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回忆之二
大约在1966年底，当官办的各类组织随着当权派的倒台而消失了后，人们突然发现，我也可以造反了！正应了胡传魁司令唱的“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的说法，于是各类的造反组织纷纷出来了。不需要谁批准，也不需要去什么机关登记备案。几个人一合计，取一个革命的名字，做一面红旗，发几个红袖章。大功即告成。小的组织如过河之鲫，多不胜数。大的造反组织当然不是很多，绝大多数是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体发展或演变而来的。如钢派中的“钢工总”，全称应该是“武汉地区工人造反联合总部”。一号勤务员是朱鸿霞，是武汉重型机床厂的一个工人，也是业余的诗人。钢九一三是由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的建筑工人为主的。而九一三就是9月13日，老毛视察武钢的日期。和造反的“钢派”对立的保守派组织是叫“百万雄师”。
在1967年6月8日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武斗。造反派和保守派还是在斗嘴皮，对牛鬼蛇神当然有武斗，不过是单向的。把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或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押上来，在批斗到了高潮的时候，动手打了几下，往往是批斗会要结束的信号。被打的人不会反抗，打人的人也不会被追究。
武汉地区武斗规模最大的是在汉口，但是起点却是在武昌，时间是1967年6月8日。起因是武昌造船场的一车游行的人在当时武昌最繁华的司门口耀武扬威，（“司”者，湖北布政司，前清的湖北政府，1967年的武昌区政府的门口）被“百万雄师”的人缴了。人是有伤的，但是没有死人。不过那一台解放牌的汽车在那街道中间上可能停了半年之久。好在武昌当时的汽车不多，也没有引起什么交通堵塞。稍后的几天，1967年6月17日武汉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武斗就在汉口的铜人像发生了。所谓铜人像其实就是孙中山的铜像，坐落在当时的汉口闹市区。是一个小小的广场。当天死了多少人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见到官方的权威数字，但是我一个同学的哥哥是当时吃亏了的“钢派”的作战人员之一，他在第三辆车上，由于围观的人太多，没有能进入到现场，幸存了下来。前两辆车上的人员据说是无一生还。当然是冷兵器。有几具尸体在孙中山先生像的脚下躺了几天，没有人收尸，也没有人善后。后来看武汉女作家方方写的武汉，有这件事的一点记录。
三天后后，武汉事件发生了。身经百战的陈再道上将那里能容能小小的王力的在自己的地盘上作威作福，让其下属，湖北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带人冲进了老毛住的东湖宾馆把王力抓了起来。当然，毛住的地方是没有任何冲击，不过，值得一说的是，和王力在一起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上将也是毫发无损。谢和陈是湖北老乡，而且都是红四方面军的出生。都是从“黄麻起义”走出后由“泥腿子”变成了“凌烟阁上题名”的人物。毛醒悟了，是自己做的不对，在之前的武汉军区常委会上不应该让王力去????的，如果是派谢富治去，万事大吉，保证一点事也不会发生。坏了任资排辈的“潜规则”。只好起身东下离开是非之地。让副统帅和好总理来处理此事。副统帅虽然也是湖北老乡，但是却是一方面军出生的，正牌的嫡系，乘机把自己手下的曾思玉少将送上了大军区的司令员的位置，再一次坏了“潜规则”。一般而言，大军区的司令员都是55年的上将，政委则上将中将都可，以少将当大军区的司令员，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好总理看在眼里，老毛却记在了心里。4年后副统帅灰飞烟灭，曾少将也成了“上了贼船的人”了，回家养老去了。引语是老毛的原话，起因却是那无所不在的“潜规则”！
不过，一般说来，当造反派的头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官方的红人，如团支部书记啊，学生会主席啊；还有一种是完全的平民家庭没有任何向上出路可以看的到，文革给了一次机会。
前一种是没有看清形势，后一种却是人生唯一一次机会的拼搏。须不知道，共产党就是靠造反起家的，是你的祖师爷，你这一点心计和伎俩还不看的清清楚楚。从1967年的8月到1968年的2月武汉的造反派红火了不到六个月，再往后，就是凄风惨雨。一直到邓大人上台，还念念不望“三种人”，其中之一就是“文革的派性头头”，当然是指造反的“派性头头”，保守的派性头头那是不在内的，如北京的以高干子弟为主的“联动”就不在内，也不会受牵连。
多话了，还是把我能记得起的武汉地区造反派头头的名字写出来，也不知道他们的结局如何。
朱鸿霞，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工人，当时“钢工总”的一号头头，业余诗人。
夏帮银，汉阳某厂工人，当过几天中共候补委员。听说是在牢里死了。
鲁立安，“新华工”的头头，大学生。
杨道远，中学生，钢二司的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