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报道，中共正发起“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要将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称为“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1992年，邓小平南巡广东等地，要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称为“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

至于“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内容和目的，据说，是为了“强化中国的社会建设和道德建设”。具体而言，是学习新加坡，让中国社会变得“干净”和“有序”，让中国人变得“有道德”和“有礼貌”。

与前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不同的是，这一回，中共不是通过最高领导人的高调宣示，而是通过地方领导或高层智囊的吹风，低调地展开。比如，胡锦涛智囊、任职中共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的施芝鸿，发表长篇文章，题为《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声称“解放思想必须进入一个新的更高境界”。另外，新任广东省委书记兼政治局委员的汪洋，上任伊始，就提出，广东要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不但要在经济上，而且也在社会发展方面，要超过新加坡和韩国
。”

这种迂回而低调的展开方式，说明，现任中共领导人，已经完全不具备当年邓小平那种一言九鼎的权威；非但如此，他们还不得不借用邓小平的话，来为自己加持。例如，汪洋宣示广东发展目标时，就引用邓小平 “广东要力争用20年时间赶上‘四小龙’” 的提法。然后说：“他（邓小平）没有说只是经济总量超过啊，而是两方面都要超过。”这里的两方面，指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就是汪洋所称“不仅要经济上去，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也要上去。”

汪洋把自己的提法，称作“叫板新加坡”，故作幽默一些，实际就是学习新加坡、模仿新加坡的意思。而且，提韩国是假，提新加坡是真（更不提香港、台湾）。汪洋等人，以及不久前访问新加坡的温家宝，或私下暗示，或公开承认：早在邓小平眼中，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就是中国的榜样和追赶的目标。

在过去十余年间，笔者经观察发现，中共钟情“新加坡模式”，为此，笔者曾多次撰文，预言中共要搞“新加坡模式”，至此，竟不幸而言中。

但笔者依然认为：“新加坡模式”不适合中国。“新加坡模式”的要点是：通过有利于执政党的制度设计，确立执政党的唯一龙头地位，其他政党和社会力量，绝无问政、更无主政的可能。执政党以民主之名，行独裁之实。追求经济高度发达，政治专制则毫不放松。新加坡政治专制，但却能达成廉政、高效、整洁、有序，在国际上，是一个罕见的异数。“新加坡模式”之所以能够存活至今（新加坡国内民主呼声已经渐次高涨），或者，被一些人定义为“成功”，关键在于，新加坡很小，只是一个城市小国，微型的袖珍小国：面积六百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四百万，比广州市还要小一半。

中国之大，不论面积、人口、还是民族成份，都名列世界前茅，远非新加坡所可比拟。地域广大，正适合联邦自治；民族众多，天然呈现多元化；阶层纵深，更应实施民主，让各阶层民众都有发言权，都有参政代表，因而让各阶层利益都得到保护。还是笔者那句老话：泱泱大国，岂是一个区区“新加坡模式”所能容纳？

放眼世界，“新加坡模式”绝非先进模式。中共学习新加坡，竟称为“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足见中共与世界文明发展步伐的脱节。

中共建政，先是走俄国道路，以失败告终；后来搞“改革开放”，经济上学习亚洲“四小龙”，搞资本主义，略见起死回生；如今，面临政改呼声，中共取巧，企图以“新加坡模式”来应付。可以断言，俄国道路走不通，“新加坡模式”也不可能走通。

且不问，在中共一党专制下，没有舆论监督与社会制衡，如何根除腐败、实现廉政与高效？即便做到了表面上的整洁和有序（不知何年何月），又如何？以为“干净”了、“有序”了，中国民众就不需要民主了？这不过是一场赌博。专制政权与民主的博弈，从来都没有停止，但大趋势都是：专制渐落下风，终难持久。

“新加坡模式”体现的，固然是新加坡执政党的自私：企图永久把持和盘踞政权。中共效法“新加坡模式”，更是自私，以一党之私，误一国之前途。

新加坡执政党，自私，独裁，专制，但毕竟没有欠下血债，更没有欠下大量血债；其执政党 – 人民行动党，从新加坡建国之日起，就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社会均衡发展，富民且不扰民。中共则不同，从建政之日起，就大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屠杀生灵，毁灭文化，糟踏环境，处处欠债，更欠下大量血债。今日中共，依然有死守专制之心，而无拥抱民主之意，且看它如何善后。

（1/1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