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算不上是一个能够与毛泽东平行相处的老革命（1）。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因了毛泽东的“破格”重用而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入居中枢的。无论是抗日战争时代的“西北王”，还是解放战争和解放初的“东北王”，高岗都发展地太顺了。在西北时得毛泽东“喜欢”（2），在东北时又得斯大林垂青（3），高岗堪称一时之骄子。到了建国后选调“五马进京”，仍然以中央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的高调身份一马当先（4）。一个人太顺了就容易夸张对自己的认知，“高饶事件”中表现出的张狂便显出了他在政治上的不够成熟。从后来毛泽东对人讲准备把高岗降职到陕西任副书记并兼延安地委书记的说法（5）看，也许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对高岗在救驾历史、行政能力和政治热情等方面的赏识而只是对他进行一下锻炼以磨蚀他的意志，然则高岗终于以死明志也实在让毛泽东大大地失望了一回。一如后来林彪的叛逃对毛泽东在心灵上造成的震憾最终将他的暮年提前（6），眼见着这些由自己手把手“提拔”起来的“亲信”的背离，毛泽东没有办法不为之困惑甚至愤怒（7）。
毛泽东在处理高饶事件中的一些作法，容易让人想到毛泽东实际上是在把高岗当成一条“草原狼”来对待的。看过《狼图腾》一书和《沙场点兵》一剧的人可能会知道，草原狼是可以用来威胁虎的存在并磨励虎性的（8）。高岗对刘少奇、周恩来的攻击，未尝不是毛泽东利用高岗的积极性而对刘、周的一些治国策略的质疑。
不时地对自己的战友或属下们进行一番“敲打”以提醒其摆正姿态和位置是毛泽东的常用谋略。不给手下将相有失控性“坐大”的机会是维持自身统治地位——政治语言是维持全党团结——的必要手段。仅仅是对周恩来，毛泽东就从六届六中全会后有过多次的“调理”。比如同时建立平行于南方局的东南局和中原局，就是对周的权力范围的分解；转战陕北指导刘少奇放去工校而把周恩来留在身边，在很大程度是也是不给其以独立发展的机会；解放后处理广东的“地方主义”使冯白驹等“周派”势力受挫，也未尝不是对周的地方羽翼进行煎除（9）。
对于在延安整风后如日中天的刘少奇，毛泽东也不时地增强着他的警惕。在选择派向东北的大将时，刘的“菜单”次序是陈毅、林彪、徐向前（10），毛泽东选择了自己的嫡系林彪而排斥了与刘少奇有过合作关系而与自己有过不睦的陈毅；在主政东北的人选上，毛泽东也逐渐消除着刘派大将彭真的影响力而逐渐让毛派人物高岗担纲。可以说，在建立稳定的东北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以较为“温柔”的方式粉碎了刘派势力的觊觎而将这块看家宝地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中。
解放之后，毛刘之盟也并非铁板一块。麦克法夸尔就在他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揭示了毛刘斗争的一波三折（11）。刘派的力量是那样的强大，以致于毛泽东也要不时地做出让步——比如在反右问题上，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原有设想而一反常态地向他请来提意见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实施反击，就是因为彭真们的坚决抵触（12）。可以说，毛泽东与这个因为受到重用而越来越宠大的党内“山头”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到文化大革命而发展到了极端的场景：决裂。
在高岗发起“批薄射刘”、饶漱石发起“讨安伐刘”的党内斗争时，未尝不是受了毛泽东的授意（13）。否则，高岗的嘴里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主席说”，也不可能会有诸多方面大员的倾心投靠。事实上，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前期认可，党内资历并不很深的高岗断然不会联络起华东局（饶）、中南局（林、陶）、西北局（彭）这么大的势力并敢于找位列排名党内第五位的陈云、“政治思想强”的西南局邓小平大变特谈什么“圈子论”、“军党论”、“你一个我一个”。如果高岗在政治上再成熟一些，不是公开地大打主席牌玩人小鬼大、扮猪吃虎的把戏，他的这一作法，绝对可以起到“草原狼”的作用：既震慑了刘周两派，又活跃了各大区参与，中心目的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不逾矩”。
可高岗这条狼玩得太过火了，甚至于会错了主席的意思要把“历史形成的”（13）第二、三把手搞掉而想变成山中老虎。意识到养狼作虎的毛泽东已经后悔不迭，加上在陈云、邓小平揭露高岗“非组织活动”后刘派乘机反击，毛泽东为保全和表达对刘少奇的信任只好“忍痛割爱”，甚至不再给高岗单独面见的机会而在自己根本就不出席的情况下把高岗“放逐”。因为“狼”在政治艺术上的失策，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在这次敲刘回合上的失败。
毛泽东希望以退为进暂时把“年轻气盛”的高岗拿下，就如延安整风后暂时地冷落了整风争议人物康生那样。陕西省委副书记兼延安地委书记这个位置，比之党的副主席虽然降格了许多，但那个颇有标志性意义的地方未必不是高岗的最佳养伤之处。可高岗明显感觉到了自己的委屈，他以两次颇为值得关注的“自杀”表达了“不成功便成仁”的遗憾，其中极可能还有对毛泽东的不满……
了解毛高关系，有三个人是不可能不涉及的。一是刘志丹，他是高岗的老师、领导和战友，也是当年险些被戴季英“肃”掉的难友；二是刘少奇，他是高岗扮猪吃虎准备供掉的老将；三是邓小平，他是高饶事件风向立转的一个核心人物，也是高岗倒台后受到毛泽东特别重用的人物。“人民的英雄”刘志丹的牺牲，也许使他免遭了后来整个“西北反革命集团”的厄运。可刘志丹在整个革命生涯中的诸多可争议之处，以及高岗的意外落马，也确实让刘景色范、习仲勋们被株连。到了八届十中全会前，因一部由刘志丹的弟媳、刘景范的妻子所写的小说《刘志丹》引来高岗当年政治对手阎红彦的质疑和康生的利用，高岗的西北战友们就再次遭遇了被“阶级斗争”的命运（14）。
高岗倒台后，他的手下干将张明远、张秀山、马洪等似乎并没有被顺势清洗（15）。这似乎可以透出当时政治空气的相对纯净，以及毛泽东对高岗的心存仁厚。
因为叛逃和自杀，以及某些特别的指控，在中/共党史上颇有个性风采的张国焘、高岗、林彪被永远剥夺了“平反”的可能性。可这似乎并不能否定他们在党史上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
注释：（1）谈及毛泽东与高岗的关系，温相在飞扬军事网的个人专栏中所发的《毛泽东与高饶事件》是一篇不能不读的文字。文字的干练、内幕消息的丰厚及以及涉猎范围的广博，让温相的史论显得味道十足。附后。
（14）《刘志丹》小说案可见何家栋文。附后。
又有人说《刘志丹》
何家栋
《阎红彦和小说〈刘志丹〉》（载《百年潮》2003年第三期，作者李原）是一篇奇文，一言以蔽之，是阎红彦翻案活动的继续。
李原是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秘书组长，也是制造《刘志丹》案的参与者，文章既有为首长洗刷亦兼有为自身开脱之意。其中有两个要点：（一）澄清阎红彦和康生的关系，同时表明向中央告发检举小说《刘志丹》是他们的功绩。举报是经过杨尚昆，不是经过康生，完全符合组织原则。（二）认定《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关于第一点，阎红彦将《刘志丹》校样交给什么人，无关紧要。他是有意投靠康生还是无意间被康生利用，那是专案组才关心的问题。我们只记住一条就够了：正是这位封疆大吏为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提供了一枚重型炸弹，从这里打开突破口，在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新闻、电影、戏剧等意识形态领域里展开了对资产阶级的大批判，形成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无论阎红彦向何人告发，都改变不了阎红彦确是这一牵连最广、受害最深的第一大文字狱制造者的事实。关于第二点，当初定《刘志丹》为反党小说，就是以阎红彦指控“为高岗翻案”做根据的。我们看李原是怎么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中央组织部委托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院的文艺工作者审读了小说《刘志丹》。1979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向中央写出报告，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这个案件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80年2月，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发出通知，为包括小说作者在内的所有有关人员和为数众多的受牵连人员平反。”这个决定不仅推翻了康生的诬陷，也推翻了阎红彦的指控。但李原一方面说中央为《刘志丹》小说及有关人员平反是“理所当然的，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却把当年举报的那些货色几乎原封不动地搬了出来，说什么“书中有些情节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是在美化高岗，为高岗翻案。”如果中央平反是正确的，阎红彦的整个指控就不能成立。但李原耍了一个将阎红彦和康生做出“本质区别”的花招，说什么阎红彦只说小说为高岗翻案，没说是反党，康生介入才变了性质。这是要维护阎红彦的“正确”，实际上把中央的决定推翻了。我想问问李原：当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宣布“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时候，你们首长当年是否做过这样的声明？李原说他们是在《刘志丹》小说平反后才从报刊上得知康生的阴谋，但是当年给《刘志丹》小说定罪的那些东西，不就是今天李原文章中披露的那些东西吗？他一边做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表白，一边把那些沾着血的检举材料抛出来，是不是欲盖弥彰？我是直到看了此文才知道当年射杀我们的暗箭是从哪里发出的。看来这个秘书太懒惰，太粗心，没把弄脏的白手套洗干净，就重新戴上了。
李原硬要按照主观愿望，把《刘志丹》和高岗叠加起来，把文本中没有的东西强加文本，胡搅蛮缠，毫无根据地说小说利用刘志丹“宣传”、“美化”高岗。这种谎言在前述审读报告中已被揭穿，但他们还要拿来作为攻击的武器，好像谎话说一千遍，人家就相信是真的。因此，我们还要对他讲一点文学常识：小说是小说，高岗是高岗，你只能看小说写了什么，怎么写的，不能把小说没写的东西，包括高岗做过的一切都算到小说的账上。
小说作者李建彤送阎红彦征求意见的是校样，当时也只有校样，没有阎红彦在别处看到的什么“样书”，送中央审查的样本是事发后奉中央之命临时赶印的，还有黑空缺字。红二十六军政委罗炎是几个人物合并后用的名字，因为高岗当过红二十六军政委，阎红彦就咬定这个罗炎就是高岗。但校样中只有两处写到他，一处是刘志丹到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见到省军委委员罗炎，罗炎给了他《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和《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两个文件，说了一句话：“听说你们争论得很厉害，到底是些啥问题？”另一处是，刘志丹在南下失败后，回到照金，又和在省委书记叛变后逃到照金的罗炎见了面。罗炎对刘志丹说了一句话：“大家盼你眼都盼穿了。”仅此而已。阎红彦就凭这两句话，告发《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当时我们都被打懵了，只顾交代哪几处写了高岗，却忘了问他们哪些地方是为高岗翻案。当然问也白问，因为当时中央首长们都未看到校样，听见阎红彦制造的舆论，就信以为真。这真像童话故事，听见一声“咕咚”，就以为妖精来了。办案人也摸不着头脑，搞不清是在哪里翻的案，好几年都落实不了，最后只好不提了。
历史不是狂人的自传，不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从李原的介绍中，我们得知，阎红彦在陕甘红军初创时期只呆过一年，此后五年大发展时期，他都在白区和苏联活动。小说上卷送审校样只写到当时南下的红军在那里全军覆没为止，阎红彦的活动不足其中一章。他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却要求历史以他为中心来展开。因此他们就把1942年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阎红彦如何和高岗斗法以及他们争论的问题，强加给《刘志丹》。这次斗法，以阎红彦失败告终。阎红彦在边区高干会上是被批判的一方，但小说并没写到1942年。
阎红彦关心的是：谁是西北红军缔造者。阎红彦的晋西游击队渡河到陕北，只有27人，和杨琪（后任红27军军长）的商贩军汇合，到保安县去找刘志丹，被领到南梁，和刘志丹合兵一处。立足未稳，阎红彦就在三甲塬来一场火并，把刘志丹的“武装”消灭了。刘志丹顾全大局，没有反击，如果举兵自卫，阎红彦又不知向何处逃窜了。《刘志丹》小说中是这样笼统交代的：“指挥部反怨部队成份不纯，要狠狠整顿部队，加上整顿方法不对头，打伤了几个，开除了一批，吓跑了一群，一来二去，人员大减，六七百人的部队，一下子降到二百来人。大家怨声载道，情绪低落。”《刘志丹》作者心存宽厚，没把真相全部揭露出来，避开正面冲突，写成刘志丹事发前去了西安，也没写杀人，只说整顿是个“方法问题”，错误人人有份，不涉及个人责任。但阎红彦并不认为这是为他隐恶，而是没给他扬善。刘志丹被夺了权，阎红彦收拾不了摊子，省委这才把谢子长从甘肃调来当总指挥。在阎红彦看来，三甲塬整顿队伍是他最大的政治资本，等于毛泽东上井冈山收编王佐武装，是为建立西北工农军扫清障碍。此乃旷世奇勋，在西北第一个打起红旗，那就不仅是“地方性领袖”，而且是“全国性领袖”（借用李原的说法）了。从李原的遣词造句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处心积虑想说的是什么。比方说“红军晋西游击队和刘志丹武装会合”，1932年2月“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次正式在陕甘边区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帜”。又如，他们把永宁山的共产党员夺取民团的革命活动说成“永宁山不过是一个小山头，因为是刘志丹的家乡，他在那里当过国民党民团团总”，不把刘志丹当做共产党员，不承认他是奉党之命，到西北组织武装斗争的，而是把他当做山大王、反动民团头子。这也是暗示：阎红彦才是在西北打起红军旗帜、揭开历史新篇章的第一人。李原说得吞吞吐吐，意思我们还是明白的。阎红彦争斗多年，就是争的这个东西：谁是“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造者。中央说是刘志丹和高岗。阎红彦不服气，因为他“第一次正式在陕甘边区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帜”时，高岗躲在西安还没有出来，刘志丹已经被他整倒了嘛。刘志丹和谢子长都死了，就该他和高岗争第一把交椅了。否定三甲塬“整顿”，就是否定他的历史功绩；但是肯定三甲塬“整顿”是“正确路线”，刘志丹就成了被阎红彦收编的一个土匪头儿，他以前的革命活动（包括组织武装）也都不算“正式”的。阎红彦千里迢迢跑到南梁，就是叫刘志丹投奔他？不知陕西党史界是不是接受这个观点。李原说：阎红彦一向赞成写刘志丹。是呀，只要写成刘志丹归顺阎红彦，把刘志丹写成他的垫脚石，他是举双手赞成的。但这对历史公平吗？他们对高岗的种种说法都是放烟幕弹。他们说高岗不提古田决议对陕甘红军的影响是抬高自己；《刘志丹》小说提到古田决议又说是美化高岗。他们说，高岗把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从1932年1月提前到1931年10月，与事实不符；《刘志丹》没写成立的日子，又说是为高岗翻案。而且他们评论人物还采取双重标准，对自己一套，对别人又一套。红军有过几个政委，合在一起，就是“美化高岗”，因为高岗也当过红军政委；红军有过几个参谋长，合在一起，就是“贬低阎红彦”，因为阎红彦也当过红军参谋长。他们把文革手法运用得如此娴熟，还说是实事求是。
唯心史观看问题有个通病，只看到个人的活动，看不到影响这些活动的众多因素。当他遭到挫折时，认为是受某某人迫害；当他迫害别人时，又觉得是理所当然，不能通过情景逻辑去认识问题的成因。阎红彦和高岗斗法属于前者；阎红彦被康生利用伤害无辜属于后者。他和高岗斗法，究竟是什么性质？他自己也没说出所以然来，开小差，搞破鞋，可以把高岗搞臭，但仅凭那些鸡毛蒜皮，却无法将他击倒。即使李原写的句句是实，也不足以证明阎红彦如何正确，给人的印象不过是阎红彦揪住了高岗的小辫子，窥测到高岗的隐私，借机要挟。阎红彦1933年起就脱离了陕北武装斗争；此后陕北红军大发展，陕北陕甘联成一片，创建陕甘宁根据地，他都没有立功的机会；四年之后重返陕北，已是另一种局面，再想恢复“三甲塬态势”，坐头把交椅，已经不可能了。又过了六年，高岗成了“西北王”，地位更加巩固，阎红彦心理失去平衡了，那本来应该是他占有的位置。阎红彦想要别人承认他，还得等待机会，他果然等到了高岗自我爆炸，等到了毛泽东的口头道歉，等到了换乌纱帽，但是比起高岗爬到的那个高度，还差一大截呢！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高岗垮台之后，毛泽东向他道歉之时，《毛泽东选集》上也还印着“以刘志丹高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没有把高岗名字换成阎红彦。新版的《毛泽东选集》注文中也写的是“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阎红彦还是挂不上号。李原要为首长翻案，信口胡说，也不看看“毛选”。阎红彦最希望再召开一次西北高干会为他翻案，始终未能如愿。而且高岗是自我毁灭的，不是他打倒的，过去受的气无处发泄，就拿小说《刘志丹》来制造事端，目标直指“习仲勋反党集团”。这不仅是一个报复的机会，也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证明什么呢？就是：阎红彦是一贯正确的。只可惜还是没有成为“全国性领袖”，取政治局委员而代之。这只能怨历史无情了。
唯心史观比较倾向于把一切看做一成不变的，如果一个人变坏了，那么，他过去也不是好东西。不相信人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这么看。阎红彦1942年的失败，不能仅归于高岗的欺骗。1962年的得手，也不是由于康生“意外介入”，而是政治生态造成的结果。如果不是毛泽东把陕北当做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高岗爬不了那么高，阎红彦也不知去什么地方，开不开边区高干会还得另说。如果毛泽东不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的状子也许还锁在书记处档案柜里。无论是高岗、康生，作为个人，能量都是有限的，他们只有利用制度的弱点才能发挥作用。一个有良好竞争机制的现代政党，它会采取民主的方法，公开辩论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处理思想政治上的分歧，而不必采取密谋的方法，告发和破案的方法，来夺取权力，阴谋家野心家也难以找到藏身之地。把一切罪责都推到高岗、康生身上，是唯心史观过份夸大个人作用的表现。有一件事似乎被人忽略了：当初高岗用来攻击刘少奇的那些材料，就是高岗反党的罪证；但文革中又作为刘少奇的罪状原封不动地抛了出来。按李原的逻辑，那就是毛泽东也在为高岗翻案了。当年处理高岗问题的七届四中全会，毛泽东跑到杭州，没有参加，解放后毛泽东没参加的中央全会也仅此一次，有关材料至今没有解密，我们无法得知内情。但可以肯定：高岗不是阎红彦斗倒的，不是因为他在高干会上伪造历史。阎红彦在权力场上的拼搏有得有失，总的说得大于失。《刘志丹》小说又给他一个力图一搏的机会，但除了被康生利用来把西北代表人物一网打尽，他自己似乎一无所获，搅了一场浑水，自己也不得好活。但是，《刘志丹》小说中还是把他当作正面人物来写的，他的事迹概括在当过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参谋长的“戴鸿远”这个人物中（戴鸿远是由三个人名字各取一字组成的）。因为阎红彦除了在三甲塬显过身手，还没来得及轰轰烈烈干一场，就被左倾路线挤走了。按他们的逻辑，把别人做的好事加到他身上，不也是美化他吗？但他反而觉得没有把他写成西北红军缔造者，像毛泽东改造王佐一样改造刘志丹，且和别人合在一起，就是故意贬低他。对刘志丹，该书既未当作地方领袖、也未当作全国领袖，而是当作英雄来写的，力图按照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的精神来表现他。这个评价是超越一切时空界限的。就创作方法而言，《刘志丹》小说确有败笔，加在刘志丹头上的政治光环，不是抬高而是损害了刘志丹的艺术形象，它首先是败坏了文学的真实性。刘志丹最震撼人心的地方，不是什么正确路线，而是处于逆境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和宽容精神。
我的说明只限于我作为责任编辑职责范围之内的问题，就是限于《刘志丹》送审稿。李原代首长发言，也应以首长看过的本子为依据（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刘志丹》上卷前述有关罗炎的情节已经删去）。其他问题不能由我代李建彤作答。因为李建彤有自己的观点，他人是不能代替的。事实上，不仅编辑部和作者意见有分歧，编辑部内意见也是不一致的，经常发生争论，但又是在激烈争论中取得相互理解的，挨了整也不发怨言。没人说：“当初听我的就好了。”令人不解的是：决定《刘志丹》三卷本停止发行的会议，没让作者李建彤参加答辩，与会人说了什么，也未见公布。这说明它是一个政治决定，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裁决。政治干预从来不是处理艺术问题、学理问题的正当办法。其所以畅行无阻，是因为中国的法制尚不完善。李建彤和一批陕北老干部曾向负责处理此事的习仲勋当面提出抗议。习仲勋为息事宁人，始终以“团结为重”相勉，真正表现出政治家风度。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当初他们诬指《刘志丹》小说是习仲勋“篡党篡国”的纲领，现在查禁此书的还是那个习仲勋。这明明是打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他们却认为“最后胜利是我们的”。这种处理只是把问题搁置起来，既然谁也说服不了谁，就不要在历史问题上争论不休，强行“统一认识”。我不知他们的文章为何当时不发表，要等到冯文彬、胡耀邦、习仲勋这些老同志相继谢世之后才抛出来？是不是因为死无对证，可以信口开河？阎红彦已经作古，死者无罪。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我不想介入这一场没有思想意义也没有学术价值的争论，我对谁坐第几把交椅没有好奇心，个人的功过是非，生前是中央组织管辖的范围，死后是党史学家研究的课题。
（作者单位：中国工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