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中国的安定是靠打压官僚还是靠打压百姓？

要想一日不得安定，请客。要想一月不得安定，搬家。要想一辈子不得安定，找小老婆。

显而易见，一个家的安定，全在那当家人是怎么个想法，要拿那日子怎么个过法。换言之，一个家的安定，全在于一个家的领导人。一个家的领导人不乱，一个家自不会乱，一个家自然会保持安定。

一个家如此，一个国家，同理，也如此。

多年前，吉安写《安或乱》，开篇就讲，中国的安或乱，完全取决于中国的领导人自己。

几千年来，中国之乱，都是乱自中国的领导人。也就是说中国的大乱，全是中国的领导人自己造成的。中国的大乱永远没有中国老百姓的责任，中国的老百姓永远是希望安定的。

大家可以分析历史，远的，多少朝代更迭的主要原因；近的，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都是中国的主要领导人自己一手造成的。

在《安或乱》那篇文章里，根据中国和国际形势的现状及走势，吉安预测了中国领导人的新体制，将给中国带来空前的安定局面，并同时预测了胡锦涛将会在安定的局面中接班，中国由此还会继续安定的局面。

但是，吉安也指出了，现在还要强调指出，中国的安定，并非没有风险，对中国内部和外部的各种主要风险因素，吉安都作过并不断在作着具体、详细的分析。

由记者报道农妇黄淑荣因上访而被作为精神病遭受残酷迫害一案，可以使人明确地认识到中国的官僚滥用职权，欺压百姓，到了可以随意把百姓整成精神病，甚至可以整死的地步；沈阳当局因周伟上访将其关押、劳教进行残酷迫害，真正的共产党员坐共产党的牢房一案，以及陆续出现的各种类似黄淑荣、周伟这样的案例，不难看出，中国社会安定的风险因素正在越来越多起来。

勤劳、纯朴、善良的中国老百姓，是最通情达理的老百姓，没有任何理由和逻辑可以认为老百姓是中国动乱的风险因素。

但是，老百姓要活命、要吃饭、要穿衣（比如黄淑荣就只因为衣服少了，没有换的，就可以被资产阶级随意定为“另类”或“精神病”），要住房，要土地、要医疗、要教育、这是中国老百姓作人的人权，这也是江泽民主席多次对内、对外宣讲过的中国人权的内容。

而中国社会和经济的现实状况，是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正在越来越多地失去这些维持正常生活的基本人权。在这样的情况下，黄淑荣这样的老百姓，或愿意代表老百姓的共产党员周伟，当然会越来越多地站出来讲话、上访，他们是相信中国的政府，相信中国的领导人才会发言，才会上访的，他们上访是为了使老百姓的人权不受侵犯，使老百姓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得到适当的解决，使中国社会的安定得以维持。

而因各种私利，给老百姓制造出各种问题的官僚们，当然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包括任意把上访者关押、劳教、或送进精神病医院，来压制这些敢于挺身而出的老百姓的发言人。

于是，制造问题的官僚与被问题困扰的老百姓之间的矛盾；要求解决问题的老百姓与压制解决问题要求的官僚之间的矛盾；上访的老百姓与压制上访老百姓的官僚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经常地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在这样的矛盾面前，要维持中国的安定局面，是靠打压百姓，还是靠打压官僚，很明显，这是一个不言而喻、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

然而，因为中国的官僚，正在向资产阶级官僚作演变的官僚们，他们手中不仅握有可处百姓生死的权力，并握有可通天地的金钱，打压老百姓，就成了他们的天经地义。

如果没有敢于直言的记者们时而能作出一些公正的报道，这些官僚打压老百姓的恶劣行径，乃至这些矛盾，这些使中国社会安定遭受极大威胁的因素，甚至不可能被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和中国的大众知道。被官僚们靠权力和金钱颠倒的黑白也就很难被再颠倒回来。

而现在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个案例被公布之后，总有官僚或资产阶级官僚的代言人，那些所谓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们，甚至一些资产阶级的科学家们会为自身阶层的既得利益，他们的既得利益，宏观上分析，也是从老百姓身上瓜分得到的，他们当然除了依靠官僚的统治，继续或更多地分得利益，是绝不会愿意轻易把既得利益再分回给老百姓的，他们利用手中的各种资源、或通过各种渠道在各种场合替官僚们或讲话，或解释、或说情、或开脱，甚或帮助官僚进一步颠倒黑白，不问青红皂白地袒护官僚，来掩盖官僚制造矛盾的责任，阻扰矛盾的解决，企图进一步打压老百姓，而把社会动乱的责任统统从已经脑满肠肥的官僚的身上推到已经缺吃少穿的老百姓的身上。

而他们那些个所谓知识分子、或所谓科学家的面具往往比官僚带有更大的欺骗性，他们为了官僚讲话使得官僚与百姓的矛盾更加复杂化，更加难以解决，结果自然是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而他们却往往又正是狡猾地以维护社会安定为根据发言。

其实，他们中间有的是与海外的民运有直接的联系，有的是与美国西方有联系，有的是与日本有联系，有的是与台独、或藏独、疆独有联系，直接参与制造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故意要引起中国的内乱。他们打着维护中国安定的旗号肆无忌惮地通过支持、维护中国的官僚来破坏中国的安定。他们十分公开的口号就是，“中国的官僚是海外民运的天然同盟军”，他们十分清楚的认识就是，“中国官僚比民运更容易推翻中国现行体制”。

以上可以充分说明，与中国老百姓矛盾的对立方的成分越来越复杂了。这，就使中国社会动乱的风险因素大大增加了。

而这种局面若不断继续下去，也就是中国的领导人若不尽快扭转这种状况，老百姓被官僚逼反的可能性，是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事情。而这在中国东南西北各地农村、工厂，已经是端倪多现的事情了。

看中国当今社会，

谁在天天请宾客？谁在常常搬新家？谁在时时找小老婆？

无法无天的非百姓，无法无天的是官僚。

如何改变现状？唯打压官僚，打压官僚的附庸！唯铲除官僚，铲除官僚的附庸！

要想一个国家时时不得安定，养官僚。要想一个国家永远不得安定，养官僚和附庸。要想一个国家大乱，养官僚，不养百姓。

就看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打算怎么过日子了。

吉安

二00二年六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