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一丁:五四和文化 |
送交者: 潘一丁 2008年05月04日11:27:53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老文評新聞(102) 五四前夕,著名的香港鳳凰電視台“世紀大講堂”舉辦了一個探討五四精神和文化之間互動影響的專題講座。其間給筆者留下一個深刻印象,就是主講者和現場提問人,都有一種結結巴巴的表現。也就是說,都顯得有一點“底氣不足”。 這裡面完全沒有諷刺、嘲笑的含義,更不意味着對在場者的學識或口才提出批評。因為有自知之明的筆者,知道要是不習慣於拋頭露面的自己處在這種場合之下,表現會更糟,說不定還會“語無倫次”的。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這種“結巴”現象,其實是反映了當前社會學界的一個尷尬的事實,那就是說明迄今為止,包括社會學者和中國人在內的全人類社會,還根本沒有認識自己和自己的社會,更不能真正科學地(像自然科學已經達到的水平)、在“知其所以然”的科學《認識論》層次上,掌握諸如人、人權、社會、民主、自由、人性、天性直到科學本身之類,這樣一些至關重要的基本概念的本質。那些現在還在爭論不休、不斷打着文字官司,聲稱要捍衛的許多被視為“神聖”、實際卻莫名其妙的概念(比如人權、民主、言論自由等),只能被證明當代人類社會的精神認識水平,其實還停留在類似對太陽、月亮甚至拿自己的生殖器來崇拜的蒙昧年代。所以只要人類一天不正式宣布已經“完成脫離高等動物的階段性進化,從此不再遵守叢林法則”,就證明自己毫無真正實質的長進。就算那些令人嘆為觀止的所謂“科幻小說、電影、電腦遊戲”之類,也只不過是把原始時代就具備的人類想象力,在由高科技標量建構成的物質平台上來演繹而已! 中國人本來是最有條件帶領全人類走出“動物世界”的,因為中國文化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具備了這樣的能力,並且被以類似“壓縮”的方式保存至今。可惜的是,西方通過相對簡單得多的自然科學領域中取得的成就,將可以積累疊加、甚至盜版仿效的物質文明標量,快速提高到令人眼花繚亂的地步,讓把握不住的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讀書人)心猿意馬起來,最後有意無意地、作了西方的“跟屁蟲”,靠中國文化加工後具備的能力和條件,以叢林法則為“規矩”,去做高等動物就會做的事,來成自己社會今天之“方圓”,要是不出問題、才是不可思議的咄咄怪事了。 其實社會今天表現出來的如此不堪,恰恰從反面的能量絕對值上,證明了作為加工“社會人”的中國文化本身的強大和高明。而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當年提出的要向西方學習甚至全盤西化的主張,本質上就等同於神話故事中講述過的“拿神燈換新燈”般的愚蠢行為! 所以,五四以後又過了89年,積累了更多比較、鑑別經驗或教訓的中國人,到底應該“何去何從”?是再清楚明白不過的了。他們特別應該記住的一句格言,就是“聰明人不犯第二次同樣的錯誤”。請勿褻瀆或糟踏了絕對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 請看七年前發表的老文章:要把五四當作教訓來紀念
人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種有思想的生物,而所謂“思想”者,應該是指對自己感官接受到的信息的理性處理能力,包括抽象比較、認識歸納和判斷決策等精神思維活動,這是人和只有“條件反射”能力的動物之間,根本和原則的區別。毛澤東有一篇較著名的論述“人的正確思想從哪裡來”,文中明確指出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實踐中總結出來。這是極為科學和正確的結論,可以被古今中外已經發生的一切正反事實(包括他自己的成功和失敗)所證明。由此可以聯想到孔子的偉大,因為他在兩千多年前就知道堅持“述而不著”的原則以及提出“禮失求諸於野”的建議,這兩條都有“從實踐中總結或尋找真理”的含義,和毛澤東的所見“略同”。拿他來和現在那些動不動就要把這個理論、那個權威的名字搬出來嚇唬人的讀書人“跟屁蟲”相比,就難怪中國找不到出路了,後者不正是跟了“紙上談兵”失敗典故的“屁”嗎?而人類物質文明的高速發展過程,則又是這種觀點的正面事例,因為在自然科學領域裡,人們已經養成只服從事實而不服從權威的習慣,而每一個理論要想被人承認的唯一途徑,就是用實踐的事實去證明。這種被事實證明了的理論,反過來又可以指導、啟發他人向更高更深的實踐去探索、嘗試,“疊羅漢”般的結果,當然就會不斷進步發展了。 但是在社會科學領域,由於研究的主體對象是由各個不同的“人”所組成,其變數之多,是任何自然科學所無法比擬的(比如“電學”中,任何一種主體如電子、質子,都可以當成是個個一樣的,只有共性沒有個性),因此儘管兩者在理論和實踐的相輔相成關係上並無區別,卻很難以研究自然科學的方式來總結出正確的理論,可以認為,迄今為止,人類還沒有能總結出一個能夠正確解釋自己社會、指導其運作的理論,這可能也是為什麽今天的世界總還不時令人產生惶惶不可終日的感覺的原因,因為我們根本就沒有正確的理論可依。 我們可以把社會發生的國家興亡、朝代更替、政治動盪等一切有主動人為影響的事件,都看成是一種社會實踐,其策劃、發起人一定有某種理論為依據。其結果,又會被自己或他人加以歸納、總結、比較,來驗證、評估、修改原來的理論或發現、創造新的社會理論。只是正因為還沒有正確的社會理論,所以每一次實踐的結果,即使獲得當時的成功,也一定同時伴有“後遺症”的隱患,為後人發動又一個同樣沒有把握的實踐埋下“種子”。而總結的人因為利益關係的牽制、原有不正確觀點的影響以及知識能力和傳統研究方法的局限,至今沒有得出一個可以真正“自圓其說”的理論。只知道反覆用一種錯誤理論去克服另一種錯誤,人類的全部歷史,就由這種不斷反覆的“愚蠢”所鑄成。 中國發生的那次“五四運動”,是一個上述事例的典型。當時一部分年輕人接觸了一些西方文化,拿人家的長處和自己的短處一比,發現差距很大,再加上在國際上受到欺侮,就把氣撒在政府官員頭上,繼而更遷怒於自己的民族文化(讓人聯想起現在有的孩子埋怨自己沒有“好爸爸”一樣),完全沒有去弄清民族和文化的互為因果關係,更沒有去想想,為什麽這同樣的文化,也曾經給自己民族帶來過輝煌。遺憾的是,這些年輕人發動的實踐成功了。這樣的成功又鼓舞了一部分人借蘇聯的社會主義走上暴力革命之路,並利用同樣的方式讓國民黨吃足了苦頭,最後又成功了。從此“五四精神”也被封為一件誰見了都要讓三分的“黃馬褂”、一面對“跟屁蟲”有吸引力的大旗。但是,對那個國家和民族的效果又如何呢?和八十年前相比,他們更民主自由、更少封建迷信、更沒有貪污腐敗、更不受人欺負了嗎?沒有。那麽,一個對國家和民族毫無正面建樹的事件,有什麽值得國人反覆吹噓驕傲的呢?! 筆者認為,“五四運動”最值得接受的教訓,就是在中國要警惕和防止朝野政客或陰謀野心家,利用年輕人來達到目的行為,因為這是他們最容易達到目的的選擇,卻又是對國家和民族有害無益的方式。道理其實是很明顯的,社會本來已經就是一個複雜到只能用系統工程理論證明其無法解決的“系統工程”,而中國又是有最複雜文化和最多人口變數的國家,根本不是年輕人的知識和經驗所能勝任,所需要的素質更和年輕人具有的長處背道而馳(詳細理由分析,見“青年人努力的方向”),這也是為什麽中國同時代的青年(有的甚至是同學),一旦出得國外從事科技業務,大多事業有成,甚至拿到諾貝爾科學獎,而留下來的卻總是不堪回首空白了頭。原因無它,就是因為自動或被迫地把最有作為的大好時光,浪費到“關心政治”上去了。 這方面還有一個更有說服力的例子,我們今天在讚揚毛澤東的雄才大略、遠見卓識,一致譽他為世紀偉人時,卻根本沒有想到過,正是這同一個人,恰恰在他年輕的時候(1920年),公開發表過和他後半生致力的民族統一、振興大業完全相反的觀點,主張“中國分裂、各省獨立自治”,他當時振振有詞地說「中國的事,不是統一能夠辦好的,到現在算是大明白了,……各省自決自治,為改建真中國唯一的法子,好多人業己明白了。」 筆者完全無意以此來嘲笑或否定他的偉大。只是想進一步說明上面的觀點,因為一個如此天才、傑出、偉大的人物,在其年輕時尚且照樣會產生如此荒唐的想法,更不用說一般人了。設想一下,要是當初就有一個什麽“政治伯樂”相中了他,把他推為“大總統”,那中國會成為什麽樣子?李登輝“千古罪人”之名,豈不是早就被他搶得頭牌了!這也完全符合他自己後來總結出來的理論的反推:沒有足夠的實踐,就沒有正確的思想。 令人吃驚的是,今天中國的政壇,不僅沒有接受上述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更要反其道而行之,去開始鼓吹推行領導“年輕化”的政策!這除了可以理解為是對過去那種“老人政治”的矯枉過正外,沒有真正治國的科學道理可言,因為沒有任何理論能夠將治國能力和年齡拉到一起來的,連美國人也找不到,所以才會既選出七十高齡的里根總統、又選出四十來歲的肯尼迪或克林頓總統。要是再根據上面事實的分析推論,其後果是可想而知的。好在中國人經得起折騰,等着瞧吧(其實現在已經開始呈現後果了),願此文起碼能作將來的教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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