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區肅反看張戎“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蘆笛

一、“反共八股”，字字血淚

在評介張戎－哈利戴合著《毛》傳的文章中，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永發先生指責張戎採用了中共慣用的“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手法，“妖魔化毛澤東”。

“攻其一點不及其餘”誠有之，只是我用此語的涵義和陳院士截然不同，相似者唯字面而已。在我看來這確實是該書重大缺陷之一，雖然不足以動搖其在現代史學研究上的地位，卻妨礙了讀者獲得對那個邪惡的政治文化歷史現象的穿透性認識。這就是本文要討論的主題。

至於“妖魔化毛澤東”云云，我已經說過：如果張戎“妖魔化”了毛澤東，那麼所有的希特勒傳記和斯大林傳記作者也都“妖魔化”了其介紹對象。列寧、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波爾布特這些人本來就是妖魔，要如實介紹他們的真實面孔，自然也就不可避免要“妖魔化”之。這不是歪曲而是事實陳述，不是妖魔反而不真實了。不能因為張戎介紹的歷史形象與陳院士心中固有成見相牴牾，就任意指責人家“妖魔化”。難道只有同時介紹毛的“天使／聖徒”那一面，張書才能具有學術價值？如果那一面只存在於陳院士的想象之中，那又該怎麼辦？去“學術性”地創造出來？

陳院士這種反應，我非常能夠理解。想來陳院士是從二蔣時代過來的。那個時代的人聽夠了二蔣那乏味淺薄的“反共八股”，又遭到文化封鎖，根本無從接觸馬列毛著作乃至３０年代的所謂“進步文學”。這種一面之辭機械灌輸多了，反倒會刺激起正義感特別強烈、不滿現狀的憤青們的逆反心理，讓他們以為國府宣傳乃是彌天大謊，共產黨就再怎麼壞也不可能是妖魔。

其實二蔣也確有難處。共產主義的可怕與邪惡，正在於其道義優勢。它針對社會不公特別是貧富不均的現象，進行旨在撕裂族群的惡毒挑撥，專在熱血青年強烈的樸素正義感和愚民的“公平心” 、嫉妒感上下功夫，把這些或正常或不健康的原始心態和情緒統統化為仇恨和殘忍報復心理，再巧妙地變成政治運作槓桿，煽惑暴民起來造反，由此製造出巨大的全民災難。

這就是國際共運的最可怕處——它的宣傳永遠能在一部分社會成員特別是弱勢集團中喚起巨大共鳴。凡是保守政權，哪怕是美國那種國家也罷，面對這種道義優勢都一籌莫展，只能靠揭露共產政權下的恐怖現實真相使公民懼怕憎惡之。５０年代的美國反共宣傳，我看其質量和國府的也差不多，對憤青沒有多大說服力。

連西方先進國家都如此，何況是根本不具備識破共黨真相的智能的多數中國人？如張戎的巨著指出的，老蔣當年在大陸低估了我黨宣傳的威力，這才弄得丟盔棄甲狼狽逃竄到小島上去。痛定思痛之後，人家當然要對大陸拉下“竹幕”，讓國民只能聽到千篇一律“反共八股”，最後是炮製出陳院士這種貌似公允的偽liberal來（順便說一句，我也是liberal，並非曹長青式右派，但我是《動物農場》作者喬治·奧威爾那樣的liberal）。

依區區在下看來，西方這種偽liberal最需要的，是到大陸去，接受我黨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的幹部和其他人，把他們送到大陸去，來一個動員。用不了多久，他們就會無限懊喪地發現，原來二蔣的“反共八股”句句是實話，一句頂一萬句，包括我黨在揭破國府“欺騙宣傳”時最熱愛使用的“共匪殺人放火，共產共妻”。

這其實就是我閱讀張戎巨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曾志《一個倖存的革命者》以及國內史學界“四大天王”一系列重要著作之後最深的感喟。

文革大批判中最常見的一句話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這八個字倒真是對我黨最準確的考語。人類歷史上再也沒有誰像他們那樣，把“惡人先告狀、倒打一耙”的功夫運用到匪夷所思的化境：明明是他們“專門襲擊國民黨，不救中國助東洋”（調寄《沙家浜》，略有改動），卻把真正的民族中流砥柱國府國軍誣衊為出賣大好河山的漢奸賣國賊；明明是他們在蘇區/“解放區”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最後卻成了“國民黨屠殺人民”、“解放區的天是明朗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

最令人哭笑不得而且不寒而慄的是，到最後，這些無恥謊言竟然在全國人民特別是偽劣知識分子中變成了無從撼動的歷史真實。以致所謂“大漢奸”林思雲先生竟然一開口就是“共產黨救了農民”，“共產黨不像國民黨那樣殺了那麼多人”！

二、國民黨如梳，共產黨如篦

張戎巨著的一個重大意義，就是撥亂反正，恢復了歷史真實，首次比較全面深入地介紹了我黨３０年代治下“蘇區”的地獄場景，雄辯地證明了共產黨的血腥統治與他們發動的革命戰爭是造成蘇區人民大規模死亡的主要原因。光是恢復了這段歷史的真面目，該書的重大貢獻就絕對不可低估。

張書明確指出：

“中央蘇區地處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國下降
最多。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從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據地
內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個縣(不包括為中共部分控制的邊緣縣)，
人口減少五十多萬，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閩西根據地的減少幅
度也差不多。中央蘇區人口共下降七十萬。由於住在這些地帶的人
很難外逃，這七十萬基本上應屬於死亡人數。”（原註：毛死後的
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萬八千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認為“烈
士”，包括戰死的和肅反被殺的。”）

張戎更介紹了我黨殺人的演變史以及大規模民眾喪生的基本原因，只是脈絡似乎不夠清楚，在我看來可以總結於下：

１、共匪暴動早期，忠實執行莫斯科指示，推行紅色恐怖政策，亂燒濫殺：“當時的政策是：‘殺盡階級的敵人，焚毀敵人的巢穴’，‘焚毀整個城市’，‘豪紳的????都是在殺之列，我們並不顧恤’。暴動的口號是：‘燒！燒！燒！殺！殺！殺！”：“准群眾自由殺人。殺人是暴動頂重要的工作，寧可殺錯，不要使其漏網”，“將這批豪紳地主剖腹割頭，無論任何反動分子，都毫不客氣的就地殺戮，直無絲毫的情感”。

這根本就是無爭事實，其實就連官方宣傳都間接承認了這點，我記得初中歷史課批判的“左傾機會主義”政策中就有一條：“使小資產階級變為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此外還可以補充點第一手證據，例如當時中央在《致兩湖省委信》中曾明確命令：“殺盡改組委員會委員、工賊、偵探、以及反動的工頭。……在鄉村中大力發展游擊戰爭，殺盡土豪劣紳、大地主，燒地主的房子。”殺人範圍之廣，令人讀來不寒而慄。

２、因為盲目執行莫斯科的愚蠢指示亂燒濫殺，引起大規模農民暴動，暴民屠殺共匪後又被紅軍殘酷鎮壓，最著名的就是曾志回憶錄中披露的郴縣、永興、耒陽等縣成千上萬的農民暴動。

３、在停止亂燒濫殺政策之後，紅匪改為有計劃、按比例、高速度的“明智殺人”策略，主要屠殺地富、被俘國軍高級軍官以及一切拒絕與匪政權合作者。紅色政權建立後，匪區化為監獄，所有的居民全部喪失人身自由。凡想逃出匪區者格殺勿論，甚至就連“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殺頭”。如此恐怖統治，造成了自殺成風。

４、“誘敵深入，堅壁清野”，在國軍進攻前，強迫所有居民藏了糧食炊具，封了水井，躲入山中，人為製造民生苦難，間接導致死亡。

５、從屠殺“階級敵人”進化到瘋狂屠殺“階級弟兄”，亦即“肅反”。這是如今我黨唯一承認的一樁罪行。在他們看來，“階級敵人”不是人，殺之無礙，殺“階級弟兄”才是錯誤（這觀點其實是赫魯曉夫發明的）。

６、兩軍交戰造成的戰爭傷亡。

７、紅匪逃出匪區前為了“輕裝”，處決了所有囚犯、戰俘甚至“不可靠分子”。逃出匪區後受害民眾起來呼應國軍，殘酷報復落在他們手裡的中共人員。在中共奪權戰爭中，此類悲劇反覆上演，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謂“女英雄劉胡蘭”因為殺害村長而被村民處決。

以上諸條，張戎其實都涉及了，只是沒有我上面總結的那麼一目了然而已。大部分事實並不是她發現的，有的事實連長征老戰士、偉大的無恥階級革命家曾志同志都在其回憶錄里承認了，但張戎仍有獨到貢獻，例如毛澤東發明的強制性“堅壁清野”，我過去雖然知道，但竟然從未去想它會給人民帶來何等巨大的苦難。在這點上，是作者打開了我的視角。

總而言之，似乎可以說，該書首次比較全面系統地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衛生諸方面勾畫出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那個漢奸政權、國中之國的地獄場景，其貢獻是不容抹煞的。

遺憾的是，作者出於對毛澤東本人的強烈憎恨，在介紹中共罪行時確有“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失誤。這個缺點其實在《鴻》中就暴露了。我當時看那書（英文版）的感覺就是，作者似乎把共產制度的罪惡完全歸咎於毛澤東一人，把該運動造成的全民災難歸結於個人原因，卻沒有看到毛澤東乃是那種邪惡革命運動必然篩選出來的偉大領袖。這不但是對複雜歷史現象的簡單理解，而且有失學者應有的客觀公正態度，這個問題在作者介紹蘇區肅反時暴露得最明顯。

三、蘇區血海

我黨在蘇區殺人有個演變過程，這在我看來大概可分三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共匪暴動初期，大約發生於１９２７年晚期至１９２８年中期之間。此期中共忠實執行共產國際指示，令紅軍在暴動後對當地居民不分貧富，一概亂燒亂殺，企圖使全民化為無產，絕了他們的想頭，以此逼迫他們上梁山。

在此期間，毛與莫斯科以及傀儡中央保持了嚴格的政治上的一致，忠實執行了國際方針。誠如張書介紹的那樣，毛自上了井岡山後，召開殺人的萬人大會便成了當地居民的生活常規。張並引用了廣為流傳的毛所著千古一聯：

“想當年，你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
到今日，我宰殺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不能不承認毛此處用的“宰殺”確實千金不易，準確之極。

有幸被押到萬人大會受死的國府被俘人員或“土豪劣紳”，不是被群眾以梭鏢戳死，便是被亂刀分屍，這英雄剽悍的古風成了官方政策， 一直延續到30年代初的“反ＡＢ團鬥爭”中去，例如贛西南特委在１９３０年９月２４日發布的《緊急通告第２０號——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ＡＢ團》文件中不但規定：

“ＡＢ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
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形（刑）審問，忖度
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ＡＢ團組織，
以期根本消滅”，

而且命令：

“對於首領當然採取非常手段處決，但須注意，在群眾大會中由群眾
斬殺。……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和流氓地痞的ＡＢ團殺無赦。……工
農份子加入ＡＢ團有歷史地位，而能力較活動的殺無赦。”（轉引自
高華：《毛澤東在江西蘇區“肅ＡＢ團”的歷史考察》，《二十一世
紀》）

這兒的“斬殺”，用得何等痛快淋漓！而後面那一連串的“殺無赦”，當真是讓人看了心明眼亮，血脈賁張，鬥志昂揚。

但此期毛的殺人業績並不是很突出，比起彭湃 、朱德等人來頗為遜色。對此史實，張戎採取了相當客觀的態度，指出：

“這個時期共產黨燒殺最凶的地方是廣東海陸豐，號稱‘小莫斯科’，
那裡還修了‘紅場’，入口是個俄式的花哨大門。領袖彭湃把此地變
成了可怕的屠場。彭湃這樣推祟列寧：‘他的法律，是沒有什麼詳細
的，反動的就殺，他的工人農民，不用報告什麼工會、農會、政府，
直可把土豪、劣紳、地主、資本家殺卻’。彭湃的演講和政策充滿了
這樣的語言：‘准群眾自由殺人。殺人是暴動頂重要的工作，寧可殺
錯，不要使其漏網’。‘將這批豪紳地主剖腹割頭，無論任何反動分
子，都毫不客氣的就地殺戮，直無絲毫的情感’。

海陸豐存在的短短兩個月中，一萬多人被殘酷處死，‘反動的鄉村有
些全鄉焚燒’。

這些蘇聯人指導的奪權掌權均以失敗告終。毛澤東的井岡山幾乎是碩
果僅存。毛不是狂熱分子，當部隊要燒天主教堂和豪華大宅時，他制
止他們，說與其燒掉不如留起來自己享受。殺人當然要殺，但別殺得
連自己也站不住腳。”

最後這段話特別能反映毛的“求實精神”，尤其是“殺人當然要殺，但別殺得連自己也站不住腳”，簡直就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殺人當然要殺，不殺不足以發動群眾，不殺不足以控制民眾，不殺不足以使得民眾人人自危，讓他們發現自己的小命捏在“大救星”手中，因此產生對掌握了自己命運的大救星的由衷敬畏甚至愛戴（這在心理學上叫作“斯德哥爾摩綜合徵”），不殺不足以奪取政權，遑論維持和鞏固政權，但不能殺得連自己都站不住腳，成了自傷行為。從這句偉大語錄中，不難窺見後來延安整風那偉大發明的萌芽。

第二個階段則是針對“階級敵人”的肅反，算成第二階段其實很不準確，因為它貫串了整個中國革命，延伸到中共建國以後，直至今天。此乃國際共運最醒目的一個特點，是俄國十月革命創造的光輝模式，是列寧同志的偉大發明。可笑的是，毛澤東將“民主革命三大法寶”總結為“黨的建設，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卻竟然忘記了或不敢提這最重要的一大法寶，而黨史學者們到現在似乎也沒有發現這一不能原諒的重大遺漏。

上引彭湃同志語錄，充分表明該同志確實是列寧的好學生。偉大革命導師列寧在建立了紅色政權之後，最重要的施政措施之一，就是下令建立超越一切法律和黨政機構，只對政治局負責的“契卡”（全俄肅反委員會），接着又下令在俄國邊遠地區建立大規模的“懲罰營”（後來改稱“勞改營”），遠遠早於納粹集中營之問世。列寧並多次在其公開演講和著述中明確無誤地通知大眾“無產階級專政”是怎麼回事。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間發表的《論專政問題的歷史》一文中，他明確宣告：

“給我一勞永逸地記住這點：專政意味着基於力量而不是法律的毫無限制的權力……以無產階級專政名義行使的暴力，本身就是革命正義。”（根據英文版譯出，第一句話是沒有“please”的命令式，為忠實於原語氣，加入了“給我”二字。）

列寧本人在日理萬機之際，還對契卡的日常工作投注了極大的興趣和關切。在他的親切關懷過問下，契卡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他逝世之前短短五年中，契卡連放高產殺人衛星，處決了至少２０萬人，而原始反動落後的沙皇政權在１９１７年垮台前的５０年內，也才處決了一共１萬４千人。（據 Hitler and Stalin - Parallel Lives. Allan Bullock, Fontana Press, 1998）

斯大林全面繼承並發展了列寧留下的政治遺產，鞏固和發展了秘密警察恐怖統治這無恥階級專政的強大支柱，並將這套“列斯革命工藝學”擴散到全世界去，使得所謂“社會主義陣營”成了警察國家集群。

中共革命既然是十月革命的強制性注入，當然只能是蘇式革命的拷貝。中共革命早期搞的當然只可能是這一套，但功臣並非毛澤東而是周恩來、董必武、鄧發、康生等人。毛的獨特貢獻（或許也是他對列寧創立的“革命工藝學”的唯一貢獻），乃是發明出了延安整風，把由歐式專業隊伍從事的技術活，改為具有中國特色的人民戰爭。

第三階段則是針對自己人的狗咬狗，亦即動用秘密警察肉體消滅革命同志，使得這無恥階級專政支柱進一步發展為個人獨裁的支柱，這就是為大眾熟知的斯大林主義。它和列寧主義的區別，在於列寧同志善於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只用非法的秘密警察去收拾“階級敵人”，而斯大林將這政治遺產擴而充之，大而化之，用那殺人利器去隨心所欲地肉體消滅一切黨內權力鬥爭對手甚至假想敵。

正如張戎在書中正確指出的那樣，毛澤東完成這個從列寧主義到斯大林主義的戰略轉變，其實比斯大林本人還早，他不愧為國際共運中打響“黨內階級鬥爭”第一槍的偉大發明家。

如所周知，斯大林３０年代的大清洗，以基洛夫於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日被刺為藉口。但哪怕是在基洛夫案件發生後，斯大林也並沒有立即舉起屠刀。最初清黨還是相當溫和的，無非也就是開除出黨，直到１９３７年才掀起殺人狂潮，歷時約一年。所有的老布爾什特除了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等寥寥數人之外，悉數倒在血泊之中，就連斯大林本人多年的老戰友奧爾忠尼啟則也死得不明不白。那剃刀之鋒利，便全世界的“階級敵人”加起來也比不上萬分之一。

一般人不知道的是，毛澤東其實捷足先登，早在此前就發明出“黨內階級鬥爭理論”來了。根據高華先生的研究，１９３０年２月間，毛澤東在贛西南主持召開所謂“二七會議”，將毛不服從毛的領導的贛西南方面的負責人扣上“富農份子”的帽子，“宣布開除江漢波的黨籍，李文林被調離出主力部隊，轉任地方工作。２月１６日，由毛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告第一號》，正式宣布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通告指出：

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
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
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
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
布爾塞維克化。”（高華：《毛澤東在江西蘇區“肅ＡＢ團”的歷史
考察》，《二十一世紀》）

如高先生指出，“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在當時完全是個新提法。他沒有指出的是，即使從國際共運的範圍內看，這也是個嶄新的理論突破。

在二七會議精神指引下，蘇區迅速出現肅反高潮。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發了《反改組派ＡＢ團宣傳大綱》，號召“實行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以“肅清紅旗下的奸細”。鬥爭矛頭迅速指向黨內，進而從黨的基層組織發展到上層領導。如高華先生的大作披露的，１０月１４日，毛在給中央報告中指出：近來贛西南黨“呈一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ＡＢ團份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ＡＢ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引文來源同上）

凡是文革過來人都能看出，此話在３０多年後再一次迴蕩在神州大地上空。６０年代毛對全黨發出警告“我看全國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黨組織不在我們手中”，其實就是從這兒來的。

“毛委員，指航程，光輝照耀天哪，天地明哪！”毛首先在其親率的子弟兵一方面軍下手，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就從４萬多將士中清理出４，４００多名“ＡＢ團”，其中有數十名“ＡＢ團總團長”，悉數被處決。緊接着，毛又派出親信李韶九作為欽差大臣，將江西行委以及紅二十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悉數逮捕，並以毒刑逼供，短短五天內就處決了４０多人，終於逼反紅二十軍，釀成著名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件於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２日爆發，逃出虎口的紅二十軍團長劉敵發動兵變，逮捕了該軍軍長，率軍攻占富田縣城，釋放了所有冤枉被捕人員，並逮捕了李韶九以下當地政府人員（後經陳毅調解後全部釋放），並把隊伍拉過贛江，宣布脫離一方面軍，並派人向上海中央告狀，要求逮捕毛澤東。

中央對此事件的處理一波三折。項英代理中央局書記時，將該事件定性為“無原則的派別鬥爭”，只開除了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劉敵等人黨籍，餘人免予追究。可惜不久後王明掌權，將其與李立三的權力鬥爭擴大到下層去，為此譴責富田事件是反革命暴動，免了項英的職，以毛澤東代之。毛掌權後便大開殺戒，先以談判為名誘捕了２０軍兵變領導人，將其全體處決，又將２０軍調入紅一、三軍團的埋伏圈，將其包圍繳械，該軍自軍長、政委以下７００多名副排長以上幹部悉數被屠。該軍被取消番號，殘部歸入紅七軍。

富田事件後，中央蘇區反ＡＢ團鬥爭如火如荼，先後有７萬多革命同志倒在自己人的屠刀之下。

以上事實，確如陳院士所說，如今已經成了專家們和業餘愛好者們耳熟能詳的常識，張戎的巨著雖作了比較系統詳細的介紹，但並沒有發掘出多少不為人知的史實來。

儘管如此，該書第二作者哈利戴畢竟有着比較遼闊的世界視角，熟悉蘇俄血腥歷史，因此在該書中特地強調指出，毛髮明的這種血腥的黨內自相殘殺，甚至早於斯大林的大清洗。用張朴先生的大白話來說，便是“毛澤東做了斯大林的老師”。國內學者高華先生其實也看到了這點，惜乎畢竟未能明確指出。竊以為，能指出毛澤東在這方面為共產革命工藝學的完善發展作出的卓越貢獻，這一史識是很了不起的。

遺憾的是，作者的洞察力似乎也就只局限在這點上，因而不但忽略了蘇區肅反的高層權力鬥爭背景，而且竟對在其他蘇區大致同時發生的大屠殺視而不見或只是一筆帶過，這就在客觀上形成了“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重大失誤。

首先，毛當然是黨內大規模血腥鬥爭的始作俑者，率先提出“打倒機會主義領導”的響亮戰鬥口號，在黨內打“ＡＢ團”也是他的????劉士奇的發明，但他的政敵李文林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上引高華的同一篇論文說得很清楚，李文林是贛西南黨與紅軍的創始人之一，與毛及紅四軍的關係一度十分密切，但後來李反對毛吞併他領導的地方武裝，並反對毛推行“沒收一切土地”的極左政策，雙方關係破裂。在二七會議中，李文林被整，調到地方工作，此後取代劉士奇，打ＡＢ團比劉還積極。在他領導下僅兩個月內，在贛西南三萬多黨員中就開除了“地主富農”一千多人，消滅了一千多“ＡＢ團”，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１/４被打成“ＡＢ團”，也大多被殺。（請參考上引高華論文）

李非但不是毛的嫡系，完全就是他的眼中釘，但人家照樣創下了如此之高的殺人記錄。可惜這事實卻被張戎忽略了，最後難免給讀者造成一種“蘇區肅反都是毛犯下的罪行”的錯覺。

其次，張書忽略了“黨內肅反”的上層權力鬥爭背景。誠然，毛澤東是將這個新概念引入中共乃至整個國際共運的第一人，但在他發明出這新武器來之後，卻被王明迅速接了過去。如上所述，項英本來對譁變的２０軍採取明智的息事寧人的態度，但只因為紅２０軍支持過王明的權力鬥爭對手李立三，王明便不但將該事變定為“反革命暴動”，派欽差大臣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等三人去蘇區宣布之，而且罷了項英的官，以毛代之，支持毛以鐵腕解決２０軍，甚至不惜使出誘捕殺降的卑劣手段來。這當然首先是毛的罪行，但背後指使支持的王明也難逃其罪。可惜作者卻沒有指出這點。

更重要的是，中央將毛的發明推廣到了所有的蘇區去，其中以賀龍所部紅二方面軍所在的湘鄂西蘇區蒙受的血雨腥風最為慘烈，可惜發生在其他蘇區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卻被張戎忽略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失誤。

下面簡單介紹發生在其他蘇區的大屠殺。

１）閩西蘇區“社民黨”冤案

這一血腥冤案緊接着毛澤東主導的中央蘇區“反黨內ＡＢ團”的大屠殺發生，同樣激起了類似富田兵變的“坑口兵變”，只是規模小得多。兩者的發生機制相同，都是“強龍”吞併“地頭蛇”的權力鬥爭，但抓所謂“社民黨”，比抓“ＡＢ團”更令人哭笑不得，乃是最典型的紅色幽默。

該案發生於１９３１年初，其時斯大林正和歐洲特別是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別苗頭，把後者打成了革命最危險的敵人，便通過共產國際給各國支部下命令，要各國共產黨掀起反社會民主黨的鬥爭。中國本非歐洲國家，從無工會傳統（亦即列寧重點批判的“工聯主義”），更無工人運動傳統，所謂共產革命乃是莫斯科強行輸入的，上哪兒去找社會民主黨去？但主子既然發指示，當然只能凜遵，於是便給下屬發命令，要各地“加緊反對改組派以及社會民主黨的欺騙政策”，由此觸發了閩西蘇區的血雨腥風。

事件之起，始於紅１２軍在長汀縣召開的紀念李卜克內西和羅森堡的大會。軍政治部主任李任予介紹了這倆外國人，說他們乃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創建人，是第二國際的左派領袖，在第二國際墮落為修正主義後與之進行了堅決鬥爭，在發動柏林起義失敗後慘遭殺害，云云。

這些西洋景，文盲痞子們如何明白？演講完畢後，某積極分子便率眾高呼：“堅決擁護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千多名官兵中，也就只有數十人跟着呼喊了那“反動口號”，以為“第二國際”便是“共產國際”，“社會民主黨”也就是共產黨。

另一略識之無的積極分子卻立即向閩西蘇維埃政府肅反委員會主席林一株密報了這一階級鬥爭新動向。肅反委員會立即決定在紅１２軍１００團中展開肅反，迅速逮捕了呼喊反革命口號的那個憤青，以及企圖包庇他的團政委等６０多人，並施以毒刑。中共閩西特委、閩西蘇維埃政府隨即下令在全區開展肅反，並宣判處決了紅１００團自團長、政委、參謀長以下等３４人。

肅反委員會接着又迅速擴大戰果，將清洗擴大到紅１２軍其他團以及地方黨政組織中去，以毒刑逼供，指令受害人攀咬“閩西王”亦即土產紅軍地頭蛇、開創閩西蘇區的傅柏翠為社民黨首領。林一株還率軍去討伐傅柏翠，傅聞訊後召集手下人馬嚴陣以待。兩隻紅軍對峙了十多天。因傅的人槍稍多於林率領的紅１０１團和兩個縣的赤衛大隊，林終於不敢開戰退走。傅此後即脫離紅軍，去了福州，只是在紅匪長征後才回到閩西老巢。但他也並未變成共黨死敵，一直在與共匪秘密勾結，居然也就不被國府法辦，直到他在１９４９年率所部國民黨軍政人員公開“起義”。

這些行動都是在“閩西捷爾任斯基”鄧發的指揮下進行的，他並向中央及時匯報了閩西發現“社民黨”的緊急軍情，得到了敬愛的黨中央的及時支持。《中央給閩粵贛特委信──目前的形勢和任務》明確指示：“閩西的社會民主黨、江西的AB團及其他地方的改組派等，都是敵人積極地打入到黨內和紅軍中來從事破壞活動。從蔣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個的聯繫和計劃的，必須予以最嚴厲的手段來鎮壓！”

鄧發、林一株等人積極執行中央指示，“以最嚴厲的手段來鎮壓”。根據革命形勢的急迫需要，《閩西蘇維埃政府第25號通告》及時規定：“如有迫不及待要先處決的，可以先執行，再補報到本政府追認。”

絕大部分被梭標刺死、大刀砍死或被活埋的都是參與創建地方黨政組織的土共，以及紅１２軍指戰員。地富出身的幹部首當其衝，出身不好即足以構成殺頭罪名。高華先生披露：

“閩西肅反委員會主席林一株明確宣布懲處「社黨分子」的三項原則，其
中最重要的一條，即出身不好者處以死刑，其依據是，「地主富農子弟，
在鬥爭中必然會背叛革命」。 ”

“在被害者中，也有不少少先隊、兒童團員，最小的只有十六歲。許多五
花八門的罪名，諸如參加了「社民黨」的「十毫子運動」、「食煙大同盟」、
「姑娘姐妹團」、「找愛團」、「膳食委員會」，都成為被處決的理由。”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這“以最嚴厲的手段來鎮壓”的結果，是使那漢奸偽政府在短短三四個月內便成了個空殼子。中央局於1932年2月19 日給閩粵贛省委的信中承認：“這一非常事件，給閩西黨的創傷是嚴重的，黨員人數由原來的8000人減為5000人不到。”閩西團特委1931年7月 12日在給蘇區團中央的報告中承認：“全區30個區委中，只有1個區委能勉強維持工作。”閩粵贛特委則於1931年5月1日給永定縣委的信承認：“紅12軍在這次清肅之後，內部的確萬分成問題，戰鬥兵的減少，指揮員的缺乏，以及士氣勇氣的減低，這決不是東拖一下西拉一下可以解決的。”

這殺人狂潮終於如富田事變一般，引起了“坑口兵變”。據高華先生介紹：

“在閩西大清洗的高潮階段，閩西杭武縣第三區（現屬上杭縣溪口鄉，太
拔鄉）區委書記何登南、縣武裝第三大隊政委陳錦玉等二百人被控以「社
黨分子」的罪名，被拘押在坑口和白砂（縣蘇維埃政府所在地）。5月27
日，縣武裝第三大隊大隊長李真，副政委張純銘，副大隊長丘子庭等率眾
扣押了正在此巡視的閩西蘇維埃政府秘書長羅壽春，迫其書寫手令釋放被
扣人員。當晚，李真等率領三大隊包圍區蘇維埃政府，放出被捕人員。同
時又派出一部分人員前往白砂，以羅壽春的手令，將被關押的第三區人員
帶回釋放。

以鄧發為書記的中共閩粵贛省委（1931年5月，原特委易名為省委）得知
「坑口事變」消息，立即認定屬於「反革命暴動性質」，隨即抽調新紅十
二軍進攻杭武第三區，至5月29日，除少數人逃亡外，第三大隊的大部分
人員被繳械逮捕，兩天前剛被釋放的人員又再次被捕。同日，閩粵贛省委
作出決議，指示：「對於已經被捕的社黨，應多方審訊以破獲其整個組織，
同時要很快地處決」。於是，李真、何登南、丘子庭及第三大隊絕大多數
被捕幹部、戰士盡被處決。

5月29日的鎮壓雖然極為嚴厲，但是並沒有完全壓下閩西蘇區軍民對肅反的
極度憤怒。6月1日，杭武縣第二區部分幹部與地方武裝又發動反抗，在此
前後，永定的溪南和虎崗，也發生類似自發的反抗行動，但全部遭到鎮壓。”

一直到８月底，周恩來起草的中央文件批評了“閩西肅反擴大化”，大屠殺才逐漸開始降溫。共產黨處理這種爛事的方式總是老一套。明明“社民黨”整個是子虛烏有的冤案，後來連元兇鄧發自己都在1945年承認了。死在紅匪屠刀下的無數生靈，到了閻王殿上也整不明白“社會民主黨”到底是什麼妖魔鬼怪。但偉光正是死也不會認錯的。那“糾偏”公式無非是兩條：一曰“擴大化”，亦即並非憑空虛構，殺人是應該的，只是稍微殺過了頭；二曰“錯誤路線影響”，在中央和地方找個替罪羊扔出去。

中央的替罪羊自然先是李立三，後是王明，地方的替罪羊則是“閩西葉紹夫”林一株同志。該同志與其俄國上司葉紹夫的下場一模一樣，被戴上“社民黨分子”的帽子後加以處決。如同中央蘇區打ＡＢ團的先鋒李文林被當成“ＡＢ團首犯”處決一般。

那麼，誰該為這場大屠殺負責？毛澤東有無責任？高華先生認為，元兇當然是鄧發，但張鼎臣、任弼時也該負責。毛則因被免去中央局書記，隨後去領導一方面軍與國軍作戰，似無機會過問閩西蘇反，雖然他絕無可能不知道此事發生。但因為它和贛西南肅“ＡＢ團”運動幾乎平行發生，非常相似，由此決定了毛始終不肯為該案平反。直到毛死後的８０年代，該案才與“ＡＢ團”的冤案一道獲得平反。因為時代久遠，到底有多少人倒在這場大屠殺中已經無法準確查出。據中共自己報出的數字，至少有６３５２人死在這場大屠殺中（《閩西“肅社會民主黨”歷史冤案已平反昭雪》《黨史通訊》，１９８６年第５期）。

如上所述，屠殺雖然由鄧發、林一株等人啟動，但是在中央４月４日下達的指示表示明確支持之後，才進入了狂潮。中共官方宣傳照例是把此事賴在王明身上，而高華先生則認為那封信有可能是周恩來起草的，雖然那不過是推測之言，沒有什麼證據。在我看來，不管是誰起草，當時的中央主持人如王明、恩來、博古等人都脫不了干係。相比之下倒是毛還沒有多少責任。

２）湘鄂西蘇區四次大肅反

在所有蘇區肅反中，這大概是規模最大，最令人髮指，為禍最慘烈的大屠殺。

在我看來，這場大屠殺具有以下顯著特點：

Ａ、規模最大。

這是在相對意義上說的，湘鄂西蘇區肅反殺害的絕對人數可能比不上中央蘇區，但考慮到它小得多的面積和總人口數，該區肅反規模大概相對最大。

Ｂ、進行次數最多，延時最長。

別的蘇區一般只搞過次把大屠殺式的肅反（屠殺“階級敵人”不計）。例如周恩來等人進入中央蘇區後，便逐漸停止了“群眾專政”，代之以蘇式職業特務機關（保衛局）的職業主義（professionalism），雖然照樣製造冤案（例如張愛萍因為演戲宣傳“社會主義”就給打成了“托派”），但畢竟再沒掀起過轟轟烈烈的大屠殺的人民戰爭。張國燾雖然也在紅四方面軍殺得轟轟烈烈，但畢竟也只搞了兩次肅反。唯獨湘鄂西搞了四次肅反，堪為匪區內的殺人冠軍。

因為這兩個特點，大屠殺殺害了大批紅軍將士和土共人員，徹底搞垮了紅二方面軍。賀龍同志在《湘鄂西初期的革命鬥爭》中承認：

“１９３２年春天至１９３４年秋天。湘鄂西分局貫徹了第三次‘左’傾路線。結果把整個湘鄂西根據地都丟了。”

可惜由於中共的壓制封鎖，至今國內對這場人間慘劇的調查研究還很不完全，更沒有準確的死亡數字。我見到的最保守的國內的數字是，紅三軍1000多名高級將領和指揮員，以及7000多名地方區級以上、部隊連級以上幹部被殺害，加上其他無辜被殺者，總數在1萬以上。

另一調查數字則是紅三軍從原來的四萬人被殺到四千人（蕭克：《紅二、六軍團會師前後》）。還有另一數字則是從原來的兩萬多人銳減為三千（賀彪:《湘鄂西紅軍鬥爭史略》）。

賀龍本人則回憶：“洪湖的區縣幹部是殺完了。紅三軍中到最後有的連隊前後被殺了十多個連長。夏曦在洪湖殺了幾個月（即第一次肅反），僅在這次肅反中就殺了一萬多人。現在活着的幾個女同志，是因為先殺男的，後殺女的。敵人來了，女的殺不及才活下來的。洪湖失敗後，夏曦與紅三軍在大洪山會合，在那裡打圈子時，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間殺人。捉人殺人都沒有材料根據，都是指名問供。比如捉樊哲祥、譚友林等，因為他們曾在段德昌的領導機關刻過油印。”

據時任團政委的楊秀山同志回憶：夏曦最後連黨、團組織都解散了。實行“重新登記”時，黨員只剩下夏曦、賀龍、關向應和盧冬生四個人。

這些數字都只統計了軍隊被殺者，未將地方上的冤魂統計在內。考慮到湘鄂西的面積，哪怕採用最保守的統計數字，該區肅反戰果赫赫，為各區之冠，仍似乎不容置疑。

這大屠殺的效果當時就體現出來了。在最後一次肅反中，此前始終明哲保身，聽任夏曦胡亂殺人的賀龍實在忍不住，勸道：老夏，不能再殺了，再殺就殺光了。夏曦這才感到不妥，停止了瘋狂殺人，但軍隊的脊梁已被打斷，再沒有當年的戰鬥力了。以紅軍裝備之緊張，紅三軍竟然出現槍比人多的怪現象，而且士兵沒人敢當班、排長，生怕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徑。

Ｃ、高官也不能倖免。

第一次肅反殺了湘鄂西蘇區和紅軍創建人之一、曾任紅3軍前委書記兼紅３軍政委的萬濤，湘鄂西省委委員、湘鄂邊特委書記周小康，省委委員、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視員尉士筠，宜昌特委書記張宗理，湘鄂西蘇維埃工農監察委員會副主席、黨校校長侯蔚文，湘鄂西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劉革非，蘇維埃黨團書記彭之玉，省委巡視員潘家辰，湘鄂西總工會黨團書記張昆弟等等。紅３軍參謀長兼第７師師長孫德清，紅６軍創始人之一、紅８師師長段玉林等。

第二次殺了紅７師師長王一鳴，政委朱勉之，湘鄂西軍委分會參謀長唐赤英，紅３軍教導第１師參謀長董朗，曾任紅2軍團政治部主任兼紅6軍政委的柳直荀。

第三次殺了曾任紅６軍政委、軍長、新６軍軍長、紅９師師長，革命元老兼彭德懷入黨介紹人段德昌，紅９師參謀長王炳南，湘鄂邊特委委員、湘鄂邊獨立團政委陳協平。

第四次殺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員宋盤銘，紅７師師長葉光吉，紅７師政委盛聯均（賀彪：《湘鄂西紅軍鬥爭史略》）。

Ｄ、屠殺手段特別殘忍。

使用毒刑乃是紅色政權的優良傳統，各地蘇區並無不同。張戎在其巨著中介紹了贛西南打ＡＢ團使用的各種令人髮指的毒刑，那並不是獨一無二的。閩西抓出社民黨的強大偵破手段，同樣是各種匪夷所思的毒刑。湘鄂西蘇區肅反也發揚了蘇區的這一偉大傳統，保衛局湘鄂西分局長江奇同志發明了“鴨子鳧水”、“背火背簍”等２０多種酷刑，堪與其他蘇區的發明媲美。但因為該區屠殺規模最大，其殘忍手段也就最令人觸目驚心。

如上所述，萬濤、潘家辰乃是創建該蘇區的元老，在第一次肅反中被害。根據潘妻莊曉東的回憶，萬濤被捕以後被通宵拷打，哀號之聲慘不忍聞；潘家辰的關節全被打斷，神智不清，最後只求一死。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開公審大會，讓群眾以亂棍活活打死。根據柳直荀妻子李淑一回憶：柳直荀被捕後幾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處死刑的那天，他其實已經殘廢了，但還是被亂棍打死，死後屍骨無存，一直沒找到。

段德昌的遭遇更慘，他不但被連續毒打，死前江奇還故意用鈍刀斬其首，特意延續他的死亡痛苦；王炳南被殺前已被打斷雙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被打折十指的陳協平則被石頭砸死。

這些正常人完全無法想象的殘忍惡毒，即使是在我黨編造出來的“渣滓洞”、“白公館”、“上饒集中營”等神話中也從來沒有過。

當然，湘鄂西肅反也反映了所有蘇區肅反的共性，那就是它實質上是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鬥爭。它與發生在其他蘇區的大屠殺一模一樣，都是中央派來的（如閩西的鄧發，鄂豫皖的張國燾，陝北的朱理治）或矯詔代表中央的（如中央蘇區的毛澤東）野心家為了吞併創建蘇區的地頭蛇而舉起屠刀，並與地方原有的派系鬥爭盤根錯結地糾集在一起，使得局勢更加險惡。湘鄂西肅反唯一具有戲劇性的是，這場大屠殺竟然是由中央代表夏曦，在得到另一中央代表關向應持中央聖旨的支持下匹馬單槍發動的。

湘鄂西蘇區最初的創建人是賀龍、周逸群、段德昌、柳直荀等人。其中賀與段一直有矛盾，周逸群離奇死亡後（黨內猜測是夏曦暗算，但因無證據而drop了case），賀與段關係一直相當緊張，這或許就是賀龍對夏曦、關向應掀起的瘋狂屠殺一直百依百順的緣故吧？

誰該為這場瘋狂屠殺負責？我黨自然是把這爛事賴到王明頭上去。但王明雖在１９３１年１－９月間成了中央的實際負責人，此後他就到莫斯科去了。湘鄂西第一次肅反始於１９３２年５月，再怎麼着也賴不到萬里之外的王同志身上去（當然也無法賴到偉大領袖毛主席頭上去）。如果要查中央的責任，那也只能是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和恩來。

不過，在我看來，那還是中央特派員夏、關兩人的匠心獨運。中央當然主張殺人，但以恩來的穩健，似乎不會主張殺到如此蝎虎的地步，他的責任恐怕還是個遠離蘇區瞎指揮的問題。這現象說明，幾乎在蘇區同時發生的屠殺狂潮，其實是蘇式邪惡共運的必然表現，因而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在各地自發出現這種殺人狂潮。

３）紅四方面軍兩次肅反。

以下根據國內網上信息，參考《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寫出。

紅四方面軍原踞鄂豫皖蘇區，該根據地由潘忠汝、吳光浩、戴克敏、曹學楷、舒傳賢、徐百川、姜鏡堂、郭述申、許繼慎、曹大駿等多人開創發展而成。1931年4月，中央派張國燾、陳昌浩、沈澤民去該區。張任中央局書記兼軍委主席，陳昌浩任少共中央局書記，沈澤民（即作家茅盾的弟弟）任鄂豫皖省委書記、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

中央派去的大員毫無憑藉，必然要遇到如何整肅下屬悍將，殺人立威的問題。據張國燾回憶錄，他上任伊始，因為腳走壞了，只能坐轎子，備受前來迎接他的土共鄙夷，這個問題當然就更突出。因此，張到任不久就發動了加緊“布爾什特化”的鬥爭，並迅速找到藉口，開始大規模肅反，那藉口倒比毛澤東、鄧發、夏曦等人的充足得多，乃是某國民黨特務給紅１２師師長許繼慎的勸降書。張抓住這信，立即對許立案偵察，不久就由保衛局使用酷刑成功揭發了一個“兵變”陰謀。

張立即下令逮捕了紅12師師長許繼慎、紅11師師長周維炯、紅11師政治部主任熊受暄、鄂豫皖軍委參謀主任李榮桂、紅10師參謀主任柯柏元、原紅33師政委姜鏡堂、軍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書長陳翰香、紅12師政委龐永俊、繼任政委吳荊赤、紅12師副師長肖方、紅10師副師長程紹山、參謀主任范沱、政治部主任關叔衣、紅28團團長潘皈佛、28團副團長丁超、紅30團團長高建斗、政委封俊、紅35團團長王明、紅12師參謀長兼紅36團團長魏孟賢等人，並在短期內就在河南光山白雀園處決了這些人，就連許繼慎正在懷孕的的妻子王望春都沒放過。

和別的蘇區肅反過程一樣，殺戒一開，很快就進入瘋狂狀態。這其實是個惡性循環：“肅反”的動機很複雜，既有權力鬥爭的需要，又是積怨爆發，更在很大程度上出於缺乏安全感的恐懼心理。肅反一旦進入毒刑逼供階段，必然就會抓出大批“反革命”，反過來更加引起主持者的恐懼心，於是便亂殺一氣。越殺得多，這種恐懼感就越嚴重，越是覺得到處都是反革命，由此循環往復，最後便必然是殺到元氣大傷，再不能殺下去為止。

就這樣，給許繼慎的勸降書案發於１９３１年８月，短期內就進入了大屠殺，一直持續了足足三個月，並從軍隊擴大到地方。鄂豫皖特區軍委副主席鄭行瑞、紅10師政委陳奇、蘇區創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學楷、陳定侯、王秀松、舒傳賢、中央獨立1師師長徐百川、中央獨立2師師長王效亭、皖西道委書記方英、原紅1軍獨立旅旅長廖業琪、紅28團政委羅炳剛、紅29團團長查子清、政委李奚石、紅32團政委江子英、紅33團團長黃剛、繼任團長王長先、紅38團團長任難等人都被捕殺。

和其他蘇區肅反一樣，到底有多少人屈死，從未得到認真調查，只有各說不一的大致數字估計。陳昌浩提供的數字是，在1931年的9-11月兩個月之間，他直接指揮下的紅軍指戰員就被殺了十分之一，計2500多人。徐向前的估計數字也差不多，他說：“白雀園‘大肅反’，是鄂豫皖根據地歷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頁。將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兩千五百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十之六七的團以上幹部被逮捕、殺害，極大削弱了紅軍的戰鬥力。”（徐向前：《歷史的回顧》）

和湘鄂西發生的情況一樣，殺到後來就完全喪失了理智。所有的人都成了嫌疑對象，不管是誰，只要扣上“改組派”、“AB團”、“第三黨”的帽子，隨之而來的就是逮捕處決，到最後竟然連戰士發牢騷講怪話都成了死罪。連戰士的槍口沾點土，米袋子破了，也都格殺勿論！

時為紅３０團團長的孔慶德回憶，他當時也給抓了起來，被開除黨籍，罰去勞改，一天讓他們去燒屍體，一個小山窪里全是被當成“反革命”處決的紅軍將士。一層柴禾一層屍體，這麼架了好幾層，放火焚燒。多年後孔回憶往事，還忍不住流淚，說：“我一生打了那麼多仗，死人見過無數，但從來沒有像那時那樣痛苦。”

據說解放後曾在湖北麻城與四川通江洪口場先後發現張國燾留下的兩個萬人冢，每個都有幾千具屍骨。

後來國府剿匪，紅四方面軍頂不住，只好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退出匪區，最後逃竄到四川去，只留下徐海東指揮的紅２５軍在原地堅持。張國燾走後，中央代表沈澤民竟然還在繼續堅持肅反，殺了紅２７軍軍長劉士奇、紅25軍副軍長兼73師師長廖榮坤、師政治部主任程啟波、獨立6師師長葉啟文、第八路游擊師師長汪明國、皖西北游擊司令吳寶才、紅28軍政委江求順等一大批紅軍指戰員。其中這劉士奇本是毛的連襟，曾在贛西南特委任上首創“抓ＡＢ團”，害死了無數無辜生靈，引發了富田事變，最後自己卻成了反革命被殺。當真是天道好還，毫釐不爽。

張國燾率四方面軍逃到四川去後，又在新開闢的根據地殺人立威，先後屠殺了原紅4軍軍長曠繼勛、原紅4軍政委余篤三、方面軍宣傳科長王振華、方面軍總部參謀主任舒玉章、川北獨立師師長任偉章、政委劉杞、參謀長張逸民、師政治部主任李戴溥、紅10師參謀長吳展、紅73師參謀主任楊白、73師政治部主任趙箴吾、紅217團政委聞盛世、紅218團政委陳少卿，以及起義“川北民軍”的排以上軍官。

紅四方面軍的大屠殺到底該誰負責？我看基本應該是張國燾的責任。張在黨內資格太老，不但是建黨元老（周恩來曾親口對他說：“這個黨是你建立起來的”），始終是中共領導人，參加過南昌暴動，還是中共黨內唯一得過列寧勳章的人。他和毛一樣都是桀傲不遜的梟雄，絕不會隨意服從中央，所以我看這爛事主要還是他的責任。至於中央對他的肅反功勳是否及時肯定表彰過，還有待於黨史學者去發掘。

４）陝北蘇區肅反

此事張戎介紹過，可惜在一定程度失實，這似乎不光是史識問題，還是史實問題，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

據張書介紹：

“毛朝劉志丹的根據地出發時，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對高層說，劉
在‘領導上不一定正確’。九月中旬，主管根據地的中共北方局奉命前
去‘肅反’。北方局的人一到就跟剛被蔣介石從南方趕到這裡來的紅二
十五軍聯起手來，向劉和劉的戰友們開刀。紅二十五軍人數三千四百，
不如劉志丹的武裝力量強。但劉沒有抵抗。當他從前線被召去後方，途
中得知是要逮捕他時，他仍自己走進了班房。

中共大員譴責劉志丹‘一貫右傾’，說他是‘為消滅紅軍而創造紅軍根
據地的反革命’。他服從黨的行為不但不被讚賞為對黨忠誠，反而被歪
曲來作罪證，說他明知要被捕，‘反而不跑’是狡猾的以此使黨對其信
任’。監獄裡，劉志丹戴着沉重的腳鐐，後來長期走路都成問題。酷刑
是家常便飯，燒紅的鐵絲曾捅進他一個戰友的大腿直到骨頭上。許多人
被活埋。倖存者習仲勛後來說，他被關在瓦窯堡的一個監獄裡，‘埋人
的土坑已經挖好，我們隨時都有被活埋的危險。’

這個時候毛澤東來了——來扮演一個英明的仲裁者角色。毛傳令停止捕
人殺人，十一月底釋放了劉志丹等人，肅反被定性為‘嚴重錯誤’，兩
個替罪羊受到處分。毛成了救命恩人，這使他接管陝北根據地時，處在
一個再理想不過的地位。那場血腥的肅反使劉志丹和他的戰友們大受損
害，無職無權，毛得以輕而易舉地把他們排斥在領導圈之外。劉志丹作
為根據地的創始人，只分給很低級的職務：做由一幫新兵組成的紅二十
八軍軍長。毛派親信做政委，以掌握劉。劉志丹沒有怨言，他公開表態
支持毛的權威，還要受害的戰友們也都聽中央的。”

陝北的肅反確實開始較晚，是１９３５年初北方局代表朱理治、上海局代表聶洪鈞到達陝北後組成“滬局與北局派駐陝北蘇區代表團”領導進行的，具體主事的主要是朱理治和從鄂豫皖蘇區逃到陝北的紅25軍參謀長兼省委保衛局長戴季英。

但在我看來，陝北肅反主要還是原來陝甘邊特委和陝北特委的矛盾以及各自領導的紅２６軍與２７軍之間的舊有矛盾，加上新到的實力雄厚的客軍２５軍（軍長徐海東）的錯綜複雜的權力鬥爭引發的。硬要說萬里之外的毛澤東早就算定了他率領的一方面軍會和紅四方面軍決裂，逃到陝北去，為此事先深謀遠慮地給中央特派員下令，布下那麼一枚棋子，只怕過於牽強。

更何況長征進程充滿隨機性，無從按預定時間表準確行事，朱理治等人和毛“中央”並無電訊聯繫，怎麼才能準確協調兩家的動作，確保毛能在最後一分鐘趕到，喝令“刀下留人”？光從技術上來看，這種陰謀都沒有可行性。

再說，高華先生的研究表明，毛在長征期間，其實只奪得了軍隊領導權，並沒有奪得黨的領導權。他當時在黨內的角色不是領袖而是個實力雄厚的軍閥。實際上的書記乃是張聞天，毛自己都在內部會議上說：“那時的書記是張聞天，我當主席是七大的事。”似乎無權過問黨務，遙控與之毫無淵源的北方局代表朱理治去整劉志丹。

最後一個不支持此論的證據是，如果朱理治確實是毛的別動隊，那麼毛在此後一定會重賞之。可惜朱的宦途並不如意，最後竟然去任邊區銀行行長的閒職。這在我看來根本就沒有必要，因為毛當時雖然給劉志丹脫了反革命帽子，但仍然給他留了個右傾錯誤的尾巴，只是到後來延安整風為了倒國際派，才把劉從垃圾堆里刨出來退洗乾淨，裝扮成“錯誤路線迫害對象”。與劉同時被捕的高崗步步高升，似乎也不支持張－哈提出的主張。

因此，依愚見，陝北肅反的發生機制和其他蘇區一模一樣，都是共黨革命必然導致的大瘋狂，並不是毛的高明權謀。當然，毛釋放劉那一手實在漂亮，確實是籠絡民心的高招，但不容否認的是，它在客觀上也制止了大屠殺，使得陝北蘇區僥倖逃脫了別的蘇區經受的血雨腥風。

四、蘇區肅反的偉大意義

我在舊作中多次強調指出，中共統治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反動、最血腥、最野蠻的一頁，沒有指出的是，在中共上台前，其對所謂“蘇區”和“解放區”的統治，更是黑暗中之最黑暗者。迄今為止，似乎只有張戎的巨著比較系統全面地披露了這一史實。然而就連她也只把視線局限於毛主導下的中央蘇區“肅ＡＢ團鬥爭”，除了稍微提了一筆張國燾的豐功偉績，便忽略了同期內發生於其他蘇區的大屠殺。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遺憾的缺陷。

當然，該書的重點是為毛作傳，並非中共黨史，介紹黨史當然只能圍繞着毛展開。不過，如我已在前文提到過的，忽略了其他蘇區的大屠殺，光是強調毛在國際共運史上打響“黨內階級鬥爭”第一槍的偉大貢獻，難免讓不熟悉黨史的同志產生錯覺，以為所有的壞事都是毛干出來的，共黨暴亂造成的巨大民族災難都是毛的個人原因，這就不但妨礙了該書達到本可達到的高度，而且無助於正確全面地總結歷史教訓，以期懲前毖後，防止類似災難在將來再度發生在那個鮮血浸透了的苦難之邦中。

其實愚以為，即使是為毛作傳，也值得介紹蘇區肅反的全貌。讀過前文的讀者都該看出，光是蘇區肅反那血淋淋的一章，就足以粉碎中共“國民黨在蘇區殺人如麻”的無恥欺騙宣傳。殺人的不是國民黨而是共產黨。最能殺害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甚至兒童團員的，還是共產黨自己。其戰果之輝煌，即使是合全國“階級敵人”之力也難以做到萬一。區區蔣總司令又何足道哉？

這就是蘇區肅反的第一個偉大意義。因為大屠殺的犧牲者是自己人，成了“革命烈士”，所以，這是我黨唯一允許調查研究的領域，算是絕對禁區裡的相對禁區。當然，革命烈士們在黨的屠刀之下拋頭顱、灑熱血，恐怕只是蘇區血海中的涓涓細滴。比起倒在共匪屠刀下的“階級敵人”來，我黨自製的“革命烈士”的數量只怕是九牛一毛。然而在現實條件下，這畢竟是可以查明中共禍國殘民罪行的唯一突破口，應該引起黨史學家們的足夠重視。

遺憾的是似乎沒有多少黨史專家注意到這一問題。除了張戎之外，只有國內學者高華先生在其巨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中比較系統地研究過蘇區肅反。然而由於該書的主題是研究毛變成黨領袖的歷史過程，雖然在這方面要比張戎《毛》傳深入翔實得多，但仍為主題定向所限，沒有全面研究其他蘇區特別是湘鄂西蘇區肅反的歷史。

這最後便造出了一種滑稽結局：凡是４０歲以上的大陸人，恐怕沒誰不會唱《蝶戀花·答李淑一》的，沒誰不知道李的老公柳直荀乃是英勇犧牲的革命烈士，但恐怕沒多少人知道那革命烈士到底是誰製造出來的，更不會有幾個人知道柳死得何等之慘，而李“君失柳”又何等徹底，至今連屍骨都找不到。

蘇區肅反的第二個偉大意義，是它在國際共運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充分證明了斯大林主義乃是列寧主義的必然歸宿。

西方許多學者都承認，斯大林的大清洗，其實改建了蘇共。大清洗之後，蘇聯共產黨名存實亡，再不是過去那個布爾什特黨了。新黨基本由十月革命後提拔起來的、毫無獨立政策主張、只知絕對忠於斯大林的新幹部組成，老布爾什特統統被肉體消滅，該黨留下來的只有原來那個名稱，毫無組織上的延續性，卻還裝模作樣地自稱是列寧的黨。

為什麼蘇聯革命史會突然冒出這血腥野蠻的“毀黨造黨”的一章來？西方學者雖然也有人承認那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但更多的是將此歸結於斯大林的主觀素質特別是其心理變態，在這點上，他們的態度倒與張戎－哈利戴對毛和中共革命的分析差不多。

其實我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就指出過，斯大林主義乃是列寧主義的邏輯發展，個人獨裁乃是冒充“階級獨裁”的一黨獨裁的合理歸宿。前文所引列寧同志的語錄就說明了這一點：

“專政意味着基於力量而不是法律的毫無限制的權力……以無產階級專政名義行使的暴力，本身就是革命正義。”

這話說得朗如天日：只要使用 “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就什麼手段都可以使出來，什麼無法無天的爛事都可以干，無論怎樣殺人放火，男盜女娼，都是“行使革命正義”，都是為了解放全人類的崇高目標，都是justifiable的。

這就是列寧主義的精髓，也就是革命家們輕易填補其崇高理想與齷齪現實之間巨大鴻溝、求得良心平安的坦途，是他們一面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一面滿懷悲壯崇高的“解放全人類”的宗教激情的秘訣，更是他們倒在自己人的屠刀之下死而無怨無悔的基本動因：既然一切罪惡都可以看成是為了最終根除人間所有邪惡而付出的高尚犧牲，那世上還有什麼罪行在這“第一原則”之前是不可以原諒的？

用艾青的詩來說便是：

我知道
革命就是穿過整整一個屠場
但我仍然堅定地走過它
帶着渾身的鮮血和骯髒
懷着聖潔的信仰

（蘆案：這是我初中時代看過的艾青詩作，早已不能記憶原句，這裡是根據大意的再創作）

問題在於，列寧設計出這革命工藝學的可怕的強大理論武器來時，竟然沒有想到它很容易便能變成斯大林主義。不擇手段、殘忍無情地鎮壓“階級敵人”的利器，很容易便能掉轉方向指向自身。

這道理是明擺着的：只要是在“無產階級專政名義”下行使暴力，則所犯一切罪行都理所當然是革命正義。革命本身就是大規模使用暴力搶奪權力。既然革命家們可以用這名義，在黨外名正言順地搶奪權力，把黨外反對自己的人一律打成只該屠殺的反革命，則又胡不可使用這名義，在黨內名正言順地搶奪權力，把黨內反對自己的人一律打成只該屠殺的反革命？革命發展到這一步，豈不是才算真正進行到了底？所以，即使沒有斯大林，換任何一個人去當國，不管是托洛茨基，是季諾維也夫，是加米涅夫，還是布哈林，都要把列寧主義發展到底，此乃那罪惡理論的必然結局。

中共蘇區的肅反史就最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它不但先於斯大林的大清洗髮生，而且和後者呈現了令人驚訝的相似，特別是湘鄂西蘇區肅反更是如此。夏曦堪稱中國的迷你斯大林，用大屠殺打斷了紅二方面軍脊梁，使之基本喪失了戰鬥力。凡是熟悉聯共黨史的人都知道，這和斯大林後來發動的大清洗非常相似。斯大林本人就是在德國入侵前夕幾乎殺光了紅軍的軍官團（officer corps，這兒指的是一個社會階層，不是指軍隊的某個單位），使得紅軍元氣大傷，才先後在蘇芬戰爭和蘇德戰爭早期大敗虧輸。

中共蘇區竟然會在不同地域大致同時發生與６、７年後斯大林的大清洗驚人雷同的平行現象，這一事實就足可證明那是一種必然的歷史過程（這兒倒用得上馬列的“偶然是必然的表現”），並不是可以用領袖的個人素質解釋的，去琢磨屠夫們的心理動機更沒有多少意思。遺憾的是，就連高華先生那種見識出眾的史學家，似乎也難以免俗，為此去分析毛澤東是否到底真的相信有那麼多的ＡＢ團。

“革命吞噬自己的兒女”不但是列寧發明的“革命工藝學”的邏輯延伸，而且是革命成功的前提。列寧革命工藝學之所以威力無窮，是因為他首次把政黨變成了集宗教組織、地下幫會以及軍隊為一身的政治軍隊。這種政黨之所以有空前的破壞力（或曰戰鬥力），乃是它強調下級對上級的絕對服從，從而能把分散的個體的力量集合為勢不可擋的強大群體合力，這就是保證革命成功的主觀必要條件。

儘管如此，革命黨初起之時，畢竟還是個“群雄”黨，未能達到軍隊式獨裁的理想境界，當然戰鬥力也就無從充分釋放出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革命隊伍內部就必須出現弱肉強食的叢林式篩選，通過血淋淋的較量，決出一個拳頭最大者，以鐵腕把黨改造為“一家黨”，也就是真正的軍隊，其中只有一個總司令，所有的人都只能無條件服從之，這才能最充分地釋放出潛在的戰鬥力來。

斯大林解決這個問題的手段頗原始，但效率極高，也就是從肉體上對党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這方式乃是最容易想到的，因此無論是毛澤東、是鄧發、是夏曦還是張國燾，當然都要本能地採用這明快簡潔手段。

但這手段效率雖高，卻具有嚴重的自傷性質，如上所述，這種自殺效應充分表現在湘鄂西、鄂豫皖蘇區。它的致命缺陷在於，屠殺機制一旦開動，就會進入惡性循環，直到屠殺引起了直接的嚴重生存危機，才會促使屠夫逐漸恢復理智。如果我黨是執政黨，則使用這種高效率手段毀黨造黨也還沒有太大關係（雖然在蘇聯仍然引起了對外戰爭災難），但處於奪權過程中的革命黨這麼幹，則無異於自殺。這就是毛澤東把“群雄黨”改造為“毛氏一家黨”面臨的最大難題。

毛的答案是延安整風。他發現，其實不用殺人，只需整人就能達到毀黨造黨的目的，而且更有效。這確實是對列寧－斯大林“革命工藝學”的天才貢獻，也是蘇區肅反的政治遺產，可以算成蘇區肅反的第三個偉大意義。

延安整風的精神就是一句話：“改肉體消滅為旨在摧毀獨立意志的心理征服”。先發動群眾，七斗八斗，讓你“下樓洗澡，脫褲子割尾巴”，在“洗澡水”里放上大量的“雙氧水”，用人類能想象出來的一切巧妙、陰毒、邪惡的手段折磨得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最後再由大救星包青天出來為你平反昭雪，不但從此一勞永逸地摧毀了你的獨立意志，而且讓你對偉大領袖感激涕零，更為偉大領袖本人贏得了寬大仁厚的美名。

這就是偉大領袖何以動輒就要吹：“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確，從表面來看，這種鈍刀子比好快刀要“仁慈”多了，迫害致死和自殺並不計入“一個不殺”之中，那也非常科學合理：迫害致死只能怪你體力不足以耐受“治病救人”的“雙氧水”，而自殺更是自絕於黨和人民的無恥叛變。

從黨的利益來看，延安整風確實是個偉大成功，其意義並不限於托起了紅太陽。它不但圓滿完成了化群雄黨為一姓黨的歷史任務，使得黨作為政治軍隊的戰鬥力從此充分釋放出來，而且避免了肉體肅反的自傷效應，保證了黨的個人化（亦即所謂“中共布爾什維克化”）不會打斷黨政軍的脊梁。更重要的是，它完美實現了“思想改造”的原定目標，幾乎所有的革命同志都溫順地接受了這種“思想改造”，馴服地主動地消滅了自己的個性和一切殘存的人味，主動自覺地把自己改造成毫無人類面目的“黨的馴服工具”。看看韋君宜的《思痛錄》，你就會為“思想改造”摧殘心靈與人性的強大威力不勝震駭。要一直到毛死去多年，老幹部們才紛紛從那魔咒里復甦，競相自稱“兩頭真”（當年參加革命是真誠志士，現在又歸朴返真，恢復了人性），卻死也不明白中間那段是怎麼喪失人性的。

難怪毛要將這個人發明當成治國之道，在執政後幾乎每年都要在不同程度上將這法寶使出來，輪番收拾不同的社會階級、階層和集團，直到最後發動史無前例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全國化成了延安。

但從民族利益來看，“整風”還不如斯大林式肅反。以暴民取代秘密警察的專業隊伍，使民眾毫無必要地介入與他們毫不相干的高層權力鬥爭，最後便不但使得全民完成土匪化與政客化的徹底墮落，而且在全國各地人為製造了盤根錯節、無從消除的深仇大恨。看一眼“人民文革派”同志們的文章，便再遲鈍者也不難立即意識到老毛究竟對全民造了什麼大孽。

這在我看來就是蘇區肅反乃至延安整風的偉大意義。遺憾的是，傑出的國內學者高華先生在其研究延安整風的巨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中基本上沒有觸及這些問題，就連具有國際共運視角的哈利戴先生也忽略了這些問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缺陷，雖然它並不足以動搖高華以及張－哈的有關專著的史學地位。

2007-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