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大清朝何來大中國:一個由外來政權創造的歷史奇蹟

清朝丟失的領土，絕大部分原本就不是中國的。尤其是黑龍江以北全部、烏蘇里江以東大部分土地，是清朝入關帶給中國的禮物，還有它征服的蒙古、西藏、新疆、朝鮮。這就使得中國的版圖，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朝代。結算有清一代領土、屬土的「收支」，就會發現，它給中國掙來的土地，比給中國丟失的土地多得多一個王朝傾塌了。這個世紀一開局，它就呈現一派行將崩潰的敗相：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攻占北京，賠款求和，與列強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革命黨接二連三發動起義，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後駕崩，江山社稷落在隆裕太后和三歲小皇帝宣統這一對「孤兒寡母」手上……。更早些，自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太平天國、捻回之亂、中法安南之戰及中日甲午戰爭以後，這個王朝的氣數就幾乎已被消耗殆盡，只等最後一根壓垮駱駝的稻草降臨了。事實上，它能夠硬撐著拖一副遲滯的腳步，走到這個使人類社會發展最快、改觀也最大的二十世紀來，而且竟還搖搖晃晃地繼續走了十來年，本身便是一個奇蹟。

全部罪責由末代王朝承擔

應該說，在中國歷代王朝的結局中，清王朝的結局是最為幸運的。雖說是一場革命，卻沒有經歷大規模的流血征戰；雖說搞了點宮廷政變，卻也沒有大動刀兵，鬧到大家的臉上都不好看；雖說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最後卻也咸與共和，——除了外蒙，——基本上保持了中國的完整，沒有重蹈「合久必分」的覆轍。退位的皇帝還享受極為優厚的政治待遇與經濟待遇，這也算是「史無前例」的：皇帝尊號不廢，仍居宮禁，每年享受政府津貼四百萬元，王宮世爵「概仍其舊」。直到辮帥張勳進京唱了一出復辟的戲，才被日後的馮玉祥作為藉口，派兵把遜帝從故宮大院裡趕了出來。誰教你先輸了理，聽信人家的唆使吃那十幾天的回頭草呢。不過也沒拿他怎麽樣，趕是趕出來了，房地產帶不走，細軟可是盡他扛。這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的事，距「大清帝國」的匾額從歷史舞台上摘下來，已經十三年了。

然而中國人對於清朝，多半沒有什麽好印象。它是末代王朝，中國上千年封建專制的帳，似乎都要記到它頭上。就象任何一個朝代的全部罪惡，都要由它的末代皇帝來承擔一樣。它不但為後人提供了舊制度最直觀的、令人記憶猶新的反面教材，甚至還要為民國以後的許多糗事負責：竊國大盜袁世凱專權，軍閥混戰，列強繼續欺侮壓迫中國，貧窮、落後、愚昧……所有的這些不幸，都可以追溯到慈禧太后，那個據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壞的女人中活得最久的女人：她割地賠款，鎮壓變法，一次次阻擾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致使具有悠久文化傳統和崇高國際威望的中國，淪為任列強宰割的「東亞病夫」。

這樣的政權沒什麽可說的，早就應該推翻了。為革命奔走呼號的孫中山，被尊為「國父」，受到影響中國歷史甚劇、相互合作但主要是殘酷爭鬥幾十年的國共兩黨一致崇敬。以革命而不是以改良的手段，以共和而不是以君主立憲來取代舊制度，乃大勢所趨，民心所向，所謂「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幾乎是沒有疑義也無可置喙的了。

假設當年不用革命……

直到文革結束，文化界才有極少數人提出，假設當年不用革命這樣激烈的手段，而只是漸進地改良，情況也許會比已經發生的這幾十年的歷史要好得多。畢竟剛剛經歷過「不斷革命」的磨難，一切關於革命的反思都容易為人所理解；畢竟「前清」早已成遙遠的過去，是前朝的前朝了，對它的品頭論足更不妨肆無忌憚。

——假設不經革命，而代之以溫和的改良，君主立憲，議會選舉，逐步引進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體制，中國會是怎樣一番景象呢？那就不會有後來的軍閥混戰，不會有列強擴展和強化各自在中國的勢力□圍，不會有國民黨、共產黨先後坐大的一黨專政，不會有殘酷無情的清黨、內戰和階級鬥爭，不會有瘋狂的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

雖然有一句名言：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人們還是喜歡作各種各樣的假設。不光是那些天真的、善良的人，就連許多歷史學家，許多識見不凡的思想家，都常常對各種各樣的歷史作各種各樣的假設和推斷。因為研究歷史的目的，除了文化積累的意義，還有鏡鑒的作用。所謂「不能假設」，其實是我們對已然發生且無可逆轉的歷史事實發出的無奈嘆息。

是的，百日維新的失敗，使清政權喪失了改良的最好時機。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既死，整個王朝已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人物執掌政權，更不要說做好立憲、建立議會制度這樣大幅度變法、改革祖制的事了。革命黨躍躍欲試，到處謀殺、起義、暴亂，各地新軍連朝廷都難以節制和調令，天下根基已動，大廈將傾，改良從何談起？當時的情勢，不是改良比革命好或不好的問題，而是有沒有改良的可能的問題。當然，這裡還可以再「假設」，如果革命黨人不那麽鬧的話，如果讓朝廷有一個「安定團結」的社會環境，從從容容地、因循漸進地完成它本應在十年前推行完成的「變法」——或稱「改良」、「改革」，也許中國可贏得差不多半個世紀的發展時機，提前進入現代化強國的行列，進而改變整個世界的格局。

發生在這個世紀最初十年的大論戰——「革命還是改良（改革）」——註定要在這個世紀的最後十年再拿出來論戰一次。有人提出，不流血（改革）總比流血（革命）要好。另一些人則提出，不流血的革命（如辛亥革命）比流血的改革（如戊戌變法、六四）要好。其實，這好那好，也都是在假設歷史。

革命不能保證推翻獨裁

辛亥革命並不是沒有流血，只是相較於以往的改朝換代，尤其是這樣一個龐大王朝的崩潰，沒有發生持續的大規模的戰亂和流血。戊戌變法「四君子」死得固然慘烈，畢竟只是朝廷內部極少數人作出的犧牲，遠不能跟後來發生的革命相比。至於六四，牽涉到許多另外層面的問題，擬另寫專文中再作討論。

革命推翻的只是政體，並不能保證推翻獨裁。最經典的法國大革命就不用說了，本世紀發生的俄國革命，古巴革命，柬埔寨革命，伊朗伊斯蘭革命，伊拉克革命，結果都是如此。中國的辛亥革命也不例外，袁世凱上台，民主共和成了一句空話，最後連空話也不要了，乾脆恢復帝制。

袁世凱當然是很糟糕的一位，要是換了孫中山，可能會要好得多。不過細究起來，也不見得會好到哪裡去。孫中山不戀權位這是有目共睹的，但他一旦要掌權，就必須是他絕對的個人權威，說穿了也就是獨裁。一個政治家，同時受到兩大相互敵對、都以擅長專制獨裁聞名於世的政黨崇敬和擁護，他本人會不獨裁到哪裡去，我實在是懷疑。孫中山在他自己的黨內排斥異己，大事一個人說了算；號召黨員向他宣誓效忠，以黨齡的長短封官許願；對外推崇師法無產階級專政的創始人列寧，一心想走俄國的道路；……他的悲劇是「革命尚未成功」，他的幸運也在於此。他還沒有來得及當上獨裁者就死了。也許，他會是一位「好的」獨裁者，但誰也保證不了他不會是一個獨裁者。一個人只要當上獨裁者，好壞就由不得他了。而且古今中外的大獨裁者，大多有優秀的素質與過人的、持久不衰的魅力，正是這些素質和魅力使他取得追隨者們的信賴、擁戴和服從，並通過他們以他的意志為全民的意志。

更重要的是，就連孫中山也只是假設。歷史選擇了袁世凱，而不是孫中山。

一點也不過份地說，這是許多壞選擇中最壞的一種選擇。二十世紀中國一個又一個大災難，都是從這第一個選擇開始的。

好皇朝只有漢、唐、清

中國自秦始，建立過一個又一個長長短短分分合合的封建皇朝，其中能被史學家們稱得上好一點的皇朝，卻少得可憐。大致可以排上的，是漢、唐、清這三個朝代。所謂「好」，是從國力的強盛，政治和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的富足，文化的繁榮等諸多方面進行綜合考量。宋、明兩代的經濟和文化還算不錯，但只能列為次一等的朝代——宋代國力甚弱，無力對抗外國入侵，這樣也就難保社會的穩定與人民的安居樂業。明代國力雖遠勝於宋，卻是歷史上最專制獨裁的時代，加之朝政不穩，刑律苛嚴，宦官弄權，特務橫行，致使內憂外患永無休止。至於其他歷代，就更談不上了。如元代，國力強盛，但它始終是一個「外來政權」，對中國實行武力統治與搜刮政策，實行種族等級制度，民生苦不堪言，只能算最壞的朝代之一。

說漢、唐、清這三個朝代是好朝代，當然也是相對的。漢代初起有呂后專權，中有王莽篡政，後又有宦官外戚之禍更迭不已，終於導致漢末的經濟崩潰，天下大亂，流寇四起，豪強割據，征戰不休。唐代則有武后篡權，安史之亂，藩鎮之亂，黃巢之亂，而且後來也重蹈宦官之禍的覆轍。然而，漢唐畢竟是漢唐。前漢有「文景之治」三十九年；又出了一個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其後昭、宣二帝勵精圖治，政治清明，凡三十七年。後漢有光武帝「中興」的二十年；有「明章之治」三十一年。唐代則有太宗二十三年的「貞觀之治」；有維繫國運不衰的武則天時代四十年；有「開元之治」三十年。這幾十年幾十年的加起來，構成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盛世。雖然嚴格地說，這些盛世也不儘是歌舞昇平、一片祥和幸福，如漢武帝的窮兵黷武、窮奢極欲與好大喜功，又如武則天的重用酷吏、實行嚴法，再如唐玄宗的耽於逸樂、喜諛惡直而終釀成安祿山之亂。但人們至今仍把它們稱道。正是因為它們，才使我們在面對漫長的中國歷史的時候，不至於只看到一片暗淡，不至於只留下一派沮喪。

有清一代，共出了十二位皇帝，他們是入關前的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入主中原後依年號相稱的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總的說來，都還不太壞。努爾哈赤與皇太極是大清帝國的創始人，能在短短的數十年時間裡，征服和統一關外各部落、汗國，建立一個足以與大明帝國抗衡並終於征服了整個中國、統治其達兩百多年的王朝，他們的雄才大略和功業是顯而易見的。康熙可算作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皇帝，在位時間也最長，達六十一年，這在世界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他的孫子，文治武功的乾隆不敢超越祖父，做了六十年皇帝之後讓位於兒子嘉慶，自己又快快活活做了四年的太上皇。加上承上啟下的雍正十三年，「康雍乾盛世」前後達一百三十餘年，一舉超過漢唐。

有清一代並無暴君昏君

清朝自嘉慶始由盛極而衰，各地起義此起彼伏，至道光時愈演愈烈，尤其是鴉片戰爭的爆發，使中國的國運一蹶不振。咸豐更是忙於割地賠款，英法聯軍甚至攻入京城，火燒圓明園，又有太平天國打下幾乎半壁江山，直至同治三年方才平定。嘉慶、道光和咸豐真是三個倒楣的皇帝，國家搞成這個樣子，他們難卸其咎。當然，其中緣由太多也太複雜，還包括盛極一時的乾隆朝埋下的禍端。就他們個人而言，仍是想做一個有所作為的好皇帝的，惟內憂外患無力回天，只得勉力支撐而已。嘉慶為人忠厚仁恕，性情寬和，生活比較嚴肅，而作事軟懦，缺乏魄力。道光生活也很簡□，但心胸狹窄，眾說紛紜的時候往往就沒了主意。他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南下禁煙，就是決心革除積弊、振興民族的明證。

清朝的最後三個皇帝，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年幼即位，而從未真正親自掌握過國家大權。同治五歲當皇帝，光緒四歲當皇帝，宣統三歲當皇帝。在長達四十七年的時間裡，權力落在慈禧太后手中。一個皇帝比一個皇帝小，似乎預示著清王朝一蟹不如一蟹的窮途末路。不過小皇帝並不必然是壞皇帝，亦並不一定要面臨著窮途末路。康熙即位時年方八歲，也是個小皇帝。他的父親福臨，當皇帝時也才六歲，整個中國都是在他的朝中打下來的。拿同治來說，居然還有過一段「中興」，平定了太平天國、捻軍起義和甘肅、新疆的回亂，使得中國的版圖不至於在這個王朝徹底崩潰前瓦解成碎片。光緒內外交困，還試圖有所作為，拖著病弱的身體要跟上世界發展的步伐，變法維新，挽救王朝的命運，只因慈禧太后發動政變進行鎮壓才未能成功。

中國歷史上，幾乎找不到另外一個王朝，能夠做到像清王朝一樣，前前後後不出一個荒淫無道、暴戾昏庸、濫殺功臣、奢靡浪費的皇帝，不出一個壞得令人切齒痛恨的暴君、昏君。僅此而言，清代的地位就完全可以排在漢、唐之上。

時代造成清王朝的悲劇

慈禧太后是清朝最大的敗筆，史學家們都認為，近三百年的國運全斷送在她的手裡。然而即使是這樣一個人物，也並非一無是處。「同治中興」便是她大膽打破滿漢界限，起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等一大幫漢臣的結果。這些漢人名臣，包括後來的沈葆楨、劉坤一、張之洞、劉銘傳等人，皆有較為開明進步的頭腦，官至封疆大吏。很難想象，一個能夠如此知人善任的最高獨裁者，果真會壞到一塌糊塗的地步。

清王朝的悲劇，是時代造成的。此前中國，說是「超穩定結構」也好，說是「循環反覆」也好，一直處於封閉、獨立的自我發展狀態。在長達上千年的時間裡，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繁榮發達，居於世界前列。但是，西方的文藝復興及工業革命、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興起，使中國開始落後於世界潮流，並迅速而非逐漸地與先進的西方國家拉大距離。一八四○年鴉片戰爭爆發，中國開始走向任被列強欺侮宰割的境地。這一史實，中學生都是應該知道的。

我們從簡單的歷史讀本中都可以查到，清政府是怎樣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單舉領土的喪失——

一八四二年中英南京條約，割讓香港；

一八五八年中俄璦琿條約，割讓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領土；

一八六○年中英北京條約，割讓香港對岸之九龍；

一八六○年中俄北京條約，割讓烏蘇里江以東領土，約九十萬三千平方英里；

一八七四年中日和約，承認屬土琉球王國為日本領土；

一八八五年中法和約，承認安南脫離宗主國中國，成為法蘭西的保護國；

一八八六年中英緬甸條約，承認屬土緬甸劃歸英國；

一八九五年中日馬關條約，放棄朝鮮的宗主權，割讓遼東半島（後經俄法德三國干涉，歸還中國）、台灣及澎湖列島。

這還不包括那些鐵路、通訊、礦產的經營權，不包括租界和龐大得如同天文數字的巨額賠款。經營權及租界以後可以收回，白花花的銀子將來可以再掙，領土的喪失卻幾乎是永久的。二次大戰結束，收回台灣、澎湖列島；一九九七年七月，收回香港、九龍。其餘那些土地，再也不是「莫非王土」，再也不是咱們的啦。

不過冷靜地想想，清朝丟失的這些領土、屬土，絕大部分原本就不是中國的。尤其是黑龍江以北的全部、烏蘇里江以東的大部分土地，是清朝入關帶給中國的禮物。當然還不止這些，還包括它已經征服的蒙古，及後來征服的西藏、新疆、朝鮮。這就使得中國的版圖，遠遠超過歷史上除元代以外的任何一個朝代。而我們知道，元朝始終是一個「外來政權」，與其說中國在元代的領土面積最大，倒不如說中國的領土在那一段時間裡全都淪喪了、消失了，那實在是一個不值得炫耀的亡國時代。

我們坐下來，將有清一代領土、屬土的「收支」情況作一番結算，就會發現，它給咱們中國掙來的土地，比給咱們中國丟失的土地要多得多。如果我們推翻清王朝只是為了「驅除韃虜」、為了「光復中華」，為了「復明」，那中國版圖就不會囊括新疆、西藏及東北的大半，中國的面積就只有不到現在的三分之二甚至二分之一，絕不可能在俄羅斯、加拿大之後位居世界第三。

評價一個朝代的功過，當然不應只將其擴充版圖的大小作為依據，因此也就更不應只將其丟失的那部分領土作為依據。

而且，如前所述，清朝的結局是一個基本完整的中國。不象漢末那樣，分裂成魏、蜀、吳三國；也不象殘唐那樣，由藩鎮之亂演成五代十國的混亂局面。

中華民族躍升世界最大族群

國家是由領土和人口組成的，在現代科學興起以前的古代，人口增長率，很大程度地反映了政治制度、社會環境、經濟文化的繁榮與衰落。我們可以檢查一下中國歷代人口變化的情況（根據《中國人口報》）——

從西漢平帝二年（公元二年）到東漢永壽二年（公元一五六年），人口從五千九百五十九萬人，下降到五千六百四十九萬人。從隋大業三年（公元六○七年）到唐天寶十四年（公元七四○年），人口從四千六百○一萬人，上升到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人。南宋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年），七千六百八十一萬人。元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年），五千八百八十三萬人。明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年），六千零五十四萬人。明萬曆六年（一五七八年），六千零六十九萬人。清代以前的一千六百年間，中國的人口數字一直在三至七千多萬人的水平線上徘徊。強盛時代的漢朝，一百五十餘年裡甚至出現負增長。隋至盛唐的一百三十餘年，人口也只增長了百分之十五。清朝入關四十年後，即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中國人口突破一億大關，達一億零一百七十一萬人。又過了一百一十年，這個數字翻了一番還多，達二億九千七百萬人，增長率超過百分之一百九十二。清朝結束時的一九一二年，中國人口達四億○五百八十一萬人。這個數字即使保留到二十世紀末，也仍然可以使中國無愧於世界超級人口大國的稱號。當然，歷史發展的天平已經傾斜，巨大的人口數字不再只是一種榮耀而日益成為沉重負擔，那是另外一個議題。中華民族躍升為世界上最大、任何國際勢力都不容小覷的族群，清朝的功績是直接和不可磨滅的，遠非漢、唐能與之比肩。

清王朝也是「外來政權」

歷史畢竟不是簡單的查帳、結算可以說清的。從清兵入關到宣統退位，清王朝統治中國達二百六十八年，中國人深藏的心結一直未能解開，即它也是一個「外來政權」！

於是，革命的民主主義意義退居其次，民族主義反倒成了第一主旨。孫中山成立興中會的誓辭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很明顯，呼號「驅除韃虜」，比直接高喊「推翻帝制」更為有理、有力，更容易為民眾接受。也就是說，煽動中國人的民族情緒，比啟發他們的民主意識，作用要強烈得多。而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西方列強一次次打擊下，也亟欲振作。辛亥革命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取得了成功。一省起義，各省先後宣布「獨立」，即擺脫清廷，最後，朝中漢人總理大臣與南方臨時政府搭成協議，迫使皇帝退位。共和建立，天下「光復」。

人們清算前朝的罪過，就象中國每一次改朝換代都要做的那樣。鴉片戰爭以後那幾十年的恥辱，的確也留給中國人以太深、太難磨滅的「冤孽般的」記憶。不止於此，追溯當年，清朝憑什麽入關？憑什麽占領和統治中國這麽多年？憑什麽把一個「外來政權」強加在中國人的頭上？

很多年過去了，歷史學家們對於清朝的評價漸漸趨於客觀和中肯。一位學者，在他近年被廣泛流傳的作品中這樣寫道：「記得很小的時候，歷史老師講到『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眼含淚花，這是清代的開始；而講到『火燒圓明園』、『戊戌變法』時，又有淚花了，這是清代的尾聲。……老人的眼淚和孩子們的眼淚拌和在一起，使這種歷史情緒有了一種最世俗的力量。……年長以後，我開始對這種情緒產生警惕。因為無數事實證明，在我們中國，許多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雖然堂而皇之地傳之久遠，卻包含著極大的不公正。」（余秋雨《山居筆記? 一個王朝的背影》）

這無疑是對的。但他接下來卻這樣寫：「我需要肯定的僅僅是這樣一點：滿族是中國的滿族，清朝的歷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漢族當然非常偉大，漢族當然沒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殺和欺凌，當自己的民族遭受危難時當然要挺身而出進行無畏的抗爭，為了個人的私利不惜出賣民族利益的無恥之徒當然要受到永久的唾棄，這些都是沒有疑義的。問題是，不能由此把漢族等同於中華，把中華歷史的正義、光亮、希望，全部押在漢族一邊。與其他民族一樣，漢族也有大量的污濁、昏聵和醜惡，它的統治者常常一再地把整個中國歷史推入死胡同。在這種情況下，歷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漢族正統論的選擇，而這種選擇又未必是倒退。」

對於漢族及漢族正統論的反省和批判，我也很贊同。我希望拿出來討論的，恰恰是他需要肯定的僅僅「這樣一點」，即「滿族是中國的滿族」。請問，有什麽根據？

「滿族是中國的滿族」？

不錯，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這些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不斷地產生、消亡、融合、分裂和演變。說某民族是某個國家的民族，一般是指這個民族在這個國家裡以一定的數量、一定的群體方式、一定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俗存在著。比如，有很少量的西方人、猶太人在中國定居甚至入籍，我們卻不能因此斷言：「日爾曼族是中國的日爾曼族」、「英格蘭族是中國的英格蘭族」、「猶太族是中國的猶太族」。

在清兵入關以前，滿族從來都不是中國的滿族。

我不想在這裡詳述滿民族史。大致說來，滿族為女真人的後裔。女真人曾建立金朝，並一度入主中原，與南宋並立，後為蒙古所征服。中原一帶的女真人基本上被漢化，融入漢民族。元朝時國民分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為色目人即西方人，第三等為漢人，其中就包括前遼及前金融入漢族的外族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即南宋的遺民。關外的女真人則保留下來，直至一六一六年，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建立後金政權，一六三五年皇太極改女真為滿州，形成後來我們所說的滿族。努爾哈赤建立的政權，與當時的大明帝國一樣，是一個完整的、獨立的國家。它有自己的君主、朝廷、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機構、軍隊，有自己的領土疆域、人民、語言、文化習俗，它不受任何別國如中國的冊封和保護。一六三六年，皇太極正式改國號為「大清」，即位稱大清皇帝。

中國歷史上，曾有過多國時代，如春秋戰國、三國、南北朝、五代十國。春秋戰國，是由多個小國組成的一個大國，即周朝。其國家形態，有點像現在的聯邦制。周朝有統一的國家元首，稱天子，據有象徵國家重器的九鼎，從理論上說可以號令諸侯。即使諸侯坐大，稱王稱霸，也還是要通過周朝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即「冊封」才算。三國以後的多國時代，則都是由原來的一個長久統一的國家，分裂而成的多個國家政權。它們各據一方，互不買賬，甚至刀兵相向，但基本上都還承認自己是「炎黃子孫」，是中國人。其形態，有點像現在中國大陸與台灣，朝鮮和韓國，統一前的北越與南越，東德和西德。

大明帝國與大清帝國則不然。這是兩個互不隸屬、未結成任何形式的邦盟、主要民族構成截然不同、亦非一個統一國家分裂而成的國家。雖然，滿族人祖先建立的金國，曾占領並統治中原，即中國北方；被大清帝國先征服的蒙古，也曾在元時占領、統治過中國全境，但這也都不能說明它和中國是一個國家。正如日本曾占領統治過高麗、台灣，卻不能因此說它和韓國是一個國家，也不能因此說「大和民族是中國的大和民族」。

大清帝國與大日本帝國

既然說到日本，就不妨把當時的大清帝國，與侵華時的大日本帝國作一番更細緻的比較。

它們都是中國的「一衣帶水」的近鄰，都崇尚武力，推行軍國主義，對中國這個貌似強盛實則虛弱、疲憊不堪的龐然大物虎視眈眈，久存亡我之心，長期實行滲透、侵擾、掠奪、蠶食及軟硬兼施的政策，都趁火打劫，趁中國內亂之際大舉入侵。它們都是先征服朝鮮，控制蒙滿的廣大地域，造成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和壓迫。

日、清都由單一民族立國，但是就文化而言，日本的民族習俗較之清帝國更接近中國。如服飾、飲食，日本比滿清更與中國相像。日本的和服，就是仿照中國的唐服改制的。在工業化以前，日本重農耕，而滿清則是游牧民族。日語和漢語一樣，都是單音節，並且都使用漢字。而滿語屬阿爾泰語系，文字由四十個字母組成。有些發音如捲舌的「r 」在漢語中原是沒有的，如「Tartar 」中文只好讀成「Tata 」（韃靼）。現代北京人愛發捲舌的「兒」字音，我以為是滿清在此定都二百多年造成的。語言上的異同並非一件小事。蒙古與中國同被滿清征服、統治，但「蒙滿一家」，蒙滿可以通婚，蒙族可以封王，漢族卻不能。這與蒙滿都是「韃靼人」，屬同一語系不無關係。日本從未有過「和漢不能通婚」的規定。事實上，當時中國的涉外婚姻最多的就是中日聯姻，許多著名中國人士娶日本女人為妻，如作家郭沫若、周作人，藝術家李叔同，前清皇弟溥傑等，還有一些著名中國人士則乾脆有日本血統，如文學家蘇曼殊。這種跨國婚姻是如此之多，乃至大量見諸小說、電影、電視劇為人們所熟視，即連描寫侵華日軍罪行的電影《南京，一九三七》，也以一對中日夫婦作為男女主角。中日之間的關係也十分悠久，明代以前基本上是非常友善的。漢時便有日本人前來朝貢，光武帝曾賜倭奴國王印綬。近世還有人考證，日本的神武大帝即是當年秦始皇派到海上尋找長生不老寶丹的方士徐福。他帶去的三千童男童女，及大量能工巧匠，融合進了日本民族的血緣和文化。總之，日本受中國影響至深至久，是不爭的事實。

日本侵華豈非更「正確」？

如果說，大清帝國侵略中國，是「歷史超越漢族正統論所作出的正確選擇」，那麽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豈不是一種更為「正確的選擇」嗎？

滿族成為「中國的滿族」，是在清朝入關，成為中國的統治者以後的事情。然而為中國人民所認同，仍花了相當長的時日。滿清入侵，雖然縱橫肆虐，燒殺搶掠，心裡總還是有些發虛的，畢竟這不是它的家園，這麽干未免傷天害理。那時候要是有一位像今天這麽大度的中國學者站出來替他們說說話就好了：你們顧慮什麽？你們不是侵略者，你們是我們國家的民族，來超越「漢族正統論」的，這是歷史作出的正確選擇，你們只管大膽放心的干就是了。可惜那時沒這樣有器識的學者。

清軍大舉南下，南明兵部尚書史可法督師江北進行抵抗。清攝政王多爾袞修國書一封勸降。大意為：闖賊李自成起兵犯上，中國臣民卻無能為力。只有吳三桂在東陲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為你們驅除反賊。這國土是從闖賊手裡得來，而非得自於明朝。我國費了這麽大力氣代你們報仇，你們將如何感恩圖報？居然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我們豈能就此罷兵？你們那一小塊地方，打得過我們嗎？

這是明擺著的強詞奪理。干涉中國的內政還不算，還要盡奪我領土、主權。史可法回覆了多爾袞一封信，援引歷史上契丹和宋、回紇助唐，只要錢不要土地的故事，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希望對方放過一馬，允許雙方就地劃疆而治。他發誓將來永遠鞏固與大清帝國的邦交，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從此兩國誓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

史可法在歷史上站錯了隊？

然而清朝廷志在滅明，當然不聽這一套，乃調動豫親王多鐸，率兵攻下揚州，史可法殉難。清軍恨中國人抵抗，將揚州城屠殺十天，史稱「揚州十日」。

「揚州十日」，大約可以與日本侵華時的南京大屠殺相比。我甚至懷疑，日本是向當年入關時的清軍學的，專門用以對付中國軍民，企圖瓦解中方的鬥志。不然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占領了那麽多國家、地區，固然罪行累累，何以只對中國進行過這樣殘酷的大規模屠殺。都是屠城，不同的僅僅是，南京大屠殺發生在人類社會已進入現代文明的二十世紀，留下大量人證物證，令舉世震驚、憤怒和譴責；「揚州十日」則發生在三百多年前，是「古時候」的故事，不痛不癢，與今天的人沒有什麽關係了，所以我們的學者才能夠「警惕」並戰勝代表著「最世俗力量」的情緒，徘徊在幽靜的昔日宮苑之中，指出這種情緒化的社會評判是何等的不公正。

本著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與正義感的抗清名將史可法，竟然站錯了立場，站在「歷史錯誤選擇」一邊；「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竟然是「歷史正確選擇」的一個組成部分；那位引清兵入關，甘為先鋒幫異族征服中國的大漢奸吳三桂，也無疑是「正確」的，若說有錯誤，那也是後來又反戈一擊，終於為康熙所平定。當然，還有一大批「正確」的漢奸，先後投靠清廷。就連許多抗清志士的後代，最後也不得不走上與朝廷和解、合作、服務、效力的道路，共同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即後來意義上的大清帝國，俗稱或簡稱「中國」。

有人說，元、清兩朝雖是外來政權，最後卻為中國所同化，除了政治典章制度、語言習俗的漢化外，連國都都建立在中國本土上，所以還應該屬於中國的國內事務，與日本侵華不能相提並論。然而，我們討論的是國都建立在中國本土之前、亦即中國被征服之前的戰爭性質，與戰爭後的狀態無關，更不能反過來把戰爭的結果作為原因，顛倒因果關係。如果中國打算將未來的國都建在莫斯科，我們是否就可以舉兵進攻俄羅斯，發動一場「歷史正確選擇」的「國內戰爭」？

日本也打算遷都中國

日本侵華計劃的主要設計者石原莞爾，在他著名的《石原構想》中，提出日本從占領滿州起步，進而征服全中國、印度、東南亞乃至澳洲，奪取石油、橡膠等自然資源，最終戰勝英美等西方各國，達到主宰全世界的「宏偉目標」。他計劃，一旦日本受到西方的干涉和威脅，即行遷都至滿州，也就是被占領後的中國本土。如果日本的計劃得以實現，這個外來政權也將和清朝一樣，成為中國政府；中國的正式國名，也可能就叫「大日本帝國」，就象大清帝國一樣。當時的中國，社會形態落後，經濟停滯不前，國力衰落，軍閥混戰，內亂紛爭不休，而經過明治維新的日本則經濟發達、科技進步，由他們來統治無疑屬於「歷史的正確選擇」。而以後的學者們談起這一段歷史，也會要求我們克服狹隘的漢族正統論和世俗的情緒，給征服中國的大和民族以「公正的」社會評判。再繼續推論，日美間的太平洋戰爭，也將更名為「中美戰爭」。這場戰爭的失敗，將同甲午海戰一樣成為中國人永遠銘記的「國恥」。如果僥倖取勝，那也只能更加證明，中國加入日本或日本加入中國的「正確性」。

日本的不幸在於它沒能征服中國，沒有做成中國統治者，沒有成為「中國的大和民族」。它打贏過代表中國的清朝，卻永遠不可能建立象清朝曾經建立過的那樣輝煌的功業。和清朝敗落的原因一樣，它生不逢時。

元朝清朝不同歷史命運

再來談清朝與元朝的區別。為什麽清朝終能融入中國，而元朝始終只是「外人」？元朝在中國統治了九十年，清朝是它的三倍，這樣它就有足夠的時間來進行民族融合。到清朝覆亡時，人們忽然發現，統治民族——滿族幾乎完全漢化、消亡，幾乎所有的人，包括皇室人員都不再而且也不會說滿語。辛亥革命的口號「驅逐韃虜」也就顯得很可笑：驅逐誰？往哪裡驅？怎麽驅？元朝的朝廷則不一樣，雖然也說漢話，但蒙古人還是蒙古人，明軍硬是把元皇帝趕出了中國，趕回它的大草原去了。他一回到那裡，又開始說起了蒙古話，恢復蒙古習俗及政治典章制度。元、清兩朝的結局，說明中國人對他們的態度是有本質區別，亦即「內外有別」的。清帝退位，是為了實現「滿漢藏蒙回」五族共和的大中華民國，退位後繼續享有尊號、特權。元帝卻是遭到真正的「驅逐」，你走了就行了，咱也不再追究，不要求追奪你的帝號，你在這邊的蒙古人我們以禮相待，要回去的放行，以後中蒙（明元）兩國互不相犯，和平共處。

清政府入關後，一直自稱「中國」，繼承中國的名號，把朝廷的利益與命運跟中國不可分割地緊密聯繫在一起。元朝則不然，元只是蒙古人在中國本部的國號，元皇帝同時還是蒙古帝國的大汗。類似拿破崙是法國皇帝，同時兼任西班牙國王。蒙古帝國還轄有窩闊台、察合台、伊爾、欽察等「四大汗國」，勢力□圍和利益、命運跟中國本部風馬牛不相及。元朝在中國實行的政治制度，也與蒙古本土及四大汗國完全不一樣。而且如前所述，元朝將國民分為四等，不但使中國人作為亡國奴的心頭創傷無可彌合，同時也阻塞了最「上等」的蒙古人融入「下等」的中國人的過程。有人認為，中國是元朝的繼承國。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沒錯，如元大都建在中國本土；元朝廷通行漢語；蒙古人後來終成為中國的少數民族之一；即令外蒙獨立，在中國的蒙古人也遠遠超過外蒙及俄羅斯的蒙古人，等等。但繼承國的主要意義還不止於此，它必須有文化上的傳承性，還要能夠繼承政治上的全部或大部分遺產。從這兩點來看，中國的明朝都沒有做到。元朝是被趕走的，並沒有推翻，它回到草原後，還延續了相當長一段時日。明朝的版圖，也只大致限於以漢人為主的居住區域，遠小於橫跨歐亞大陸的元（蒙）帝國的遼闊疆土。

中國史學家將元史列為中國的正史，也並不能說明繼承國的關係。元史是中國歷史上的特殊一段，是中國的亡國史，否認它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正如日據時代五十年，也應作為台灣正史的一部分。元史從成吉思汗開始記敘，是為了闡明這個曾經征服、主宰中國人命運的統治集團是怎樣產生、發展壯大的，所謂來龍去脈。明朝建立以後，元政權幾乎與中國無關，它的歷史連同四大汗國也就從中國的正史中割得乾乾淨淨。

元、清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區別。元代只有一個象樣的皇帝，即元世祖忽必烈。他以後皇室為爭搶帝位鬧個不休，禍亂頻仍，這也是中國人從感情上始終難以接受這個政權的原因。一個朝代出一個好皇帝並不難，難的是一直出好皇帝，不出壞皇帝。清朝基本上做到了。它甚至是唯一做到的一個朝代。這樣，講人治、重倫理的中國人，才從法、理、情上接受了清朝，視其為正統，將滿族及其帶來的蒙、藏、回都作為中華民族的成員。

「大中國」：清朝最大遺產

清朝給中國人留下的最大的政治遺產，是遼闊的領土，與多民族共處共存的局面。也就是所謂「大中國」。這筆遺產當然不是白得的，各個民族都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都有過被征服、當上亡國奴的慘痛經歷。滿族是征服者，它自己卻被漢文化最後所征服，滿漢不分了。漢民族是中國的主體民族，付出的代價也最為慘重，且不要說曾遭到大規模的屠殺，即連服飾外形都被強行改換為滿族式樣。中國人頭上那根被西方人譏為「豬尾巴」的長辮子，就是當年實行「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政策的結果。這一政策似乎是專對漢人來的，其他如蒙、藏、回則都不實行。也就是，只要求漢人滿化。然而到頭來，卻是滿人被漢化得最為徹底，不能不說是歷史給征服者的極大嘲弄。

清朝覆亡以後，漢民族未能很好的守成，外蒙古從大中國的版圖中劃分了出去。外蒙的獨立，從國共兩黨發表的歷史文獻看，都有往對方身上卸責之嫌。究其實，則是國民黨簽約在前，共產黨承認在後，為「國共合作」的成果。既已獨立，在國際秩序大體確立的今天，也就沒有反悔的餘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