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有關報道，中共正發起“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要將改革開放“推向一個更高的台階”。1978年，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稱為“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1992年，鄧小平南巡廣東等地，要求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點，步子要快一點”，稱為“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

至於“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內容和目的，據說，是為了“強化中國的社會建設和道德建設”。具體而言，是學習新加坡，讓中國社會變得“乾淨”和“有序”，讓中國人變得“有道德”和“有禮貌”。

與前兩次“思想解放運動”不同的是，這一回，中共不是通過最高領導人的高調宣示，而是通過地方領導或高層智囊的吹風，低調地展開。比如，胡錦濤智囊、任職中共中央政研室副主任的施芝鴻，發表長篇文章，題為《黨的十七大與新起點上新的思想解放》，聲稱“解放思想必須進入一個新的更高境界”。另外，新任廣東省委書記兼政治局委員的汪洋，上任伊始，就提出，廣東要以“新一輪思想解放推動新一輪發展”，“不但要在經濟上，而且也在社會發展方面，要超過新加坡和韓國
。”

這種迂迴而低調的展開方式，說明，現任中共領導人，已經完全不具備當年鄧小平那種一言九鼎的權威；非但如此，他們還不得不借用鄧小平的話，來為自己加持。例如，汪洋宣示廣東發展目標時，就引用鄧小平 “廣東要力爭用20年時間趕上‘四小龍’” 的提法。然後說：“他（鄧小平）沒有說只是經濟總量超過啊，而是兩方面都要超過。”這裡的兩方面，指的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就是汪洋所稱“不僅要經濟上去，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也要上去。”

汪洋把自己的提法，稱作“叫板新加坡”，故作幽默一些，實際就是學習新加坡、模仿新加坡的意思。而且，提韓國是假，提新加坡是真（更不提香港、台灣）。汪洋等人，以及不久前訪問新加坡的溫家寶，或私下暗示，或公開承認：早在鄧小平眼中，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社會治理模式，就是中國的榜樣和追趕的目標。

在過去十餘年間，筆者經觀察發現，中共鍾情“新加坡模式”，為此，筆者曾多次撰文，預言中共要搞“新加坡模式”，至此，竟不幸而言中。

但筆者依然認為：“新加坡模式”不適合中國。“新加坡模式”的要點是：通過有利於執政黨的制度設計，確立執政黨的唯一龍頭地位，其他政黨和社會力量，絕無問政、更無主政的可能。執政黨以民主之名，行獨裁之實。追求經濟高度發達，政治專制則毫不放鬆。新加坡政治專制，但卻能達成廉政、高效、整潔、有序，在國際上，是一個罕見的異數。“新加坡模式”之所以能夠存活至今（新加坡國內民主呼聲已經漸次高漲），或者，被一些人定義為“成功”，關鍵在於，新加坡很小，只是一個城市小國，微型的袖珍小國：面積六百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四百萬，比廣州市還要小一半。

中國之大，不論面積、人口、還是民族成份，都名列世界前茅，遠非新加坡所可比擬。地域廣大，正適合聯邦自治；民族眾多，天然呈現多元化；階層縱深，更應實施民主，讓各階層民眾都有發言權，都有參政代表，因而讓各階層利益都得到保護。還是筆者那句老話：泱泱大國，豈是一個區區“新加坡模式”所能容納？

放眼世界，“新加坡模式”絕非先進模式。中共學習新加坡，竟稱為“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足見中共與世界文明發展步伐的脫節。

中共建政，先是走俄國道路，以失敗告終；後來搞“改革開放”，經濟上學習亞洲“四小龍”，搞資本主義，略見起死回生；如今，面臨政改呼聲，中共取巧，企圖以“新加坡模式”來應付。可以斷言，俄國道路走不通，“新加坡模式”也不可能走通。

且不問，在中共一黨專制下，沒有輿論監督與社會制衡，如何根除腐敗、實現廉政與高效？即便做到了表面上的整潔和有序（不知何年何月），又如何？以為“乾淨”了、“有序”了，中國民眾就不需要民主了？這不過是一場賭博。專制政權與民主的博弈，從來都沒有停止，但大趨勢都是：專制漸落下風，終難持久。

“新加坡模式”體現的，固然是新加坡執政黨的自私：企圖永久把持和盤踞政權。中共效法“新加坡模式”，更是自私，以一黨之私，誤一國之前途。

新加坡執政黨，自私，獨裁，專制，但畢竟沒有欠下血債，更沒有欠下大量血債；其執政黨 – 人民行動黨，從新加坡建國之日起，就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社會均衡發展，富民且不擾民。中共則不同，從建政之日起，就大搞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屠殺生靈，毀滅文化，糟踏環境，處處欠債，更欠下大量血債。今日中共，依然有死守專制之心，而無擁抱民主之意，且看它如何善後。

（1/1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