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後20年中國改革的方向又名：誰在為你說話？

今後20年中國的前途必然是光明的，但其中的道路或許不乏坎坷。這是由中國社會的性質所決定的。

熟悉美國政治的人，知道美國存在兩個政黨。從某種程度上，共和黨代表相對保守的大資本家集團，布什家族就是美國能源、鋼鐵等基礎工業的代言人，布什上台後首先就是為富人減稅；民主黨則為自由傾向的中小企業主說話，克林頓一上台就提出要建立信息高速公路，dot.com發展如火如荼。兩黨都努力爭取搖擺不定的中產階級。

要是根據中國人的傳統思維，一定會說，“民主黨是好的，因為他替中小企業說話；共和黨是壞的，因為他替富人財團撐腰。”其實這不是好壞的問題，而是你站在哪一方說話的問題。富人有富人的貢獻，窮人有窮人的正義。在一個機會平等的社會，貧富並不是絕對的，身份並不是固定的。Bill Gates發家初期希望政府多多鼓勵中小企業發展，他或許傾向於認同民主黨的政策；當Microsoft成長為巨無霸時又積極抵制反壟斷法案，或許真心盼望共和黨上台。

馬克思在寫《資本論》的時候說對了一半，那就是社會大生產使階級衝突無法避免。他老人家沒有預測到兩黨制。世界上無疑存在“兩個美國”，2001年的總統選舉美國人已經用自己的選票證明了這一點。但正因為兩黨制的存在，絕大多數美國人都能找到願意為自己說話的人，所以民主黨吃不了共和黨，共和黨也吃不了民主黨，資本主義不僅沒有走向滅亡，反而顯得欣欣向榮。

說了這麼多美國，是為了中國。老幺身在美國，是為了中國。中國過去100年來的種種曲折，從根本上就是缺乏包容、缺乏理解。這個問題，老幺在《為什麼稱霸的是美國》一文中就呼籲“自由思想” 已經提到過，在這裡再度提到卻是針對中國的階級衝突問題。

說中國沒有階級衝突，那是自欺欺人。只要世界上存在智力差異，財富不均，世界上就有衝突。中國100年來革命的風風雨雨，經常是一個階級希望壓過另一個階級，一個政黨希望吃掉另一個政黨。

中國有一種傳統觀念，那就是“為富不仁”。所以當富人當政時，底層的人民就希望推翻當政的富人；當過去的窮人推翻過去的富人後，不出三代，又成為新的富人；然後新的窮人又希望推翻過去的窮人、新的富人；如此反覆。

就以歷史為證。孫中山等渴望推翻騎在人民頭上的滿清政府，好！滿清政府被推翻了，北洋政府又騎在人民頭上！國共合作北伐勝利，都以為中國從此民主、富強，走上康莊大道。

本來嘛，共產黨代表相對貧苦的人民群眾，國民黨受過更高的教育，為買辦、官僚、地主說話更多一點。國民黨錢多一點，相當於美國的共和黨；共產黨解放前民主、自由掛在嘴邊，那就是中國的民主黨。雙方和平共處，展開公平競爭。中國的未來不可限量。

但蔣介石、汪精衛不知道哪根神經搭錯了，自信心不足，害怕政黨競爭，背叛了革命，將槍口對準了昔日的戰友，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敗。

怪就怪孫中山死得早了。很多人都說孫中山軟弱，一輩子窩窩囊囊，總是對敵人妥協。其實這正是其偉大之處。中國從來不缺“愛憎分明”的強人，中國缺的就是妥協者，合作者。

讀過華盛頓總統《告別演說》的一定不會忘記華盛頓的名言，“不要過於溺愛你的朋友，不要過於仇恨你的敵人，因為溺愛與仇恨會使人喪失判斷力”(大意)。華盛頓固然是個強人，卻反對“愛憎分明”，善於平衡各方利益。蘇聯的締造者列寧也理解妥協的重要性。列寧雖然是“布爾什維克”(多數派)，他對少數派並沒有清除。

接孫中山班的蔣介石與接列寧班的斯大林都是唯我獨尊、不妥協的強人。兩人對待異己分子的手法如出一轍，那就是---吃掉他！老蔣一統中國，結束軍閥割據，算是大大的強人。不過“流氓”遇到了“土匪”(這是毛蔣給對方的尊稱)，吃共產黨卻吃不下去；後來又遇到更狠的“強盜”(日本人)，結果心不甘情不願地退守台灣。

好！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海內外多少人歡心雀躍，以為 百年屈辱結束，中國的繁榮富強指日可待。

按理說，共產黨的執政基礎是“工農聯盟”，在當時基本上“代表了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中毛澤東是農民的領袖，比較喜歡階級鬥爭之類的東西，姑且稱之為“左派”；劉少奇則是工運起家，有走資本主義路線的傾向，有點偏右。

建國伊始，左右雙方合作不錯，被稱作“黃金十年”。然而命中注定中國人的霉運還沒結束，“黃金十年”的後期，尤其是“反右”鬥爭的出現標誌着合作陣營的分裂。就象二三十年代國民黨剷除共產黨，左派對右派發起了瘋狂進攻，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偏執心態再次占據上風。

這種不正常直到文革結束鄧小平出山才得到糾正。鄧小平是繼孫中山之後中國又一個極其善於妥協的人。在井岡山毛澤東失勢時期，鄧是少數的“毛派”之一，毛澤東說鄧小平“人才難得”很大方面也是欣賞其政治上的可靠，從這個角度說鄧是個“左”派；另一方面，建國後鄧又是政治局裡第一個公開支持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的人，毛澤東由愛生恨，把“第二號走資派”大帽子給了他。

綜觀鄧小平的一生，時左時右。很多人說他是改革派，但鄧小平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是有目共睹的，其鐵腕冷血保守的一面與毛澤東同出一轍。鄧小平的名言，“兩隻手都要硬”，“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都證明了鄧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各派的協調人，而其最大的垢病，也就是其不妥協的一面。

歷史的車輪滾滾到了20世紀。說古論今，老幺掏了這麼多陳年芝麻，是為了與有識之士一起探討今後20年中國改革的方向。改革開放20餘年的發展，中國的社會階層在本質上已經與解放前國民黨時代無異。

這其實也沒什麼不好。人生下來有高矮俊丑，社會上事實上的不平等是無法避免的，國家政府要做的就是保證機會上的平等，讓社會各階層，尤其是弱勢群體有說話的地方，有自己的“代表”。

前幾天看到一篇奇文，是荷蘭的王鵬令寫的，說什麼“三個代表”其實就是“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的聯合專政”。王鵬令何許人也，老幺不知道。單就他的這個觀點來說也是一位高人。

如果共產黨真的按照王鵬令說的走“精英治國”的路線，就現階段來說或許是很好的選擇。問題的關鍵是，“三個代表”是不是只代表“先進”，只代表“精英”？如果真的這樣，那誰來代表中國的“後進”，代表中國的“平民”？

精英固然重要，平民也是需要代表的！有一位網友來信說，無論從哪種角度來說，“海龜”都屬於“精英”，那你們回來後是不是也要加入“精英專政”，然後與“既得利益者”一起騎在老百姓頭上？

老幺以為，今後20年中國改革將是以“官僚資本、跨國資本、先富起來的人”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與以“工農聯盟”為代表的“弱勢群體”之間的角力。“既得利益者”有資金、權勢上的優勢，屬於強勢；“工農聯盟”處於弱勢，但人數上占優。如果“強勢”徹底壓倒了“弱勢”，中國就回到解放前；如果“弱勢”不堪壓迫揭竿而起，政變成功，那又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

對於有志於中國強大的人士，都應該積極充當雙方的調解人。從實踐的角度說，就是要推進以法治國，把“階級鬥爭”轉變為“立法鬥爭”、“政策鬥爭”。其中最關鍵的就是中國的兩大階層應該都有自己的代言人。

這有兩種可能。一種就是共產黨能夠真正成為“全民黨”，而不是“官僚黨”、“買辦黨”、“精英黨”。具體就表現為黨內左右派保持均衡，“左派”或者“右派”中的有識之士能夠切實有效維護弱勢群體的利益。最近朱總理關於“富人不繳稅”的質疑就代表了弱勢群體的聲音，有助於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另一種可能就是某種新興政治力量的崛起，很大的可能就是“毛派”的死灰復燃，加上許多呼籲社會公平、同情弱勢群體的團體，或許還有民主人士。這就象解放前的共產黨，上台前的民進黨，當執政黨無法成為“全民黨”，不願意或者不能夠為自己說話，新的政治勢力必然悄然興起。

直到2020年左右，中國基本實現富裕，出現一個能夠緩衝雙方矛盾的“中產階級”。兩大政治勢力，或者一個政治勢力下的兩大派系，分別為自己的階層說話。每一個中國人都能找到願意為自己說話的“代表”，中國的復興也就有了體制的保證。

Laoyao2008@yahoo.com.cn2002年8月9日，於美國

後記：寫完之後發現文中有多黨制的傾向，真是不可思議！老幺的本意，如同上次呼籲“思想自由”一樣，是為了說明---只有社會上的各種利益、各種聲音能夠被代表、被權衡，社會才能穩定，國家才能富強。

WTO、全球化後不能只看到好處，還要為工人、農民、民族工業說話，適當的貿易保護、政策傾斜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又要勇敢地繼續開放，吸引外國資本、技術。這種利益平衡是很微妙的，卻又是必不可少的。

就現實而言，戶籍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法律上造成了城鄉不平等、民族不平等，但哪個組織為農民說話，哪個組織為自治區的漢人說話？又有誰大聲地說話？

城鄉差異、東富西貧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如果共產黨決心成為“全民黨”，那左右手必須要放平。如果做不到，或者內部分裂，或者另一種勢力趁虛而入，成為另一階層的代言人，也是有可能的。

一家之言，讓高人見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