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改制”：國有企業的經營者變成資本主
作者: 陳寒鳴
日期: 2007-04-12 23:30

如此“改制”：國有企業的經營者變成資本主
陳寒鳴

1978年以來，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了，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我們衷心贊同改革，並堅決主張應堅持毫不動搖地改革，但我們所說的改革指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完善、發展與自我調整。改革的這一本質特徵必然決定和要求決不能讓任何過時的、陳舊的即不適應已發展變化了的新情況的東西捆住手腳，而必須根據不斷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需要，不斷棄舊圖新。至於改革的目的，則是要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及推進其他事業；要通過實現最終理想共產主義來促進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
然而，自改革開始以來，就有人主張讓“看不見的手”指揮一切，讓市場運行機制這台“絞肉機”來操縱一切，讓市場上的競爭來決定一切，包括決定公有制和私有制誰居主體地位，甚至包括由哪個政黨來執改的模式。在具體改革實踐過程中，“主流學者”、“精英人物”不時提出“為了發展生產力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不求所有，但求所得”的觀點，又炮製出“國退民進”的發展戰略。“一賣了之”更被相當一些地區推奉為國企改革的模式，如某縣原有縣、鎮、村三級公有企業，1995年該縣級市出台了一個深化綜合體制改革的20條規定，提出“以賣為主，加快產權制度改革的總體思路”，認為“賣得越徹底，企業轉制也越徹底，效果也越明顯。因此，必須把‘賣’作為企業改制的主要形式，把政府從競爭型的工商企業中退出作為改革的基本方向”。結果，經過如此“改制”，占原有三種公有企業90%以上的1771家公有企業被賣掉了。現在，像該縣級市出現的這種情況，在全國範圍內已早非鮮例。如江蘇省，集體所有制的鄉鎮企業本很發達，而到上個世紀90年代後半期則已幾乎將之都變成了所謂“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業”，並全都是“經營者持大股”。浙江省到1996年已將幾乎所有集體所有制的鄉鎮企業改制成私人所有或股份制企業，而改制後的所謂股份制企業也全都是“經營者持大股”。風氣所及，連遼寧省的許多地方都在實行“一元錢送國企”的政策，將許多中小國有企業變為經營者私人所有。……這樣，企業“改制”，就不僅是中國最近十幾年最流行的經濟學術語之一，而且早已成了現實社會生活中發生着的普遍現象。所謂企業“改制”實即“公有企業產權改革”，其實質就是將公有企業私有化------通過將公有企業的產權量化到個人或通過所謂重組公有企業產權（重點是減持公有產權在企業產權結構中的比重）等方式，將國有的或集體共同所有的企業變為私人所有。
事實充分證明了鄧小平曾作出的判斷：“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亦如江澤民在慶祝建黨70周年時所說：“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觀，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根本界限。”
現在，我們所要追究的是為什麼要對公有制企業進行那樣化公為私的“改制”？如此“改制”究竟造成了什麼樣的結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第一節 為什麼要對公有制企業進行“改制” ？
某些“主流”經濟學家和“精英人物”為什麼要執意鼓倡並推行化公為私的“改制”呢？現僅略舉述二點，並對之進行分析：
一是用所謂“經濟人” 論來論證全盤私有化的必要性。張五常就是鼓吹此說最典型的人物，在他看來，既然“人都是自私的”，那末，公有制就不合乎人性，符合人的本性就只能是私有制。不少“主流經濟學家”都把這種觀點當作顛撲不破的真理，並反覆以此來說明推行化公為私的企業“改制”的必要性。
其實，所謂“經濟人” 論並不是什麼新理論。近代資產階級及其經濟學家認定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人人都自私自利，只有在謀私利時才有積極性。所以，只有讓個人占有生產資料，實行私有制，企業才能辦好；整個社會，只有人人為私利奮鬥，經濟才能發展。他們把人稱為“經濟人”，創立一個學說：“經濟人論”。現在有人把這種謬論搬到了中國。這種觀點不符合整個人類社會的實際，是資產階級的反動偏見。在今天的中國，這種觀點是為復辟資本主義，推翻社會主義服務的，必須加以揭穿。
我們必須區分人的本能和人性。每個人都有為自身的生存、發展採取行動的本能。這種本能是從動物界、甚至生物界的基因和本能中發展過來的。植物要日照，葵花向着太陽轉，北半球的樹木都向南傾；動物都為生存而覓食，為棲生而打洞、築巢，動物界的這種行為，都是由要生存發展的本能推動的。及至人，初生的嬰兒就要吃奶，要母愛，要適當的空氣、溫度等等，這都是相同於其他動物的本能。不同的是人有意識，後天的實踐學習，使這種為生存發展而行動的本能成為自覺的意識，這種意識把生存發展看成切身利益。每個人的行動都是由他為追求生存發展的切身利益所驅動。正因為此，馬克思主義堅持物質利益原則，關心群眾生活，用確保群眾的應得利益來調動他們革命、勞動的積極性。
照這樣說，不正好證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了嗎？人生存發展切身利益的物質條件是經濟，人追求的切身利益主要是經濟利益，不也正好證明人是“經濟人”了嗎？
不，情況完全不是這樣。正確的答案必須從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的基本原理中、階級分析中去找到。其一，人性是一種意識，是人在後天的實踐中逐步形成的；人是社會的人、人性是在人的社會實踐中形成的；在階級社會中，不同階級的人，在自己階級地位的實踐中形成自己的人性，階級社會中的人性都有特定的階級性，不可能有超階級的抽象人性。處在不同階級地位中的人的生存發展的切身利益是不一樣的，他們追求各自切身利益的態度也是不一樣的。其二，在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兩大對立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個階級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中處於不同地位，他們生存發展的切身利益各不相同，並且相互對立。這就使他們在追求各自的切身利益時的態度也各不相同，從而形成具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不同特點的人性。其三，資產階級。他們占有資本，運用資本購買勞動工具、勞動對象和無產階級的勞動力這些生產要素，驅使無產階級為之勞動生產，創造新價值，從中剝削無產階級的剩餘價值，依靠剩餘價值生存、發展後代。資產階級中又分成兩類，一類只是擁有資本，聘請代理人為其經營管理企業，人稱“剪息票者”，純粹不勞而獲；另一類，擁有資本，親自經營管理企業，親自剝削剩餘價值。他們的經營管理雖然也是一種腦力勞動，但目的是進行剝削，他們生存發展的切身利益主要、根本是剝削剩餘價值，是不勞而獲，同前一類並無本質區別。這兩類人構成同一個剝削無產階級剩餘價值的剝削者階級——“食利者階級”、資產階級。他們在階級實踐中鍛煉出來的人性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圖、損人利己，他們不顧一切地賺錢，確實是地道的“經濟人”。其四，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他們被剝剝奪得除了自身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為了生存發展，只好把勞動力賣給資產階級，被資產階級強迫組成產業大軍，去從事大工業生產。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講的那樣：“擠在工廠里的工人群眾就像士兵一樣被組織起來。他們是產業軍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級軍士和軍官的層層監視。他們不僅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奴隸，並且每日每時都在受機器、受監工、首先是受各個廠主資產者本人的奴役。”無產階級被迫從事這種勞動，內心十分厭惡。他們初期的反抗，不僅攻擊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並且攻擊生產工具本身，搗毀機器，燒毀工廠。但結果卻使自己也重新失業，連原來那種令人厭惡的生存條件也為之喪失。無產階級在現代大工業生產力中所處的這種地位，使他們認識到在這個社會中，他們為了生存，只有根據生產工具的特點，被資本家把自己組織起來，協同勞動。在整個生產過程中，不容許任何一個人不負責，也沒有一個人能說某件產品是由我個人所造成。只有保持完整的生產流程，集體完成生產任務，他們這點可憐微薄的切身利益才能得到，個人利益存在於集體利益之中。現代大工業這種生產方式把無產階級鍛煉成為最有組織紀律、最具集體意識的階級隊伍。同時，由於產業後備軍的存在，初始的無產階級是在各自分裂的情況下，相互競爭的。但是，愈競爭，他們的勞動力價格被資產階級壓得愈低。實踐教育無產階級必須組織起來，團結起來同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無產階級在生產力中所處的、被組織成產業大軍的地位；在生產關係中必須組織、團結起來同資產階級鬥爭的階級地位，把他們鍛造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具集體性、最具組織紀律性、最具堅強團結戰鬥精神的先進革命階級。也就是說，他們個人生存發展的切身利益，只有在階級的集體勞動和團結戰鬥中才能得到。這個階級地位，使無產階級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已擯棄只顧一己私利的自私心理，養成為集體利益而奮鬥的人性。就無產階級整體而言，不可能是只顧一己經濟利益、鑽在銅錢眼裡的“經濟人”。其五，在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經過革命，推翻了資產階級專政，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沒收由資產階級占有的生產資料，使自己成為集體占有生產資料的工人階級；消滅剝削制度，使自己由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和國家的僱傭奴隸變成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和國家的主人；工人階級所創造的新價值，由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全部用於擴大再生產、建設國家、舉辦社會福利保障事業和分配給勞動者個人消費；國家保障勞動者的勞動權，統一分配勞動力；國家實行按勞分配和按需分配相結合，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分配原則，實行社會保險，解除了工人階級的後顧之憂；黨、國家與企業確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原則，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企業實行民主管理；黨對工人階級加強思想政治教育，不斷提高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覺悟。所有這一切，使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質的變化。使工人階級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自身的切身利益存在於集體利益、企業利益、國家利益之中。他們堅持要求實行和不斷壯大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社會主義民主，有權當家作主。自己的任務就是充分發揮主人翁精神，努力提高勞動生產能力，發揮集體勞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最好地完成本職工作，把企業辦好，使國家富強，不斷推進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存在決定意識，在此條件下，如果還要講人性的話，真正的，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工人階級人性的核心就是一個“公”字，他們把自己的切身利益寄托在集體利益、企業利益、國家利益之中，一句話，公有利益之中，他們為公有利益無私奉獻。
社會主義社會工人階級的這種人性，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已經鍛造成的人類最具集體性、最具組織紀律性、最具團結戰鬥精神的先進革命階級，在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物質基礎上的發展和升華。社會主義社會工人階級的這種人性體現了人類先進生產力和先進生產關係代表的本性，是能夠擔負起帶領人類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前進的先進階級的階級性，是同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的資產階級“經濟人”水火不相容的。
社會主義社會工人階級這種階級特性，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蘇聯，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有過廣泛生動的事實。在蘇聯，曾經被列寧冠以《偉大的創舉》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的感人場面，不是曾使全世界大開眼界嗎？在中國，出現過多少轟轟烈烈的生產運動、勞動競賽；湧現過多少孟泰、馬恆昌、王進喜這樣的英雄模範人物。工人階級的高度積極性，導致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和建設的高速發展，這已是人類歷史上鐵的事實。
當然，事物永遠是不平衡的，在億萬工人階級隊伍中，各個成員的覺悟水平會有參差，其中也會有人被資產階級的自私思想所腐蝕。但從整個工人階級的本質、主體而言，說他們也都是什麼本性自私的“經濟人”，不符合事實。對人不以事實為根據作階級分析，把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混在一起，宣稱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是“經濟人”，從而得出結論，必須消滅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復辟資本主義私有制，這是資產階級的反動偏見，是別有用心的。
還應強調指出，在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的實踐中，都難免要有人付出犧牲，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在這種情勢面前，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共產黨員和黨外模範人物，就會自覺地為整體利益犧牲個人利益、直至生命。這種無私無畏、視死如歸的偉大品行，是工人階級大公無私人性的最崇高的體現。那些把自己鑄在永遠的豐碑上的先烈們是不朽鐵證。現在中國共產黨有六千萬自覺宣誓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直至生命，為實現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黨員。難道能把這些人說成是“經濟人”嗎？
即使從“企業改制”這一微觀角度來看，用“人都是自私的”來論證“領導者私有化”，即認為只有在企業歸企業領導個人所有時，他才能真正關心企業或企業的財產，也才能搞好企業，這是做錯誤的邏輯推論，正如左大培所說：“現代經濟以大企業為支柱，這種企業由許多個人組成，企業的領導必須使用大量他人所有的資金。在這樣的經濟中，只關心歸自己所有的財產的‘徹頭徹尾的自私者’會帶來極大的麻煩。想用徹底的私有權來把這樣的自私行為‘完全內部化’，必然導致讓每個工人都作他使用的和生產的一切物品的所有者，從而導致現代企業和金融的完全解體、現代社會的完全毀滅。而用‘領導者私有化’來適應‘自私的人’的所有假想，都只是邏輯推論不徹底的產物，在最初的推論中就犯了致命的邏輯錯誤：它們竟然把由許多人組成的現代工廠當成了自行車那樣非人的物品，而他們要強調的又恰恰是不能忽視個人的主觀能動性！”“說到工廠中員工的積極性問題，我們倒可以悟到：為什麼主張‘領導者私有化’的人非要堅持‘人都是自私的’這個實質上不過是個假設的前提條件-------這並不是真能從‘自私人假設’直接論證‘領導者私有化’；正如前邊所指出的，這樣的論證在邏輯上是站不住的。真正的原因在於：不管工廠是公有還是歸企業領導個人私有，‘完全自私’的企業員工反正都不會好好干；但是對於那些有公共責任感的企業員工來說，他們在企業公有時會為公共利益而努力工作，在企業歸領導個人私有時卻沒有任何理由好好干。於是，這樣一部分有公共責任感的員工的存在，倒成了公有企業比‘領導者私有化’企業有效率的論據。為了消滅這一論據，必須把‘人都是自私的’這一命題說成是絕對真理，以便完全抹煞那些有公共責任感的員工的存在。”（《濫用“自私人假設”的邏輯錯誤》，原載烏有之鄉網2005年1月4日，收入劉貽清、張勤德主編《“郎旋風”實錄------關於國有資產流失的大討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年版。）
“經濟人論”可以休矣！這頂“桂冠”留給那些頭腦里充滿了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先生們自己戴吧。
二是“公有經濟低效”論。“主流學者”再三強調公有經濟效率低下甚至無效率，故而主張實行化公為私的改制（實即通過私有化改變所有制）。厲以寧等說：國有企業“好比一個人患了老年痴呆症，通過外因去刺激，你刺激不了它。所以，中國的改革，要搞實質性的改革，就是產權改革。”（轉引自《十年文萃》第510頁）冀志罡在2004年9月9日《南方周末》上發表文章說：“幾個世紀的經濟歷史和經濟理論都證明了，產權不明的資產必然被濫用，必然產生‘租值耗散’。國營企業的經營績效，除非得到政府的特權保護，一般都不如民營企業。”徐景安在2006年彙輯其網文而成《中國走向》，說：“搞全民所與集體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經濟落後、效率低下、民眾貧困，前蘇聯是如此，改革前的我國如此，其它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如此，沒有一個例外。”公有經濟必然效率低下甚至無效率，只會產生“租值耗散”嗎？是不是若無“政府的特權保護”，公有經濟的經營績效都不如私有經濟？所有搞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都“經濟落後、效率低下、民眾貧困”嗎？據聯合國《統計年鑑》公布的數字，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搞公有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1960-------1985年為6%，而搞私有經濟的資本主義國家1960-----1970年為5%、1970-------1975年為3.6%、1975------1985年為4.7%。僅此一例，足可看出“主流學者”的那些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
以“公有經濟低效論”來鼓吹化公為私的改制，並不是我國“主流學者”的發明。蘇聯解體後，西方的新自由主義者、尤其是美國的“著名經濟學家”就曾給俄羅斯出注意：出賣國有企業，用賣得的錢充實國庫，緩解財政困難，並能通過私有化改革而明晰企業產權，使俄羅斯經濟騰飛，迅速趕上美國。1991年葉利欽上台後接受了這套“休克療法”的改革方案，開始大規模推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其措施包括出售、拍賣中小型國有企業，對大中型國有企業實行股份化改造，第一階段稱之為“憑證私有化”，發放可出售、轉讓的私有化證券；第二階段則稱之為“貨幣私有化”，向私人、外資出售國有資產和股權，法人購股、持股基金和產權重組等等。到1994年底，俄羅斯已有70%的工業企業實行了私有化。1992----1996年間，賣掉了60%的國有企業。結果如何呢？五年間賣得的錢只占那五年國家財政收入的0.15%，就是說，“失物形態”的國有資產失去很多，所得“貨幣形態”的國有資產卻微乎其微。從1990年初開始俄羅斯經濟就開始大滑波，到1993年，工業生產下降為1989年的58%，社會商品零售下降為1989年的53%，固定投資總額下降為1989年的49%。1992-----1996年間，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一半，超過希特勒550萬機械化部隊攻打蘇聯所造成的經濟損失。1994年，俄羅斯的國民收入和工業生產分別下降了17%和27%；1996年的國民收入和工業生產繼續下降了4-----5%。1997年，俄羅斯經濟在衰退了50%之後終於增長了1%，俄官方和國際貨幣基金趕忙吹噓改革取得了成效，但長期積累的矛盾根本未得到緩解，企業虧損和財政金融狀況仍然呈現惡化趨勢，1998年終於爆發了嚴重的財政金融危機，貨幣貶值、物價飛漲，股市崩潰、銀行倒閉，國內生產總值大幅度下滑了6%。至於私有化改革後的俄羅斯私人企業，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提供的資料，到1998年就已有50%陷入虧損境地，有25%的私有化企業實際上已經破產。據我國訪問俄羅斯的學者考察，俄羅斯民眾普遍認為，他們名義上雖然成了股東，但根本沒有參與的權力和機會，感到自己非但沒有成為“主人”，倒是淪為了“僱工”，經常受到拖欠工資和失業的威脅，眾多俄羅斯人因生活艱難而不得不將私有化證券或股票低價出賣。曾經以力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而著稱的“民主鬥士”索禾仁尼琴認為，“俄羅斯正處於巨大的災難之中，到處都是痛苦的呻吟”。他把現在俄羅斯發生的事情稱為“20世紀90年代的一場大災難”，把目前的俄羅斯社會叫着“殘酷的、野蠻的、犯罪的社會”。（《俄羅斯思想報》1996年12月5-----11日）
西方的新自由主義者還曾利用古巴一度面臨的嚴重困難，竭力鼓吹“國營企業天生低效率”論，說只有對國營企業實行產權改革，“改變所有制”，實行私有化、發展資本主義，古巴的經濟才有望恢復和發展。但古巴共產黨、政府及其領導人，絲毫不為所動，不僅不上新自由主義的當，而且給予嚴厲批判。他們鄭重指出：“一個通過鬥爭和犧牲證明了自己能力的國家，也是有能力獲得我們所需要的效益的。”（卡斯特羅：《經濟改革應緩慢進行》，拉美社哈瓦那1995年11月4日電。）明確宣布“這裡沒有新自由主義活動的空間。”（何塞•路易斯•羅德里格斯在哈瓦那第二次移民會議上的發言，據新華社聯合國1996年6月26日電。）他們認為要恢復和發展經濟當然“要實行必要的開放，但這種開放必須在共產黨和勞動者的領導之下，而不是在奸商、資產階級分子和資本家的領導之下。”“解決問題的辦法不應是資本主義，更不應是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古巴正在做的和正準備要做的一切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卡斯特羅：《古巴對旅遊業這個創匯部門應給予重視》，據新華社1993年11月7日電。）他們又針對新自由主義者對國有企業的攻擊，指出一個企業有機會立足世界市場並不是靠所有制關係，而是靠它使自身技術和管理適應國際市場要求並調動工人積極性的能力，（《拉赫訪談錄》，德國《時代》周刋1999年7月22日。）並堅信古巴的國營企業一定能做到高效益：“這是能夠做到的，因為黨擁有78萬名素質高的黨員，有人民群眾組織的支持，而且還有一代好的青年”。（卡斯特羅在古共五大閉幕會上的講話，1997年10月10日。）“我們認為國營企業是能夠有效率的。這些企業在今天的世界上是有競爭力的。我們不相信所有的國營企業必然是低效率的這一新自由主義的教條。我們將捍衛國有制的存在，因為我們不僅相信國營管理是有效率的這種可能性，而且認為國家所有制最好地代表了大多數居民的利益。”（何塞•路易斯•羅德里格斯在哈瓦那第二次移民會議上的發言，據新華社聯合國1996年6月26日電。）古巴在美國的長期封鎖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斷發展壯大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民族經濟，並取得了卓越成就。 1991年蘇聯解體、東歐變質導致古巴突然失去社會主義陣營的經濟支援後，而又面對着美帝國主義變本加厲的經濟封鎖和侵略威脅，在此艱難險阻的困境下，古巴依靠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渡過了1989年至1993年國內生產總值下降35%的低谷後，從1994年起，就恢復了個位數的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1994年為0.7%，1995年為2.5%，1996年為7.8%，1997年為2.5%，1998年為1.2%，1999年為6.2%，2000年預計為4.5%，上半年實際為7.7%）。從2005年起，更有飛躍的發展。據阿根廷新聞社和人民日報記者張衛中2006年5月13日和8月22日報道：古巴2005年儘管經歷了能源短缺、乾旱、颶風和美國更加強化經濟封鎖，但當年經濟增長率為11.8%，其中增幅最大的是食品和燃料，達到36.4%，2006年頭4個月增幅達12%，歐洲、美國、墨西哥一些觀察家認為增長率實際在16%以上。古巴的國際收支也出現了8億美元的盈餘。依靠較好的財政狀況，古巴正在努力發展生產，職工工資也得到相應提高。古巴這種兩位數的高增長，是在不依靠吸引大量外資、也不發展私營資本主義經濟，完全在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基礎上，依靠本國人民力量、自力更生取得的，而且經濟效益好，也沒有破壞生態和資源，最為難能可貴！
從我國的情況來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通過沒收官僚買辦資本，通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我國形成起以公有制為基礎、部門齊全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體系，而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在這體系中則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並對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進程及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揮了關健作用。1949——2001年的五十餘年間，我國工業基建總投資43303億元，占全國基建總投資的44.2%，其中近二十二年投入39869億元，占總量92.1%。通過大規模有計劃有目的的工業建設，徹底改變了舊中國工業基礎薄弱、技術落後、部門行業殘缺不全、分布畸形的狀況，逐步建立了冶金、電力、煤炭、石油、化工、機械、建材、紡織、輕工、森工、國防等十一個工業部門，五十七個工業產業和500個工業行業的門類齊全、布局比較合理，基礎雄厚、技術較先進的現代化工業體系，生產能力大為增強。僅僅通過建國以來的工業基本建設，我國新增生產能力就有：汽車240萬輛，電力28666.3萬千瓦，煤炭85421萬噸，原油35957萬噸，化肥2357萬噸，水泥13857萬噸，化纖215.1萬噸，棉紡1507萬錠，製糖614萬噸，造紙582萬噸等。工業整體技術水平大大提高。五十一年來，採取自主製造和技術引進相結合，填補了許多國內空白，一批標誌國家工業實力的工業產業、特別是重工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地發展壯大起來。一大批包括現代冶金設備製造業、採礦設備製造業、大型電力設備製造業、飛機和汽車製造業、大型及精密機床製造業、高級合金和重要有色金屬冶煉業、石油化學工業、有機合成材料製造業、宇航工業、船舶工業、大規模集成電路和電子計算機工業及各種通訊、傳輸設備和精密儀器儀表製造業等的建立與發展，標誌着我國社會主義工業技術水平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五十餘年來，我國工業快速增長。工業增加值從1949年的50.5億元增到1978年的1607億元和2000年的39570億元（合4784.8億美元），按可比價格計算，五十一年間增長了485.1倍，年增長12.85%（改革開放前後分別年增13.9%和11.6%）。目前，我國已由1949年落後、貧窮的農業大國建設發展成為列居世界第4位的工業強國。工業總產值從1949年的140億元增至1978年的4237億元和1999年的127633億元（合15414.6億美元），五十年間增長701.8倍，年增長14.1%（改革開放前後分別年增長13.6%和14.55%）。所有工業產品產量都成倍增長：2000年能源總量達到109000萬噸煤，比1949年的2374萬噸煤增長了44.9倍；鋼鐵12580萬噸，比1949年增長812.3倍；發電量達到13556億千瓦，比1949年增長314.3倍；水泥59700萬噸，比1949年增長903.5倍；硫酸2427萬噸，比1949年增長60.58倍；純鹼834萬噸，比1949年增長93.8倍；機床19.09萬台，比1949年增長118.3倍；紗657萬噸，比1949年增長19.1倍；布277億米，比1949年增長13.7倍；糖700萬噸，比1949年增長34倍；捲菸3397萬箱，比1949年增長20.2倍；原鹽3128萬噸，比1949年增長9.5倍；玻璃18215萬箱，比1949年增長167.7倍；生鐵13103萬噸，比1949年增長523.1倍。此外，與五十一年前相比較，鋼材增長1011.2倍、化肥增長5309倍、發電設備增長6244倍、天然氣增長3960.4倍、紙張增長21.6倍等等。經過五十餘年的建設和發展，工業占GDP比重已由1949年的12.4%上升到1978年的44.3%和2000年的44.2%。1998年工業提供稅金達5860億元，占稅收總額的66.5%，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59.5%。2000年工業製成品出口2237.5億美元，占全國出口總額的89.8%。紡織、煤炭、建材、有色金屬等產業現已在國際上有較強的競爭優勢。工業為農業、交通運輸和第三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技術裝備，早已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2000年，國有企業固定資產原值已達83641億元，比1952年的107.2億元增長了779.2倍。工業企業數由1949年的12.65萬個增到1999年的793萬個，增長了61.7倍。到2000年，擁有大中型工業企業（年銷售額達500萬元以上）21305家，組成工業集團1668家，其中特大企業集團120家（有5家進入世界500強行列）。大中型工業企業2000年創工業增加值23685億元，占總值59.9%。工業從業人員由1949年的612萬人增加到1978年的6091萬人和2000年的8924萬人。現在我國工業企業主要專用設備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已占26.1%。我國工業化水平已由1952年的25%提高到1978年的62%和2000年的73.6 %。經過五十餘年的艱苦努力，我國工業經濟實力已居世界第4位，主要工業產品都位居世界前列。總之，經過五十二年的艱苦奮鬥，中國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一百多年的工業化歷程，實現了從手工業到現代化工業的歷史性跨躍。離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要實現這樣一種歷史性的跨躍，顯然是難以想象的。那種認為公有制束縛人性、阻礙現代化進程，國有企業天然效率低下的觀點，並不符合事實。
即使是拿世界資本主義私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來與我國社會主義公有企業來比較，說公有企業效益天然低下也是不符合事實的。2000年，喻權域同志在其所發表的文章中比較性地寫道：
說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不如私營企業，是沒有根據的。
我們先看世界資本主義企業的經濟效益。
美國《財富》雜誌每年發表“世界500強企業”的統計數據。1997年“世界500強企業”中，除3家中國企業外，其他“497強”都是資本主義企業。“500強”的資產總額是341878億美元，而總營業額僅為114535億美元，只相當於總資產的33.5%，效益很低。“500強”的利潤總額只有4520億美元，是總資產的1.32%，是總營業額的3.9%。這樣的經濟效益多麼低啊！“500強”中有46家虧損，虧損面為9.2%。
1998年，“世界500強”的經濟效益進一步下降。“500強”企業的總資產為389893億美元，總營業額為114634億美元，只相當於總資產的29.4%。也就是說，100萬元資本，只做了29萬元生意，效益太低了！“500強”的利潤總額只有4403億美元，是總營業額的3.84%，是總資產的1.129%，只有我國銀行居民儲蓄利率（年利2.25%）的一半。這樣的經濟效益，低得太可憐！1998年的“世界500強”中，有65家虧損，虧損面為13%。還要指出一點，1998年的“世界500強”中，有6家是中國的國有企業，全都盈利。如果只算那494家資本主義企業，經濟效益還要低！
再看我國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中國統計年鑑》裡載有我國國有工業歷年的“資金利稅率”。近日，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材料，補充了“利潤”與“創稅”的數據，情況如表1：
表1：中國國有工業企業的資金利稅率
年份
1952年 資金利潤率（%）
14.5 資金創稅率（%）
10.9 資金利稅率（%）
25.4
1957年 18.5 16.1 34.6
1966年 19.2 15.3 34.5
1970年 15.8 14.8 30.6
1975年 11.1 11.6 21.7
1978年 12.0 12.2 24.2
1984年 10.8 6.9 17.7
1988年 8.3 12.3 20.6
1990年 3.3 9.1 12.4
1992年 4.1 5.6 9.7
1995年 1.4 6.6 8.0
1997年 1.6 4.7 6.3

這裡要說明兩點：（1）表1中所說的“資金”指企業的固定資產與定額流動資金之和，與“世界500強”的“資產”大體相當。（2）表1中所說的“利稅”，是指“稅金”與“利潤”之和。1978年以前，我國國有工業企業的“利稅總額”中，“利”與“稅”大約各占一半。1988年後則是“稅”大於“利”，而且越來越大。
從表1可以看出，1995年、1997年是我圍國有工業企業經濟效益最低的年份，“資金利淚率”只有1.4%、1.6%，仍然比“世界500強”的“資產利潤率”（1997年為1.32%，1998年為1.129%）高得多。“世界500強”是世界各國工業企業中的佼佼者，“強”者尚且如此，那些“不強”的資本主義企業的情況可想而知。怎麼能說我國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很低，不如資本主義呢？
（《國有企業最需要“國民待遇”》，載《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7期）
張勤德同志也曾依據事實，針對“國有不如集體，集體不如私營，私營不如外資”的論調，撰文指出：截至1996年，不僅經濟效益方面，“國有工業企業遠遠高於集體企業，也高於外資企業”，而且，“根據多年來對多種產品的質量檢驗，大多數工業產品的合格率，集體企業比國有企業低10%以上，私營企業又比集體企業低10%以上。這些不合格產品，無疑不僅會給人民生活造成損害，而且會給經濟建設帶來多方面的不良影響”；“據國家有關部門的材料，偷稅漏稅的比例，私營企業多年來幾乎都達到80%以上，一直高於國有企業幾十個百分點。這也說明，私營企業在為促進國家經濟建設積累資金和加強法制建設方面的貢獻，都比國企少得多”；“私營企業在爭奪原材料、推銷產品、挖走人才等方面所採取的請客送禮、行賄受賄等手段和行為，比國有、集體企業要嚴重得多。這也既影響了生產力的發展，又敗壞了社會風氣，衝擊了正常的經濟秩序，造成了不公平競爭”。（《一張必須而且能夠打掉的“王牌”》，見張勤德：《焦點對話》，大眾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毋庸否認，我國國國工業企業的經濟效益1990年以後急劇下降，不少國有企業出現大面積虧損。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江一帆在談到這問題時列了十條原因：（1）利潤分成。1978科到80年代初期，對國有企業放權讓利，可以使企業有資金搞技術改造。國務院還規定，企業年獎金不得超過一個月的基本工資，最多不得超過一個半月。但只要有一個地方拒不執行，那裡的獎金一直往上冒，無人制止，其他地方也就頂不住，甚至爭相攀比，企業“利潤分成”增加的收入就這樣大部分用於濫發獎金（含實物）。有的搞了重複建設。而企業設備老則得不到改善，技術改造缺乏資金保障，企業逐漸失去了技術創新的活力。（2）利改稅。1983------84年，分兩步走，對國有企業實行利改稅，將企業上交利潤改為調節稅，一廠一率，固定下來，成為“鞭打快牛”，同時還要上交所得稅（過去國有企業只上交利潤，不再征所得稅）。調節稅加所得稅，一般占企業利潤的75----80%，個別高的占到90%，挫傷了一批效益好、貢獻大的企業的積極性。（3）撥改貸。過去國有企業利潤上交，所需投資由國家撥付。1984年規定將國家對國有企業的投資改為銀行貸款，一下使國有企業陷入債務深坑，很多企業負債率高達70-----80%；這些企業的利潤大部分償付了銀行利息，有的廠長說：“我們在為銀行打工。”（4）物價管理。過去物價只管國有企業，不管非國有企業。原材料、燃料漲價，國有企業的產品價格不變，非國有企業卻可以高進高出。不少私營企業平價買國有企業的產品，轉手高價出售。（5）承包製。1987年搬用農村改革經驗，對國有企業搞“一包就靈”。承包人包盈不包虧，急功近利，趕生產、拚設備，賺了錢，承包人大撈一把，虧了本則一走了之，剩下一堆陳舊設備，有的已成空殼工人。工人們問：“我們在為誰幹活？”（6）匯率變動。國有企業借外幣搞技術改造，由於人民幣貶值，債務陡增四倍多（借美元）到十多倍（借日元），這樣的“閻王債”越來越多，都要企業償還，效益再好的企業也還不起。有的廠長說：“不搞技術政造是等死，搞技術皮造是找死。”（7）“覯女早嫁”。從南方開始出賣國有企業，不但無人制止，而且成為“經驗”，不脛而走。不少地方成立產權交易市場，麼然拍賣國有企業，大的、小的、好的、不好的都賣，而且專揀好的先賣。傳到北方，有人說：“不要等到蘋果爛了再賣。”於是從南到北，大批、成片地麼開拍賣國有企業成風。（8）全國1/3搞得好的國有小型工業企業也在大動手術，因為改革方案中沒有它們的位置。不少大中企業是由小企業發展起來的，人民生活用品很多都由小企業生產，效益好的國有小企業本是星羅棋布的社會主義陣地。將這些企業私有化，無疑毀掉了國有大中型企業的基礎。（9）一股就靈。有的地方限期將國有企業股份化，也有的地方限期搞股份合作制，並且更進而規定企業經營管理層持大股，實質是將國有企業半賣半送給企業的原領導人。（10）能人治廠。曾經強調“能人”治廠（中外合資企業要以外商為主管理），不少企業的財務、人事問題，經理（廠長）個人說了算，副職都不能過問，黨委和工人更難以監督。蛀蟲有機可乘，有的內外勾結，甚至團伙作弊，挖國有企業的牆腳，出了一批富“方丈”。（江一帆文章見載於《真理的追求》1998年第4期）十條之外，尚有如江一帆所說，國有企業稅重，所得稅55%（現在是33%），且帳目齊全，監督較嚴。而非國有企業稅輕，中外合資企業所得稅15%，他們採取成品低價出口，設備、原料高價出口的方法，在外面賺錢，在內地報虧損；私營企業則象徵性交一點稅。對非國有企業還有三減兩免的優待，到期換塊招脾，繼續減免。直到近些年，國有工業產值只占全國的30%略多一點，而財稅任務仍占60%。關於國有企業利稅之重，喻權域同志在他的文章中也說：
在各種所有制工業企業中，國有工業企業的經濟效益最好，“世界500強”簡直不能望其項背。按“每100元產值的利稅合計”，國有企業比外資企業高1.2倍到1.5倍，國有企業交納的稅金卻比外資企業高4.5倍至4.7倍。按“每100元銷售收入的利稅合計”，國有企業比外資企業高0.5倍到1倍，而國有企業交納的稅金是外資企業的464倍到531倍！
在這樣嚴重不平等的納稅比例下，國有企業能夠活下來，簡直是奇蹟！為什麼國有企業困難？為什麼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逐年下降？原因之一就是稅賦不平等。
……
1996年，國有工業的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1/3以下，而提供的利稅占全國的2/3以上；國有企業的稅負比集體經濟高1.7倍，比股份制經濟和合作經濟高6倍，比外資企業高3.1倍，比個體、私營經濟高14倍。
……
1999年的情況怎樣？根據國家稅務總局4月份提供的資料，1999年，各種企業上繳的所得稅合計1009.38億元，其中國有企業上繳548.74億元，占54.36%；集體企業上繳172.93億元，占17.13%；其它各科經濟類型共上繳287.71億元，占28.54%。
仍然是嚴重的不平等啊！
面對這種狀況，這位全國政協委員大聲疾呼：“什麼叫‘國民待遇’？就是與本國國民相同的、平等的待遇。‘國民待遇’首先是稅率平等……現在是國有企業的稅率奇重，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稅率奇低，最需要爭取‘國民待遇’的是國有企業啊！”“市場經濟是競爭的經濟。市場競爭，要求平等。天天鼓吹市場經濟、市場競爭的‘著名經濟學家’和‘高參’，卻要求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領域’，不給國有企業平等待遇。這是什麼邏輯？什麼用心呢？只能說他們自覺不自覺地代表外國資本家和國內私營企業主的利益。”“要使國有經濟能像憲法規定的那樣‘鞏固和發展’，需要嚴肅批判私有化思潮，要採取多種措施，其中之一是為國有企業爭取‘國民待遇’。”遺憾的是，這些呼聲長期得不到重視，而化公為私的改制主張卻大行其事，“大力鼓勵和發展非公經濟”成為“主旋律”，直到公有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構成中只占不到1/3的時候，我們才在2007年全國“兩會”召開之時聽到將實行各種所有制企業統一稅率以使其能在同一起跑線上公平競爭的消息。豈不悲哉！
總之，無論是在理論上，或者是在事實上，都絕非私有經濟“最適合人的本性”，私有經濟也並不天然地比公有經濟效益高；我國國有經濟這些年效益降下絕非是公有制所致，而是由於多種因素（其中不乏一些有意扼制和擠壓國有企業的人為性因素）造成的。因此，我們完全應該堅信只有公有制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這一條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或許那些“主流學者”要譏斥我們“教條”、“保守”、“僵化”，但事實就是如此。並且，如果公有制這一經濟基礎完全瓦解了，不僅社會主義大廈會崩潰，而且私有經濟也會跟着遭殃，正如學者楊斌博士所說：20世紀80年代以來，鄉鎮、私營、三資企業所以能有較快發展，“同國有企業的經濟貢獻有密切關係，如果沒有國有企業服從政府計劃調節和產業政策，國民經濟就難以保持比例協調的發展。如果沒有國有企業承擔大部分政革成本，就不可能長期保持社會的穩定，國家就會缺乏財力興建必要的基礎設施，民營企業就難以獲得良好的發展環境，更難以享受到國家提供的各種優惠政策。北京中關村的高科技民營企業的迅速發展，不僅得益國家長期以來的教育、科研投入，而且得益於眾多國有企業提供的巨大銷售市場。近年來國有企業面臨着越來越多的困難，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也紛紛陷入了不景氣。由此可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發展是戚戚相關的，兩者之間存在着相互依賴和休戚與共的關係。”“國有企業的職工連同他們的家屬共有數億人，植根國內土壤同各類民族企業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技術水平同民營企業相對來說比較接近，不像外資企業具有很強的攻擊性，特別不像來華的跨國公司那樣，缺乏同民族企業之間廣泛的產業聯繫，因此，國有企業才能為民營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不可替代的廣闊市場。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同屬民族企業，兩者的命運是戚戚相關的。”“倘若國有企業陷入了崩潰，意味着數萬億銀行貸款和百姓存款的損失，意味着喪失難系國家實力的重要工業命脈，意味民營企業喪失生存市場和發展機遇，意味着竭力讚揚私有化的政府官員和學者將失去曾為之提供工資、教育的衣食父母。倘若國有、集體企業陷入了崩潰，民族私營企業將不堪跨國公司一擊，必然重溫解放前民族資產階級的噩夢。國有、集體企業搞好了，民營企業才有光明的未來。民營企業的前途是擦亮眼睛，不受西宣揚的種種錯誤理論欺騙，牢記中華民族崛起的艱難歷史，認清社會主義才是國家和自己的希望，同各種類型的民族企業結成牢固的同盟。”（《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一一美國隱蔽經濟戰與改革陷阱》第345一346頁，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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