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持中國的安定是靠打壓官僚還是靠打壓百姓？

要想一日不得安定，請客。要想一月不得安定，搬家。要想一輩子不得安定，找小老婆。

顯而易見，一個家的安定，全在那當家人是怎麼個想法，要拿那日子怎麼個過法。換言之，一個家的安定，全在於一個家的領導人。一個家的領導人不亂，一個家自不會亂，一個家自然會保持安定。

一個家如此，一個國家，同理，也如此。

多年前，吉安寫《安或亂》，開篇就講，中國的安或亂，完全取決於中國的領導人自己。

幾千年來，中國之亂，都是亂自中國的領導人。也就是說中國的大亂，全是中國的領導人自己造成的。中國的大亂永遠沒有中國老百姓的責任，中國的老百姓永遠是希望安定的。

大家可以分析歷史，遠的，多少朝代更迭的主要原因；近的，如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都是中國的主要領導人自己一手造成的。

在《安或亂》那篇文章里，根據中國和國際形勢的現狀及走勢，吉安預測了中國領導人的新體制，將給中國帶來空前的安定局面，並同時預測了胡錦濤將會在安定的局面中接班，中國由此還會繼續安定的局面。

但是，吉安也指出了，現在還要強調指出，中國的安定，並非沒有風險，對中國內部和外部的各種主要風險因素，吉安都作過並不斷在作着具體、詳細的分析。

由記者報道農婦黃淑榮因上訪而被作為精神病遭受殘酷迫害一案，可以使人明確地認識到中國的官僚濫用職權，欺壓百姓，到了可以隨意把百姓整成精神病，甚至可以整死的地步；瀋陽當局因周偉上訪將其關押、勞教進行殘酷迫害，真正的共產黨員坐共產黨的牢房一案，以及陸續出現的各種類似黃淑榮、周偉這樣的案例，不難看出，中國社會安定的風險因素正在越來越多起來。

勤勞、純樸、善良的中國老百姓，是最通情達理的老百姓，沒有任何理由和邏輯可以認為老百姓是中國動亂的風險因素。

但是，老百姓要活命、要吃飯、要穿衣（比如黃淑榮就只因為衣服少了，沒有換的，就可以被資產階級隨意定為“另類”或“精神病”），要住房，要土地、要醫療、要教育、這是中國老百姓作人的人權，這也是江澤民主席多次對內、對外宣講過的中國人權的內容。

而中國社會和經濟的現實狀況，是越來越多的老百姓，正在越來越多地失去這些維持正常生活的基本人權。在這樣的情況下，黃淑榮這樣的老百姓，或願意代表老百姓的共產黨員周偉，當然會越來越多地站出來講話、上訪，他們是相信中國的政府，相信中國的領導人才會發言，才會上訪的，他們上訪是為了使老百姓的人權不受侵犯，使老百姓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得到適當的解決，使中國社會的安定得以維持。

而因各種私利，給老百姓製造出各種問題的官僚們，當然就會想盡一切辦法、用盡一切手段，包括任意把上訪者關押、勞教、或送進精神病醫院，來壓制這些敢於挺身而出的老百姓的發言人。

於是，製造問題的官僚與被問題困擾的老百姓之間的矛盾；要求解決問題的老百姓與壓制解決問題要求的官僚之間的矛盾；上訪的老百姓與壓制上訪老百姓的官僚之間的矛盾，就越來越經常地成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在這樣的矛盾面前，要維持中國的安定局面，是靠打壓百姓，還是靠打壓官僚，很明顯，這是一個不言而喻、一個很容易回答的問題。

然而，因為中國的官僚，正在向資產階級官僚作演變的官僚們，他們手中不僅握有可處百姓生死的權力，並握有可通天地的金錢，打壓老百姓，就成了他們的天經地義。

如果沒有敢於直言的記者們時而能作出一些公正的報道，這些官僚打壓老百姓的惡劣行徑，乃至這些矛盾，這些使中國社會安定遭受極大威脅的因素，甚至不可能被中國最高層領導人和中國的大眾知道。被官僚們靠權力和金錢顛倒的黑白也就很難被再顛倒回來。

而現在問題的複雜性在於，一個案例被公布之後，總有官僚或資產階級官僚的代言人，那些所謂的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們，甚至一些資產階級的科學家們會為自身階層的既得利益，他們的既得利益，宏觀上分析，也是從老百姓身上瓜分得到的，他們當然除了依靠官僚的統治，繼續或更多地分得利益，是絕不會願意輕易把既得利益再分回給老百姓的，他們利用手中的各種資源、或通過各種渠道在各種場合替官僚們或講話，或解釋、或說情、或開脫，甚或幫助官僚進一步顛倒黑白，不問青紅皂白地袒護官僚，來掩蓋官僚製造矛盾的責任，阻擾矛盾的解決，企圖進一步打壓老百姓，而把社會動亂的責任統統從已經腦滿腸肥的官僚的身上推到已經缺吃少穿的老百姓的身上。

而他們那些個所謂知識分子、或所謂科學家的面具往往比官僚帶有更大的欺騙性，他們為了官僚講話使得官僚與百姓的矛盾更加複雜化，更加難以解決，結果自然是增加社會的不安定因素，而他們卻往往又正是狡猾地以維護社會安定為根據發言。

其實，他們中間有的是與海外的民運有直接的聯繫，有的是與美國西方有聯繫，有的是與日本有聯繫，有的是與台獨、或藏獨、疆獨有聯繫，直接參與製造中國社會內部的矛盾，故意要引起中國的內亂。他們打着維護中國安定的旗號肆無忌憚地通過支持、維護中國的官僚來破壞中國的安定。他們十分公開的口號就是，“中國的官僚是海外民運的天然同盟軍”，他們十分清楚的認識就是，“中國官僚比民運更容易推翻中國現行體制”。

以上可以充分說明，與中國老百姓矛盾的對立方的成分越來越複雜了。這，就使中國社會動亂的風險因素大大增加了。

而這種局面若不斷繼續下去，也就是中國的領導人若不儘快扭轉這種狀況，老百姓被官僚逼反的可能性，是隨時隨地可能發生的事情。而這在中國東南西北各地農村、工廠，已經是端倪多現的事情了。

看中國當今社會，

誰在天天請賓客？誰在常常搬新家？誰在時時找小老婆？

無法無天的非百姓，無法無天的是官僚。

如何改變現狀？唯打壓官僚，打壓官僚的附庸！唯剷除官僚，剷除官僚的附庸！

要想一個國家時時不得安定，養官僚。要想一個國家永遠不得安定，養官僚和附庸。要想一個國家大亂，養官僚，不養百姓。

就看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打算怎麼過日子了。

吉安

二00二年六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