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认为善待弱小动物的人一定是天性善良的人，虐待弱小动物的人一定是天性残忍的人。达赖喇嘛就是前者。

据达赖喇嘛自己说，他养过3只猫。他养的第一只猫是只黑白斑点相间的雌猫，名字叫作哲仁，这只猫的最大优点就是对人很友善，作为人猫感情交流的结果，达赖喇嘛也很喜欢它。但是这只猫却有一个达赖喇嘛这个佛教徒不能容忍的缺点，那就是对老鼠很不友善，它一见到老鼠就非追逐不可，达赖喇嘛怎麽管教都不奏效。有一天，哲仁竟然当着达赖喇嘛的面咬死了一只老鼠，达赖喇嘛气得冲它大叫，哲仁被吓得爬上了室内装饰的布幔，一不小心摔了下来，摔断了后腿，受了重伤，虽经抢救，但还是不治身亡。达赖喇嘛为此自责自咎地难过了好几天。正在此时，达赖喇嘛在花园里发现了一只被猫妈妈遗弃的奄奄一息的小猫，他把这只小猫抱回屋时意外地发现这只小猫跛了一支后腿，跟哲仁死时一模一样。这位转世的活佛不禁心中暗想：“这多麽像哲仁转世了啊！” 在达赖喇嘛的精心照料下，这只小猫不但活了下来，而且还出落成一只漂亮的小母猫。就像冥冥中老天安排一样，这只哲仁“转世”的小母猫完全改掉了“前世”的缺点，不但不追逐老鼠，还与猫的天生的死敌狗先生相处得很友善，它最喜欢作的事就是躺在狗先生桑吉毛茸茸的胸前打呼噜了。当这只小猫老死后，达赖喇嘛很伤心，决心不再养任何宠物了，因为任何宠物到头来总免不了成为主人的伤心之源。也许还是老天安排罢，正在达赖喇嘛对养宠物心灰意冷之时，他突然看见厨房里面一只小病猫正跟在母猫身后一瘸一拐地艰难地前行。达赖喇嘛惊讶地发现这只小病猫也跛了一支后腿，跟死去的两只猫一模一样，难道哲仁又第二次“转世”了？于是在惊讶之叹和恻隐之心的双重作用下，达赖喇嘛改变初衷，又一次收养了小病猫。这只小病猫在达赖喇嘛精心养护下，不但恢复了健康，而且在完全继承了“前二世”的优点的同时还完全避免了“前二世”的缺点---既对主人友善又对其它动物友善。甚至还比它的“前二世”多了个活泼好奇的优点，家中每次客人來訪，它必定毫不认生地跑上前去，查看一番。当然，这位“猫三世”也多了个“前二世”所没有的缺点---乘主人不注意，它会偷吃桌上的食物。

达赖喇嘛对这三只“三世”小猫的关照无疑是无微不至的，但据他观察，无论他对这三只“三世”小猫照顾得多麽好，使它们生活得多麽舒适，它们还是一有机会就要跑到外面去玩。这使达赖喇嘛沉吟良久，感触颇深，使他更加深信自由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的最基本的需求，进而认为对他而言，流亡海外的最大收获就是获得了自由，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自在地与任何人交往。这也许就是天性善良的达赖喇嘛从这三只“转世”猫宠物身上得到的最大也是最有意义的感悟罢。

说到这里，我估计就会有人气势汹汹地责问道：“达赖喇嘛这个野蛮落后的西藏奴隶社会的头子怎麽会是个天性善良的人呢？” 诸君息怒，且听我一一道来。

说实话，西藏延绵数千年的奴隶社会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历史现实，一个从3岁起就被从一个贫苦的农家选中当上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即现在仍健在的达赖喇嘛）的小男孩对此是没有原罪的。而且对历代达赖喇嘛来讲，达赖喇嘛一世至四世并未亲政，从达赖五世至十四世实际亲政仅77年，仅占三个世纪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具体到十四世达赖喇嘛，他虽然在1938年3岁时被选中当上了十四世达赖喇嘛，但他直到1950年底才开始亲政，在此之前，他只是个被摄政王监护的毫无权力的人，与西藏的奴隶制度无关。而这个15岁的农家娃娃在亲政之始就马上与中共签署了17条协议，并当上了中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承诺对西藏的社会制度进行民主改革，17条协议同时明确规定这种改革必须由西藏人主导进行，从而开始了西藏民主改革进程，但这种民主改革进程却由于中共用暴力手段对宗教的攻击和对私有财产的否定而被粗暴地破坏，迫使达赖喇嘛仓促出走印度，并流亡至今。值得称道的是，在达赖喇嘛流亡期间，在他主持下，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化进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民主制度架构已与世界现代民主社会完全接轨，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西藏流亡者的民主权利得到了充份保障，反观在中共专制独裁统治下的西藏，真有天壤之别。更值得称道的是，达赖喇嘛以他深切的人文关怀、渊博的学识和圣雄甘地式的以非暴力和平手段争取合理诉求实现的理念获得了世界朝野各界的深深尊重，并以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综上所述，说现在仍流亡海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是历代达赖喇嘛中最具民主精神，最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西藏精神领袖并不为过。

中共若能反躬自问，达赖喇嘛只不过是申明西藏在历史上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现在是在中共的占领下，而主张西藏在中国的框架内和平地争取高度的民族自治而已，并不是要求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相形之下，中国当初以暴力推翻外来入侵的满清统治者数百年的奴役难道不是无论在内涵意义上还是在激烈程度上都远超过西藏人现在的类似要求的行动吗？中共在民族问题上怎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呢？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在中国盛唐时期，曾出现过这样一种局面：许多藩邦（即唐朝的周边国家）排着队申请成为唐朝的一部份；而唐朝对国家的构成与统一则采取“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态度。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唐朝的社会制度比那些藩邦先进、经济状况比那些藩邦繁荣。

同样道理，中国必须尽全力在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方面下功夫，对西藏形成强大的吸引力才是促使西藏加强与中国纽带关系的可靠保证。俗话说：“强拧的瓜不甜”，在民族关系问题上以武力相威胁，对中国的统一绝对是弊大于利的。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有鉴于此，解决民族问题显然是一项需要高度政治智慧、高超的运作技巧、高明的历史与现实协调能力的艰巨的系统工程，而绝不是极端的强硬镇压可以奏效的轻而易举之事。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共对西藏少数民族一贯采取的过于强硬的镇压措施和对待达赖喇嘛的僵硬态度是远远多于适当的怀柔措施和必要的灵活态度的，这除了不必要地激化民族矛盾之外，对问题的解决是没有丝毫帮助的。

如果中共连达赖喇嘛这样的天性善良的人都容不下，西藏问题的解决不但遥遥无期，恐怕西藏的完全独立也并非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将来若在中共的民族压迫加阶级压迫的倒行逆施下，真的到了迫使西藏完全独立那一步，那也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了，除了自作自受的中共自己之外，这又怨得了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