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鄧小平小傳》的補充（一）
縱觀鄧小平的一生，極盡精明、奸滑和狡詐，只能用如此形容來概括：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小傳》中提到鄧小平在領導百色起義後，看到勝利無望，就以向中央匯報為藉口逃之夭夭，既避免了承擔責任、當叛徒的風險，又保全了性命，非常正確！筆者是廣西人，所知道的種種有關鄧小平在百色起義中的傳聞還更卑劣。
實際上，領導百色起義、龍州起義，創建紅七軍、紅八軍和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是張雲逸、鄧小平、陳豪人、李明瑞、俞作豫、韋拔群和李謙等，還有一個後來成了大叛徒的龔楚之（所以很少提起），這段歷史在黨史和軍史上均有重要的一頁。當時的情況是，桂系軍閥與蔣介石爆發了第一次蔣桂戰爭，在蔣介石的收買和離間下，桂系軍閥終以敗北而收場，桂軍狼狽退回廣西，李宗仁避走香港，廣西局勢處於群龍無首的混亂狀態。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決定在廣西舉行革命起義，創建紅軍和革命根據地。
百色起義爆發後，令桂系軍閥與蔣介石感到極為震驚和恐慌，剛才還打得你死我活的兩個反動勢力立即聯合起來向革命力量反撲，龍州起義很快就失敗了，紅八軍轉入百色與紅七軍合併。在敵人的瘋狂進攻下，起義軍與進剿的國民黨軍隊激戰，互有勝敗，其中數次退往貴州避險。由於百色地處廣西邊陲，周圍的反動勢力強大，附近又沒有可供依託和互為呼應的紅色根據地，紅七軍的處境日趨艱難。在此情況下，中央決定，紅七軍北上進入中央蘇區，與中央紅軍匯合。
紅七軍北上，其實就是一次小長征，整個行程約有一萬二千里左右，其中的艱難險阻並不亞於後來中央紅軍長征時的情景。起義環境好時，鄧小平風光體面，盡顯中央特派員的風采；紅七軍處於逆境時，鄧小平悲觀動搖，幾次藉口向中央匯報想要逃之夭夭。實際上，在百色起義的整個過程中，鄧小平兩次在關鍵的時刻離隊，都造成了很惡劣的影響。在即將舉行百色起義已經處於倒記時狀態了 ，從上海來了一封電報，說鄧小平當時的妻子張錫媛已經臨盆，鄧小平得知後，什麼百色起義這樣的大事都不顧了，立即藉口向中央匯報起義情況不顧一切地溜之而去，待中央知道去電制止時，鄧小平已經提前一天走了。其實在這之前，已經有中央派來的交通員龔飲冰帶了準備起義的材料趕回中央匯報，剛剛離開，鄧小平根本就沒有什麼必要又要去向中央匯報。同志們也認為在即將舉行起義這樣的緊張時刻，鄧小平要離開也不妥，都在苦苦挽留，可是鄧小平就是不管不顧，甩手而去。對於鄧小平這種個人私念大於革命利益的惡劣行徑，紅七軍前委曾在1930年1月專門通報了中央。實際上，鄧小平根本就沒有參加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義爆發，同志們在與敵人浴血奮戰時，鄧小平此時正在上海的家裡攜妻抱子，樂悠悠地盡享着天倫之樂呢！電影和電視劇《百色起義》裡編造了鄧小平在百色起義勝利時身着軍裝、扎着紅領帶站在台上向起義軍將士和革命群眾慷慨激昂地講話，完全是篡改歷史的胡編亂造！
百色起義兩個月後，鄧小平方由上海返回百色，此時龍州起義也已爆發，鄧小平是在1930年2月被任命為紅八軍政委。百色起義時，起義部隊沒有政委一職，只有政治部主任，由起義主要領導人之一的陳豪人擔任，何來什麼“鄧政委”。鄧小平由上海返回百色時的形勢是，由於執行了左傾的“立三路線”，紅七軍奉命攻打南寧，戰鬥失利，剛退回百色；龍州起義在敵人四個團兵力的進攻下，起義失敗了，紅八軍被敵人打散，鄧小平趕去正好收拾殘局，將紅八軍餘部帶回百色，併入紅七軍。經中央批准，鄧小平擔任紅七軍政委和前委書記。
1930年11月，紅七軍奉中央指示，離開廣西河池，經黔桂湘交界地進入湖南，沿湘桂邊界前進，擬北上江西進入中央蘇區。敵人判斷出紅七軍的意圖後，急忙調集重兵拼命堵截，紅七軍且戰且走，損失也相當慘重，進入廣東境內後，紅七軍由兩個師縮編為兩個團。在廣東的韶關、樂昌之間渡河時，被趕來的敵人截擊，紅七軍被敵截為兩段，已經過河的紅七軍主力在鄧小平、李明瑞的率領下，進入江西的崇義地區。由於紅七軍已經接近了中央蘇區，敵人極為恐慌，更加瘋狂地阻截，因此戰鬥極其激烈。在這個時候，鄧小平突然聲稱接到中央的指示，要他回上海去匯報工作，在沒有告訴紅七軍總指揮李明瑞的情況下，只是和兩個人說了一聲，然後換上便服匆匆地溜走。鄧小平的離隊，給紅七軍的軍心造成了極大的震動。此時紅七軍的處境極為險惡，由鄧小平、李明瑞率領的紅七軍主力正被強敵圍困在江西崇義，而被截在河那邊的紅七軍另一部，正在軍長張雲逸的率領下苦尋渡河時機，鄧小平此時離隊，影響可想而知。所幸張雲逸、李明瑞兩將軍指揮得力有方，紅七軍將士英勇奮戰，紅七軍的兩隻隊伍終在1931年7月先後到達江西於都，進入了中央蘇區，勝利地完成了戰略轉移。
對鄧小平在紅七軍正處於艱苦的情況下突然離隊，廣大紅七軍戰士一直都有質疑：在敵人的重兵包圍中，中央的指示如何能傳達到鄧小平本人，而且誰也沒見過那份要鄧小平回上海匯報工作的中央指示，只是鄧小平自己口頭說的。何況鄧小平一去之後再也沒有任何音信，以後也不見中央對紅七軍有什麼相關的新指示，兩隻紅七軍隊伍都是在各自為戰的情況下，自己想辦法進入中央蘇區的，以後鄧小平與紅七軍再沒有任何瓜葛了。早在1934年中央蘇區時期，以及延安整風、黨的七大上，一直都有紅七軍老戰士對鄧小平的離隊提出質疑，懷疑鄧小平有貪生怕死和逃兵的嫌疑，鄧小平無論如何自我辯解都不能令他們滿意。但由於當時處於戰爭環境下，對鄧小平這種行為很難騰出過多的時間和精力搜集證據並進行審查，而且關鍵的證人李明瑞在第三次反“圍剿”中犧牲，軍長張雲逸在鄧小平溜走時不在場，很難證明什麼，隨着時間的推移，對鄧小平就愈來愈有利。紅七軍老戰士儘管強烈質疑，確實也拿不出有力的證據，鄧小平溜走的時機把握得極巧妙，明明是貪生怕死當逃兵，卻讓人奈何他不得，其奸滑在年紀輕輕時就已經爐火純青。不過鄧小平這次不光彩的溜走，也成了他長期的忌諱和心病，自己也不得不多次承認是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