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初，新華社旗下的《瞭望》周刊，刊登報道，揭露中共官場“假學歷”泛濫，隨後
，又刊登署名“鄭根嶺”的文章，抨擊“權學勾結”現象，諷刺許多高官通過可疑手段，獲取“假的真文憑”或“真的假文憑”。文章尤其寫道“一些官員通過媒體發布的個人簡歷里堂而皇之地寫明碩士或是博士，再對照其經歷，就很容易明白那些文憑是如何得來的。”

此話一出，讓人聯想到中共“十七大”選出的“領導班子”，所謂“第五代”，大多冠有“博士”或“碩士”頭銜，但細究他們獲得這些文憑的方式和時間，卻令人生疑。

比如習近平，1998至2002年，在職攻讀並獲得清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但與此同時，卻先後擔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又比如李克強，1988至1994年，在職攻讀並獲得北京大學“經濟學碩士、博士”學位，但與此同時，卻先後擔任團中央書記兼全國青聯副主席、團中央第一書記兼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院長。

期間，習、李二人擔任的任何一個職務，都應該說極度繁忙，不可能專心向學；反之，如果專心向學，就不可能幹出“突出政績”，並因此獲得高升。尤其習近平，人在福建，實難想象，4年時間裡，他如何“攻讀”並“獲得”遠在首都的清華大學“博士學位”？

“第五代”中的其他人，諸如劉延東、李源潮、博熙來等人的“博士”或“碩士”頭銜，都充滿類似嫌疑，經不起仔細推敲。一句話：中共“第五代”，文憑真假成謎。《瞭望》周刊的文章，呼籲高官站出來，公開承認和廢除自己“假的真文憑”
，似乎意有所指。

在中國，不僅假貨泛濫，而且假文憑成災，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其中，又以官員造假為甚。正如《瞭望》周刊的披露：從縣委書記、縣長、副縣長，甚至鎮長、鄉長、派出所所長，名片上大多印有“經濟學碩士”、“法學碩士”等名頭。“一般情況下，報名、考試、結業時，官員們會親自出面，平時上課基本上就由秘書代替，甚至有時會出現秘書坐滿一教室的滑稽場面。”

自從多年前，中共高層提出幹部隊伍“知識化”，“文憑”就成了升官的必備手段。各級官員掀起“文憑熱”。於是，當官的，除了撈錢，還要撈文憑。前者引發大規模的經濟腐敗，後者導致大規模的教育腐敗。可見，在沒有民主選舉和公眾監督的機制下，當局出台任何幹部任用政策，都會走向扭曲和變形。

官場盛行假文憑，荒腔走板的故事，比比皆是。原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廣州日報》社社長黎元江，因貪污落馬，被判刑12年。落馬之時（2002年），即爆出：黎某在中國人民大學攻讀所謂“在職研究生”，完全靠行賄導師，甚至由導師代筆，他本人很少出現在人大的課室里。

然而，到了2007年，中國媒體卻報道“黎元江服刑期間，繼續攻讀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
，寫出20餘萬字論文，獲得博士結業證書。”黎某在監獄裡繼續攻讀和寫出論文，應該說
，不是沒有可能。但卻引出另一個問題：中國監獄，都是勞改場所，通常，犯人每天勞動時間達12小時以上，且異常繁重。黎某如何獲得攻讀時間？如果他只是輕度勞動甚至不勞動，又是誰給了他那樣的特權？幾乎可以肯定：黎某創造的獄中“奇蹟”，又伴隨着新的腐敗大案：高牆下的行賄與受賄。而這一現象，不過又是中國監獄中的普遍情形，就如上海首富周正毅在獄中受到照顧而牽出的監獄官員受賄案一樣。

另一個故事，是關於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此君先後在中國人民大學、中共中央黨校、以及軍事科學院獲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並號稱“歷史學博士”。但當此君接受電視台採訪時，卻立即露餡，竟然就在歷史問題上大開黃腔，說什麼：二戰爆發的原因，是英法等國不與蘇聯合作對抗法西斯；又說：對“二戰”勝利貢獻最大的是蘇聯和中國，並稱，那時，中國是在“我爺爺的領導下”；還說：“我爺爺領導下”的共產黨軍隊，“總共消滅日軍150萬”……毛新宇的“海闊天空”，害得主持人都“不好意思”，不得不連連將他打斷。

作為一個造假大國，到處是假冒偽劣，中國人已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反正，“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還有什麼事情，會值得人拍案驚奇呢？

反觀民主國家，造假，卻往往被視為嚴重問題。波蘭實現民主後，第二任民選總統克瓦希涅夫斯基，因在個人簡歷中，對其研究生文憑交待不清，受到民間質疑，差點失去總統寶座。

在民主國家，候選人的學歷固然重要，但選民投票，更注重其真才實學。現任韓國總統盧武鉉，僅有初中文憑，仍然得以登上大位，未見選民因此拋棄他，也未見盧某在此之前，設法撈個“在職攻讀”的“碩士或博士”頭銜，以求勝選。

中共高官混文憑，甚至撈取假文憑，不僅折射人格和道德問題，還泄露其缺乏信心的虛弱本質。文憑能造假，政績更能造假，這樣的高官，如何值得信任？又如何能擔當國家大任？

（11/13/07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