秋簽字撤銷了對“赤衛隊”的支持。
這下，憤怒的“赤衛隊”於十二月廿八日組織近萬人到康平路上海市委機關辦公地點，要求曹荻秋接見，強烈要求上海市委和曹荻秋承認“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他們占據了市委的辦公大樓，在那裡安營紮寨，宣布已經奪權。
這時，馬天水向正在北京的張春橋打電話報告：“‘赤衛隊’在康平路抄了你的家，他們還要製造全市性的停水停電停交通的反革命事件，中央應該對此事進行緊急干預。”
十二月廿八日深夜。張春橋給王洪文等人打電話，了解了情況後，說：“陳丕顯在這個事件中是後台，你們必須高度警惕。對‘赤衛隊’衝擊市委機關，抄柯老家等反革命行為，你們必須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要讓在北京的同志迅速趕回上海，進行鬥爭。這場事件是走資派陳丕顯這些人一手策劃的，你們應該看到這一點。’於是，王洪文馬上出動宣傳車，十一月廿九日，曹荻秋來到康平路，和‘赤衛隊’進行談判的時候，王調來十幾萬造反派隊員。把康平路主要街道團團包圍起來。同時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聯合指揮部。’”
十二月廿九日下午，張春橋又打電話給他的妻子李文靜，說：“勝利的果實不能被‘赤衛隊’奪走，要告訴造反派，對‘赤衛隊’破壞生產的活動絕對不能置之不理。你有沒有辦法通知造反派？要告訴他們，現在上海的桃子熟了。這個桃子不能讓陳丕顯摘去。對‘赤衛隊’要加強政治攻勢，要瓦解他們。’李文靜把張春橋的電話精神通知了徐景賢后，‘指揮部’開會決定，要在十二日三十日凌晨二時向‘赤衛隊’正式衝擊。”
法庭出示了王洪文等人編寫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記》裡的記載：“工人造反隊員從下半夜兩點鐘左右，開始向盤踞在康平路舊市委書記處的赤衛隊進行衝擊。到六點鐘康平路舊市委書記處院內的赤衛隊全部投降。七點鐘，近兩萬名赤衛隊排成單行，分成六路，到四條馬路上集中，袖章繳下來六大堆。”同時，法庭公布證詞，“‘赤衛隊’中有九十一人受傷，許多的人被打得鮮血淋淋。‘工總司’十二月三十一日發布緊急命令，要求各造反派隊員，把赤衛隊的頭頭統統抓起來。於是，由陳丕顯和曹荻秋公開或暗中支持的‘赤衛隊’就這樣被鎮壓下去了……”
“張春橋，你承認不承認康平路的武鬥事件是你一手策劃和支持的？你可以看看你當時的講話記錄和大事記中的記載！”
張春橋對法警送過來的證據，看都不看，把頭扭到了一邊。
這時，法庭傳徐景賢出庭作證。當這個曾經是上海市委書記的造反骨幹出現在法庭上的時候，張春橋用眼睛的餘光瞟了他一眼，看見他滿臉愁容，一副驚恐不安的樣子，只得暗暗地嘆了一口氣。
徐景賢結結巴巴地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九日，張春橋的老婆李文靜從她的家裡給我打電話，說她和張春橋通了電話，把康平路大院的情況對張春橋講了。張春橋聽了以後，在電話里指示說：要告訴徐景賢轉告上海各造反派組織注意，不要‘赤衛隊’把勝利的果實奪走了。我接到電話後，立即向王承龍、朱永嘉等‘機關聯絡站’的成員傳達了張春橋的指示，並由他們分別向造反派組織的頭頭作了傳達。就在這之後，‘總工司’當晚調來了大批造反派隊員到了康平路，對‘赤衛隊’大打出手。據事後王承龍告訴我，光是傷殘的人就有近百人。這些都是在張春橋的指示下干的，我當時沒有參加。”
法庭上宣讀了李文靜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日的證詞，同時宣讀了張春橋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對山西太原在京的代表講話時的節錄，當時他說：“‘赤衛隊’進入康平路，我們在北京聽到這個消息可擔心了。我們就打電話叫造反派趕快參加戰鬥。後來造反派就沖了。這次較量是個轉折點，這一仗一打，市委癱瘓了，垮了，講話沒有人聽了；‘赤衛隊’也垮了，造反派占優勢了。這才保證了上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正確前進。”
審判員問道：“張春橋，你聽見了沒有？剛才宣讀的，是不是你的講話？”
張春橋哼了一聲，把身子稍微扭一扭，不答理他的提問。
審判員說：“被告拒不回答。請記錄在案。”
緊接着，法庭起訴書指控張春橋於一九六七年五月在濟南支持山東省革委會主任王效禹製造武鬥事件、鎮壓群眾的犯罪事實進行了調查。對所有的證詞證據，張春橋一概採取了不看不理不回答的策略。他的態度不時使旁聽席上發出笑聲。
“現在本庭對起訴書指控你在一九六七年指揮上海代號為‘二四四’的特務組織‘游雪濤小組’，進行了跟蹤、盯梢、綁架、抄家、秘密刑訊和搜集情報等法西斯特務活動的問題進行法庭調查。”審判員王志道宣布完主題後，問道：“張春橋，上海的‘游雪濤小組’是不是由你指揮的？你指使他們幹了些什麼事情？”
儘管審判員連續訊問，張春橋就是死不開口。他歪斜着腦袋，半閉着眼睛，似睡非睡，默不作聲。
王志道說：“本法庭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曾多次向你宣布：你在庭審中有辯護的權利。你可以作出有罪的陳述，也可以作出無罪的辯解。今天是庭審調查，你對起訴書指控你的事實，如果你認為是屬實的，要如實地供述，如果你認為事實有出入的，可以提出否認的根據來。我們是依法辦事的。”
張春橋的嘴角再次露出了譏諷的嘲笑，使人很容易聯想到他在批判鄧小平的那副竭盡諷刺挖苦之能事時的表情。這時，他又顯露出來了。
公訴人王芳講話了：“起訴書指控張春橋指揮‘游雪濤小組’特務活動的犯罪事實，證據確鑿，事實清楚。我請法庭出示有關的證據。”
法庭上宣讀並投影的第一份證據，是有張春橋親筆批示、由“二四四”小組頭目游雪濤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寫給張春橋的信和《一年工作總結》。這些材料里有這樣的話：“從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九月，我們在一條特殊的戰線上戰鬥了一年兩個月，大量的工作是同敵人進行隱蔽的鬥爭。為上海的戰鬥指揮部提供了大約一百萬字以上的各種情況反映和調查報告，從中央到地方直接問接地摸了不少老虎的屁股……”
王芳在發言中說：“這裡的特殊戰線和隱蔽鬥爭，就是特務活動。這一點，張春橋自己比別人更清楚。法庭上出示的游雪濤一九六七年十月廿六日筆記本上記錄的張春橋的話，已經很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筆記的原文說：‘春橋同志指示：你們要小心，謹慎，人不要太多，但是要絕對可靠，要當心。你們去搞人家的特務活動，人家也會搞你們的特務活動的。這一點你們要格外地清楚。’這就給張春橋作了死證。”
張春橋再次挑釁性地掃了審判台上的法官和公訴人一眼，嘴角撇了撇，既是不服氣，是也蔑視這些他認為一竅不通的法官們的無知。在他看來，政治鬥爭從來就是這樣的。
這時，法庭傳來了參加過游雪濤小組的原上海崑劇團演員莊瑞雲，讓他對游雪濤特務小組的內幕進行揭露，他的證詞說：“張春橋感到自己從事政治奪權鬥爭，需要一支如同蔣介石門下的戴笠那樣的特務人馬，便於一九六七年四月任命游雪濤為上海市革委會群運組副組長，使其用合法化的身份來掩護其非法的秘密活動。這個小組進行活動的手段十分卑鄙，有‘打進去、拉出來’，‘以毒攻毒’、‘美人計’、‘大搞逼供信’、‘體罰、毆打’，‘冒充國家有關機關’、‘利用群眾組織名義’等等手段搞情報。”
人們很奇怪，這個游雪濤怎麼能叫“二四四”的代號呢？其實，這只不過是上海市革委會群運組在上海永福路二四四號辦公的一幢獨立的小樓。
公訴人王芳發言道：“游雪濤的原名是‘掃雷縱隊’，一九六七年初因密報上海警備區軍內動態和有關炮打張春橋的情報受到了張春橋的賞識，同年四月游雪濤本人被任命為上海市革委會群運組副組長，使這個組織合法化，用合法的身份掩護他們的特務活動。這個特務組織設有活動的據點，有專用的特務活動經費，配備着汽車摩托車、手槍、手雷、微型錄音機等等特務活動器材和工具。游雪濤嚴格地挑選人馬，共有三十五個人員，其職業五花八門，有歌劇演員、雜誌編輯，也有醫院醫生、復旦大學學生、同濟大學學生，等等。他們就是用這樣的手段，來對付黨和國家的領導人……”
根據公訴人的要求，法庭出示、宣讀了證據，主要有：
偵察所渭江蘇“老人串聯會”，誣陷華東地區黨政領導幹部搞“反革命地下武裝”，誣稱後台“可能來自陳丕顯，並且有跡象表明，總根子一直通到陶鑄、譚震林身上”等等；誣陷江華、魏文伯、陳丕顯等“合謀對偉大專政手段”以及“江華密謀兵變”；誣陷曾經在華東地區工作過的九十七位黨政負責人為“黑線”人物，其中包括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等人……
證詞表明，張春橋的特務組織“游雪濤小組”共製造了廿六起冤案，誣陷、迫害幹部和群眾一百八十三人，其中五人致死。
法庭出示的證據里，有張春橋當年的秘何秀文的證詞，他說：“游雪濤為張春橋搞了大量的反革命情報，他和游雪濤的談話，經常背着我，一九七○年十月，張春橋做賊心虛，讓我親自燒掉了游雪濤的那些材料，說是過時了，沒用了……”
張春橋坐在被告席里，眼睛雖然閉着，腦子卻在活動着，他想起了游雪濤這個人……
游雪濤，生於一九三五年江蘇無錫一個城市貧民家庭，一九五六年八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他是上海《青年報》的記者，擔任了文藝組的副組長。他造反後不久，給張春橋提供了不少反映文化大革命中各種政治勢力的材料和消息。開始，張春橋對這個年輕人表示了重視，提議他當了革委會群運組副組長。後來發現他提供的材料里水分越來越多，甚至搜集起王洪文、徐景賢等人的材料，連姚文元的材料也開始搜集了。於是，他在一九七○年初對上海市革委會的徐景賢、王洪文等人作出批示：
“游雪濤這個人到處搜集材料，究竟是要幹什麼？如果只是在運動初期，給我們提供一些走資派的材料是可以的，但是他後來的活動顯然離開了應該規定的範圍，使我越看越像搞什麼情報工作了。這就離譜了。你們對他的活動應該警告，讓他下廠去鍛煉鍛煉。”
一九七○年八月，由徐景賢代表張春橋約見了游雪濤：“經市革委研究決定，從明天起，你下廠勞動去！”但是，游雪濤並沒有就此罷休，他接連給張春橋寫信，大罵王洪文、徐景賢等那些文革新貴，終於激怒了張春橋等人，於是他被王洪文親自派的人秘密逮捕了……
游雪濤的活動從開始到結束，總共只有三年的時間。其中後來的兩年裡，他給張春橋提供的材料，絕大多數是反對王洪文、王秀珍等市委領導人的……
春橋在抓起游雪濤的時候，在會議上專門講過：“這個游雪濤最後發展到向無產階級司令部宣戰的地步，很令人們深思。他的頭腦里是懷疑一切的，目無政府主義的毒太深了，誰也不相信，誰也敢反對，甚至公開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我們所做的事情統統不滿，這樣的人怎麼能不走向自己的反面呢？所以他的教訓應該值得所有的革命造反派們吸取……”
後來，也在對游雪濤的材料上批示：“對游雪濤，不要點什麼問題，心平氣和地和他講道理，使他感到不是為了打擊他，而是幫助他，弄清問題，大家主動。我們和他並沒有什麼關係。通過對他的教育，事情一切就都清楚了。”
現在，把他的問題統統栽贓到我的頭上，豈不是有點顛倒是非嗎？張春橋這樣想道。有幾次他真的想開口說幾句話，用來駁斥他們對自己的污衊，但是，話到嘴邊他又強咽回去了。他清楚地知道，不管給自己找什麼樣的罪名，目的都是為了把自己徹底，打倒而搞臭，即使沒有這樣的問題，也會有那樣的問題，欲加之罪，是總能夠找出各種各樣的罪名來的……
張春橋聽到法庭調查所謂游雪濤搞特務活動的調查結束以後，審判員曹理又開始審理所謂陷、迫害上海市黨政領導人的犯罪事實。
法庭出示了一件件證據證實，張春橋夥同姚文元，在各種會議和講話里，稱上海市委是資產階級的頑固堡壘”、“黑班子”，說陳丕顯是“反革命兩面派”，“無產階級最危險的敵人”，定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曹荻秋是“叛徒”。在張春橋的指示和同意下，上海市的黨政領導有十七人被定為“叛徒”、“特務”、“反革命”，曹荻秋和副市長金鐘華被迫害致死……
張春橋對這樣的指控，採取了不屑一顧的嘲弄態度。他在法庭上對所出示的證據，連看都不看，一概斥之為：“你們胡鬧！”
一直到休庭後，張春橋出了法庭的大門，他才對押送他的戰士說：“搞這些反革命的醜劇，只能說明了我的光榮和正確。我在法庭上不置一詞，就是對他們的蔑視！”
張春橋，終於在這時才說了句心裡話。
這，才是真實的張春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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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紅旗永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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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2007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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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ID:228594 2007-2-3 21:42:51 25 樓

第二十二章 我不認為這是結束……
在幾名被告的法庭調查中，只有張春橋的時間是最短的。張春橋的閉口不言，使得對他的調查只是公布若干的證據，於是大大地縮短了那些本來是很有意思的過程。這，使得旁聽席上的人們對此很不滿意。他們說：“我們千里萬里趕到北京，就是為了聽聽或看看張春橋的表演，他坐在那裡連個屁都不放，有什麼意思呢？還不如看吳法憲哭鼻子有趣呢！”
監管員奉命幾次給他做工作，勸他在法庭上行使他自己的權利，進行公開的辯護和陳述自己的理由。他說：“不管你的辯護起不起作用，這都是你留給歷史的痕跡，後人研究你的歷史時總會有個比較。你應該相信廣大的人民群眾是會有辨別能力的。”
“你還是以為今天的法庭是代表人民的嗎？”張春橋突然對他開了口，“你看看審判台上的法官們，哪一個不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對立面？他們本身在運動中受到了革命造反派的衝擊，又不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群眾，所以，他們就是要把所有的仇恨集中到我們的頭上，在這種顯然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個政治派別的鬥爭中，我怎麼能在我的對立面前尋找公正的答案呢？我在他們的面前，保持沉默，就是用不予回答和理睬來和他們進行鬥爭！”
監管員根本說服不了張春橋，更無法完成改造他的任務。在這樣一個獨特的罪犯面前，他的能力顯得實在是微不足道了。
經過了幾次開庭，張春橋已經熟悉了特別法庭的程序。他認為，這樣的法庭其實完全是個假樣子，就像舞台上演戲一樣，他們是按照事先準備好的本子來進行表演的，他們根本沒有對自己這些人處理的決定權。真正的導演是幕後的那個決策人，為首的就是自己的老對手鄧小平。
他很清楚，在周恩來和毛澤東都病重的時候，葉劍英和鄧小平都圍繞在周恩來的病床上，一直請求周恩來帶病去見毛澤東，要求讓鄧小平主持中央的工作，實際上是要求在總理百年之後接替那個位置。王洪文親赴長沙和周恩來分別會見毛澤東時，毛澤東對王洪文有句話：“你們不要多說什麼，中國的大局我很清楚。有人想試一試，就讓他試一試嘛，我又馬上死不了，你們着什麼急！”
王洪文回來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其中包括學習馬克思、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等一系列內容後，張春橋發現鄧小平等人只是關心着對他有利的那些東西來傳達。他對張春橋說：“意識形態的東西，你張春橋負責，我們這些人只抓具體的工作。”
“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學習，可是全黨的大事呀。”張春橋說，“我建議你在講話里強調一下，以示黨中央的聲音是一致的。現在外面已經有了種種謠言，我們要用實際行動避謠呀。”
“謠言算什麼？”鄧小平漫不經心地說，“讓他們愛說什麼說什麼去。文化大革命中對我的謠言就更多了。到頭來還不是一場空。是要看我們究竟是要幹什麼！只要我們幹的是人民群眾歡迎的事情，我們就能在歷史上站得住腳。否則，就是再講什麼理論也是不行的。春橋同志，你明白這點嗎？”
張春橋已經聽出了他的話意，就說：“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就是繼續沿着毛主席的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引的方向，把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鬥爭進行到底。如果不是這樣，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豈不就是半途而廢了嗎？”
鄧小平搖搖頭：“這個我管不着。這是你們的事情，你們愛怎樣就怎樣吧。”
張春橋感到了這場鬥爭的複雜和尖銳。那時，他和江青、王洪文、姚文元，還有華國鋒、紀登奎等人幾乎每天都在一起研究形勢。他們一致認為，像鄧小平這樣地下去，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保不住，而且一定要走回頭路。華國鋒曾經憂心忡忡地說：“一個鄧小平，一個葉劍英，他們都是對文化大革命心懷不滿的人，現在他們倆幾乎把總理包圍住了，天天往總理那裡去，干擾得總理不能好好地休息。他們要幹什麼？是要權呀！”
江青當時還表揚華國鋒：“國鋒同志的講話講到了點子上去了。現在的問題就是圍繞着權力問題展開的。不過我們應該相信主席，他是會明察秋毫的。我們可以在他面前提出問題，最後的決定聽主席的。”
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他們產生了讓王洪文等人到長沙向毛澤東反映他們的意見等一系列的事情。其實，他們的意見已經通過各種渠道反映上去了。毛澤東在各種場合，都給了他們明確的答覆。其中布置一系列重大任務，對鄧小平、葉劍英等人來說並不利。
張春橋想到，鄧小平終於達到了主持中央工作的目的。毛澤東把黨政軍的大權交給了他，他一上台就對江青、張春橋大打出手，幾次開政治局會議對他們進行圍攻。一九七五年的七月、八月、九月三個月，把鄧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司馬昭之心暴露得淋漓盡致。於是，毛澤東忍無可忍地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周恩來逝世後，毛澤東從穩定形勢的大局出發，選擇了華國鋒。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的通知：“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會議一致通過，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就在這個文件里，還有一句話：“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
這是毛澤東一慣的鬥爭藝術和技巧。他的決定里充滿着深遠的意義、複雜的內涵。他在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極大地緩解着黨內相當大的多數對江青、張春橋等人的不滿和氣憤。他用這種手段在平衡着各種複雜的矛盾，同時也是給江青、張春橋擴大着他們的隊伍和力量。這片苦心，直到張春橋進了監獄之後他才悟了出來。但是。一切已經晚了。
歷史老人對匆匆來去的政治家們非常苛刻，他給人們的機遇從來是一帶而去的。當你不善於及時地捕捉住它時，它對你的嘲弄和懲罰往往是最為殘酷的。本來，毛澤東已經給他們提供了很多的也是很好的武器，但是他們的敏感和政治家的手段並沒有緊密地結合起來。他們習慣了毛澤東在世時的那一套對各種政治勢力所熟悉的鬥爭策略。那套東西，就連毛澤東的對手們也已經瞭如指掌了，遺憾的是江青還在那裡當作新鮮武器來玩弄。這就決定了她一定要失敗。葉劍英和華國鋒的成功，利用了他們耍弄陰謀的秘密活動，也利用了毛澤東對華國鋒的信任。這兩者的結合，迷惑了中國絕大多數的黨員和幹部，也迷惑了中國的老百姓。在這些人面前，張春橋自己感到自己的確是書生氣十足，把複雜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看得太簡單了。
說老實話，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張春橋寫上那篇已經被揭露出來的日記，即《三月二日有感》，只不過是他的一種發泄。他還有更為重要的日記，可惜當局不敢給他公開出來。他倒是希望他們能夠全部公開，那樣會在全國人民面前更加顯示他的遠見和才幹。在他三月二日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話：“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錯誤路線總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於一時，在下就是他的了，要開始一個什麼新時代了。他們總是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
其實，他在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正是在過高地估計着自己的力量。他是既不善於依靠自己的，也不善於團結和爭取同盟軍，他昏頭昏腦地想憑着過去那點微不足道的資本來在中央的全會上獲得勝利，正好中了華國鋒的緩兵之計。
“張春橋，你不要再抱什麼幻想了，你們的那一套已經完蛋了。我看你還是面對現實吧。”監管人員大概是在例行公事，總是在張春橋思考問題的時候來打擾他一下。“如果你現在能採取一些主動措施，對你的最後處理是會有幫助的。你的問題中央很關心，鄧小平同志也對你的處理很關心。上頭一再給我們說，只要你有絲毫的悔改之意，法庭在處理時都會體現出來的。”
張春橋鐵青着臉，好大一會兒才吐出幾個字：“做夢！”
其實，他自己就常常在夢中來打發日子的。儘管他清醒後覺得很荒誕。
不知怎的，他又想起一九六二年八月劉少奇重新修改、增刪的那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來了。毛澤東批判這本書是：“欺人之談，脫離現實的階級鬥爭，脫離革命，脫離政治鬥爭，閉口不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閉口不談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宣揚唯心主義的修養論，拐彎抹角地提倡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提倡奴隸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他的要害就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說來也是叫人莫名其妙。這本書出來時，全黨幾乎沒有任何人站出來批評，也沒有任何人能夠識別出它的問題。到一九六五年，僅在北京，書就印了廿二次之多，並譯成五種文字大字大量發行。這到底是個什麼問題？
林彪的天才論也是這樣。如果他不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鼓吹設國家主席，如果林彪的死黨們不在會議上跳出來反對我張春橋和江青等人，也許就沒有後來的林彪事件，也不會有這樣的結局。現在這樣的局面，究竟說明了什麼問題呢？
張春橋坐在桌子旁邊，費盡心機地思考起這些亂七八糟的問題來了……
他想起，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上發表了一個講話，他說：“階級鬥爭是長期的，曲折的，往往會有反覆的。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的所有制，不等於政治上、思想上的鬥爭就沒有了。資本主義思想，幾十年、幾百年都存在。資產階級是可以新生的。如果不警惕，遲早要吃大虧。現在有人要搞單幹，單幹勢必引起兩極分化，兩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有些人，名為共產黨，實為國民黨。我們中央的有些部門、有些單位，從不作報告，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獨立王國，四時八節強迫簽字，上不聯繫中央，下不聯繫群眾。這樣下去，還不出修正主義？”
如果說毛澤東是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那麼他斷定：今後的鬥爭會有反覆的！
當然，這只是張春橋自己的一廂情願。對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似乎已經給他們定了性，都覺得他們要想翻案真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了。在中央政治局討論如何給他們判刑的時候，鄧小平提出了這個問題：“現在，我們同江青集團的鬥爭究竟結束了沒有？許多的人似乎還有問號。林彪集團，翻案不翻案，似乎沒有什麼風波，大家對他們的意見都是一致的。就是對江青集團，有人總是心有餘悸。因為這個集團是和毛澤東同志聯繫在一起的，是毛澤東生前很信任的幾個人。似乎只要是毛澤東定下來的事情，總會有反覆。這個問題，我和陳雲等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認為，不在於是誰定下的事情，關鍵在於正確不正確。江青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罪惡，已經罄竹難書了。為什麼還要對他們有幻想呢？這當然是不應該的。”
他這麼一講，許多政治局委員就上來了。陳雲說：“我記得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我在張春橋那個小組裡參加討論。張春橋和我談話時說過這麼一句話：‘你們這些老同志已經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現在就是該讓文化大革命湧現出來的這些新生力量提當大任的時候了。你應該支持他們出來工作，不要給他們拖後退。新生力量總是要戰勝腐朽的、落後的力量的，這是一個誰也扭轉不了的歷史規律。請陳雲同志能夠認識到這一點。不然還會犯歷史性的錯誤。’這句話，我一直在認真的思考，是不是這樣一種情況呢？如果是，他們為什麼今天要失敗？如果不是，我們應當怎樣避免歷史再倒退呢？為什麼現在一些人提起江青和張春橋總還有這樣的那樣的說法？就是他們還有市場。若干年後，會不會有人替他們翻案？我看很難說。但是我們應該有一條信心，那就是我們的判刑要扎紮實實，合情合理，經得起歷史和我們的後代的鑑證。”
到了審判委員會會議上，各種各樣的議論就更多了。
“必須依法辦事，否則，就會前功盡棄。”江華這樣說，“只要我們掌握了這條原則，就不要擔心以後什麼江青和張春橋翻案的問題。我們這次判決，給江青、張春橋挑起的鬥爭劃上了一個完整的句號。是不是我們黨和他們的鬥爭結束了呢？還要看我們這次的審判是否成功。這一條是肯定的。”
於是，這個委員會裡，圍繞着量刑和適用法律問題，展開了熱烈的、一時很難最後下結論的討論……
張春橋可以看報紙了。他的第六感覺使他意識到在對他們的判刑上，必然會出現爭論。別看法庭上那些法官們一個個道貌岸然，他們難道不清楚，起訴書裡對他們的指控其實不都是針對着毛主席嗎？放在毛澤東生前，出現這樣的情況究竟會出現什麼樣的結局，難道還不是很清楚的嗎？在中國法律的天秤總是隨着權力而傾斜的。這樣的局面本來是不言而喻的。群體意識，使相當的多數都是看權力掌握在誰的手裡。真理的標準往往就是以權力來作為衡量是非的尺碼的。這一點，不是用理論，而是看事實就清楚了。要是鄧小平不上台，不使華國鋒失去了權力的重心，他能這樣地發號施令嗎？
於是，他這樣設想：權力是否永遠姓鄧？換句話說，鄧小平及他所代表的這個集團是否能永遠地掌握中國的權柄？這就是這次鬥爭會不會有反覆的根子。他不相信中國的最高權力就永久地落到了他們這些人手裡。他相信。堅信毛澤東思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會重新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裡的，於是，他把自己最後的希望，寄托在這些人手裡。哪怕是等上十年、幾十年，他也相信這一切都是暫時的，眼前的一切都不是最後的。
說老實話，能夠使張春橋建立起信心的，還是毛澤東的那些多如牛毛的論述：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就多次引用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講的話：“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是列寧創造的黨。雖然，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但是，我勸同志們相信，蘇聯廣大的人民、廣大黨員和幹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義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
既然蘇聯是如此，那麼中國也一定會是這樣的。張春橋這樣地想。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澤東在致江青的一封信中說：“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到了一九六九年四月廿八日的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又說：“過若干年，也許又要進行革命。”
一九七一年八月到九月初，毛澤東多次這樣講：“我們唱了五十年國際歌了，我們黨內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還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產主義就沒有鬥爭了？我就不信。到了共產主義也還是鬥爭的，只是新與舊，正確與錯誤的鬥爭就是了。幾萬年以後，錯誤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毛澤東的這些話已經深深印在張春橋的腦海里，斧頭也砍不掉了。他就是憑着這些東西作為支柱，拼命的掙扎着，掙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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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ID:228595 2007-2-3 21:43:32 26 樓

第二十三章 他仿佛什麼也沒有聽見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對張春橋的審理進入了法庭辯論的階段。由於張春橋拒絕對任何事情進行回答，同時也拒絕了任何形式的辯解。所以，使得這次法庭辯論完全成了公訴人在唱獨角戲。旁聽席上的人們對未能看到張春橋的精彩的表演而感到遺憾。
張春橋來到法庭的時候，嘴噘得高高的，竭力要顯示出自己的凜然正氣。但是他的模樣並沒有完全達到他的目的，仿佛像一尊石雕，蠟黃的臉上毫無血色，坐在那裡就像一個沒有生命的殭屍。
這時的審判長曾漢周，已經坐到了主審官的席位上，他宣布了辯論的開始。
公訴人馬純一是在沒有對手情況下發表他的辯論詞的。
“被告人張春橋，為了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早在一九六七年初就在上海說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終就是奪權，從基導到中央，黨權、財權、文權以及其他權，我們所有的權都要奪。’並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他把革命多年的老幹部視為他們一夥篡黨奪權的嚴重障礙，污衊老幹部‘沒有一個好東西’，主張‘一個也不留’。張春橋的這些主張，實際上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行動綱領。他們正是在這個綱領下，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瘋狂地鎮壓廣大幹部和群眾的……”
一提到奪權，張春橋馬上想起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廿四日，毛澤東把上海市的臨時權力機構正式定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時，對他講的話：“從上海掀起的奪權風暴，是社會主義歷史條件下的真正革命，比新民主義革命的意義要深刻得多。你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紅秀才可是要好好地作文章哪。現在最大的關鍵，是要把革命隊伍里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問題。上海要做這個工作的帶頭人。對於你們的奪權，我們的敵人肯定是要攻擊和造謠的。我看，讓他們罵上一個世紀他們就不罵了。那時我們的這場革命的意義就會得到舉世的公認。”
對上海的奪權鬥爭，毛澤東親自指示，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進行了祝賀。張春橋至今記得裡面的內容：“你們實行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成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緊緊地掌握在自己的手裡。你們的這一系列的革命行動，為全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一切革命群眾，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我們號召全國的黨、政、軍、民各界，號召全國的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幹部，學習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前進！”
那時的張春橋，面對全國各界的歡呼和學習，是何等的風光呀！
公訴人講到這裡時，特意看了看張春橋。張春橋像是睡着了，身子稍微有點搖晃。其實，他是為他陷於回憶中的精彩而得意忘形呢。
馬純一繼續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張春橋指使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第一次推向社會，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一九六七年四月至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張春橋多次誣陷人大常委委員長朱德是‘大軍閥’、‘老機會主義者’。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張春橋指使王洪文、徐景賢等人編造所謂《陳毅反動言論小集》，污衊陳毅‘投降帝修反’，‘為復辟資本主義而大造輿論’。同時，搜集編造了誣陷葉劍英、李先念、陳雲、聶榮臻、李富春、譚震林等人的大量材料。一九七四年十月，張春橋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密謀策劃，誣告鄧小平等人搞篡權活動。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張春橋又以‘天安門事件’為藉口，誣陷鄧小平是‘納吉’，給再次打倒鄧小平定了調子……”
張春橋的額頭上，沁出一層細密的汗珠。在閃光燈的照耀下，發出黃喇喇的明亮。但是他的臉上沒有絲毫的表情，使人們很難猜測他的內心究竟是在想什麼。他的兩條腿在不停地交換姿勢，支撐着他那瘦弱的身體。
他的耳旁，響起了毛澤東對他和江青的稱讚：“江青、張春橋他們在反對劉少奇和林彪的鬥爭中，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是作了決定性的貢獻的。他們在路線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好的，有功勞。但是不能背上包袱。背上包袱就要驕傲。他們的問題主要是驕傲的問題。這不好，要和大家團結在一起。這樣才能爭取更大的勝利……”
現在他們所干的，離毛澤東的要求，相去何其遠也！
“被告人張春橋出於篡黨篡國的反革命野心。對於反對他們的幹部和群眾千方百計地進行殘酷的鎮壓和迫害。文化大革命中，在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的指使、策劃下，上海市有十七名市委書記、常委和市長、副市長被分別誣陷為‘叛徒’、‘特務’、‘反革命’，市長曹荻秋，副市長金鐘華被迫害致死。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他直接操縱和指揮‘游雪濤小組’，專門從事跟蹤盯梢、綁架、抄家、監禁、秘密刑訊和搜集情報等特務活動，製造多起冤案，迫害幹部、群眾一百八十三人。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八日，他指使王洪文等人，製造了上海康平路武鬥事件，傷殘九十一人。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他與姚文元在濟南支持王效禹製造省革委大院的武鬥事件，拘捕、關押三百八十八人。”
坐在那裡，張春橋仿佛什麼也沒有聽見，紋絲兒不動。這種功夫，好像經過了多年的修煉，已經老道精熟了。專門對他進行攝影的記者，偶爾可以看到他的眼睛不時地睜開注意觀察着周圍的反應。只有在這時，人們才可以覺察到他並沒有與世隔絕，而是隨時窺測着方向，只要有一個機會，他會像猛虎一樣地向着他的對象撲過來的。
張春橋當然記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人民日報》報導了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的消息，並發表了社論，題為《革命的‘三結合’是奪權鬥爭勝利的保證》，社論讚揚了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堅決執行毛澤東的革命‘三結合’方針，粉碎了所謂階級敵人的假奪權陰謀，終於獲得了奪權鬥爭的勝利。社論指出：‘山東的經驗充分證明：只有革命的‘三結合’，才能及時地識破階級敵人的各種陰謀詭計，實現軍民配合，粉碎他們的假奪權、反奪權的罪惡陰謀。’”
這篇經過了毛澤東審讀的社論，表達了毛澤東對以王效禹為首的革命委員會的支持。在這個新生的革命政權遭到了階級敵人的包圍和反對的時候，我張春橋給予堅決支持是理所當然的。這正是聽毛澤東的話，照黨中央指示辦事的結果。他從心裡這樣想着，狠狠地罵了幾句。只是沒有任何人聽見而已。
公訴人的聲音繼續在法庭里迴蕩着：
“被告人張春橋為了實現其篡黨篡國的野心，早在文化大革命初，就夥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為基地抓武裝力量。他多次布置上海，要武裝所謂左派，改造城市民兵，提出‘要用槍桿子保衛筆桿子革命’的口號，妄圖利用這支武裝力量，來支持他們進行反革命活動。一九七六年九月，在‘四人幫’覆滅的前夕，他給徐景賢等人出謀劃策，策動上海武裝叛亂。這樣的赤裸裸的反革命罪行，難道不是你張春橋經過多年經營的結果嗎？”
張春橋的嘴角咧了一下，隨即鼻子哼了一聲。
馬純一繼續說：“上述的犯罪事實，都是張春橋直接犯下的反革命罪行，情節惡劣，後果嚴重，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沉重的災難。被告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二條、九十三條、一○一條、一○二條、一三八條，犯有陰謀策動武裝叛亂罪，誣陷罪，反革命殺人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在審訊過程中，張春橋態度頑抗，在大量的證據面前，拒不供認所犯罪行，請法庭依法從嚴懲辦。”
公訴人終於講完了沒有人和他辯論的辯論詞，嘈雜的旁聽席上逐漸地安靜下來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轉向張春橋。他們希望能聽到這位被郭沫若稱為‘狗頭軍師’的聲音，那怕是幾句怒罵也可以呀。只見張春橋充滿血絲的眼睛睜開了，他重重地喘了口氣後，又閉上了眼睛。
審判長曾漢周拖着長腔道：“張春橋，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一一八條的規定，你有陳述和辯護的權力，你有什麼可以陳述和辯護的，現在你可以講。”
張春橋的臉色沒有絲毫的反應。整個大廳里靜悄悄的，沒有任何的聲音。和剛才公訴人發言時的情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曾漢周把剛才的話重複了一遍後，看了看手腕上的表，對張春橋說：“現在我們再等你兩分鐘。”
張春橋臉部的肌肉微微地抖動着，法庭里幾乎可以聽見他輕微的呼吸聲。他額頭上的汗珠在往下滾動，但是他連擦都不擦一下，只把他大腿的重心移了一下，以便繼續堅持他那對抗者的姿態。
兩分鐘的時問，對張春橋來說，是那樣的漫長。但是，對審判長來說，只是短暫的一剎。曾漢周終於拍板了：“被告人張春橋不作陳述和辯護，記錄在案。現在我宣布法庭辯論終結。”緊接着，他又說：“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張春橋，你還有最後陳述的權利。你聽見了沒有？”
張春橋咬牙切齒地瞪了審判台一眼，對他的等待不予理睬。
“好，被告人張春橋不作最後陳述，記錄在案。”曾漢周已經完成了他今天的開庭審訊。於是宣布：“現在閉庭，被告人張春橋等候對你的宣判。”
張春橋在法警的押解下，挺胸快步地走出了法庭。在他的眼裡，這只是一場戰鬥的結束，他面前還有更加嚴峻的考驗呢……
張春橋抬起頭來，有意識地看了看天空。啊，萬里無雲，紅日當空，本來是晴朗的季節，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局呢？歷史的老人，你該怎樣地來寫這段叫人傷心落淚和悲痛萬分的歲月呢？他想放聲地大哭一場，又放不下他那張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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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他翻開了《毛澤東選集》……
張春橋和江青在法庭上的態度，激怒了中央政治局的一些人。薄一波拍着桌子說：“我看不把江青和張春橋判處死刑，實在不足以平民憤。全國到處是一片殺聲，我們一個不殺怎能說服了群眾？特別是那個狗頭軍師張春橋，實在是壞得出奇了，這個傢伙一定要殺。江青如果考慮到影響不殺可以，張春橋有什麼功勞？半點功勞也沒有！有的只是罪惡！小平同志，這個板可是靠你來拍呢。”
“別着急嘛，看看審判委員會的意見再說。”鄧小平這時候是最能沉得住氣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一句話足可以定下了他們的死刑，但是這幾個人畢竟是在全國全世界，甚至在歷史上都是最有影響的人，搞得不好，將直接關繫着自己的形象和政權的穩固。稍微的過失，就會給將來造成不可彌補的後果。他不得不慎重。另外，他也知道，不管聽了誰的意見，最後的帳，始終是要記在他自己的頭上的。
鄧小平的案頭，就在張春橋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下午在軍委會議上的講話。那已經是一個歷史文獻了。就是幾千年後，這篇東西也是要說話的。與其將來讓人們說三道四，不如現在就把問題搞得準確一點。於是，他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這樣說：“你們給張春橋定的罪行可以少幾條，不要搞那麼一百多條。我可以告訴你們，他的罪行就是只有一條，也可以判他死罪。其實，他們的問題不在條數的多少。江青、張春橋，最主要的一條就是改朝換代，陰謀奪權，推翻人民民主專政，建立他們的反動統治，這一條還不夠殺他們嗎？夠了！完全夠了！”
在場的人注視着這個國家和正常的總指揮，連華國鋒也像一個小學生似的拿着筆記本在記錄着他的話。
“可是，我看了張春橋的許多材料，包括他的講話。”鄧小平說，“我對他的一些情況就更加了解了……”
是的，張春橋的一些話，特別是在那次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總是在他的耳邊轟響：“上海的形勢比較好。革命群眾的情緒很高。出現這樣的一個局面，主要是靠兩條：一條是靠毛主席。一條是靠群眾。毛主席對上海的工作，是非常關心的。在每一個關鍵時刻，毛主席都有指示。上海革命群眾每一個新的創造，每一個新的倡議，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文匯報》的奪權，上海各革命造反派發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都是毛主席首先支持的。上海體育學院東方紅戰鬥隊寫的那篇《我們魯迅兵團向何處去？》，也是毛主席先發現的。好多我們在上海還沒有注意的事情，還沒有抓到的事情，毛主席就抓到了。”
鄧小平根據他所掌握的情況來看，張春橋的這些話不是假話。在當時，他不需要說假話。這些表功的事情，他不敢強爭。
“有人說我們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只是講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我覺得，這只能是證明在他們的心目中，根本不把毛主席的領導算作黨的領導，不把黨中央的決議算作黨的領導。十六條明確規定了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線，難道這也不算是黨的領導？他們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群眾，更不懂得我們這場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面的革命。如何對待群眾運動，這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毛主席多次教育，多次提出的問題，也是如何對待群眾運動。我想舉幾件事來說明這個問題，其中一件就是安亭事件。”
“在上海一談到工人運動，就會談到安亭事件。去年十一月份，革命工人起來成立革命組織上海市委不批准，兩千多工人就上火車到北京告狀。開車不久，鐵道部命令把他們甩在安亭、蘇州、南京幾個車站上，人數最多的在安亭，所以工人們把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們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線火車全部停開。對這件事，實際上有兩種方針、兩條路線。一條是鎮壓；一條是支持。主張壓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鑄和上海的陳丕顯和曹荻秋。十一月十一日，我去安亭處理這件事，陶鑄給的方針，就是把工人趕回上海，對他們的組織不支持，不承認。我趕到安亭，向工人代表談話，勸他們回上海，理由無非是生產要緊呀，鐵路不能斷呀，等等。這些道理當然是正確的，但是，沒有用。我就平心氣和地聽，聽他們講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天亮以後，接着開群眾大會，一直開到下午四點，開了十六個鐘頭，工人才答應回上海。從這個談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廠里好多工人被打成了‘反革命’，來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們為造市委的反，就組織了一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開成立大會請市委參加，他們不參加。開完大會，要求市委領導接見，他們也不見。實在無可奈何了，才上火車到北京告狀。而上火車以後，又把他們甩在了這個車站上，已經三天三夜了，市委一個人都不來。工人越來越憤怒。”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按照陶鑄的那個方針去做，工人根本不會回上海。要趕回就要鎮壓。這一批人已經被打成了‘反革命’，再加上這次‘破壞交通’，實行白色恐怖，進行鎮壓豈不是理由很充分嗎？是工人群眾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導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的關頭沒有犯錯誤。我答應認真負責地解決他們的問題，才說服他們回到上海。十三日回到上海，同他們的代表繼續談，把問題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現象，工人起來鬧革命才是本質，才是根源。我決定承認他們是革命組織，是合法的組織。只是勸他們，中斷火車是不好的，以後不要採取這個辦法。沒有過多的責備他們。”
“這樣處理，市委堅決反對，說我沒有原則。曹荻秋氣勢洶洶地給陶鑄打電話，陶鑄立即支持他。我也給陳伯達打電話，請中央指示。陳丕顯有了陶鑄的支持，也氣勢洶洶地給陳伯達打電話，提出質問，為什麼這樣做？說中央不是規定工廠裡頭不准成立造反組織，也不成立全市的造反組織，為什麼現在又承認？你們給張春橋多大的權力？非常凶，接連問了幾個為什麼。陶鑄、陳丕顯和曹荻秋的方針沒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後向毛主席匯報，毛主席支持了上海工人群眾。在我們處理安亭事件的時候，工人造反派連幾萬人都沒有，只有幾千人，要鎮壓可以鎮壓下去的。但是工人還會起來，把壓他們的人打倒。我們決不能因為手裡有權，就能壓服群眾。相反，我們是共產黨員，只能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支持革命群眾的行動。今天上海的局面比較穩定，與安亭事件處理得比較穩妥，有很大的關係。現在，從安亭等地回去的這批人，已經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骨幹，主要領導人。就是這批人把上海的百萬工人組織起來了……”
“全市的奪權，我們在精神上並沒有準備。我和姚文元同志一月四日到上海的時候．是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這樣的身份去的，不管同工人談也好，同學生談話也好，別的什麼話也談不進去，就是談市委的經濟主義風颳得很，保市委的‘赤衛隊’的頭頭呼喊着要停電、停水、停交通，給造反派壓力很大。這些情況，我們來以前知道一些，但是百聞不如一見。火車站搞得很徹底呀，整個火車站沒有人管了，車沒有人開，連售票員、檢票員都沒有了。港口從每天裝卸量十萬噸下降到三萬四千噸。外國輪船從平常停泊二十幾隻，擁擠到一百二十幾隻。有一些國家故意侮辱我們，把船上的中國國旗倒掛起來。工人也好，學生也好，談起這些事情來，就非常憤怒，但是不知道怎麼辦。這時市委已經完全癱瘓了，沒有人管了。當時，我們就同車站、碼頭、水廠、電廠還有企業的一些要害部門，例如電報局、郵政局、電話局等部門工人革命造反派一塊商量，究竟該怎麼辦？最突出的問題是造反派工人堅守崗位，有的已經兩三天沒有下班，實在支持不住了。而革命造反派的組織，發展很不平衡。有的單位包括一些要害部門，革命造反派很少。我們就商定重新調動隊伍，把工人、學生重新調到要害部門去，像火車站，就是由鐵路的革命造反派，再加上同濟大學六百多學生，把火車站管起來了。碼頭也是這樣，從各個方面把造反派的隊伍重調到碼頭上去，把大中學生動員到碼頭上去作裝卸工人。開始，有些人擔心，究竟能不能搞好？我們就鼓勵他們，大膽地的把責任擔負起來。火車從來是你們開的，鐵路局局長找不見了，那有什麼辦法，我們自己管。”
“上海的工人階級表現得非常好，學生表現得非常好，有力量，有智慧，我們的工作很少，只是開開座談會，給他們出點主意。比如像《告上海全市人民書》、《緊急通告》這樣文件，完全是工人、學生自己起草的，我們一個字都沒有給他們改，他們很快地把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當中央的賀電來了以後，‘一月革命風暴’的說法才出來……”
“在上海，革命組織犯錯誤的不少。一月中旬，上海最大的紅衛兵組織‘紅革會’，突然發出了對我和姚文元同志的攻擊，指名攻擊我是陶鑄和王任重似的人物，是來摘桃子的。當時，我們商量過，讓他們鬧去吧，不要管他。鬧了幾天，越來越不像話。我和姚文元是參加他們的會的，受了六個小時的圍攻，我們還是耐心地勸他們顧全大局。他們不聽，要開‘打倒張春橋大會’。這時，中央文革小組才決定發個電報批評他們。發這個電報以前，我們還反覆考慮了兩天，到底發不發？在這個過程中，很多的工人和學生要求把紅革會的頭頭抓了起來，我們勸阻了，一個人也沒有抓。‘紅革全’的戰士們造了頭頭們的反，要開萬人的批判大會，我們明確地表示不要開。就是對‘赤衛隊’這樣的組織，革命委員會也沒有宣布它非法，也沒有把它取締，完全是靠群眾鬥爭把它打垮的。革委會只抓了一個人，他是調度所的副主任，是‘赤衛隊’的一個頭頭，他利用職權放一列車‘赤衛隊’上北京，把整個鐵路秩序打亂了，這是犯法的……”
“你們提到了陳丕顯，對他的爭取實在是難呀。直到去年十月中央開會的時候，江青同志把他找來，叫他回去把工作抓起來。江青同志誠懇地對他說：‘我和春橋同志給你當參謀，闢謠的時候，陳伯達也可以去上海幫你。’這不是對他很大的支持嗎？這個人現在我才把他看透了。他當着我的面，對江青同志說：‘啊，前一段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是曹荻秋同志主持的，許多重要的事情都沒有告訴我啊。’其實，上海市委干的壞事，他沒有不知道的。有的是他出的主意，有的是和他商量的。這個人搞兩面派，專學舊政客那一套。有人說他完全是鐃漱石。我一月份到上海，和他談話，而且把毛主席的話告訴了他。我說：‘主席說可以火燒，燒一燒好嘛！希望你經受得住考驗。’但是不行。這個人，過去我們了解一些，但是沒有看到他的本質。他一直搞幕後操縱。從中央回去以後，他就搞平衡，今天接見革命派，明天接見保守派，後天接見革命派，再後天接見保守派，所以兩派都覺得他不錯，到最後一戳穿，兩邊都反對他了。上海搞經濟主義，罪魁禍首還是他，但他到處推說這個是馬天水搞的，那個是曹荻秋搞的，查來查去，還是他搞的。因為他有個基本口號，就是：‘經濟上放寬點。’慷國家之慨，而且死不糾正。一月九日，已經發表了反對經濟主義的《緊急通告》，十一日黨中央給上海的賀電也發出來了，但是他還簽字把老虎車改為國營。到十六日還給‘紅革會’簽發了一萬元的經費。高級幹部轉移財產的不多吧？陳丕顯卻轉移了財產，把自己最心愛的表、金子等等，轉移到毛主席住的那個地方去了。我給他打電話，這個地方你不能住，你要惹大禍的。但他不聽，又請總理給他打電話，他才搬的。他們一家吃飯要大飯店送，每天早點花樣不同，每個人的花樣也不能相同。他怕傳染病，只要有客人到他家裡去，包括我們在內，客人走了，門的把手要用紫外線消毒。這個人完全變了，完全資產階級化了。過去總覺得他是紅小鬼出身，是老同志，總想挽救他，但是毫無結果……”
“我和上海警備區部隊的一些戰士交換過意見，問他們：‘你們對造反派的意見究竟是討厭還是喜歡？’他們說：‘以前是比較討厭的，因為我們長期不介入，紅衛兵傳單不敢看，這是上級規定。紅衛兵給我們一張傳單，回去馬上交給指導員。現在轉變了，因為今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都支持了造反派，那我們也要支持，感情就變了。’同志們，只要真正和造反派混一混，一熟就覺得他們可愛了……”
鄧小平仔細地看了這個講話，對張春橋這個人已經完全掌握了。這個人完全是一個危險分子。如果把他放出來，他能在很短的時間裡把工人和其他群眾煽動起來。他自稱是善於做群眾工作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和造反派是穿着一條褲子的人。對這樣的人如果不採取必要的措施，把他永遠地鎮壓在雷鋒塔下，一旦他們再出世，那可真要造成天下大亂了。
鄧小平的思路通過這次審判，竟想到這裡來了。
幾乎在同一個時刻，張春橋也想到他的這個講話。他想點點這個講話，提醒當局注意一下基本事實，但是他忍住了。他相信他的這個講話遲早會被歷史家們所公開的。就在這時，他打開了《毛澤東選集》，翻到《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這一篇上，認真地研究起毛澤東關於怎樣正確對待群眾運動的基本觀點起來了……
他認為，今天當局對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廣大造反派頭頭的鎮壓，決不是偶然的。是文化大革命以來，毛澤東為代表的革命路線和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反動路線長期鬥爭的繼續；是共產黨和國民黨鬥爭的繼續。毛澤東早在一九六八年的一次談話中就說過：“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從運動一開始，劉鄧就把成千上萬的革命學生和革命群眾打成了“反革命”，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判；現在，他們在“揭批清查”的旗號下，以清理三種人為名，實際上繼續迫害和打擊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以及廣大群眾。如果那時人們還不理解什麼叫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話，那麼通過這次反覆，應該是看得更清楚了。
張春橋始終不甘心這樣的結局，他多麼希望在一個早晨或一個晚上，神州大地來一個天翻地覆的大變化呀！
看到這裡，浮想聯翩，張春橋坐不住了。他站了起來，估計着馬上到來的宣判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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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紅旗永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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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ID:228599 2007-2-3 21:46:32 28 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