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即將出台的物權法已經經歷了諸多爭議。但到目前的所有爭議都還局限在道德和法律的層面上。這使人們忘記了追問物權法的政治涵義，無疑是一種遺憾，因為這種疏忽可能使我們喪失一個洞悉未來的重大機會。
　其實，我們可以從這樣一個簡單問題入手，追問物權法的政治涵義。這是一個很小的問題，但對它的審視足以觀察出中國政權演變的微妙軌跡。這個問題是：

――物權法兼容共產主義嗎？
　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共產主義學說主張以暴力或者和平手段調節生產領域的物權，通過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生產分配計劃的統一性，解決私有制下市場的諸多“失效”，最終達致一種高度的社會公平。在共產主義學說的視野里，一切不公平的資產分配格局都屬於是革命或者改革的對象。
　這是與旨在保護既有物權格局的物權法直接牴觸的。
　固然，共產主義的信念可並不一定要求把“共產”作為現實的目標，而是將其作為一種長遠的追求。但這改變不了共產主義與物權法的對抗性。顯然，如果把共產主義作為現實目標，就是對既有物權格局的直接而明顯的威脅；同樣，如果把共產主義作為長遠目標，則無疑是對未來物權格局的直接而明顯的威脅。
　因此，隨着物權法的出台，共產主義的信眾們將發現自己的信念在中國成為非法的。這就給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一個新的重大問題：如果物權法使得共產主義成為非法，中國共產黨如何才能證明自己執政地位的合法性？
　　這是中共無法迴避也無法解答的問題。由於物權法是由中國共產黨主導提出和主持制定的，因此物權法的出台其實就等於向世界宣示：中國共產黨已經斷然拋棄陳舊的共產主義教條，轉而成為私有制的堅定保護者。
　　但對中共來說，拋棄共產主義還不能完全解決問題。要知道，“名不正言不順”，儘管已經不具有共產主義的內涵，但“共產黨”這個名稱仍然暗示着對既有或者未來物權的直接和明顯的威脅。因此，中共縱然公開宣布放棄共產主義，其尷尬困境也並未結束。如果它試圖證明自己是一個守法的政黨，唯一選項看來就是去掉黨名中的“共產” 二字。
　　不過，儘管存在如此嚴重的邏輯困境，中共方面並不會太認真地對待這個問題。中共的黨名絕不會稍有改變，就連黨章也仍然會堅持把“共產主義”作為其最高理想。事實上，中國的決策者們並沒有意識到或者不太願意思索物權法所造成的政治/意識形態困境，簡單地認為在這部法律獲得通過後，中共仍然可以順順噹噹地在據說長達一百年的社會主義初級階級里牢牢地把握着中國的治理權。
　　但歷史邏輯的威力往往是出人意料的。時間將很快把一種強有力的結果呈現在世人面前。想當年，馬丁?路德以區區幾張“大字報”就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如今物權法也將扮演類似的角色，使中國的政治走勢遭遇拐點。只是這次受到質疑的不是羅馬教廷，而是同樣以救世者自居的中國共產黨。
　　關於物權法出台後的中國政治走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隨着物權法的實施，中國進入了後共產主義時代。
　　在這個時代，以共產主義大旗被拋棄為發端，中共所不願意實施的政治變革事實上已經拉開大幕。由此，政治將取代經濟成為變革的主戰場，政治理想主義將取代經濟理想主義成為變革的主動力，多元化政治格局將取代一元化政治體製成為變革的主旋律。
　　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不妨借用一個中國昔日的口號來回答這個問題：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
　　之所以必然出現這樣的結果，原因很簡單：對於共產黨而言，物權法事實上產生了 “掏空靈魂”和“剔骨去肉”兩大效應。所謂“掏空靈魂”，是物權法本質上具有反共產主義的特性，它使得共產黨完全失去了靈魂或者個性。所謂“剔骨去肉”，是在圍繞物權法的內部爭論中，中共自己瓦解了原有的支持力量。
　　對於即將展開的政治變革而言，“剔骨去肉”效應最為重要。
　　考察中國社會的政治格局，可以分辨出三支大的勢力：第一支是由於“六四”而與共產黨決裂的右翼自由主義人士，他們是反對共產黨執政的主要力量；第二支是依靠社會主義旗幟而勉強聚合起來的中左政治勢力，他們曾經是共產黨的重要支持者；第三支是那些已經或者希冀利用政治權力獲取巨大經濟利益的改革“精英”集團，或者郎咸平所謂的貪官、奸商、無良學者“鐵三角”，他們是影響中共決策的主要力量。
　　倘若說1989年的“六四”事件造成了中國政治結構的第一次大裂變，從“右”的方面削弱了中共的政治基礎，那麼2007年的物權法事件在政治學上無疑具有與“六四”相似的意義。這一次，是從中左的方面削弱了中共的政治基礎。
　　這次物權法之爭，實質是中左政治中左政治力量與“鐵三角”進行的一次大對決，結果是迫使中共決策層不得不在兩個陣營之間選擇立場，最終由於中共決定傾向“鐵三角”，導致了中左政治勢力的“出走”。值得注意的是，在物權法爭論開始之初，人們卻沒有預期到這樣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從物權法之爭及其結果，可以看出中國內部利益鬥爭的加劇，並預示着中國社會分裂的大結局。
　　在物權法爭議初起時，當時正處於“新政”峰尖上的中國決策者們採取了慎重的立場，決定讓這部存在嚴重爭議的法律草案在“修改完善”的冷庫中暫時擱置。
　　然而，這一決定卻不幸加劇了中左政治勢力與“鐵三角”的對峙與對決。一方面，中左政治勢力錯誤地相信自己取得了政治上的優勢，進而要求決策者採取更加激進的行動，以清算“原罪”；另一方面，在十多年來的國企改革中獲得巨大利益的“鐵三角” 感覺到處境的困窘，於是更加迫切地向決策層施加壓力，以求得到赦免“原罪”的“免罪符”，獲得心理上的安全感。
　　物權法正是這樣一道“免罪符”。中共前高官厲有為一語道破了物權法的深醇境界：私有財產無論合不合法都要保護。
　　事實證明，最終的勝利者是“鐵三角”。顯然，他們對於物權法的一再拖延感到憤怒。這種憤怒最後轉化成對中共高層的巨大政治壓力，這種壓力的強大性可以從一些中共高級官員關於“原罪”的一再澄清而得到證實。
　　“鐵三角”的憤怒，其實已經遏制了“新政”勢頭。特別是地方政府在對抗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方面的大膽，已經成為有目共睹的普遍景觀。決策層最終被迫調整對於物權法的態度，將這部尚有諸多技術缺陷的法律付諸人大審批程序，以安撫日益不滿的 “鐵三角”。人大方面顯然已經決心批准這部法律，因此對於不同意見採取了堅定的選擇性失明主義立場。它的數位高級幹部在面對大量反對意見的情況下，仍然多次堅稱 “各方面對於物權法已經取得了一致意見”，這足以令很多一度幻想“網絡民主”的人士感到被排除於“各方面”之外，於是心灰意冷。
　　在中國既有的政治體制下，官方只需要一紙公文，就足以封殺它不喜歡看到的言論。這一次，“不爭論”又取得了新的成就。然而，儘管可以用“不爭論”的手法平息關於“原罪”和物權法的爭論，但參與爭論的中左政治勢力卻痛心地意識到中國政府對 “原罪”階層的尊崇態度，感受到感情上的被傷害，遂有意無意地疏離了他們原本堅決支持的中國共產黨。另一方面，通過支持物權法的姿態，中共也正式洗清了與共產主義運動的關係，就這樣斬斷了它與左翼政治勢力之間長期存在的政治血脈。
　　這樣，在後共產主義時代的中國，還決心堅決與中共站在一起的，只剩下那個重視經濟遠甚於重視政治的“鐵三角”。這樣的政治基礎可能使中國的政治體制更具集權色彩，一旦社會矛盾激化，將趨向於用壓制手段應付來自右翼和中左翼的政治不滿。最近一段時期以來，中國方面關於加強互聯網管理的要求可以證明這種趨勢。從中國國內多數BBS強化言論控制的情形來看，這一要求顯然已經得到了落實。
　　在這種時勢之下，傳統的右翼反對派很可能與新起的中左反對派形成合流，最終形成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強大動力。
　　儘管中左政治勢力不會輕易放棄社會主義或者社會公平的目標，但既然這一目標不可能通過既有政治體制來實現，也缺乏重施暴力革命的必要路徑，它的唯一出路就是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利用民主政治體制所鼓勵和允許的社會政治動員而實現其政治訴求。
　　因此，就政治體制改革而言，左中右合流已成必然趨勢。儘管這其中具有強烈的 “同船異夢”色彩，但幾方看來都選擇了以民主化為基本訴求的政治體制改革，這卻是一種相當真實的共同語言。
　　“保守派”從中共陣營的出走，是中國當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它所導致的中國政治格局大洗牌，使得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面臨撲朔迷離的前景。
　　但蘇聯式政治變革之路看來是中國社會演變的必然歸宿。
　　這是中共政治基礎被物權法所削弱的必然結果。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如果出現一些突發性事件，中國的蘇聯化結局具有很高的發生機率。這些突發性事件主要是三種可能：中共決策層內部分裂，中國經濟突然崩潰，以及中美發生持久戰爭。
　　自從進入後鄧小平時代以來，由於缺乏強有力的魅力型領袖，中共始終存在着決策層分裂的可能性。導致分裂的具體原因，既可以是由於利益或者政見而導致的派系鬥爭，也可以是由於在最高領導權傳承體制外出現了強力型的領袖人物。中共已經在1970年代先後經歷了這兩種分裂：清洗“四人幫”無疑屬於第一類分裂，而華國鋒與鄧小平的對決則屬於第二類分裂。但如果在未來出現這樣的分裂，中共將不具有當年的好運。畢竟，在1970年代，中共尚擁有強大的社會控制能力，特別是一支高度服從的軍隊保證了決策層分裂之後的社會穩定；如今，已經被嚴重削弱的群眾基礎將無法保證決策層分裂後的重新團結，其後果很可能是嚴重的社會動盪。
　　再來看中國經濟崩潰的前景。在中國當今的無比繁榮景象下面，是一個支離破碎的脆弱結構。其中農業尤其是一個致命弱點。近二十年來，由於各地政府都寧願把預算和債務投向“大有可觀”的城市建設，農村實際上處於被政府遺忘的狀態，城市毫無顧忌地大肆侵占良田，導致中國的糧食生產不可逆轉地下滑；由於片面地強調“城市化”，農業人口中的青壯年比例正在急劇下降，很多鄉村目前已經沒有三十歲以下的人員從事農業生產，使得未來二十年中國農業處於後繼無人的危險狀態。目前，全球糧食市場使得中國尚有一定的迴旋餘地，但如果未來出現全球性氣候災難，中國將難以逃過一場大饑荒。其實，中國的整個經濟都嚴重依賴於國際市場，歐美等發達國家提供了中國工業所需要的設計、關鍵部件和市場，這也使得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動盪的情況下具有失穩的巨大可能性。
　　中共面臨的最嚴峻挑戰，莫過於中美交戰。目前，美國把中國視為事實上的敵手，並以打敗中國為目標而進行相應的軍事部署。中美軍事對決的導火索主要是台海危機。儘管目前陳水扁勢力還缺乏孤注一擲的決心，但台獨活動升級可能性卻是始終存在的。如果出現台獨跨越紅線的情形，中國除了動武之外別無選擇，――否則就得面臨國內的強烈質疑。此時，美國看來除了武力介入之外也沒有其他良策，――否則就得接受一個地區強權的武裝崛起。雖然中國已經作好了應付美國軍事干涉的準備，但並沒有贏得一場全面戰爭的足夠把握。在這場戰爭中，除了由於被“國際社會”封鎖而帶來的一系列經濟問題外，中國決策者還得處理更加麻煩的民心士氣：由於物權法的離心作用，社會上將普遍存在“為誰而戰”的疑惑。因此，除非痛下決心消滅“鐵三角”，讓所有社會成員均等地承擔戰爭的義務與痛苦，否則中共將無法具備贏得一場全面戰爭所需要的社會共識。但這必然會瓦解中共的既有權力網絡，造成新的問題和麻煩。
　　當這三種“突發事件”發生時，都會嚴重削弱中共的治理能力，為政治改革鋪平道路。
　　即使不發生任何“突發事件”，中共也有可能出於某種信心或者內部壓力，而決定推進政治改革。無論是出於何種情況，中國政治改革的大門一旦開啟，其過程和後果就可能超越中共的控制能力，呈現加速發展的態勢。
　　但不要對中國的政治改革結果抱任何田園牧歌式的幻想。正如蘇聯的情況一樣，中國民主化的結果同樣註定是苦澀和痛苦的。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固然會被終結，但長期積鬱的不滿情緒可能導致整個社會陷入混亂，於是地方勢力乘機崛起，使得中央政府處於軟弱無力的位置，“統一”重新成為一個現實問題。長期被壓制的民族矛盾必然激化和表面化，以“民主”為旗幟的民族自決活動為某些區域的“獨立”提供了舞台，最終導致國土的永久性分裂……
　　歷史總是具有超乎人類意志的強大力量。中國的後共產主義時代是一個充滿變數，然而其結果似乎又已經註定的時代。但我想說明的是，上述預測的目的並不是使人悲觀，而在於開啟思維。如果本文能夠激發起各位讀者的創造性思維，以至於能夠推動提出解決中國新困境的天才解決方案，從而避免那些不可避免的災難發生，那麼本文作者將感到無比的欣慰和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